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经典著作的意义和方法

沙健孙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历史理论经典著作导读》一书，已于2013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认真研读这部著作，对于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工作，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拟就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经典著作的重要性和方法等问题，谈一些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和发展

什么是历史?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是已经过去了的客观存在。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这里所说的历史，指的是人类史，即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

人类社会的今天，是由它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人们为了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的今天、预见明天，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了解它的昨天和前天。古人所谓“彰往而察来”，“述往事，思来者”，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历史作为人类社会已经过去了的客观存在，是不可能照原样重复出现的，那么，人们又应当怎样认识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呢?

首先当然要收集史料和考证史实，因为这是认识历史的前提。不过，这样做，还不是对历史有了认识。研究历史，主要是为了在此基础上，理清历史的脉络，总结历史的经验，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考察历史发展的趋势，以此作为今人和后人思想上的借鉴和行动上的向导。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靠收集史料和考证史实是远远不够的，人们还必须在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对史料进行分析和综合，进行理论的思考。如果没有理论思维，即使要把两个简单的历史事实联系起来都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对历史作出科学的阐释和总结了。

社会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看法，主要指人们关于人类社会的起源、社会生活的本质以及总体运动和一般发展规律的理论性概括。

在遥远的古代，由于人类尚不具备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明确区分的能力，社会历史观只能浑然一体地包含在一般宇宙观之中。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即阶级社会以后，一些思想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行了独立的思考，一些历史学家写出了若干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他们为人类认识社会及其发展积累了有益的思想材料，包括运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历史的萌芽和对历史辩证法的揭示;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在社会历史观的领域，唯心主义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正因为如此，以往的历史理论存在着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作这些关系的根源。”[1]它既忽视经济对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也讲不清政治、思想等的形成、发展及其对经济的反作用，因而就不可能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研究。“第二，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2]在它的视野里，历史活动的主体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等少数人，而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则被边缘化，在历史上没有自己应有的地位。它不可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所以，列宁认为，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零星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研究的途径。

社会历史领域中之所以存在上述问题，不是偶然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做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3]

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历史唯物主义。它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的。正如德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梅林所说: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较早的时代，它是不会被任何最有天才的头脑凭空想出来的。只有达到一定高度时，人类历史才能揭开它自己的秘密”[4]。这些条件主要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以及先驱者(如法国复辟时期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等)提供的特定的思想材料。在唯物主义历史观诞生以后，“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发现这一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定被发现”[5]。

什么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呢?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6]。“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7]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要创始人马克思(1818—1883)，1843年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完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形成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作用的认识。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的重要步骤。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另一创始人恩格斯(1820—1895)，1844年发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经济和政治历史的关系等问题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论。

1844年9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相识。他们合作撰写了《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一书。他们指出:只有把“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即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认识清楚”，才“能真正地认清这个历史时期”[8]。“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9]

他们克服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两个主要缺点，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1845年，马克思撰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晚年在回答“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这个问题时说过: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其实就是它的起源”!

1845—1846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对他们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做了系统的论述。不过这部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当时未能公开出版。

在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第一次公开对这个新的历史观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作了科学的、尽管只是论战性的概述。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拟定的纲领《共产党宣言》中，“用这个理论大略地说明了全部近代史”[10]，向公众表达了这个理论有关的见解。《共产党宣言》在多次再版时用过的多种书名中，就有过《历史哲学》这个名称。[11]

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经典性表述，见于1859年1月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恩格斯指出，序言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要点“已经作了扼要的阐述”[12]。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之后，即以这个理论为指导，从系统地收集史料和分析基本的事实入手，对社会历史问题进行重新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检验了这个理论，并使之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1848—1849年，欧洲大陆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加了这场革命，并对它所提供的经验教训，及时地作出了深刻的总结。马克思写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恩格斯写了《德国农民战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等著作。恩格斯认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13]。他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更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出色的例子”[14]。总之，马克思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历史理论:“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15]

