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CGE模型研究综述

CGE是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进行外部冲击和宏观政策模拟的有效工具。通过建立CGE模型将现实经济模拟再现，然后根据冲击或政策影响外生变量的改变，使经济系统达到新的均衡状态，体现到对应经济变量的变化上，观察仿真后的经济系统的变化，以评估冲击的影响和政策的效果，从而为政府决策提供直接、明确的依据。以这种实验室式的实验方式来进行经济系统的冲击和政策模拟，既经济快捷，又科学有效。

一　CGE模型的理论研究

均衡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之一，也被认为是经济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其思想源于亚当·斯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论断：个体的最优化行为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得到反映，从而实现整个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瓦尔拉斯（L.Warlar）在1874年发表的《纯粹经济学要义》中正式把这样的均衡思想拓展到整个经济领域，而不只是某个商品的局部均衡，并用一组方程式表达出来，从而使得理论上全面、准确地刻画经济系统成为可能。然而瓦尔拉斯的理论过于抽象，也缺乏严密的证明，使得一般均衡理论距离具体应用非常遥远。此后许多经济学家沿着用方程组表达经济体系的思路继续研究，其中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模型最为著名，也获得了巨大成功和广泛的应用。阿罗和德布鲁（K.J.Arrow，G.Debreu，1954）在拟凹的生产函数和消费函数条件下，假设经济主体之间可以交换资源禀赋，利用角谷不动点定理证明了存在一组均衡价格，使得瓦尔拉斯均衡配置帕累托最优。麦肯兹（L.W.McKenzie，1959）在更一般的条件下，利用布劳沃（Brouwer）不动点定理证明了均衡的存在性。阿罗等（1971）对瓦尔拉斯均衡解的存在性、唯一性、最优性和稳定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

斯卡夫（Scarf，1967，1973）将解的存在性、最优性和稳定性理论与CGE模型进行连接，设计了一套针对特定均衡模型的求数值解的收敛运算法则，但效率不太高，无法在解决大规模问题时快速收敛。因此，牛顿—拉普森（Newton－Raphson）方法与欧拉（Euler）算法被广泛应用于CGE方程组求解。

斯恩（Stern，1963）指出，在一个新古典生产模型的封闭经济中，同时实现指定水平的实际投资和公共消费以及按边际产出来支付要素价格和维持要素全部就业是不可能的。为了使CGE模型有解，CGE模型必须封闭。这时，就要在各个目标之间进行折中，根据不同的取舍，分别称为凯恩斯CGE模型、新古典CGE模型、约翰逊CGE模型和科多润CGE模型。CGE模型闭合规则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方面是为了解决模型中变量个数与方程个数不一致问题而进行的取舍；另一方面反映的是建模者个人理论的偏好及对所解决问题的理解进行的设定。正如泰勒和利西（L.Taylor and F.Lysy，1980）讨论的，宏观闭合的选择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策模拟的分析效果。闭合规则从机理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Walrasian CGE模型所依赖的新古典闭合规则（Neoclassical Closure） ；另一类是Macro CGE模型所依赖的其他闭合规则，如新凯恩斯（强迫储蓄）闭合规则（Neo－Keynesianor Forced Savings Closure）、约翰逊闭合规则（Johansen Closure）、卡莱基安（Kaleckian）闭合规则、可借贷资本的闭合规则（Loanable Funds Closure）等。德库位等（B.Decaluwe and A.Martens，1988）认为，在CGE模型的构建和模拟中，恰当的闭合选择仍然是基本问题。

李彤和翟凡（2007）认为，一般均衡模型的建模与仿真求解其数学本质是非线性规划问题求解，可以归结为线性最优化算法的实现。班德拉（Bandara，1991）按算法将CGE区分为三大学派：一是世界银行学派，代表人物阿德尔曼、罗宾逊和德维斯[1]等，方法是规划求解；二是耶鲁派，代表人物肖恩、威莱，方法是不动点算法；三是约翰逊派，代表人物是约翰森、维森特等，则沿袭约翰森线性求解技术。

从经济开放性来看，可以认为CGE模型分为封闭经济CGE模型和开放经济CGE模型。由于封闭经济CGE模型不用考虑国际因素而只单纯考虑国内市场供求关系，相对比较简单。但是，由于现实生活中，完全封闭的经济体是不存在的，因此封闭CGE模型通常作为CGE学习的入门模型，如詹姆斯·A.杨克（James A.Yunker，1998）介绍的外壳模型、张欣（2010）介绍的简单CGE模型、胡舒（N.Hosoe，2004）解释的基本模型、C.Bhringer和T.F.Rutherford （2002）演示的“2×2×1”模型、张晓光（2009）介绍的“1×2×2”模型等。

