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文化建设的伦理审视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文化建设中的伦理问题研究》（批准号：11XZX011）的结项成果。全书结构为：一个总论和十四章分论。总论部分旨在概述本课题的研究背景和主要理论观点。
本课题以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为国内背景，以多元文化在全球范围的冲突与融合为国际背景，从文化伦理学的视角，对我国的文化建设现象进行自觉、理性的审视和研究，以揭示文化建设与伦理精神的内在联系。其意义在于用先进伦理道德观念引导我国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以及文化体制改革的健康发展，让人们看到对文化建设进行伦理审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增强文化建设的伦理价值意识；同时服务于青年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也为党政领导、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开展文化建设提供理论参考。其特点在于既具有引导人们深入认识文化建设现象，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践意义，又具有探讨文化建设与伦理道德之关系，以构建文化伦理学体系的学术价值。从伦理学视野和维度研究文化建设，对构建正确的文化建设观，创立科学的文化建设论，也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文化建设论所涉及的问题很多，比如，文化概念论、文化价值论、文化传统论、文化传播论、文化需要论、文化解放论、文化事业论、文化产业论、文化改革论、文化发展论、文化管理论、文化自觉论、文化载体论，等等。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对文化生活、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进行伦理审视的现象古今都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渗透伦理色彩就能说明这一点。尤其是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文化哲学、价值哲学和应用伦理学研究中，越来越渗透着关于文化现象的伦理思考。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罗尔斯的《正义论》、哈贝马斯的《技术和科学作为意识形态》与《交往行为理论》、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等，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成果，把追求伦理、道德价值作为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目标。西方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财富的急剧增加，使一个新的空间随之出现，这就是人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它的本质是“文化空间”。但是当这个空间逐渐扩展为人类社会的主导结构的时候，它却迎来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控制、扭曲和压抑，在物质繁荣的表面，实际存在的文化异化现象，引起了很多学者对西方文化发展的伦理审视和研究。如西方的科技异化论、文明冲突论、生态危机论等，都与此有关。
在当代中国，对文化建设进行伦理审视的意义，是由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决定的。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大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四个全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好文化建设是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由于受国际、国内社会思潮和文化传统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在文化建设的各个层次和方面，都有可能出现偏离正确价值导向，包括偏离正确道德价值导向的问题。因此，对文化建设进行伦理审视、反思和引导的必要性是客观存在的。对文化建设进行文化伦理学的审视和研究，要涉及文化主体、文化创造、文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批判、文化制度、文化体制、文化政策和文化活动中的伦理意蕴及其价值追求。这也是文化建设中伦理意识觉醒的标志。
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社会现象，具有政治和经济双重价值，因而既属于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也具有经济基础的基本功能。它不仅是政治、经济的反映，而且是能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价值目标、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国家软实力。文化产业还是伴随人类需求高级化而产生的新型产业形态，已经从国民经济的边缘向中心内聚，出现了产业结构向文化业态发展的趋势。文化也是千姿百态的精神花朵，是人类生产、生活的条件和方式的产物。没有人类社会固然不可能有文化，但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人类社会。过有文化的生活，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征之一。文化以其坚韧的生命力、广泛的覆盖力和强劲的渗透力维系着人类的共同生活，也彰显着各民族及国家的凝聚力和软实力。一个民族或国家在世界上能不能留下足迹以及留下什么样的足迹，能不能对人类有所贡献以及有什么样的贡献，归根到底要看它的文化成就和文化特色。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只有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建设都搞好，使它们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推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才能实现。