在1848—1849年革命之后，马克思对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他用唯物主义历史观考察东方社会，考察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撰写了一批关于中国和印度等的论著。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1853年)、《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未来结果》(1853年)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作出的有关论述，对于研究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历史及其相互关联，对于考察民族、殖民地问题及其与无产阶级革命前景的相互关联，都提供了典型性的例证。

在1848欧洲大陆革命的浪潮过去之后，马克思集中精力，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规律。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公开问世。

列宁认为，如果说，在这之前，唯物主义历史观还只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16]，那么，“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17]。他认为，既然运用唯物主义去分析和说明一种社会形态就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果，那么，十分自然，“这种方法也必然适用于其余各种社会形态”[18]。在这之后，马克思、恩格斯继续对社会历史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提出许多新的创造性的见解，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个理论。

在研究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等的同时，俄国社会发展的问题也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浓厚兴趣。在马克思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1881年)，恩格斯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874年)、《“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1894年)，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为《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写的序言等论著中，他们对俄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是否“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以及实行这种跨越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作出了富有新意的论述，对于科学地研究这类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1877年，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科学著作《古代社会》出版。从1881年5月至1882年2月，马克思花了近十个月的时间研究这部著作，做了大量摘录、批注和补充。在此基础上，恩格斯于1884年写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阐明了“共产制共同体”的原始社会及其瓦解，分工与家庭、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国家的起源和实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恩格斯在与马克思共同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中，对这个理论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他对人说过:“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19]晚年，在所写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如《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中，恩格斯全面地论证了经济和政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科学的阐释。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结合新的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二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是人类认识史上伟大的革命。把唯物主义应用于历史，为人们开辟了一条研究历史的崭新道路。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替代，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这样，马克思就为人们“指出了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的途径”[20]。“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21]

列宁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在我们还没有看见另一种科学地解释某种社会形态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它“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22]。学习和运用这个科学的历史观，是科学地研究历史的必由之路。

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中国的历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它促使中国的历史研究进入了全新的境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在20世纪初，梁启超曾在《新史学》中，批评中国传统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对中国历史学的进步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实现“史界革命”的任务。

在中国最早阐发和传播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是李大钊。在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中，他指出“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23]。他并且呼吁，要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改作或重作”。

在中国，最先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开始系统地“改作或重作”中国历史的是郭沫若。从1928年8月至1929年11月，他写了《〈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等5篇论文，并于1930年将其汇集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出版。在郭沫若的带动下，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史学家也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写出了一批关于中国通史、中国社会史、思想史以及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在中国多种史学思潮中，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生机勃勃的发展势头。”“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在于模仿西欧的语言阶段了，他们会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侯外庐语)[24]中国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所接受。正如中国历史学家林甘泉所概括的: (20世纪) 50年代初期，史学界掀起了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通过学习，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对以下一些基本历史观点取得了共识。

第一，历史不再被看作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历史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

第二，历史变动的原因不应单纯用人们的思想动机来解释，而应着重考察这种变动背后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一切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变动的基础。

第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杰出人物可以在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甚至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改变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发展的方向。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命运的力量是人民群众。

第四，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导致农民起义史不绝于书的根本原因。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第五，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既有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的一面，又有民族友好、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一面。必须把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冲突和民族压迫，与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严格区分开来。

第六，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是在上述这些基本观点获得共识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快确立了它的主导地位。[25]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由此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起来。尽管经历过一个时期的严重曲折，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经过严肃的自我批判，重新走上了繁荣发展的道路。

总起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在中国和世界的通史、断代史、部门史、专题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方面，包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历史的研究方面，以及在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编纂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引导，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不可想象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问世以来，还以其深刻的思想和科学的论证，影响着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主持撰写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80年出版)一书中就说:“193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在苏联以外仍占大多数)，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考虑自己的观点。”[26]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和总的观念，从五个主要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

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为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

