导论

“改革”和“开放”并不是新词，“改革开放”却是中国共产党人首创的一个名词。改革和开放本身是密不可分的，但在实际运行中两者既不完全等同，也不会自动结合在一起。因此，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就成为实践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频繁发生金融危机的事实也表明，正确处理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并非易事。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在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的背景下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的部署，其实质是对内、对外开放的新突破，有助于改革与开放关系的进一步理顺。

一　问题的提出及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1.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需要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历了30多年。3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巨大反响。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645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34元，相当部分群众没有解决温饱问题。[1]而到201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到56.8845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26955元，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到8896元。[2]

围绕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因素，国内外展开了大量研究，也得出了许多重要结论，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比较好地处理了改革与开放的关系。[3]但是对于诸如为什么要把改革和开放放在一起，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还有待理论界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同时，对改革开放也存在许多质疑的声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目前围绕中国成功所得出的一些结论还不够有充分的说服力，或者说还没有抓住中国改革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而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入，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越来越变成进一步处理改革与开放的关系问题了。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内开放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今天，扩大内需的问题，调整国内产业结构的问题，促进技术进步的问题，等等，都可以归结为对内开放的问题。

但是，中国改革开放越来越进入了一个攻坚阶段，在国际上遭遇到的挑战也越来越严峻。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确立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此后理论界对党的基本路线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研究，包括“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的关系、“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等。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理论界对改革与开放的关系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而实际上邓小平同志却在很多场合强调了要处理好改革与开放之间的关系。

中国经济越来越明显的一个问题是发展的失衡，城乡失衡、地区失衡、对内对外失衡，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即改革与开放的失衡、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的失衡。“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将是在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解决地区不平等和贫困问题，以及内外部失衡问题。”[4]“正如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从融入世界经济中获益匪浅一样，在接下来的10年中，通过国内市场一体化我们会拥有提高效率产出和经济增长的更多机会。”[5]

2.总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验教训的需要

今天，改革和开放不仅是中国的主题，也是世界性的课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进行了改革与开放。并且正是通过各国的改革开放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动力。此后的20年也是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和欧洲的很多国家都实现了稳定增长；同时以中国、越南、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也取得了很好的发展成绩。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以市场经济和全面对内对外开放为其主要特点。这是这些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逐渐形成的，许多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惯例，因此也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和开放的主要目标。中国2001年成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世贸组织就是以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为基础的经济组织。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学习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经验，是改革开放中的重要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韩国、新加坡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改革和开放，实现了国家和民众生活的全面升级，已完成了向发达国家的跨越。尽管国情不同，其中还是有许多值得我们汲取的宝贵经验。

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先后发生了金融危机。包括1989年日本金融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2000年巴西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这些金融危机尽管具体发生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都可以从改革与开放两个方面寻找原因。有的是开放过度、改革不够；有的是开放不够；也有的是改革和开放都不够。如果能够很好地去总结这些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我们就可以从中吸取一些教训，从而使我们的改革开放能够更加顺利。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深层次的原因都可以归结到改革和开放关系的处理方面。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们的基本结论非常清楚，就是开放过头了。不仅这些国家的国内体制要改革，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制都需要改革。

(二)理论意义

1.深化对改革开放的研究

首先是深化对改革开放基础理论的研究。“改革”和“开放”并不是中国的独创，但是将“改革”和“开放”连接在一起变成“改革开放”却是中国人的发明。“改革”和“开放”字面很简单，大家也都在用。但是什么是真正的改革和开放，是有效的改革和开放，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只有那些进行改革的思想理论比较端正和明确，同时具有长期改革实践积累的国家，才具有改革成功的更大可能。那些骤起骤落、突发型的改革，没有一个是不遭受挫折的。缺乏改革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准备，声势搞得越是热闹，做法越是离奇，领导人物越是自以为高明和得意，就失败得越惨。”[6]我们一方面需要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但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挖掘改革开放的内在因素。包括改革开放深层次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改革和开放能够并列在一起的内在机理是什么，其相互关系到底是什么，有没有内在必然性？需要我们进一步弄清楚。历史将证明，中国的改革会成为人类社会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变革，将丰富人类改革史的内容。其对社会主义的影响，将丝毫不亚于十月革命。因此深化对改革开放的研究，不仅在国内有意义，将对人类历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其次是深化对改革与开放关系的研究。中国人把改革和开放连在一起使用，其内在根据是什么？有什么内在必然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改革和开放的关联性越来越大。改革的问题越来越表现在开放上；开放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在改革上。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后，越来越发现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开放特别是对外开放中的问题越来越表现在改革方面，而改革的困难也越来越需要通过开放来解决，反映出两者的高度关联性。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出现“一改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又放”的怪圈，也引发了大家对改革开放的一些质疑。这也正是反映出了改革与开放关系的复杂性。