从时间维度可以将CGE模型分为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动态模型是在静态模型基础上加入静态模型所不能体现的使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如储蓄偏好对投资的影响，生产资本的积累，劳动力的增加，科技进步导致的生产力提高等。动态模型可以很好地将CGE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用以追踪经济体在外部冲击下的动态走势。CGE模型的动态方法主要有：跨期动态（Inter－temporal Dynamic）和递归动态（Recursive Dynamic）两种。其中跨期动态模型也叫完全动态模型，需要对将来各期价格进行预测，从而全局性影响生产和消费行为，如S.Devarajan和D.Go （1998）、C.Bohringer和H.Welsch （2004）、H.Fawcett （2003）、Jorgensen 和Wilcoxen （1990）等的工作。而递归动态是逐期进行假设，主体在短视情况下进行决策。因此，后者对数据要求不高，更容易实现。世界粮农组织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IFPRI ）的瑟洛（J.Thurlow，2004）基于Hans Lofgren和Rebecca Lee Harris （2002）的标准CGE模型，在J.Thurlow和D.E.N.Seventer （2002）的非静态CGE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资本和劳动力的动态递归，从而将其扩展为动态模型，并成为IFPRI后续相关应用研究的模型基础，Diao和Nwafor（2010）、P.Dorosh和J.Thurlow （2009）等。

从研究聚焦的对象来分，可以将CGE模型分为单对象模型和多对象模型，其中单对象模型的研究对象为一个国家或区域，具有完整的活动/商品等账户设置，而把对象以外的区域简化为一个账户，如Aarrestad （1978）、K.Anderson和A.Strutt （1998）、Keshab和Bhattarai （2005）、J.M.Horridge和B.R.Parmenter （1998）、曹永凯（2006）、胡宗义和刘亦文（2010）等。多对象模型主要研究多个国家或区域之间的相互关联和互动，如Bohringer和Welsch （2004）、Groenewold和Hagger等（2003）、Burniaux （1991）、Kim （2002）等。

二　CGE模型的应用研究

CGE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模拟和经济环境冲击分析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有许多成功的案例。鉴于CGE应用范围非常的广泛，班德拉（J.S.Bandara，1991）根据不同的应用目的，将CGE模型分为贸易政策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外部冲击及结构调整问题和财政政策问题四大类。徐卓顺（2009）则将CGE应用研究分为：宏观公共政策、微观产业政策、国际贸易政策、其他经济改革及经济发展政策等。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对CGE应用进行了不同分类，难以一一叙述。由于国内外各种领域的学者在不断地将CGE模型应用到全新的问题、全新的领域的研究之上，因此要想准确地将所有CGE应用归类非常困难，本书只罗列一些具有代表性领域的应用研究。

（一）国际贸易相关问题研究

在全球化时代大背景下，贸易摩擦成为学者和官员关注的重要领域。美国普渡大学GTAP小组开发的“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GTAP）模型，是一个主要用于全球贸易政策分析的多国CGE模型，也是规模最大的贸易自由化CGE模型。随后的很多贸易CGE模型都受到GTAP极大的影响。目前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的CGE模型都直接或间接地采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CoPS中心开发的ORANI模型的框架。

Whalley （1986）建立多区域CGE模型，将世界分成13个主要贸易区，系统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对非关税壁垒、关税减让、贸易自由区的建立和贸易战等问题进行了分析。B.Eichengreen和L.H.Goulder （1992）对美国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贸易的影响进行模拟。R.Boyd、K.Krutilla和W.K.Viscusi （1995）研究了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减少关税对其贸易及经济的影响。Devarajan和Robinson （2002）研究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对美国和墨西哥双边贸易的影响。亚当斯等（Adams F.Gerard and I.Park，1995）建立了一个动态CGE模型用于分析东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自由贸易区（ASEAN Free Trade Area，AFTA）的建立对东盟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模型纳入宏观不均衡的特征。

