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二

王志彬博士毕业的前一年，我离开学习生活和工作了35年的母校，南下祖国最南端的国际旅游岛，而且由于特殊的原因，也未能参加他的毕业论文答辩。在他学业生涯最需要指导与支持的关键时刻，我未能和他一起走过，作为指导老师，深以为愧。好在志彬有着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又一向努力自觉，还有方忠教授的悉心指导，我也比较放心，而他也确实不负众望，不仅顺利完成学业，还获得答辩老师的一致好评。毕业后，志彬与我天南地北，见面的机会少了，但联系却没有中断，主要是志彬为人忠厚实在，对老师颇为尊重，时不时地就会打电话给我，多数时候是问候一下日常生活起居，劝我保重身体，话虽不多，却让我心中充满暖意。有时候也在电话中谈谈他的工作与学问，不经意间，我发现他在学问上又有了很大进步，出了许多新的成果，自然也很为他高兴，给他一些鼓励。前些日子，他来电话说，他的博士论文修改之后准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并嘱我为之写篇小序。得知这一消息我很高兴，虽然我很少为人作序，但志彬的要求我还是愉快地答应了。

无论是从文化还是地理空间意义而言，台湾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世居于岛内的台湾少数民族也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与祖国大陆的一些少数民族一样，台湾少数民族虽然也有着自己光荣的历史，并且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口传文学，但由于没有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字，一直没有能够发展成为自己独特的、具有严格意义的民族文学。直至20世纪60年代，一批接受了汉语教育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开始尝试使用汉语创作，这才揭开了民族文字文学创作的序幕，实现了由口传文学向书面文学的转型，由集体创作向个体创作的过渡，由以神话传说、民间歌谣、英雄史诗为主体的说唱艺术形态向以小说、诗歌、散文为格局的现代文学形态发展。尽管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是在主流意识话语规范下生成的，但还是有效地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性进程。80年代以来，在台湾本土化运动和世界原住民运动的影响下，台湾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为了反抗台湾当局对少数民族族群的政治压迫和现代文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一批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以复兴族群文化为使命，以拯救族群命运为己任，借助汉语这个文字工具进行创作，开始了一场颇有声势的民族文学运动。少数民族文学的兴起，对当下台湾文学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促进了台湾文学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迅速发展，也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兴起伊始，台湾客籍作家吴锦发就有意识地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引介至台湾学术界。此后，孙大川、巴苏亚·博伊哲努、瓦历斯·诺干等少数民族学者以及董恕明、魏贻君等汉族学者纷纷涉足这一研究领域，运用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等学术观点，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和价值、现状和未来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与反思。随后，又有魏贻君、吕慧珍等一批年轻学者通过辛勤的学术努力，提升了台湾地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地位。虽然台湾学术界对少数民族文学表现出了很大的研究热情，但整体来看，其研究现状并不很乐观。研究者多为少数民族学者或边缘学者，具有主导地位的主流学者并未给予充分关注，同时研究者往往受困于政治意识形态和族群关系的干扰，很难以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气魄去探讨少数民族文学。大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基于两岸关系与意识形态的变化，学术界对台湾文学的研究也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但大陆学者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多集中在主流文学中的作家作品、社团流派和文学思潮上，对新兴的、尚处于“边缘状态”的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缺乏应有的关注，只有少数学者涉足这一研究领域。在两岸学界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王志彬的这一成果，即使不是填补空白，也有着开创性的意义。

王志彬在这一领域有所成就并不是偶然的。早在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他就在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暨台港澳文学的研究，在海峡两岸文学关系研究卓有成就的方忠教授指导下完成了有关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论文。攻读博士后，他曾一度想改变研究方向，但我从台湾文学研究的现状以及他的学术积累与研究基础两方面考虑，觉得他继续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还是大有可为的，因此建议他继续这方向的研究。经过慎重考虑，他最后还是接受了我的建议。为了完成这一研究课题，在有限的时间里，王志彬阅读了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由于条件的限制，有些文献资料在大陆很难找到，为了搜集到尽可能多的文献资料，王志彬不惜人力物力，请台湾的朋友或去台湾的朋友帮忙购买或复印，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终于有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毕业以后，王志彬又通过相关部门申请到了赴台湾研修的机会，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进行了半年多的考查访问，再次获得了大量的资料与感性认识。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深入了解与系统研究，是本书成功的关键。

