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科学价值标准
所谓科学价值标准，就是符合科学认识和客观规律的标准。政治的、道德的、审美的价值标准，虽然是人文精神标准，但也不能违背科学认识和科学规律。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合理的价值标准都是科学标准，或者说应该，也能够与科学标准相统一。科学标准无疑要渗透到人文标准当中，但是科学标准也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因而可以进行专门的研讨和概括。
（一）尊重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
文化建设的价值标准是一个体系，应该包括一定的科学和技术标准。正如精通业务知识和技能也是职业道德的规范要求一样，符合一定的科学和技术标准也应该作为文化建设的价值标准来看待。因为，只有符合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以及一定的专业技术标准的文化建设，才是理想的文化建设。至于各行业的具体技术标准，可向相关行业的专家咨询，无需在此赘述。这里需要强调，科学是讲真理、讲规律、讲文明的。按科学标准发展文化，就是要体现政治、经济发展对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推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全面发展。要传播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反对违反科学、违背规律的复古倒退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同一切愚弄群众的歪理邪说和迷信思想作斗争。用“热爱科学、坚持真理、传承文明、追求进步”的思想文化教育人民，特别是要教育引导好青少年一代，让他们在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先进文化的影响下健康成长。
（二）用辩证思维处理好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融合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这种融合，当然不是它们之间简单的相加，而是相互渗透、相互推动。当前，在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中，出现了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文化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所谓经济文化化是指在现代经济的发展中，文化的、信息的乃至心理的因素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文化经济化是指文化越来越具有经济价值，文化已经开始作为产业进入市场。文化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化了，它已进入了社会生产领域，或者反过来说，经济活动渗透到了文化领域，出现了专门从事文化生产、文化经营的产业——文化产业，并且文化产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可见，文化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生产力是指具有一定智能和知识的劳动者，运用和掌握文化资源创造社会财富、生产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的能力。同时，文化和科技特别是高科技的互动与结合，使文化的载体、文化制作与传播的形式更加现代化、多样化。而文化的载体、文化制作与传播形式的现代化、多样化，也使文化的表现力、感召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和提高。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我们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要把文化建设放到战略的高度，要对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逐步建立有利于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推动文化创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体制。文化产业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应该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文化产业固然能提升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但离开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去孤立追求文化产业的规模与档次，只会是舍本逐末，从而影响本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市场，但又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更不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为市场所左右。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亦步亦趋。如同不能简单地把精神文明看做是物质文明的派生物和附属品一样，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文化是经济、政治的派生物和附属品。文化有其自身的传承性和相对的独立性。那种认为我国当代主流道德观念应该完全从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中引申出来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道德建设应该坚持“内引”与“外灌”相结合、并以外灌为主的方针。因此，推进我国文化建设，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促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努力做到两个效益双丰收。如果两者发生矛盾，就必须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坚持经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决不能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放弃社会责任、损害社会效益。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还存在着用抓经济发展的方法抓文化建设的倾向，这是“文化塔台，经济唱戏”的翻版，也是抓经济建设的惯性思维在文化建设中的表现。把文化建设定位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以文化产业带动经济发展上，用对GDP的贡献来评价文化发展，就可能忽视文化本身的价值，尤其是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价值。