Diao和Somwaru （2003）将中国全境划分为七个区域，在高度细化CGE框架中构建其详细的农产品模型。这个框架允许评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国家、区域水平的影响，分析各省农业市场间内在联系。也评估了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家、区域生产和贸易结构调整。F.Zhai 和T.Hertel （2005）分析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多边贸易的解决对各类居民的影响和对提高农村教育支出的影响。王直、王慧炯（1997）通过动态CGE模型分析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世界劳动密集产品市场和美国农业出口的影响，认为如果美国解除对从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数量限制，并以此换取中国对美国食品和农产品进口的开放，对中美双方都有利。王直（Zhi Wang，Edward G.Schuh，2002； Zhi Wang，2003）分析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形成大中华贸易区的影响。张福强等（Fu－Sung Chiang et al.，2004）分析了中国台湾地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农业可能受到的冲击。彭德斌（2009）建立了一个关于电子信息产品TBT （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的CGE模型，模拟了TBT对我国电子信息产品出口以及对其他产业的影响，结果显示电子信息产品TBT对我国经济发展危害巨大。

关于人民币升值方面，徐卓顺（2009）以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为基础建立CGE模型分析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制造业的影响。胡宗义、刘亦文（2009）运用动态CGE模型分析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不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下的经济走势。仿真结果表明：人民币国际化对贸易条件的改善、就业及产业优化都具有正向作用。刘凤娟、王耀中（2007）详细考察了人民币汇率稳步升值对中国对外开放（进口，出口、对外投资、引进外资等）和经济增长（产业发展、GDP增长等）的影响。魏巍贤（2006）通过CGE模拟得出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对中国经济整体不利，而小幅度升值影响甚微的结论。建议既要避免大幅度升值，又可适当扩大汇率的浮动范围，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张葆君、胡宗义（2008）通过动态CGE模型仿真人民币不同升值方式下CPI的走势，认为人民币升值后原材料价格将大幅下降，能有效抑制当前通货膨胀并防止其进一步扩散；不会造成投资紊乱，短期内将温和刺激就业。

（二）税收政策相关问题研究

应用CGE研究税收政策的相关问题，主要集中在根据税收政策对产业发展、居民福利、经济状况影响来讨论税种的作用、合理性、有效性等，从而为评估税收改革方案，优化税收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决策建议。哈伯格（A.C.Harberger，1959，1962）较早建立了一个静态理论模型，用以研究税收对经济的影响，并认为政府对公司税收增加几乎完全来自资本回报的减少，因此，征税抑制了资本积累。而肖文和惠利（J.B.Shoven and J.Whalley，1972）构造了一个两部门和两类居民（“富人”与“穷人”）的美国含税静态CGE模型，并发现开征资本利得税将导致两类部门产出下降，同时虽然征税导致社会整体福利水平轻微下降，但改善了“穷人”的福利水平。巴拉达等（C.Ballard，D.Fullerton，1985）较早地专门论述了通过CGE模型评估税收政策的影响。佩雷拉和肖文（A.M.Pereira and J.B.Shoven，1988）的CGE模型研究了美国税改法案及税收整合政策对效率及资本形成的影响；阿帕德（M.P.Upadhyaya，1995）建立了区域CGE模型来评估华盛顿政府一系列税收政策可能对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削减商业税将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科什拔·巴塔莱（Keshab Bhattarai，2005）衡量了加纳进行税收改革对资源重新分配及对经济演进的影响。

程凌、张金水（2008）针对我国2008年1月1日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构建动态递推CGE模型，分析税收政策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政策在当年对除政府财政盈余外的其他经济变量冲击不大，在递推期内降低了投资，提高了消费，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萧艳汾等（2005）利用模型分析中国间接税税率调整，间接税向直接税转化，间接税调整对储蓄、投资的影响等改革措施的宏观经济效应，并借此提出一些可供选择的税改方案。胡宗义和刘亦文（2008）利用递归动态CGE模型进行税改仿真，研究结果表明：在短期内两税合并的确会对部分产业产生一定负面冲击，也会降低政府税收，但对各地区的产出却呈正向冲击；长期来看两税合并最终有利于我国产业的优化发展，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胡宗义和刘亦文（2009）运用一个中国CGE—MCHUGE模型，分别在短期和长期的时间框架下，分别从能源强度、宏观经济以及产业结构三个方面考察征收生态税的影响。

段志刚、冯珊等（2005）建立静态CGE模型分析广东省几种所得税改革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影响，结果表明，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并调整个人所得税负的居民间分布，有利于地区经济的增长并促进社会整体福利效应的提高。饶呈祥、范平（2008）专门分析了交通非税收入对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存在影响，可能带来较高的边际福利损失，结果显示导致了资本要素净收益的降低，降低了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导致各个产业的税基均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所有税种的税收收入。