“文化”概念内涵丰富、使用广泛，国内外研究者的定义不胜枚举，莫衷一是。我们认为，文化概念有广义、中义、狭义及深义之解。广义文化是指人化的一切，其内涵历史地看，有农业文化、游牧文化、海洋文化、工业文化、信息文化等；逻辑地看，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和行为文化。概括起来，就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中义文化，是指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大致相当于我国各级宣传部、文明办所管辖的范围。狭义文化，通常指文学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和图书馆、博物馆等，大致相当于我国各级文化行政部门所管辖的范围。深义文化，是指人们的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想信仰等精神文化。文化概念的广义、中义、狭义和深义之间是相互渗透的。由于“文化”概念的内涵复杂，在现实生活中使用得也很广泛，实际上在不同情况下，人们赋予这个概念的含义是很不相同的。就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而言，实际是在中义、狭义和深义的结合上来使用“文化”概念的，但有时也可以延伸到广义文化的层面。本课题所研究的“文化”及文化建设，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也就是中义的“文化”概念。在此意义上的文化，既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反映，又是为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提供价值目标、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国家软实力。它既从属和服务于上层建筑，又服务于经济基础、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
文化建设作为国家战略，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文化伦理意识的觉醒。文化自觉包括价值自觉，而价值自觉的一个方面是伦理自觉。文化建设的伦理自觉还要求创建文化伦理学体系。当今时代，人们文化价值观的进步和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到来，也为增强人们的文化伦理自觉性、开辟文化伦理学研究方向奠定了基础。我们在研究文化现象中，应该把问题意识与学科意识结合起来。笔者曾倡导构建文化伦理学体系，既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又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随着人们文化伦理意识的觉醒，文化伦理学必将受到大家的广泛重视。[1]当代伦理学研究可大致区分为基础伦理学研究和应用伦理学研究。其中，应用伦理学是以人们的生活实践和社会实践为基础而形成的。它既是基础伦理学研究向实践的延伸，又是直接面向实践或从实践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伦理学新范式。目前，学术界对应用伦理学的分类还比较混乱，表现在各种名称相互重叠，不成系统，缺乏统一的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导，从而制约了学术发展，也弱化了伦理学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笔者认为，一切伦理问题和道德现象都是人们实践活动的产物，是实践主体对其道德责任的自觉，也是对实践活动所涉及的善恶、义利、知行、理欲、荣辱等伦理关系的调整。因此，只有依据人们进行实践活动的领域来给应用伦理学分类，才有科学性，也才能促进伦理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从而促进道德理论贴近实践、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人们的实践活动包括满足生存、发展、享受之需要的生活实践和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建设的社会实践。既然伦理道德以实践为存在基础，研究伦理道德也要以实践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那么应用伦理学就应该以社会实践的领域为基础来划分。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就是“五大建设”，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五大建设”是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及内容的高度概括，有很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如果把应用伦理学的主要分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建设实践相对应，就可以看出，文化伦理学的产生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很必要、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如果缺少了文化伦理学的视角，伦理学特别是应用伦理学对社会生活实践的覆盖和观照就会是不全面的。因此，笔者倡导增强文化建设的伦理自觉，进而建构文化伦理学体系的任务，具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如同经济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科技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的分支一样，文化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也必将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文化伦理”概念的本质含义就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审视文化，一方面揭示文化现象的伦理意蕴，另一方面提出文化发展的伦理规范及其价值导向。文化伦理学既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门类，也可以视为文化哲学的一个分支。因而，文化研究的伦理自觉是伦理学和文化哲学的共同问题，带有某种交叉性或边缘性。
文化建设作为国家战略，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文化与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我们已经进入到以人为本的时代。这是一个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时代，一个追求人与人、人与社群、人与自然、人与信仰和谐相处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实质，就是要求我们将和谐有序的伦理精神和积极进取的道德导向，贯穿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这“五大建设”的全过程，也贯穿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文化精神能通过影响经济行为主体的选择，对微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作为一种主观精神要素的文化，已经成为经济学家分析不同国家、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差异原因的一个重要视角。文化精神对经济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导向作用、激励作用和规约作用。在文化建设中要努力摆脱经济功利主义的消极影响。