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历史。

第三，马克思主义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

第四，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结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不仅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特别引起了对研究西方早期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形成过程的注意，也引起了对研究其他社会制度——尤其是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中出现类似过程的注意。

最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在于它重新唤起了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的兴趣以及对整个历史学理论的兴趣。”[27]

正因为如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是包括美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历史学家当中产生了最大影响的解释历史的理论。”“到(20世纪)五十年代，任何历史学家(甚至包括那些反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否认睿智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态度对历史学产生的积极影响，并且必须正视这场挑战。”[28]

发人深思的事实在于:“先前有些无意接受唯物史观的历史学家，在功成名就之后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受益于唯物史观，因而尊重和推崇起发现唯物史观的马克思来。法国‘年鉴派’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在《奇怪的崩溃》中写道:‘如果有一天，革新派的历史学家们决定为自己建造先贤祠的话，那末，那位来自莱茵河畔的先哲银髯飘然的半身塑像一定会端坐在殿堂之首。”(转引自《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29]

唯物主义历史观指明了科学的历史研究的方向和方法，但它不是构造体系的杠杆，也不是剪裁历史事实的公式。恩格斯在1890年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强调:“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人们出大力，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作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30]

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与继承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优秀遗产和有分析地汲取外国史学理论与方法中的有益成分，是不矛盾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是由什么人发明出来，而后从外部强加给历史的僵化的原则;它本身正是从无数的历史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对于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认识。它在发展中可以融合、吸纳一切对于历史的科学的观察方法和研究成果。而一切对于历史的科学的观察方法和研究成果，也是可以而且一定会与它相通的。正因为如此，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不仅并不妨碍、而且可以为我们正确地继承、吸纳、融化中外史学理论与方法中的有益成分，指明方向，开辟道路。

三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经典著作

为了掌握和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指导历史研究，我们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经典著作，即钻研经典作家的原著。1884年8月13日，恩格斯在给格奥尔格·亨利希·福尔马尔的信中就提出:要“研究原著本身”[31]。1890年9月，在致约·布洛赫信中，他再次强调:“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32]在这封信中，以及在1894年1月25日致西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他甚至为有志于研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们开列了有关的主要阅读书目。

钻研经典作家的原著，就是直接与经典作家交流，直接与经典作家对话。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呢?这是因为:

第一，只有这样，才能了解经典作家的思想形成的根据，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这些思想，才能领略这些思想的深刻性。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三卷写的序言中就说过:“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33]

第二，只有这样，才能在正确地理解经典作家的有关思想的同时，有效地学习他们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列宁在建议青年们研究国家问题的时候看看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说过:“我所以提到这部著作，是因为它在这方面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它从叙述历史开始，讲国家是怎样产生的。”[34]

第三，也只有这样，才“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35]。这个意见，是恩格斯在给格奥尔格·亨利希·福尔马尔的信中重新提出的。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编写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作为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一项重要的任务。

我们“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典著作导读”课题组的任务是:编写基本教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历史理论经典著作导读》及教学参考用书《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典著作导读》，后者在收录和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历史理论经典著作的同时，收录和阐释了毛泽东关于历史理论的代表性经典著作，并系统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史学思想。

这本书有两大部分。

首先，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共选录10篇。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主要包括: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第一编第九至十一章、第二编第二至四章、第三编第二章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第四部分;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五封信件。

二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和论述历史上的重大问题的。如论述原始社会的历史问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九章)、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问题(《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殖民主义和殖民地历史问题(《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以及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等问题的代表性著作。

三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和论述某个国家某个时期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重要著作。这里选入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若干章节。

其次，是列宁的著作。共选录5篇。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属于论证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如:《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国家与革命》(节选)、《论国家》等著作。

二是属于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和论证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历史理论和历史发展问题的。主要包括:论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民族与殖民地历史发展问题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提纲初稿》和论述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的《论我国革命》等著作。

导读部分，着重阐明上面所选的经典性史学著作发表的时代和社会历史背景、它的主要内容及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它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等。其主要任务，是充当大学生阅读和钻研这些原著的入门向导。

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和方法，去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经典著作呢?