最后是深化改革开放的现实研究。一方面，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促进了中国城市、农村的全面发展，也正在促进中国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伴随着很多问题。比如政府的作用一直比较强大，过分倚重经济增长，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存在争议，收入分配存在严重不合理，对外资外贸的依赖性也过重，等等。原因是什么？是由于操作层面的问题，还是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深层次的问题是需要进一步弄清楚改革和开放动力作用的机理到底是什么？如何更好地发挥改革开放的作用？等等。仍然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2.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

党的十八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方面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就是改革开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以改革开放理论为基础展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改革开放的直接结果和目标。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以改革开放为中心。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深入地研究改革开放，特别是改革与开放的关系理论，才能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和内在本质。

改革开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改革与开放关系的理论自然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改革开放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更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专利。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下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成功，这其中反映出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某种天然吻合性。但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改革开放怎样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深入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关系的研究，深入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的研究，同时进行改革开放和资本主义关系的研究。

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在现实中的体现。改革主要是针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言的，开放主要体现的则是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层面的内容。因为开放本身是生产力和经济的常态，没有开放就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不可能建立强大的经济基础；没有改革，就难以消除影响开放的各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障碍，也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否则这种开放就不可能真正为最广大民众服务。

3.深化对全球化理论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是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此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全球化的大潮之中，使全球化仿佛成为一股洪流，影响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其中的一个重要背景，正是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走上了改革和开放的道路。所以，这一轮全球化的命运也注定与“改革”和“开放”连在了一起。可以说，这一轮全球化就是各国“改革开放”的结果。各国改革和开放的方式不同，其最终效果和结果也不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一部分国家起到了非常正面的作用。但是包括东南亚、拉美甚至美国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作用就比较复杂。同时由于各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不同，其对全球化的影响也不同。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人口大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因此其对全球化的影响也持续加深。中国改革开放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中国改革开放又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中国怎样进一步利用全球化的机遇促进自身发展，同时又通过自身发展推动全球化的发展，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改革、开放与全球化是什么关系？

同时，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就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今天，改革开放、现代化、全球化已经密切联系在了一起。有一大批国家和地区利用早期的有利条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这些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利用了全球化的条件，通过开展全球贸易，快速地积累了资本和财富，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当然改革和开放也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利用全球化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日本是这方面的典型。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也通过改革和开放实现了现代化。有些国家和地区由于改革和开放的方式不当，在全球化中受挫，甚至发生金融危机，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都有这方面的深刻教训。中国通过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方式，在不断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朝着自己现代化的目标迈进。中国的实践无疑大大丰富了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内涵，并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7]

(三)实践意义

1.回应改革开放中的困难和挑战

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小视。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还是其中的任何一个小的方面，都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既有操作层面的问题，也有认识层面的问题。有些问题看似操作层面上的，仔细分析会发现是认识层面的。在认识层面当然也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一般层面的问题，也有深层次的问题。一般层面的认识问题肯定大量存在，并且一直会存在下去，但这并不可怕。但一些带有根本性的深层次认识问题，就绝对不可小视，否则会对改革开放的结果带来十分可怕的后果。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开始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一直把开放作为改革的补充，并且对开放的理解也仅限于对外开放；此后，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经济社会的程度越来越深，改革与开放密不可分的关系越来越深入，但是对两者的内在联系的认识并不是就没有问题了，一些地方仍然主要靠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就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国内把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造成的后果是既不利于对外开放，也直接损害了国内经济的质量和经济水平的整体提高。