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经济价值霸权消解着文化的目的性价值，其典型表现便是诸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类的口号。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式的文化“发展”，显然是缺乏诚意的。正是在这种策略和口号下，才出现了很多的伪文化，如伪民俗、伪名胜、伪历史！无疑，这不是文化发展，而是对文化的践踏和破坏。在文化发展中，我们还必须警惕“文化产业”沦为“文化工业”。文化产业的主体是传播文化精神和文化符号，应该把追求超越经济效益的文化价值、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而不能相反。文化工业则是完全屈从于市场规律和经济效益的简单复制，这与当年把文化当成单纯的政治工具如出一辙。我们在构建文化与经济“亲和”关系的同时，必须保持二者之间的必要张力和辩证互动，唯有如此，文化建设才能履行和完成自己独特的文明使命。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的觉醒，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满足人民精神期待的重要保证。因此，我们要以更加自觉、更加清醒的伦理意识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实现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人的发展的相互支撑。
对文化建设进行伦理审视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将人们对于文化建设的“见闻之知”提升为“德性之知”。北宋哲学家张载在其《礼记说》中对《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注释中，将“致知”之“知”分为“见闻之知”和“德性所知”。这对我们今天从伦理精神维度审视文化建设颇有启迪价值。他说：“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疑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2]一般而言，张载说的“见闻之知”，是指人的感性认识及其由此而获得的经验知识，但对“德性所知”的释解，在学术界却有多种观点。将哲学的认识论、价值论和境界（修养）论贯通来看，张载的“德性所知”，应该包括三层含义：一是事实之知，也就是在对客体具有“见闻之知”（感性认识）基础上抽象而成的理性认识；二是价值之知，也就是对客体之于主体的效应、功能、意义的认识；三是道德（境界）之知，也就是对主客体合一之“穷神知化”的德性修养和境界超越，甚至是神秘的“天德良知”的认识。这三层含义的“知”，不是对三个认识对象的“知”，而是对同一认识对象从不同维度和层次的“知”。它们的区别大致表现为：事实之知以客体为出发点；价值之知以主体为出发点；道德之知以主客体的融合为出发点。在张载提出“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的概念并将其对分之后，程颢又谈到“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之知，不假闻见”[3]。细心的学者们注意到程颢将张载的“德性所知”，改成了“德性之知”。至于这一字之差有无区别，尚存争议，但多数人将其视为同义，且以为“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在语气上更有对称性。由此来看，我们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伦理审视，也就是要努力超越世俗功利、肤浅狭隘的“见闻之知”，进而追求真理、正义和审美的“德性之知”。
对文化建设进行伦理审视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在为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世界诊治病患。人处在生活世界的最中心，社会是围绕人而产生并存在的，自然环境处在社会的外围，是社会和人赖以生存的条件。种种迹象表明，当代世界的人、社会、自然都是有病的，因而也是不和谐、不理想和充满危机的。由于自然、社会、人之间存在着交互、包容、转化的关系，其病灶也是互为根源、标本相连的。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在197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指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不是经济矛盾，也不是政治矛盾，而是文化矛盾。文化矛盾的核心是宗教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的矛盾。矛盾的根源是以伦理为核心的宗教冲动力式微，资本主义的冲动力只剩下一个，这就是以“贪婪攫取性”为特征的经济冲动力。于是，“资本主义精神”的理想类型，即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表述的“新教伦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精神”便发生裂变，导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它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诸问题的病灶。他在分析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时还发现，当代资本主义矛盾的根源，是“政治、技术、经济”文化三大领域相互冲突。政治领域遵循平等原则；技术、经济领域遵循效率原则；文化领域遵循自我表现、自我满足原则，三大领域的冲突将文明的机体撕裂，导致深刻的文化矛盾。[4]其实，丹尼尔·贝尔所说的“文化矛盾”，随着市场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可以说已经普世化了。因此，我们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进行伦理审视，也可以说是在为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世界诊治疾病。重视伦理道德价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史学、法学、政治学等，无不渗透着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中国的封建社会秩序，也是建立在伦理秩序之上的。正如《周礼》所概括：“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宋元明清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走向成熟的时期，也是走向衰落的开始。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在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冲击下，中国社会的道德理论及规范体系走向危机乃至崩溃，这还不算最严重的，因为它还是可以被建设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人们内心深处道德价值信仰的失落和崩溃。它集中表现为视伟圣为神话，视经典为糟粕，视法度为桎酷，视礼教为迂腐，视道德为虚伪，视无耻为真实，视自私为人性。这些现象是最深刻、最难医治的病患，也是无形而广泛的破坏性力量，一切无耻、腐败、犯罪、屠杀、战乱，都可能由此而生。因此，我们亟须研治人的文化心理和道德人格的健康问题。