（三）人口及劳动力相关问题研究

此类问题通常需要借助动态CGE模型考虑人口减少、老龄化及劳动力迁移等问题对经济发展和福利改善方面带来的影响。

瑟洛等（J.Thurlow，S.Morley，2009）构建多区域CGE模型，使用递推动态法对资本和劳动力进行累积，并在考虑劳动力移居、人口增长率、生产力等变化情况进行政策模拟，以为秘鲁欠发达地区发展提供政策建议。莱森科瓦等（P.McGregor and K.Lisenkova et al.，2010）构建动态CGE模型分析苏格兰人口老龄和人口减少对经济的影响。德什等（2009）使用动态CGE模型模拟改善乌干达北部区域贫困状态的政策，认为如果下个十年中农业生产力没有明显提高，坎帕拉居民移出和都市引领为中心的增长不足以明显减少北部地区的贫困情况。詹姆斯·杰斯科等（James A.Giesecke and John R.Madden，2006），以及莱森科瓦等（K.Hermannsson and K.Lisenkova et al.，2010）试着通过增强当地劳动力技能和知识转换影响评估高等教育供应机构。法格和马坎（A.Faggian and P.Mccann，2009）认为，越来越多的工作需要集中在熟练工移居和聚集经济，以及导致的任何溢出效应上。李洪心（2004）用GAMS建立一个可用于中长期预测和政策模拟的CGE系统，研究封闭经济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下中国人口老龄化会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带来的影响，以探讨现有养老金系统改革能达到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翟凡、李善同（1999）基于对未来人口、劳动力的增长和部门水平上技术变化的估计，运用递推动态多部门模拟了1995—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就业和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

（四）资源、环保相关研究

关于能源方面的CGE应用有瑞典的（L.Bergman，S.Lundgren，1990）、挪威的（S.Longva，O.Olsen，1983）及荷兰的（M.Finus，E C.Ierland，R.B.Dellink，2006）等。在较少的区域能源—环境—经济应用分析中，德斯布塔基等（K.A.Despotakis and A.C.Fisher，1988）使用CGE模型研究了加利福尼亚经济受能源价格的影响，康拉德等（K.Conrad and M.Schroder，1993）评估了居民福利在两种抑制碳排放政策下的影响，李和罗斯（P.C.Li and A.Rose，1995）研究了宾夕法尼亚增加碳税的影响。布林格（C.Bohringer，1998）研究了如何结合自下而上法和自上而下法建立CGE模型分析能源问题。伯格曼（L.Bergman，1988，1991）总结了应用CGE模型进行能源政策分析的方法，并分析了能源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巴塔查亚等（S.C.Bhattacharyya，1996）进行了CGE能源应用方面文献的专门整理。对于相关问题研究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通过征收环境税（如碳税、污染税等）或增加减排补贴方式减少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依赖，如贺菊煌和沈可挺（2002），于娟和彭希哲（2007），C.Bohringer和H.Welsch （2004），R.Boyd、K.Krutilla和W.K.Viscusi （1995）等。

（2）用相关产业产出锐减方式模拟政府对相关产业的强制限制措施或资源的枯竭，如Aarrestad （1978）的工作。

（3）通过资源价格上升方式减少对能源的过度消费和过度依赖，如胡宗义和蔡文彬（2008）、李科和马超群等（2008）、Boyd和Doroodian （2001）、De Santis （2003）等。

（4）通过资源的减少和污染的增加评估居民健康和福利所受的损失，如A.C.Fisher和K.A.Despotakis （1989）、M.Finus和E.C.Ierland van，R.B.Dellink （2006）等。加德米（Ghadimi，2006）提出一个优化损耗CGE模型作为研究石油经济的定量模型，大致描绘了一个以发达经济体能源/资源为主的区域完整的能源—环境—经济分析系统模型框架，阐述了作为这个建模框架核心的动态优化折耗CGE模型的理论结构和数学框架，可以用来分析拥有大量可枯竭能源矿藏区域由能源—环境—经济互动产生的复杂经济发展主题。康纳等（Connor，Zhai F.，2003）新开发一个中国两区域（广东省和中国其他地区） CGE模型进行碳税对健康和农业产出影响的研究。其他相关研究还有Anderson and Strutt （1998）、Conrad和Klaus （1993）等。