2.促进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

今天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8]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不断融入世界，和国际接轨的过程。通过改革完善国内各项体制，在坚持中国国情、中国文化基础上，学习公认的国际准则和惯例。通过对外开放，逐渐融入国际经济社会。也可以说，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就是改革与开放、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互动的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走的是一条渐进式发展道路。它反映出了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的复杂性，也反映出了改革与开放关系的复杂性。入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分水岭”。入世以前是“改革促开放”，其核心是“放权”；入世后是“开放促改革”，核心是“完善制度”。入世使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而中国经济越融入世界，改革开放两者的关联性就越高。“特别是在加入WTO以及完成了过渡期以后，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开放型市场经济体系的阶段。中国应当进行的转变恰恰不是强化特殊政策和优惠政策，而是向统一、透明、规范的政策转变，从政策激励向制度规范的转变。这一转变是历史性的战略性转变。”[9]

3.实质性地推动改革开放

经过35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必然需要一些实质性改变。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开放道路，越到后面，改革开放的压力越大。如果说前35年是以废除打破旧体制为主的话，以后将更多地要依靠建立新体制和一系列具体的新制度；如果说前35年是以政府为主的话，此后更需要发挥个人、企业和社会的共同作用；如果说前35年是国内主导的化，此后更多地需要中国和国际社会的配合。

过去35年中国走的是一条以外资和外贸为中心的道路，现在到了应该以内资和内贸为中心的时候了。“科学发展观要求发展的全面协调。以这一观点来看对外开放，应当包括利用国外市场和利用国内市场的协调，利用外资与利用内资的协调。”[10]

二　概念的界定

(一)改革的含义

改革，顾名思义，就是改掉现存的、不合理的部分，使之更加合理和完善。“改革”一词在中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下令作战时改华夏传统长裙长袖服装为胡人紧凑短衣长裤，因为胡人服饰多为动物毛发皮革所制，故而有“改革”一词，意为变革，革新。此后这个词被延续下来。《后汉书·黄琼传》写道：“覆试之作，将以澄洗清浊，覆实虚滥，不宜改革。”；《梁书·武帝纪下》记载：“百官俸禄，本有定数，前代以来，皆多评准，顷者因循，未遑改革。”《元典章·户部三·分析》也有“自开剏以来，其汉人等别无定制，以致相争词讼纷扰如此，若依旧例卒难改革。”的句子。

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改革史。人类社会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社会改革是指在维护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对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进行局部的改革。改革可以按照不同标准进行分类。对从内容看，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军事改革和文化改革；从性质看，有奴隶制度的改革、封建主义的改革、资本主义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的改革。从历史上看，一切制度都是当时的统治者为了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而设计的行为规范。这些制度由于历史局限性总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当这些缺陷造成很大社会影响、动摇统治秩序的时候，当政者可能自觉或被动地实行改革。总的来讲，历史上的重要政治改革的发生都是由于旧的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生产力或经济基础的发展的需要。具体来讲，这些原因包括：旧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或社会发展趋势，统治阶级面临统治危机，旧制度、习俗、思想文化阻碍社会的发展，民族危机严重，等等。

从社会发展动力角度来说，改革是相对于革命而言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在革命和改革中交替进行的。在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方面，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两者的对象都是生产关系，改革是对生产关系中某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进行调整和完善；革命则是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进行彻底变革。当然两者也存在重大区别。首先，革命是阶段性、短时的，而改革是持续性、长期的；其次，背景不同。改革往往发生在社会比较平和的时期；而革命则往往发生在社会比较动荡的时期。再次，方式、力量不同。改革是国家和政府主动采用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和平的方式；而革命一般是由群众发动的自下而上的暴力的方式。复次，目的不同。改革是为了维护和巩固现存的社会制度；革命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最后，对社会的影响不同。改革由于采用的是主动、平和的方式，对社会的破坏性较小；而革命采取的是暴力、流血的手段，对生产力以至整个社会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中国的改革是在宪法制度相对稳定的前提下进行的，旧体制在整体上并没有完全丧失其现实的合理性，新体制是在旧体制的基础上逐步生成的。”[11]