（三）尊重规律，坚持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要继承弘扬本国优秀传统文化，使之不断发扬光大。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变革与发展，都是在既有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的。应当充分认识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不断给传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的光彩。一部人类文化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化创新史。美国算不上文化资源大国，却是一个文化强国，强就强在创新上。好莱坞的大片、麦当劳的薯条、英特尔的芯片，被称为影响世界的“三片”，实际上都包含着独一无二的文化创意。只有不断提高文化创新能力，才能在发展水平上胜人一筹。在当代中国，无论是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需要，还是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无论是在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中赢得主动，还是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贡献，都需要大力推进文化创新。应当对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进行创造性的开发和利用，提高创意含量和竞争优势。要大力营造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使一切创新举措得到支持、一切创新才能得到发挥、一切创新成果得到肯定，使创新成为文化领域的主旋律、最强音。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把创新作为文化发展的制胜之道，创造、创意成为文化领域最鲜明的时代标识。对中国来说，无论是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需要，还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无论是保持中国文化的自身特色，还是参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都需要大力推进文化创新。推进文化创新，需要重视现代科技手段，用先进技术建设和传播先进文化。应当密切关注现代科技发展趋势，注重用先进技术增强文化产品的吸引力、感染力，不断创新文化的传播方式、表现形式。要大力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努力把互联网建设成为传播先进文化、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新平台。我们还要注重建立文化创新的法制保障、激励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击侵权盗版行为，设立文化产业基金、鼓励文化创意创造，推动建立国家荣誉制度、表彰有杰出贡献的文化工作者。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创新体系，推动文化企业在文化与市场、科技和产业的结合中不断创新，使企业成为文化创新项目实施的主体，成为文化创新成果转化的主体。应当把文化人才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用战略思维、改革精神谋划和推动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特别要加大对年轻人才、高层次人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力度，造就一批世界级的文化代言人。要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鼓励超越、宽容失败，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健康成长、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各类文化人才竞相涌现、创造活力充分发挥的生动局面。知识分子是文化领域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群体，肩负着精神文化生产、创造和传播的重要使命，搞好文化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要按照“尊重、包容、服务、引导”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引导他们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聪明才智，最大限度地把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
（四）扩大开放，积极推进中外文化交流
要积极吸收全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增进各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世界文化多元多样、各有所长，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引以为自豪的文化，这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我们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开阔的视野，博采众长，兼纳精华，积极参与中外文化对话与交流，使文化发展顺应世界进步潮流。文化交流是心与心的沟通、思想与情感的交融，在国与国交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日益密切，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同世界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必须把对外文化交流摆到重要位置，不断增进同各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积极推动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建设。开展对外文化交流，需要把政府交流与民间交流结合起来，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多角度展示中华文化，展示当代中国的文明进步。比如，要办好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推出中国艺术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开展中国传统节日活动，让更多外国民众感受中华文化。我们还要积极拓展对外文化交流渠道，加强青少年之间的文化交流，使对外文化交流不断向广度深度扩展。开展对外文化交流，需要积极探索商业化的运作方式，注重依托文化企业发展对外文化贸易。要着眼于培育对外文化贸易主体，支持文化企业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开发体现中国特色又适应国外受众需求的文化产品，不断探索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入国际文化市场的新途径。我们在文化上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也提出面向世界办教育的方向。在高校不仅大量引入外文教材和图书资料，还要求有国外留学或访学背景的教师才能进入重点高校，要求能在国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高校教师才能评高级职称，等等。人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中，都有西方文化的元素。中西文化的相互传播融合已经无处不在，很多方面已经难分彼此。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理念及其方式，到依法治国、科教兴国、改革开放等治国理政的观念，都有西方文化的元素。马克思主义本是西方传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明显渗透着西方价值观念的合理成分。因此，要完全阻止西方价值观念传入中国是很难的，也是没有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人习惯将文化称为文明，并把文明划分为不同类型。英国学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和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就有代表性。我们不赞成片面强调文明冲突的观点，因为那是为某些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服务的。其实，文化与文明既有联系，又不能简单等同。文化是个描述性概念，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性质。文明这个词，除了描述事实，显然还有价值判断的意思。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可以看成是文化，但可以称为文化的东西，不一定都是文明的东西。因此，文明概念的外延一定小于文化概念的外延。世界文明是由各个国家、民族共同创造的，其多样性是不言而喻的。各种文明都有长处和短处，它们之间并不都是对立的关系。各文明之间应该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相互学习，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和谐世界。
