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西修辞学的差异——定义中的管见

鉴于中西修辞学差别巨大，为了后续对修辞批评理论与方法的探讨，这里有必要阐释中西修辞学的差别所在。中西修辞学的巨大差异在修辞定义中有清晰的反映。中国公认的修辞学奠基人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说：“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词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方法。”[89]为了避免误解，他也指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景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境的修饰。”根据陈望道先生的观点，修辞学分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前者又叫做超常修辞、艺术修辞，主要对象是辞格和辞趣；后者主要是处理文章的明确、通顺、平匀和稳密等问题，与语法相关联。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定义以及《修辞学发凡》一书的内容表明，词语的使用，尤其是辞格，是修辞学的主要内容。

著名汉语修辞学家张弓先生在其《现代汉语修辞学》中给修辞学下了这样的定义：“修辞是为了有效地表达意旨，交流思想而适应现实语境，利用民族语言各因素以美化语言。”[90]关于该定义，修辞学家黎锦熙（1963）提供了一点注解：他在为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所写的序言中说道：“修辞学本身要独立说明什么？毫无疑问，就是各种各样的修辞方式了。他（张弓）这儿所说的‘修辞方式’，即指修辞格。”张弓的修辞学定义关注辞格对言语表达的作用，具有浓厚的审美色彩。中国另一位修辞学家王希杰认为：“修辞活动就是同义手段的选择的活动，修辞学就是同义手段的选择之学。……修辞的目的就是美，对语言美的自觉地追求就是修辞。”[91]

汉语修辞学的定义不胜枚举，总括起来大致可分为：文辞调整说、文辞美辞说、辞格中心说、语言材料选择说等派别。不管哪个派别，都有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对辞格、词语，对艺术表现手法的特别关注。修辞学往往与语辞的使用、语言的表达技巧等同。

汉语修辞学定义最直观地反映了汉语修辞学对修辞的认知。对英汉修辞学定义略加比较便能发现，西方修辞学在众多方面与汉语修辞学存在着差异。首先，它们在出发点和立足点方面略有偏差。西方修辞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劝说听众/读者。当然，这并不是说它忽视对语言的表达，而是说它首先以说服或影响听众/读者为考量，其次依此确定表达内容及方式，最后又回到听众/读者身上，看修辞的效果。就汉语主流修辞学学说而言，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语词，调整说、辞格说、美辞说、选择说鲜明地表明了这一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汉语修辞学不关注听/读者，若问如何确定语词、如何美化语言时，则需参照语境（上下文及听/读者等因素）。翻一翻国内出版的修辞学书籍，很少花较多笔墨论述、分析听/读者的。这是一个明显的差异表现。

其次，中西修辞学的差异也表现在西方修辞学范围宽泛，汉语修辞学范围相对较窄上，尤其表现在对辞格的处理上。西方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为影响他人的象征/符号行为，而影响他人也是语言的基本功能，也就是说，西方修辞学是建立在语言基本功能之上的，所以，凡是有利于影响他人行为的行为（语言的和非语言的），都可以（当然未必一定要）纳入修辞学研究范围之内。与西方修辞学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汉语修辞学特别关注语辞，有的修辞学著作甚至只探讨辞格。

就话语生成来看，西方修辞学更关注觅材取材的研究，所以在写作学或演讲的教材里，常常可以看到关于“Invention”（觅材）的论述，这是中西修辞学差异最明显的一个例证。尽管西方修辞学已今非昔比，但当代关于写作与演讲的教材里，关于觅材的理论研究也有不少，比如著名修辞学家卡尔•沃利斯（Karl Wallace）就在传统的修辞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觅材理论［他的理论以修辞三角为依据，提出了涉及修辞者、听/读者和语篇建构的话题系统（topoi system）］。再比如，美国匹兹堡卡尼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著名修辞学者理查德•杨（Richard Young）等人提出的名为“particle-wave-field model”　（微子—波—场模式）（该模式的灵感来自于法位学）堪称觅材研究的重要理论成果。[92]相比较而言，汉语修辞学鲜有关于觅材的论述，更缺乏对觅材的系统理论。

最后，中西修辞学的差异表现在对修辞功能的认知上。在西方修辞学中，修辞以影响他人为目的，所以其论辩性色彩浓厚（“论辩”并非仅指唇枪舌剑似的争辩，它可指任何有逻辑性的话语），而汉语修辞学注重美辞，其审美性色彩浓厚。李秀明、缪俊在对复旦大学首届修辞学沙龙的综述中写道：

长期以来，修辞被视为一种加强表达效果，表情达意时锦上添花的手段，游离于语言的基本功能之外。修辞学则成为一门“效果之学”，由此也把自身放逐于语言本体研究之外。……这已经成为今天限制修辞学发展的一大瓶颈。[93]

中西修辞学的巨大差异，毫无疑问与各自的修辞传统、语言系统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在汉语里，修辞的“辞”，在古代可指语辞或文辞；修辞在古代最早是指修饰、整理诉讼用辞的本领，最初主要指口语表达的技巧，发展到后来，修辞主要是指修饰文辞。[94]据张弓先生的观点，在中国春秋和战国时期，修辞原本以劝说人们为目的（这一点与古希腊修辞相同），但是到了汉朝的时候，汉语修辞却转而以语篇为中心，口头话语逐渐没有人研究了。[95]由于以语篇为中心，修辞旨在欣赏，其材料也主要来自诗词和散文，这样一来，辞格研究就成了修辞学的重头戏，修辞学往往更关注名家、名篇、名句，体现了对最美、最特殊例子的崇拜和迷信。这样，修辞学的范围也就变得狭窄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汉字的特点也正好吻合了这种修辞的审美情趣。汉语是意合语言，象形性明显，这使中国人特别喜欢汉字游戏文化，也产生了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法，为大量的辞格、富有审美情趣的言语表达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修辞学成为一门强调审美情趣、起着修身养性功能的艺术也就不足为奇了。对审美情趣的情有独钟，也为修辞学本身带来了负面影响。对审美情趣的格外关注容易造成修辞与社会功能剥离或脱节的现象，至少会模糊或弱化修辞对社会不可或缺的作用。有的汉语修辞学家甚至认为，修辞学应该把范围限定在所谓的积极修辞学中，消极修辞学应该由语法来管。“有的修辞书更是全部以辞格为纲。这类观点对修辞学产生了较大影响……”[96]因此，“修辞格从来就是修辞学的一个中心课题”[97]，尽管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曾呼吁冲破修辞学的辞格中心论，走出修辞格的狭小牢笼，但至今来看，修辞学的范围仍然比较窄。即使不赞成辞格中心说、美辞说的修辞学家也仍然花大量笔墨在辞格上。