(二)开放的含义

广义来说，开放就是放开、张开、释放、解除限制的意思，包括个人、企业、国家等各个层面。比如个人思想、行为的开放，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的开放，政府的开放政策、开放发展模式等。开放是人类社会的本质，也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这里是从狭义上即国家层面说的开放，既包括对外开放，也包括对内开放；既包括经济开放，也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开放；既包括经济政治等行为活动领域的开放，也包括思想观念等领域的开放。这里说的思想观念领域的开放就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解放思想”或“思想解放”。思想观念领域的开放是行为活动领域开放的前提。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是基础，经济发展程度决定经济开放程度，经济的开放程度决定政治文化社会的开放程度，而反过来，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开放程度也反作用于经济的开放程度。随着我国经济开放度越来越大，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制约作用已越来越明显。因此不断扩大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对内对外开放已成为推动经济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成为扩大开放的紧迫任务。其中的关键是政府。“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过渡可以被描述为人类所经历的一场最深刻的革命。”[12]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开放就是市场的一体化。因此与全球化密切相关。“据认为，‘全球化’这个词最早是由T.莱维于1985年提出的。法国科研中心研究员拉伊第甚至认为，早在公元前20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就已经提到全球化。但‘全球化’一词的真正流行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称：‘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13]

从市场本身的角度来说，是没有对内对外、国内国外之分的，也就是包括所谓的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并且对内开放是对外开放的基础；对外开放是对内开放的延伸。没有对内开放的对外开放，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放，不可能真正做到全方位开放。对内开放不仅可以形成开放的环境，壮大国内经济的实力，形成强大的国内企业和消费者，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形成健全的市场制度。而这正是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没有对内开放的对外开放，注定是畸形的，也是不可能持续的。量子基金创始人乔治·索罗斯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信仰个人自由，这是开放社会的基石，但是他们过分夸大了市场机制的优越性。他们认为，有效率的市场可以保证资源的最优配置，任何干预，无论来自国家的，还是来自国际机构的，都是有害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当今世界盛行，它对开放社会的威胁极大。”[14]

(三)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概述

改革与开放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在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就明确指出：“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15]从另一方面说，“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总的来说，都叫改革。”[16]“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关起门有两种，一种是对国外；还有一种是对国内，就是一个地区对另外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对另外一个部门。两种关门都不行。”[17]

改革与开放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其目的都是为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来说，改革是基础，是前提，开放是结果。从对内开放的角度来说，开放本身就是改革的内涵。从对外开放的角度来说，改革是其前提。改革和开放虽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实现形式却有根本的区别。从实现机制上看，改革往往和政府联系在一起，表现为政府行为；而开放却以企业和个人为主体，主要通过企业和个人行为体现。前者追求的是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后者追求的往往是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相应地，改革主要是自上而下的行为，而开放主要是自下而上的行为。开放是社会的一种自发行为，是自下而上的；而改革本质上是自上而下的行为。可以说改革是手段、是基础，而开放是结果、是目的。改革是为了搞活，搞活就必须开放。经济改革带来的是经济开放，社会改革带来的社会开放。改革开放的最终结果应该是建成开放社会。当然，任何开放都不可能是无限度的，都需要规则，这正是改革的核心，也是改革与开放的深度统一。规则过细、过死，不利于开放；规则过松，开放又容易失控。“放和管是两个轮子，只有两个轮子都做圆了，车才能跑起来。”[18]欧盟的经验表明，跨国界的深度开放更不容易。关键同样是规则不容易制定，规则过严，可能限制主权；规则过松，又可能没有约束力。“问题的关键在于程度的把握。规则如果过于严厉和烦琐，就会阻碍经济活动。但如果过于宽泛，又会纵容新的经济出轨。”[19]“东亚的一些国家，例如中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都面临着许多痛苦的抉择。在开放经济中，这些困难错综复杂，汇率波动就会给整个经济带来不利影响。”[20]

在现实层面，从主体上说，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涉及个人、企业、政府；从内容上来说，改革与开放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从地域上说，改革与开放涉及城市和农村、东部和中西部、国内和国外；从时间上来说，改革与开放还涉及今天和未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较好地处理了改革与开放的一系列关系，包括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企业，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国内与国际之间的关系等。

首先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是一系列制度、规定的总和，社会则是一系列个人、企业的总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自国家成立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命题。此后无论是革命、改革还是发展都无法回避。从国家的起源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一直都是社会的对立物。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说，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21]当然这是针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而言的。“资本主义只有与国家——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的时候，它才节节胜利。”[22]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也认为，“真正的个人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否认强制力量的必要性，但是都希望限制它，即把它约束在某些范围内，在这些范围内必须有其他人来制止强权，以便将其总量减少至最低限度。”[23]“任何有效的个人主义秩序必须是非常有组织的，以至于不仅仅个人能预期到的其能力和资源的不同使用所产生的相对收益，和他努力的结果给其他人带来的相对效用相一致；而且这些收益也和他的努力的客观效果而不是他的主观评价相一致。”[24]“有一种观点认为，让每一个人都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就会因此而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在19世纪，这种观点被称为‘自由放任主义’。这是一种颇具诱惑力的观点，但它只对了一半。就对私人利益的追求而言，市场是最恰当不过的形式，但是，市场却没有被设计得可以用于维护公共利益。”[25]“在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看来，政府因而也就成了公民社会的对立面。”[26]