尽管我与志彬一起经历了这部书稿从最初的设想、大纲的设计、初稿的形成和最终的定稿这样一个令人时而激动、时而沮丧、时而焦虑、时而兴奋的全过程，早就熟悉了这部书的内容，但当它今天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还是非常认真地重新阅读了一遍。值得高兴的是我对这部书稿的判断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我依然认为这是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一部难得的力作。说它是一部力作，并非简单的溢美之词，因为我从这部书稿中发现了一种学术研究中非常宝贵的质素，那就是对历史现象的深度体悟。毫无疑问，《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一本学术性很强的研究专著，无论是概念的界定、历史的梳理、文本的论析，都十分严谨细密，有着内在的逻辑。但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仅仅具备这些基本的要求是不够的，它还应当体现出作者真诚的人文关怀与生命体验，只有这样才能对研究对象有深度的理解与发现，《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就有这样的特点。作者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置于台湾地区文学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框架内进行审视，在文化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视野下进行全面系统的观照，既保持着冷静、理性的历史态度，同时又有着对少数民族特殊境遇与非常命运的深切理解与同情，表现出了一个学者应有的人文关怀意识。不错，现代性的潮流不可阻挡，面对世界大势，台湾少数民族也毫无例外地被裹挟其中，主动也罢，被动也罢，都无法逆潮流而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似乎是台湾少数民族走向进步、文明的必由之路，至少从物质的层面来说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对于台湾少数民族来说，这样的命运安排似乎并不是他们的自觉选择。从历史来看，台湾少数民族似乎总是被他人选择。先是从大陆来到海岛的汉族移民以其拥有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上的优势，迫使世居于此的少数民族族群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母语与文化，被迫认同中原文化与汉人身份；继之入侵台湾的日本人强制推行“皇民化”政策，以暴力的方式改变了台湾少数民族传统生活方式，使他们不得不以丧失自己民族身份认同的代价踏进“现代化”的进程；再后来国民党主政台湾，台湾少数民族被迫纳入一个新的现代化经济体制中，在现代文明的不断冲击下，他们对自我文化价值和族群信仰产生了怀疑，族群认同与文化信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正是在这种不断被选择的不幸命运下，台湾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终于觉醒了。正如作者所说：“无论是殖民者将身处化外的异族成为化内的少数民族，还是当权者将化内的少数民族‘同化’为汉人，台湾少数民族一直是被‘他者’设计的对象，而种种非科学化和反民主化的民族政策，都必然地把台湾少数民族推入濒临灭亡的境地。而一旦觉醒的台湾少数民族意识到民族困境时，抗争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抗争作为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起点与本书研究的基本线索，既是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也是作者人文精神的一种体现，可以说，没有对台湾少数民族悲剧性命运的深刻理解，也不可能产生出这种智慧的思想火花。