回顾中国古代尤其是宋元明清时期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政策，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文化伦理问题的重要性。比如，历史上禁毁书籍的文化政策和社会行为，与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就有至为密切的联系。作为禁书内容的一部分，中国有“禁毁小说”一说，指的是辛亥革命之前，曾被历代王朝中央和地方政权明令禁毁的小说作品。小说是叙事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叙事文学的较高形式，也是用美学方法写成的历史，包括风俗史、心灵史等。如果将小说置于民族的全部文化中来看，小说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的载体和组成部分。因此，从古到今，社会对待小说的观念和政策，同时也是对待整个文化的观念和政策。对中国禁毁小说及相关文化政策的评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些禁毁小说，如《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现在已经被誉为世界一流的古典小说杰作，但也有不少作品，不仅没有审美价值，而且因其张扬肉欲，铺陈丑态淫声，带有强烈性刺激、性挑逗意味的色情描写，或不适合青少年阅读，或不适合在社会上公开广泛传播，以免影响文明社会风气。对此，依据进步的伦理道德标准进行审视查禁，无疑是十分必要的。文化观念是文化政策的基础。审视文化的价值观念本质上是各种价值标准的综合，也是文化批判的依据。从历史和现实看，影响文化政策最直接、最突出的价值标准首先是政治标准和伦理道德标准，其次，还有审美标准、功用和利益等标准。今天，我们社会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新闻出版行业实行特殊的管理政策，包括持续多年的“扫黄打非”活动，这与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礼教、名教的存在而禁毁小说和其他书籍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现代中国的政治和道德标准已经有别于古代。
一切文化都是在满足主体（个体和群体）的文化需要中产生和发展的，但是，由于主体的文化需要有自发与自觉、特殊与普遍、合理与不合理等区别，因而我们不能笼统地说能满足主体需要的文化都是有价值的文化，只能说文化价值是在满足主体自觉合理的文化需要中得到体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基本上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它从20世纪20年代传到中国之后，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政治需要，甚至一度成为高于一切、代替一切、主宰一切的文化。这就让人们误认为这就是文化概念的全部内涵，其实这只是一种政治文化，很难满足人们在经济、社会、生态、家庭、信仰、民俗等领域的全部需要。我们过去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忽略了文化建设中的非政治性需要。这就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释、道文化）和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存在和影响留下了空间。比如，中国传统文化至今满足着人们在社会生活领域，包括对信仰、道德、礼仪、家庭生活等的需要；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则更多满足着中国人对发展经济、科技、教育、法制等的需要。这就造成了马、中、西三类文化并存的现实。但是从文化性质上看，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深刻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的同时，更加自觉地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创造性地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相协调的非政治文化，即能够满足人们在经济、科技、教育、法制、道德、信仰、家庭及日常交往等领域的文化需要。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既要能满足党和国家的文化需要，也要能满足个人、家庭、企业及一切社会组织的文化需要。这应该是我们今后开展文化建设的任务和方向。
如果从价值哲学和文化哲学的高度统观当代中国的文化形势及其格局，就会发现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近现代西方文化的三足鼎立局面。这三种文化都在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都试图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它们也在此消彼长的复杂关系中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也深刻影响着个体人格的结构生成及变化。面对当代中国文化领域“马、中、西”三足鼎立、彼此矛盾而又互补的局势，人们无论是在马、中、西三种文化之间的选择，还是对其中某一种文化价值的自信，都存在着深刻的文化心理纠结。可以说，现实与理想、多元与一元、纠结与自信，既对立又统一，构成了我们时代的一大特点。因此，我们要树立文化建设的“三自”（自觉、自信、自强）意识，特别是树立文化自信意识，就必须解决对中、西、马文化价值的心理纠结问题。[5]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相符合。面对马、中、西三种文化，我们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任何一种文化，而应当从实际出发，采取“以马为主，融合中西，贯通古今，多元一体，整合创新”的方略。只有以开放的气度，广阔的视野，在多种文化的比较中，知己知彼，博采众长，才能形成科学、进步、实用的文化观。据此，我们必须强化和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执政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不能“边缘化”，不能被“架空”，也不能被“解构”，而必须通过有效的宣传教育落实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年学生的心灵中去。马克思主义是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严密而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又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先进思想体系。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实践特色、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已经扎根于中国土壤，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人类的一切创造活动，都是以一定的价值目标为理想和动力的，同时也是在一定价值体系的指导下进行的，文化建设也不例外。