其次是政府与市场、企业的关系。从实现机制上看，改革往往和政府联系在一起，集中表现为政府行为；而开放却以企业和个人为主体，主要通过企业或个人行为体现。前者追求的是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后者追求的往往是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相应地，改革主要是自上而下的行为，而开放主要是自下而上的行为。因此又往往表现为“下放权力”和“规范管理”的关系。

改革就是开放，即开放权力、权利、机会。对外开放这样，对内开放同样如此。但是，开放不等于简单的“下放”，还具有“规范”和“管理”的内涵。制度经济学认为，企业和市场是有边界的，并且两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开放的核心是“自由”，是无拘无束；改革的核心则是“制度”[27]，是去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其中最规范最权威的制度就是法律。“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运作的体制的条件是法治，而法治则是通过其两个经济作用来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的。法治的第一个经济作用是约束政府，约束的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法治的第二个经济作用是约束经济人行为，其中包括产权界定和保护，合同和法律的执行，公平裁判，维护市场竞争。如果说法治的第一个经济作用往往意味着放松规制的话，那么其第二个经济作用往往意味着引入某些规制。”[28]事实上，这两者之间会常常存在矛盾：一方面，赋予政府过大的权力去约束经济人往往导致政府滥用其权力；另一方面，过度约束政府又可能会削弱其支持和增进市场的积极作用。这就是温加斯特所称的“经济体制的根本性两难问题”。因此，即使在法国和德国这样非常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由于清规戒律很多，也没有能够产生出硅谷来。

现代经济学理论对政府的经济调节作用的研究已非常充分。一是在产业发展方面。“产业发展的机会通常要等基础发明、技术、战争、政治环境发展、国外市场需求等方面出现重大变革与突破。‘机会’通常非企业、甚至政府所能控制的。这些‘机会’因素可能调整产业结构，提供一国的企业超越另一国企业的机会，因此，机会条件在许多产业竞争优势上的影响力不容忽视。构成整个竞争力拼图的最后一片是政府。各层次的政府部门在这方面的影响力，最容易看到的就是政策对钻石体系造成的作用。比方说，反托拉斯法有助于国内竞争对手的崛起、法规可能改变国内市场的需求情形、教育发展可以改变生产要素、政府的保护收购更可能刺激相关产业兴起等等。漠视经济政策对国家优势的影响，正如过度夸大或过度贬抑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是不切实际的。”[29]政府对产业的支持往往意味着更多的投入，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美国2009年的预算赤字达1750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超过12％，政府的负债率将提高到占GDP的85％。”[30]欧洲一些国家更是陷入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之中。

二是在市场监管方面。人们都很清楚市场在生产、销售系统中的重要性，但将所有经济运行的任务都交由市场进行调节就有问题了。“自由主义起主导作用的20世纪80年代就是这样：失业率高。2200万失业人口表明：社会不能不对规则、社会生活的总体安排、经济生活等进行干预。因此，力图强制实行专家政治决策却无视全球发展进程、无视社会的整体利益、无视规则的必要性、无视民众集体需求的模式，现在陷入了全面危机。”[31]金融市场的特殊性对政府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金融市场存在着与生俱来的不稳定。完全竞争理论把需求和供给看作是给定不变的，当两条曲线相交时，均衡就实现了。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均衡概念所赖以存在的假设条件很少得到满足。金融市场甚至不可能满足这些假设条件。金融市场试图把未来‘贴现’，而未来又反过来依赖于现在它如何被贴现。由于参与者的理解不完备，结果存在着内在的不确定性。因此，与自均衡调节机制的观点相反，金融市场的稳定必须要由公共政策来保证。”[32]