或许，正如王希杰先生所说：“真正主张修辞学就是美辞学的人似乎并不多。”但是，在无意识和潜意识中，把修辞学定位为美辞学的人还是不少的。即使理论上并不主张美辞之学的人，在做修辞学研究的时候，往往也不自觉地倾向于美辞观念。“社会上一般来说也是把修辞学看作为美辞之学。”[98]辞格说、美辞说带来了严重后果：把修辞定义为美化语言，就必然会大大缩小修辞学的范围。比如把修辞研究局限于各种经典的文艺作品上，那么，那些语言朴实无华的公文事务语体就会被排斥在外；如把修辞研究局限于各种修辞格或美辞，那么，其他大量常见的有实用价值的语言现象就被忽视了；如重视了名人名篇中的修辞现象，那么，普通人的口语和书面语的修辞现象就被忽视了。汉语修辞学对辞格、美辞的过度关注，不仅阻碍了对段落、篇章修辞的研究，以致到了80年代它们的研究才逐步得以展开和深入，这和西方修辞学相比落后了许多，更阻碍了修辞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阻碍了修辞学成为高度跨学科性的、人类行为的阐释性学科。

从跨学科性来说，西方修辞学的跨学科性比汉语修辞学更加突出。由于西方修辞学根基于影响他人，所以它与社会生活几乎密不可分，以致凡是实际影响他人的行为都可以纳入修辞学范畴之中。结果，语言学、交际学、社会学、心理学、符号学、认知学等，只要与修辞行为所涉及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有关，都可和修辞学进行交叉研究。其实早在17世纪，培根就把人的官能和修辞学联系起来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哲学与理性相关，历史与记忆相关，文学与想象相关。20世纪西方修辞学界出现的百花齐放的壮观景象更说明了西方修辞学的开放性、跨学科性（关于修辞学的跨学科性，下节将详论）。由于汉语修辞学的基点在于文辞，因此与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的联系较西方修辞学要小，其跨学科研究也就显得比较滞后。对此，在复旦大学首届修辞学沙龙上李熙宗先生指出：

如果固守以往的“修辞”观念，许多新现的问题就无法纳入修辞学研究，而修辞学也将与当代强调学科间交叉渗透的大趋势背道而驰，在闭门造车的窘境中越陷越深。[99]

汉语修辞学的跨学科研究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修辞学对人类行为的阐释力度。对人类行为的阐释，毫无疑问要涉及多门不同学科的理论知识。从交际的动态过程来说，交际涉及信息交流的编码、发送传递、接收、解码这几个次过程。辞格说、加工说、调整说、美辞说、选择说显然只注意到了交际的部分过程，而不是全部，因此很难阐释人们的社会交往行为。对此，张会森先生指出，修辞应该放眼探索交际的全过程，而不能像以往那样只研究信息的表达。[100]“修辞现象固然由语言因素组成，但同时它又包含审美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等众多成分，不能仅仅研究前者而忽视后者，修辞研究应该是静态与动态的结合……”要阐释人们的交际行为，就必须有更高层次的概括。正如王希杰先生所说，为了提高汉语修辞学的科学品位，就必须从哲学的高度进行思考，把对于修辞活动中的具体问题的研究成果升华到哲学的高度。[101]

目前汉语修辞学流行的修辞定义还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调整说”似乎假定先有现存的词语等待人们去调整；“加工说”则表明已有词语等待人们去加工、润色，就像人们加工一个工件、润色一幅画一样；“选择说”则表明一个特定的思想有不同的形式外壳。“调整、加工、润色、选择”似乎蕴含了一个前提：先有个光秃秃的思想内容在那儿，然后再用美好的形式外壳包装一下。这似乎有点二元论色彩。事实上，这种先思想、后语言形式的修辞模式是不存在的，因为形式与内容不可分。

当代中西修辞学存在的巨大差异有其重要的原因。众所周知，现代汉语修辞学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登上学科舞台的。[102]它在向西方学习、借鉴以建构自己的体系时，正值西方修辞学处于低谷期，所以汉语修辞学从西方借鉴的是“夕阳产业”，后来又没有发生变革，而与此同时，西方修辞学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生巨大的变革，随着“新修辞学”的崛起，修辞哲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当代西方修辞学无论从修辞哲学还是修辞理论上都今非昔比。

不过，有一点值得欣慰的是，中国修辞学近些年来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为了纠正汉语修辞学因聚焦语辞而将视野局限于语言表达的问题，国内已经开始出现“大修辞观”，其代表人物是著名学者谭学纯先生；也有“语用修辞观”，其主要代表是著名学者胡范铸先生。随着人们对当代汉语修辞学存在问题的认识的不断深入，随着学科交叉的日益推进，随着中西修辞交流的不断深入，上述两种修辞学流派的影响将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