（五）以人兴文，营造爱才、聚才和用才之风
人才是文化赖以发展的核心要素，要加快文化发展的步伐，提高文化建设的水平，就必须把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文化人才队伍放在突出位置。要加大高层次文化艺术人才引进力度。要以优势产业积聚人才，以重点项目吸引人才，以合作方式招揽人才，注重引进外向型、复合型、精业务、懂策划、善操作、会管理、熟悉国际惯例和国际运作的高层次人才。对高层次、高素质人才给予必要的优惠政策，为优秀文化人才提供优厚的生活待遇和优良的创业环境。加快人才培养步伐。大力培养复合型人才、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和文化艺术各类专门人才。拨出专项经费，通过委托、定向培养、双向交流等多种途径，到国内外著名高校、研究机构和文化部门学习、进修，培养一批掌握现代化新技术的文化管理人才和高素质专业水平的文化创作人才。通过与高校联合办学、集中短期培训和举办文化产业论坛等方式，培养一批营销策划、文化生产和经营管理人才。加快建立优秀人才、特殊人才使用机制与激励机制。实行高薪聘请特殊人才政策。对艺术水平要求高、演艺生涯短的特殊岗位，在分配上给予较大的政策倾斜；部分特殊岗位可实行年薪制；对有重大贡献的人才实行重奖；有条件的单位可以在文化科技研发及营销、文艺创作成果转化、文化产业项目开发以及其他创意项目的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奖励有关骨干；在文化事业单位股份制改造过程中，鼓励经营管理层持股，允许技术入股。要着力营造一种鼓励支持创新创业，有利于吸纳和集聚人才进行文化生产服务的精神氛围，进一步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有利于文化人才脱颖而出的社会环境。要不断完善人才激励政策，研究制定文化技术、创作成果等要素与分配的办法，充分调动各类文化人才的积极性。加快文化人才资源配置市场化步伐，鼓励专业人才创办文化企业，对有突出贡献的文化产业经营管理、艺术创作人才设立奖励基金。
培育创造型人才，要从西方和中国的优秀文化中吸取营养。美国心理学家斯滕伯格的《创造力手册》中，专章论述了“不同文化对创造性人才成长的影响”。他提出的一些观点就值得重视：首先，文化差异对创造性过程有影响。西方文化在创造性过程中强调对问题解决的认知取向；而东方文化在创造性过程中则强调情感、个人和内在心灵等因素。其次，文化对创造性的导向存在着差异。文化影响到创造性的形式和专业，会把创造性限制在一定的社会团体内，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也会直接对创造性产生影响。再次，不同文化的特征，影响一个群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可能刺激或阻碍创造性的发展。所以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上，应提倡信念和乐观主义，有这种信念的文化能使人们努力改进这个世界，这种信念意味着该文化接受从现状出发的变化、发展和运动，而那些没有坚持进步信念和对未来持悲观主义观点的文化一般窒息创造性。最后，文化创造性依赖于一定的情景，涉及创造性本质和创造性人才的成长机制。西方以产品为导向、以独特性为基础的创造力定义与东方人用一种新的或自我发展的方式来表达内在真理的创造力观点是不同的。西方重视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文化重视独立和自主，在与个体水平而非文化水平相关的工作中，个体和个性化的特征，表现为一个人区别自己与他人的意愿，这种意愿与创造性活动和行为密切相关，致使主体（个体）产生一种新的，与大多数的观点相对立的原创造性观点；而东方重视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则强调顺从、合作、义务和接受群体内的权威，顺从、合作、义务、尊重权威与创造性也会存在着联系。由此可见，不同文化从不同特点上引领创造或创新，促进创造性人才的成长。
中华民族的文化历来重视创新或创造。这主要表现在：崇尚独立自主的人格，这是创造型人才普遍具有的人格特征；从孔子的“述而不作”到“问孔”“刺孔”“难孔”，说明中国文化具有怀疑精神，这是创新的源泉之一；“和而不同”的思维方法为创新提供了思维基础；“崇尚理性”的文化，既能客观地认识自己的现实，又能公正地对待外来的文化。这为文化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只有融东西方文化为一体，学贯中西、扬长避短，创造性人才才能大量涌现。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和道家都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和孟子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希望自己对社会、对人民有所担当，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混乱的现实。在他们看来，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对社会作出自己的积极贡献。为此，他们周游列国，劝说诸侯推行仁政、王道，没有成功，又聚徒办学，培养治国安邦的政治人才，力图通过自己的学生去实现平治天下的伟大理想。他们的理想虽然没有在生前实现，但其人生观、价值观和生命实践，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心理还是产生了积极而长久的影响。作为道家创始人的老子和庄子也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他们面对混乱的世道，不是采取积极入世、改变现实的态度，而是采取了退出社会、回归自然、隐居山林、独善其身的态度。他们主张韬光养晦、守柔守弱、知足无为、不为天下先。他们最看重生命的价值，轻视追求富贵、名利的价值观。在道家看来，儒家采取积极入世的态度，无非是为了博取个人的名利地位。可以说，道家是用个人主义的心态来理解儒家的。由于人的生命活动及其价值都离不开为社会和为自己两个方面，尽管有的人以社会为先，有的人以个人为先，也有的人尽力兼顾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这就使得儒家和道家的人生哲学都显示出一定价值，也为人们的人生价值观选择提供了不同取向或互补的两个方面。但总的看来，无论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是在后代的中国社会，儒家的人生价值观都是主流的，而道家的人生价值观则是非主流的。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往往在人生顺达的时候信仰儒家，在人生逆穷的时候则信仰道家。这个规律，对不同的人是适用的，对同一个人的不同人生阶段也是适用的；对古代人是适用的，对现代人也是适用的。由于人生观不同，世界观也就不同。儒家更多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对历史观、政治观、道德观、教育观多有研究；道家则更多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自然观、人生观、审美观多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