政府所做的一切均在于给企业、个人和市场发展提供条件，而不是相反。所有针对政府的改革也必须着眼于和有助于开放。因此如果改革只是停留在政府内部，如果改革不能很好地和社会各界进行结合与配合，就达不到开放的目的。如果改革的方向不正确，也可能出现以改革的名义阻碍开放的情况。或者名义上改革力度很大，但实际上没有达到开放的目的，甚至阻碍开放。如果改革被少数利益集团控制，就完全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现实的情况看，打着开放的幌子谋私利或小集团利益的情况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大有存在。

最后是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从经济方面而言，开放的结果就是形成开放经济或叫开放型经济。“开放型经济是相对于封闭型经济而言的，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的生产要素在国际间流动，而后者的生产要素流动仅限于国内。保罗·A.萨缪尔森和威廉·D.诺德豪斯认为，‘当一国经济与其他国家交换物品或生产要素时，它就是开放的’。”[33]开放经济由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两个方面构成，其实质是对内对外经济的一体化，即生产要素在国内和国外均实现自由流动，包括内涵一体化和外延一体化两个方面。内涵的一体化又包括商品的一体化、要素的一体化、政策一体化；外延上的一体化包括城乡一体化、地区一体化、产业一体化等。其中内涵的一体化是基础，外延一体化是标志。也有学者把前者叫做积极一体化，后者叫做消极一体化。[34]

国际竞争力理论认为，高素质的对内开放是提升国家对外竞争力的关键。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波特认为，“在国际市场上，国家之间的竞争表现为各个国家的产业之间在国际市场上的实力较量。”[35]他进一步提出，影响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主要有四项，共同构成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钻石体系”。国际竞争力这一概念的频繁使用，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开始的。此后，英国也开展了对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在美英的带动下，国际竞争力问题迅速成为一个全球范围内普遍关注的焦点议题，日本、澳大利亚、德国、法国、韩国、新加坡、印度、巴西以及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形成了一股世界性的热潮。最权威的国际竞争力研究机构是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它们对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进行统计、分析和评价，并发布各年的主要国家国际竞争力报告。它根据八大指标要素来评价各国国际竞争力。这八个指标要素是：国内经济实力、国际化程度、政府作用、金融环境、基础设施、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国民素质。2001年，IMD改变了评价体系，即以经济运行、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基础设施和社会系统四大国际竞争力要素体系对国际竞争力进行统计、分析、评价。

改革与开放的结合，核心是制度，重点是对内，基础是民众，关键是政府。制度是改革与开放的结合点。改革就是完善制度的过程，开放就是以制度为基础的公平竞争、共同发展。改革的内容包括对内和对外的各项制度，对内显然是重点，因此涉内的各项制度也是重点，当然在全球化时代，后者也很重要，并且国内制度建设必须和国际社会的相关制度相衔接。改革或者开放都是为了民众，也必须依靠民众，离开了人民群众一切都无从谈起。之所以说关键是政府，因为制度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提供。而这种制度的质量和数量会直接决定改革和开放的状况。

需要特别声明的一点是，正如上面的分析，改革和开放都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内容，是一个极为庞大的系统理论。本书主要讨论的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

三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对改革的研究已经很多，对开放的研究也很多，但把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却比较少。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并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十条基本经验。十八大报告重申并进一步深化了对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改革开放在实践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与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对改革开放本身的研究一直就是社科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并形成了一支包括各级社科院、各级党校、政府直属的各类研究机构，以及高校的人文社科单位在内的庞大研究队伍。每年都出版和发表大量研究成果。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2003年以来的文献中，目前以“改革开放”作为篇名进行搜索，共有近2万篇；以“改革开放”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则超过10万篇。

理论界对改革开放的研究，是与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具体可以划分为几个大的阶段：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主要是围绕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改革开放的道路、模式进行研究。

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初，随着十二届三中全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出，理论界围绕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研究，同时对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从1992年到2002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和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扩大，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步伐加快，理论界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本身展开了大量研究。

从2003年至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正确处理对内改革和对外关系的问题变得特别突出，这方面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同时随着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围绕对外开放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综合目前理论界围绕改革开放进行的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是对改革和开放的理论基础的研究。主要是围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所包含的“改革开放”思想展开研究。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校研究机构、国家和各级地方社科院，以及部队和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机构是这方面研究的主力军。《马克思主义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