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核心价值是相对于非核心或一般价值而言的，它们都是构成一个整体的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古代社会的价值体系是金字塔状态，也就是呈现为等级结构，而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则是扁平化的罗盘状态，也就是呈现为中心边缘结构。在一个整体的价值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价值就是核心价值，居于非中心或边缘地位的价值就是非中心或一般价值。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和体现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能指导或扩展为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比核心价值体系更抽象、更集中、更根本。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该包括“价值存在体系”与“价值观念体系”两个方面。作为价值存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和执政以来的基本经验，包括人的价值、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作为价值观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该有“理想信念”“行为规范”和“心理品格”三个层次的内涵，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应该树立的理想信念，都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和都应该形成的心理品格。把作为价值存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作为价值观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需要开展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理论研讨、学习思考和凝聚共识。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复杂过程。[6]文化建设需要政治提供宽松环境，同时也需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和灵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重中之重是树立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用中国梦激发和汇聚上下同心、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形势错综复杂，既有国内经济社会深刻转轨转型和对外开放带来的思想观念空前活跃，也有国外敌对势力的牵制遏制和以西方价值观为核心的思想文化渗透。因此，文化建设要增强政治伦理意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握正确方向，不断传播好思想、传递好声音和传输正能量。
自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不断掀起论辩高潮。目前，否定一切的文化虚无主义和全盘继承的文化保守主义之间的对立依然存在。在这两种偏激（执）态度之间，也存在着实事求是、辩证分析、去糟取精，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科学态度。为了不断统一认识，凝聚共识，我们不得不对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再做论述。如果脱离时代背景和社会需要，不顾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空洞抽象的讨论传统文化的优缺点，就争论不出什么结果。因为，传统文化延续几千年，内涵博大精深，性质和作用极为复杂，推崇它的人和批判它的人都能说出各自的道理和证据。孰是孰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理性看，我们应该依照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文化满足实践需要的效果来评判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极为丰富，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教文化、哲学文化、伦理文化、政治文化，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应该以特别谨慎的态度来对待。也就是要对其中的唯心主义成分、封建主义成分和愚昧落后腐朽的成分，加以识别和剔除，以免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冲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学艺术等审美文化、科技文化、医药文化、建筑文化、考古文化等，与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距离较远或没有关系，则可以大胆继承和弘扬。就中国传统道德而言，内容复杂，有值得继承的优秀成分，也有需要批判抛弃的糟粕成分，而且这两种成分交织在一起，不容易识别和区分，因此，要以特别谨慎、理智、科学的态度对待，而不能偏激化、简单化。评判中国传统道德要有科学理论的标准，也要有实践效果的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检验道德的标准。比如，古代经典能不能读，《弟子规》能不能读，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中、和等传统道德规范还能不能讲，仅从理论上争论很难判断，这就要用一些人读了经典、读了《弟子规》、奉行了以后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来判断。