（五）其他研究

将金融领域纳入CGE模型，可以使CGE模型涵盖范围更加广泛，模拟手段更加丰富，分析的问题更加贴近现实。如德卡鲁等（B.Decaluwe and F.Nsengiyumva，1994）构建了一个以1987年数据为基础的卢旺达实际金融CGE模型来检验关于金融手段与实体经济的关联。纳斯佩达（C.W.M.Naastepad，2002）为建立多时期实际金融CGE模型通过更多地关注信用而不是货币来分析印度相关金融政策对国家的宏观影响。周建军、王韬（2003）对金融CGE模型研究做了初步整理，总结了实现的技术难点，并展望了未来的应用前景。陈立（2006）构建了辽宁省开放经济动态金融CGE模型，并分析了利率提高对区内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徐继峰（2008）专门构建了金融CGE模型来模拟农业信贷政策对国民经济各行业和经济主体的影响。

博赫林格等（C.Bhringer and A.Lschel，2004）提倡将CGE模型作为衡量政策对可持续发展三个维度影响的方法学工具：环境质量、经济表现（总效率）和公平。史密斯和雅各等（M.Yago and R.D.Smith et al.，2002）认为，在国民健康和经济繁荣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海德等（E.A.Haddad et al.，2011）开发了一个空间CGE模型分析巴西港口基础设施对地区经济的冲击和影响。罗斯等（A.Rose and S.Y.Liao，2005）认为，CGE模型是一个进行灾难影响分析的新兴方法，因为它能对输入短缺和市场条件改变行为反应进行建模。Diao和Alpuerto （2009）实用CGE模型分析了高致病性禽流感（Highly Pathogenic Avian Finluenza，HAPI）的暴发对尼日利亚经济的影响。Diao （2009）使用动态CGE模型定量化分析HAPI对加纳整个经济的影响，将HAPI的暴发模拟为对家禽业需求或供应量的冲击。

李丽和陈迅（2009）利用动态CGE模型，通过投资动态机制与价格内生化，考虑资源限制及生产要素间的替代性，以逐年递归动态求解方式进行产业结构预测。彭思思和祝树金（2010）利用中国CGE模型（CHNGEM）对2009年中央预算中大幅增加的财政科技投入对中国经济的短、长期影响做了定量分析。

朱孟楠和郭小燕（2007）借助CGE模型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动的经济增长效应，认为国际资本净流出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比国际资本净流入大得多，在增进我国总产出，增加居民、政府收入和储蓄的同时，也导致实际汇率贬值和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三　FDI—CGE模型研究

通过对众多CGE模型的研究发现，我们绝大多数模型都没有显性表达外国直接投资因素，虽然一些CGE模型模拟了国际资本的流动，但由于在建模中必须处理国家储蓄和投资的差别，所以外国直接投资并没有成为这些模型关注的焦点，而是将其作为进口和出口差异研究的一种补充。一些GTAP模型（T.W.Hertel，1997）的相关研究将多个国家置入同一个区域中研究外国直接投资问题，他们将区域中各国家的超额储蓄部分置入一个国际资本池中，然后将这些资本投入到缺乏储蓄的地区。而有的模型对这些储蓄的分配仅仅使用转换函数来实现，有的模型则基于对风险的识别或者投资回报率（Walmsley，2002）来进行资本的分配。Lejour等（2006）的模型中使用国际资本池机制，即地区储蓄与投资的差额流入国际资本池，缺乏储蓄的国家通过提高资本回报率来吸引外国资本。麦克宾和威尔科（W.J.McKibbin and P.J.Wilcoxen，1999）则假定金融资本在部门和地区间可以完全流动，而实体资本一旦进入经济体则被固定。虽然有一些模型可能会提高国际资本的流动性来减少地区间回报率差异，但它们并没有显性表达外国直接投资的双边流动以及外国直接投资壁垒，布朗斯和斯特恩（Brown and Stern，2001）对这类模型以及它们的变化进行了述评。

目前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在CGE模型中的研究并不多见，可以总结为两条主要路径：一种是基于P.A.Petri （1997）建模思路将外国直接投资显性表达，另一种则明确受到马库森（J.R.Markusen，2002）知识资本思想的启发。依照这两条途径，国外关于将外国直接投资纳入CGE模型问题的研究也有两个分支：一个是基于Petri框架所进行的研究，另一个是受马库森（2002）知识资本模型的启发而展开的研究。其中基于Petri框架的研究分支由于与传统CGE模型思路最为接近而相对较为深入和广泛。