当然，作为一部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著作，无论有何种理由，我们都不能弃“文学”于不顾。当代学界似乎有一种倾向，文学研究越来越变成了一种思想研究、文化研究。这当然也是一种学术开拓，但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忘记，文学研究的基础或者说其根本还在于它的文学性。尽管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更有可能成为一种运动史、思想史、族群政治史的研究，事实上，这样的研究可能更容易出“成果”，更容易有“新意”，但志彬还是坚持住了文学的底线，努力进行“文学性”的发掘，也许在有些人看来太过实在，但我却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王志彬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贡献，我认为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系统地梳理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生成语境与发展脉络。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生成的历史并不很长，但生成语境却极其复杂。本书没有以通常的历史阶段式的方式进行分期梳理，而是以语境化的方式进行生成解析，应当说既符合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实际，又有很强的学术性意义。作者以“边缘崛起”为题，十分细致地分析与描述了“原住民运动”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汉族作家的跨族写作与台湾少数民族作家对其“误解”与“异化”的警觉，以及他们借助现代媒体力图找回自己的世界的努力，有一种重回现场的感觉，在我所见到的有关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中，这无疑是最翔实也最有启迪性的一部。第二，细密地描述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主题话语及其内在的复杂性。任何一种话语的产生都有着复杂的文化语境，这也必然使其内部呈现出矛盾性与悖论性，不深入其中当然也就无法理解这些文学现象的复杂性。本书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主题话语的研究，不仅注重对主题话语的概括与把握，而且特别注重从这种话语的相互矛盾变化中寻找其内在的原因，我觉得这一点是做得非常好的。为什么台湾少数民族文学会向主流意识形态主动靠近？从文化的自我批判到文化的回归的转折源自何处？这些极其微妙的变化过程在本书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表现。第三，深入地发掘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审美品格及其背后的文化意味。曾经有学者认为，台湾少数民族文学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抗争的手段，自身的审美品格并不很高，无法与台湾地区的主流文学相媲美，我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想法，事实证明这是不对的。台湾少数民族文学是在台湾少数民族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山海大地特殊的自然景观和多姿多态的人文景观塑造了台湾少数民族特殊的品性，也给了他们智慧的生存观念和朴素的艺术观念，而深受民族文化滋润的台湾少数民族作家也在文字世界中尽情展示出迷人的山海文化。美丽的山林海洋景观、丰富的民俗事象、尊重天地万物的思想、灿烂的口头文化，都使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在形式与内容上烙上了鲜明的民族性印记，只有站在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独特的山海文化的立场上才能深刻地理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审美品格，本书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审美品格的研究，可以说抓住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山海文化本色，其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品格的认识不仅准确，而且其细致的文本分析也让人深以为然，至少它对于人们纠正有关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审美偏见是很有帮助的。第五，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书写困境。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产生本身就是在多种政治压迫之下产生的，抗争焦虑迫使他们使用文学的工具进行反抗，自然也抑制了民族文学的自由飞翔。这是一个民族在转型时期无法超越的历史阶段。尽管作者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抱有很大希望，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种历史的局限。理性地指出这一切，无疑是一个学者应有的科学态度。

最后我想说的是，本书整体看来似乎有些过于朴实了，虽然非常完整而系统，但似乎缺少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力，一如作者本人，朴实周正，却不是引人瞩目的人物。但是，这种朴实却正是志彬的风格。近十几年来，不少年轻的博士热衷于从西方学术界寻找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或新范式，以期在研究领域或研究对象上有所突破，这当然不失为一种新的路径，但是整体来说，预设一个理论框架然后生硬地套在研究对象身上，并不是特别有效的方法，事实上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篇好好的研究论文成了“两张皮”。1995年我在美国作访问学者的时候，曾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夏志清教授，在与他交谈的过程中，也谈到了这一问题，他说不少西方学者也经常会犯这样的毛病。夏志清认为，真正有见地的研究是从自己深入系统的阅读中得出来的，而不是套用别人的理论而生成的，他说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并不是根据某一理论研究出来的，而是自己在一段时间里大量阅读后的成果，如果说自己对这一成果还满意的话，就是他说的都是自己要说的话。志彬的这部书稿，我以为也有着这样的特点。他在研究初期，也曾为难以找到一个统领全篇的理论而苦恼，后来我告诉他，既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论，那就干脆不用找了，扎扎实实地从材料出发，未必没有新的发现。这其实也是他本来的想法，只不过在流行新理论的时代里，每个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一种理论焦虑而已。放下了心理包袱，也就有了新的感觉。可以说，这是一本更多地依靠自己的阅读体验与深入分析而不是依靠某种新理论而写出的学术著作，虽然它也使用了现代性、民族身份认同、土著文化等相关理论，但并没有受这些理论的束缚，有用则用，无用弃之，相信自己的阅读感悟与理性判断，虽然看起来普通平常，但细读之下就会发现里面有着不少原创性的见解和真知灼见。谓予不信，读者诸君不妨打开看一看，相信我说的一定不是虚言。

是为序。

房福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