根据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坚信不管遇到多少困难、阻力和曲折，文化总是要向前和向上发展的，因此，我们要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以及由这些文化所承载的价值观。首先，要全面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地域历史文化的现代化、公益化和产业化，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和特点的文化发展道路。所谓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就是要把弘扬传统文化与发展现代文明统一起来，同时处理好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关系。具体说来，就是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相统一；与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法制文化、科技文化、道德文化、文学艺术、新闻传媒等相结合、相统一；与工商社会、信息社会、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改革开放、全球视野相结合、相统一。所谓传统文化的公益化，就是要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开展各种文化公益活动结合起来。具体说来，就是要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推动文化改革发展繁荣相结合；与思想道德教育和开展中华传统文化公益大讲堂相结合；与文学艺术创作和满足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精神文化需要相结合。所谓传统文化的产业化，就是要将优秀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相融合。具体说来，就是要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开发相结合；与旅游文化和文化旅游相结合；与各种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经营和消费相结合。我们的时代已经不是农牧自然经济时代，也不是计划经济时代，而是工业经济、城市经济、知识经济、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现代社会也已经不是文盲占多数和科技不发达的社会，而是人们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普遍提高的社会。也不是国家性、民族性或地域性封闭的社会，而是交通、通信、传媒和信息交流极为发达的社会。现在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全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每天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可以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在这样一个全新的时代和环境下，我们在文化建设上显然不能完全照搬传统的东西，否则就会被社会所淘汰、被历史所惩罚。当然，我们也要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地位和价值意义，既不能盲目复古，也不能简单否定，而要采取“批判继承、去糟取精、古为今用”的科学态度。其次，文化的“古今”问题与“中西”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中西文化之争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其间热潮迭起，但总的趋势是中西文化融合，“西学东渐”不断深入，甚至到了何者应该居于主导地位的时候。怎样处理文化的历史性、民族性、世界性之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加之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本身处于强势地位，存在着主动向发展中国家传播的趋势，这就使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不断走向深入。从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到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我国都在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交流势不可当，留学访学人员、文艺人员、科技人员、政府官员、经贸人员、旅游人员、探亲人员的出入，都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提供了渠道。其实，商品流通，特别是图书、影视等文化产品的国际流通，本身就是文化交流的载体和渠道。加之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现代传媒和现代交通工具的迅猛发展，更让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成为必然趋势。加之我们在文化上也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出面向世界办教育的方向，在高校不仅大量引入外文教材和图书资料，还要求有国外留学或访学背景的教师才能进入重点高校，要求能在国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高校教师才能评高级职称，等等。人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中，都有西方文化的元素。中西文化的相互传播融合已经无处不在，很多方面已经难分彼此。其实，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理念及其方式，直到依法治国、科教兴国、改革开放等治国理政的观念，都有西方文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本是西方传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明显渗透着西方价值观念的合理成分。因此，要完全阻止西方价值观念传入中国是很难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之一。整合多元文化的价值是构建和谐社会及健康人格的必然要求。无论个人心理和谐、家庭和谐、社会组织和谐，还是整个社会乃至世界的和谐，都离不开和谐文化的支撑。实践证明，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不和谐往往与文化信仰不统一有直接关系。这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不同文化信仰的人们缺乏相互包容、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雅量。特别是宗教极端主义者，往往把自己信仰的文化说成唯一真理，把别人信仰的文化说成落后、愚昧、不科学，甚至攻击为反动或恶魔。由此而造成不同文化信仰者之间的激烈冲突，导致社会严重不和谐。二是一些文化多元的社会中，由于缺少一种相对强势的、主流的文化起主导作用，也就是缺乏居于统治地位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样的社会必然缺乏凝聚力，也无和谐可言。因此，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必须把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摆在首位，同时要反对文化信仰特别是宗教信仰的极端主义。就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马克思主义文化居于统治地位，但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面对这三种文化，我们不能采取极端态度，也不能放任自流，无所作为，而应当采取温和而积极有为的态度。也就是要从实际出发，在整合创新中构建“一主多样”的和谐文化格局。