二是围绕改革开放的实践研究。大多数的研究成果都是对改革开放的经验、问题以及进一步推进的对策方面的研究。对改革开放各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展开了深入研究，同时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到来的2008年前后，对改革开放的研究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中之重。《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研究》、《新华文摘》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权威报刊都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论文。从中央到地方也都组织了大量理论研讨会，并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许多研究机构都成立了高层次的课题组。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和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所联合成立了高层次的课题组《改革开放30年：从历史走向未来》从“综合”和“分领域”对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展开了深入研究，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研究报告；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先后两次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的李铁映同志，倡导和提议由原国家体改委一些长期参与政策规划和改革开放理论探索与实践工作的同志及一些专家学者组成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课题组，集中对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与总结，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研究报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本经验》；由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卓元教授担任主编的《中国经济学30年(1978—2008)》一书，从学术角度对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理论的创新进行了系统总结。

但如果具体到对改革开放本身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对改革开放的理论研究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入。特别是针对改革与开放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从目前所能找到的文献资料来看，绝大多数都是把改革开放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即使一些专门研究改革或开放的成果，也往往把改革和开放放在一起进行阐述，两者分开研究的很少。而对两者关系进行专门研究的则是少之又少。以“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作为关键词进行精确搜索，只有不到50篇文献。以“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作为篇名进行精确搜索，共有100篇左右，但真正的研究论文只有不到20篇，并且主要也并非专门研究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从能够找到的理论研究文献中，大多数也是围绕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的改革开放思想的研究。而从学术角度对改革开放进一步展开的研究少之又少。

二是对改革和开放的研究存在较大的不均衡。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2003年以来的文献中，如果以“改革”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则有651307条信息；如果以“改革”作为篇名进行搜索，有255830条信息。如果以“开放”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有156354条信息；如果以“开放”作为篇名，则有47494条信息。后者比前者明显要少得多。在“开放”的研究中，又侧重“对外开放”，对“对内开放”的研究少之又少。输入“对内开放”作为关键词，共有307条信息；如果输入“对外开放”作为关键词，则有13736条信息。同样地，输入“对内开放”作为篇名，共有81条信息；如果输入“对外开放”作为篇名，也仅有307条信息。

应该说改革开放并不是中国人的独创。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开始改革开放，特别是70年代“亚洲四小龙”和80年代英美等国的改革开放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许多研究机构和个人都发表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开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也激起了各国研究人员对这些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刻反思。

四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研究思路：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而正确处理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又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一开始就明确地提出并深入阐述了两者关系。此后，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又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好改革与开放的思想，并为在实践中正确处理好两者关系提供了重要指导。总结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发生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也为我们进一步处理好改革与开放关系提供了经验教训。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已进入攻坚阶段和关键时期，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组织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新时期正确处理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目标和方向。也为新时期深入研究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指导。

研究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多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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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建伟等：《坚持改革方向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光明日报》2012年5月7日。

[2]国家统计局：《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华社2014年2月24日。

[3]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崛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4]何帆、张斌：《寻找内外平衡的发展战略——未来10年的中国和全球经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5]同上书，第41页。

[6]刘书林：《试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基本政治经验——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比较研究》，《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4期。

[7]如［美］约翰·奈斯比特、［德］多丽丝·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等一批著作。

[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9]张幼文：《新开放观——对外开放理论与战略再探索》，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10]张幼文：《新开放观——对外开放理论与战略再探索》，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11]李新：《转型经济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12]［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页。

[13]唐海燕：《适度开放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14]［美］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5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16]同上书，第256页。

[17]同上书，第64—65页。

[18]《李克强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5月13日)，《人民日报》2013年5月15日。

[19]［比利时］居伊·伏思达：《欧洲如何走出危机》，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

[20]［印尼］沙希德·尤素福：《东亚具有竞争力吗？应对全球市场竞争的创新法则》，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

[22]［意］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23]［奥］A.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24]同上书，第21页。

[25]［美］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页。

[26]［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新自由主义的兴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58页。

[27]这里所说的“制度”不是指社会制度，而是一定社会制度下的各项具体制度。

[28]钱颖一：《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29]［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30]［比利时］居伊·伏思达：《欧洲如何走出危机》，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96页。

[31]［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新自由主义的兴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

[32]［美］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页。

[33]张德修：《大接轨——走向全球化的中国开放型经济》，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34]何帆、张斌：《寻找内外平衡的发展战略——未来10年的中国和全球经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页。

[35]林善浪：《中国核心竞争力问题报告》，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