第一，要刻苦钻研原著。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经典著作的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要真正学懂学通，不下大力气是不行的。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说过:“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36]这一点，对于阅读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经典著作的人来说，也是适用的。

当然，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科学真理，只要付出努力，我们是能够将它学懂学通的。比如，为了弄清国家问题这“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列宁曾建议大学生多花些时间，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至少读几本”[37]。他说过，“起初也许有人又会因为难懂而被吓住，所以要再次提醒你们不要因此懊丧，第一次阅读时不明白的地方，下次再读的时候，或者以后从另一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明白的”。他强调，“想认真考察和独立领会它的人，都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38]。这些意见，对于我们今天钻研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经典著作来说，仍然是一个有益的提醒。

第二，要运用科学的方法。我们在对原著解读时，应注意了解其写作的时代和社会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内在逻辑结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等，以便准确地把握这些著作的基本观点和精神实质，深入思考这些著作对历史认识、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

阅读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经典著作，不仅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和论证的重要观点，而且要学习和研究他们形成有关观点时坚持的立场和采用的方法。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α)历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39]这些精神，是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经典著作时必须全面加以把握的。

我们在对原著解读时，还应在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历史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史学思想的理解和把握。比如，在阅读马克思的《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文时，可以联系研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部著作中对马克思有关思想的发挥和发展;在阅读列宁的《论我国革命》一文时，可以联系学习毛泽东、邓小平关于经济落后的中国为什么能搞社会主义的重要观点。

第三，要注意联系实际。联系实际，是学习理论的重要方法。我们除了要联系历史实际，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提出的社会条件和相关的历史经验以外，应当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方面，要以这个理论为指导，去思考和解答自己在历史领域中感到困惑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要把这个理论与其他史学思潮相对照，以期划清同流行的错误史学思潮的界限。

针对当前思想领域中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潮，针对那种利用经典作家个别话语、曲解经典作家原意的错误观点，我们在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些重大问题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应加强对诸如如何认识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问题、如何认识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如何认识国家结构形式中的单一制和联邦制问题等，展开分析和评论。对那种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否认历史规律的存在等唯心主义历史观点，对否定革命等的历史虚无主义代表性观点，应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对人们关心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包括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特征的描述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的关系问题、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及其发展规律的问题等，也应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具体的评析。

总之，学习理论时要具备问题意识。带着问题学，即有针对性地学，学习才能更有主动性，才能更加深入，才能更加富有成效。

第四，要注重应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以来，已经有160多年过去了。在这期间，世界历史经历了许多新的变化和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它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被突破，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而后在多国取得胜利，尽管经历过曲折，仍有新的发展。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广大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逐步兴起并不断取得胜利，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面临的挑战，在前进中展现出许多新的特点。适应历史发展的巨大变化，历史学界对世界史、地区史(包括以往很少研究的非洲史、拉丁美洲史等)、国别史、国际关系史等的研究，都有许多新的进展。这就为进一步检验、丰富和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体系，不是一种僵化的、封闭的学说。我们要在推进历史研究的过程中，进一步使这个理论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

当然，发展这个理论，是一项艰苦的科学工作。恩格斯早就讲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40]学习唯物主义历史观，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这就是我们对待这个科学的历史观所应当采取的科学态度。

(原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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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6页。

[2]同上。

[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284页。

[4]［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9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0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2页。

[11]《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9页。

[16]《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页。

[17]同上书，第163页。

[18]同上书，第16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3页。

[20]《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9页。

[22]《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23]《李大钊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

[24]《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79—80页。

[25]林甘泉:《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26]［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27]同上书，第27页。

[28]［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29]田居俭:《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光明日报》2000年8月25日第五版。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7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0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3页。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34]《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0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37]《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1页。

[38]同上书，第282页。

[39]《列宁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4页。

[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