“一主多样”，是指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为内容的主流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有益文化为主要元素，以精英高雅文化和大众通俗文化为主要层次，以书刊、报纸、广电、影视、网络等为主要传媒的多样文化。文化建设既要坚持科学主义以体现合规律性，又要坚持人文主义以体现合目的性。坚持这些标准和原则是文化建设中增强价值自觉和价值自信的基础，也是促进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必然要求。我们要善于总结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深刻把握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尊重文化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促进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的繁荣发展。要注意区分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在学术问题上要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在艺术创作上要提倡不同艺术风格和流派的争鸣和切磋；在涉及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敢于亮剑，决不做骑墙派。
文化有精神属性，也有商品属性，因而可将文化发展区分为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发展和经营性的文化产业发展，并实现二者的统筹、协调发展。公益性的文化事业是指关系到社会大众福利或者国家安全的公共文化产品和设施。具体指为满足人们娱乐、休闲、健身、求知、审美、交际等精神需要和求知需要而组织活动，并提供经费、场地、器材和各种服务的社会公益性而非营利性的工作。大致包括九年义务教育、党和国家重要的新闻媒体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体现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重大文化项目和艺术院团、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老少边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文化发展、面向大众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如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的免费开放，等等。这些文化公益事业是公共服务产品，具有公益性，需要国家政策支持和政府财力的扶持保障，并鼓励它们增强自身发展活力。发展公益性的文化事业，重点是发挥文化事业单位的作用，构建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也就是要在政府主导下，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要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把主要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以及公益性文化活动纳入公共财政经常性支出预算。采取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税收减免等政策措施鼓励各类文化企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鼓励国家投资、资助或拥有版权的文化产品无偿用于公共文化服务。加强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建设并完善向社会免费开放服务，鼓励其他国有文化单位、教育机构等开展公益性文化活动，各类公共场所要为群众性文化活动提供便利。由于公益性文化事业具有文化惠民、文化低保、文化慈善的性质，因而具有天然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意义。
发展经营性的文化产业，主要是指发展文化科技、文化旅游、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艺术、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动漫游戏等，也包括发展文化创意企业，增强影响力和带动力，拉动相关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其中，影视、音乐制作业要提升影片、电视剧和电视节目的生产能力，扩大影视制作、发行、播映和后产品开发，满足多种媒体、多种终端对影视数字内容的需求。出版业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加快从主要依赖传统纸介质出版物向多种介质形态出版物的数字出版产业转型。出版物发行业要积极开展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经营，形成大型发行集团，提高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印刷复制业要发展高新技术印刷、特色印刷，建成各具特色、技术先进的印刷复制基地。演艺业要加快形成一批大型演艺集团，加强演出网络建设。动漫业要着力打造深受观众喜爱的国际化动漫形象和品牌，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增长点。充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这也是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分有相对性，其也只是国家制定文化政策、开展文化管理的理论依据，而不是评价文化建设的价值标准。对文化产品可以用艺术标准、道德标准、科学标准来评价，也可以用经济标准、政治标准来评价。比如，一张画，可以作为艺术品来评价其审美价值，也可以作为商品来评价其经济价值。一个东西有二重或多重价值属性，这种现象在文化产品中很普遍。例如，一本学术著作，对读者来说，有科学性、学术性、知识性、理论性，对出版、印刷和经销这本书的出版社、印刷厂和书店来说，也可以当作一个商品来看待。扩大到戏剧、电影、舞蹈、音乐等，也都可作如是观。既然一个东西可能有二重以上的价值属性，在价值评价时就应该使用多重标准和多个角度，而不能片面化、简单化。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根本出路在于体制改革。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克服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除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需要在政府扶持下规范运作外，其他文化单位都应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创新体制、转换机制，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文化市场主体，并在此基础上，以骨干文化企业为龙头，以资产为纽带，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支撑，推进集团化建设。同时，应吸收外资和社会资本兴办文化产业，大力发展民营文化企业，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要逐步建立有利于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推动文化创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要坚持科学管理、依法管理，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行业自律等手段，推进文化领域管理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