1997年，Petri在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中提出将外国直接投资置入CGE模型框架之中，并提供了基于APEC六国国家背景而建立的完整多国CGE模型，成为此问题研究的鼻祖。这一框架模型中的一些主要思想后来被应用在其他CGE模型当中，如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的FTAP模型（K.Hanslow，T.Phamduc and G.Verikios，2000）和MIRAGE模型（M.H. Bchir，Y.Decreux，J－L.Guerin and S.Jean，2002），但是，这些模型均对Petri的原框架做了少许改动。Petri的框架中首先扩展广泛使用的Armington假设——它通过对企业的所有国和生产属地来对生产力进行分类，这一假设被用在后来几乎所有纳入外国直接投资因素的CGE模型当中；在消费决策阶段，消费者首先确定跨国企业的国籍，其次决定生产是否发生在其所在国，然后在原产地与进口之间做出选择，不同情况的产出之间的替代性也不同； Petri还将外国企业与本地企业分离处理，不同企业有着不同的需求函数和生产函数，其中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外国子公司通过技术和中间投入流与其母公司关联； Petri的另一个贡献在于其对国际资本的分配，他将资本分配首先在产业部门间进行，然后再在地区间分配，资本在同一地区的同一产业间具有更多的流动性，这一点与马库森（2002）的知识资本模型不谋而合。除此之外，Petri的研究遵循了大多数CGE模型的建模套路，但其使用了优化的资本分配在产业和地区间不完全替代框架。其模型的一个主要缺陷在于，他仍然假定规模报酬不变的完全竞争，这对于外国直接投资最倾向于流向的产业来说，这一假设对于研究外国直接投资流逐渐增长的冲击效应是不符合事实的。

另一个将外国直接投资纳入CGE模型的开拓性研究来自马库森，在其著作《跨国企业及其国际贸易理论》中，他和他的同僚对这一研究给予了一个总揽。他们将跨国企业的贸易与投资决策加入到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之中，因为他们认为，跨国企业提供了超过50％的外国直接投资资金流，所以跨国企业的决策对理解外国直接投资流向是非常重要的。其模型的基本思想是：跨国企业决定是向外国市场出口货物、服务还是建立外国子公司，这一决策依赖目标市场容量、距离、运输成本以及外国直接投资壁垒，或者出于成本优势将一部分生产能力进行外包。在这两种情况下，跨国企业所要的是保持对生产的有效控制，而不是与外国公司的某种关系。这有两个关键原因：（1）跨国企业拥有特殊的知识或者资本，将这些知识或者资本转入外国生产者具有一定的困难； （2）这些知识和资本是跨国企业竞争力和利润的来源，他们不愿意与他人分享。

马库森将其思想在一个包括几个跨国企业的两模型中进行了阐释。国外投资的决策依赖几个特征，但是，除去设定的所有简化假设，其模型仍然复杂难以求解。他通常通过模拟来评估外国投资决策要素的重要性。马库森模型高度的复杂性是其模型难以在大规模CGE模型中推广的主要原因。另外，对于两国外国直接投资、产业部门资本存量、总部与子公司特定知识和资本转移等数据的难以获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马库森、卢瑟福和特拉（J.R.Markusen，T.Rutherford and D.Tarr，2005）将知识—资本模型应用到一个单国的CGE模型中，但是由于数据问题，这一模型无法进行校准；考普汉（Copenhagen Economics，2005）也在一个多地区模型中使用马库森的框架来分析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服务问题，他们设定了欧盟25国和世界其他地区7个产业，实证基于OECD的跨国企业数据对自由化的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影响分别进行了模拟。

综合上述分析，目前纳入外国直接投资的CGE模型和框架多为多国模型，多国模型对于模拟有限国家之间的资金流动有着一定优势，但是无法全面反映一国对源于世界各地、持续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冲击所带来的各方面经济效应。同时，从数据获取难易度来看，某一国外国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就已经难以获取，对于多国的数据获取也难免受到更大局限，且不同国家的数据统计口径也有较大的差异，基础数据经过多重的换算与处理会产生较大程度的失真，这也会对模拟结果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产生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这些因素驱使我们在纳入外国直接投资因素的单国CGE模型方面进行一些有益的尝试——构建中国FDI—CGE模型，在尽量获取翔实的数据的基础上全面地反映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外对于CGE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模型研究和应用研究上，尤以应用研究为主，模型研究较少。其中，关于纳入外国直接投资因素，考虑外国直接投资影响或者效应的研究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