人创造文化，同时为文化所塑造。因此，人特别是个体人格，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及其文化的出发点。没有了人，我们这个世界就没有了生命和灵魂。人是文化的主体和核心。离开对人的关注，一切文化建设和文化研究都会失去目的。在影响人格的诸多社会因素中，文化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本质就是其人格，而人格的本质又是社会文化特别是伦理文化的聚焦及内化。反之，伦理文化乃至一切文化都是人化，即人格的外化或延展。伦理文化的核心是道德及其三个向度，即作为人类理想信仰的“信念伦理”、作为人类行为准则的“规范伦理”和作为个人品格的“美德伦理”。没有宏观的文化现象，就不会有中观的伦理现象，进而也就不会有微观的道德人格。归根到底，文化就是人化，是人格或人的本质的外化。正如我们能从现实人格的健康状况透视出伦理文化的先进与落后一样[7]，我们也能依据伦理道德标准审视、诊断出整个文化现象和文化建设的健康状况。人们的伦理观念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指导、评价和规约文化建设及文化生活的重要价值标准。人的解放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文化进步的目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实现社会进步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统一，即通过不断推动社会进步来促进人的全面解放和全面发展。人的全面解放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且是全新的、进步的文化。然而，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重点是人的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而不是人的文化解放。正是在传统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近百年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历程，中国人民的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取得了巨大成绩，与此同时，文化解放和文化发展的成绩也不能否定。但是，与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发展进步相比较，我们在文化层面的发展进步还相对滞后，还有很大的差距尚待追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着人的全面解放和全面发展。人的文化解放与文化发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文化解放是文化发展的前提，文化发展也是文化解放的标志和结果。相对于经济和政治而言的文化，其内核是精神形态的东西。它作为一个母系统的基本内容应该包括科学知识、思想观念和心灵素质三个子系统。科学知识，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人缺乏科学知识就会陷入蒙昧。思想观念是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思维方法。没有正确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做指导，人就会陷入迷茫。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人就会陷入变态或病态。归结起来，人的文化解放和文化发展，就是指人在科学知识、思想观念和心灵素质方面的解放和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应该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的进步，与此相统一，人的全面解放也应该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的解放。如果只有经济和政治上的解放和发展，而没有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人的解放和发展就是不全面的。因此，把人的文化解放和文化发展作为一个崇高目标提出来，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只有把实现人的文化解放和文化发展作为崇高目标的文化建设，才是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文化建设。人对文化的压迫或压抑，对文化的反抗或解放的觉醒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自觉。反之，文化自觉也是反抗文化压迫和实现文化解放的先导，更是开展文化建设和人的文化发展的前提。传统社会，文化被少数人所垄断，大多数无文化的人不得不受文化和文化人的压迫，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说的就是这种现象。近代中国，不仅深受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和政治压迫，也深受其文化侵略和压迫。当前，国际范围内的经济、文化发达国家，也凭借其文化、科技、教育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压迫或渗透。随着社会发展和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大部分人已经摆脱了文化上完全受压迫的境况，但是，人们在受教育程度、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多少、在文化关系中的地位，还不能说完全平等，因此，改变文化压抑的现实和实现文化解放、文化发展的任务还会长期存在。
[1]参见孔润年《自觉开辟文化伦理学的研究方向》，《伦理学研究》2011年第5期。
[2]《正蒙·大心篇》，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4页。
[3]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17页。
[4]参见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5—30页。
[5]参见孔润年《文化自信与文化纠结》，《甘肃理论学刊》2013年第6期。
[6]参见孔润年《伦理学视野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道德与文明》2012年第2期。
[7]参见孔润年《伦理文化的人格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