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语境

1.近代民族国家建设与“大众”的崛起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和理论建构顺应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特别是顺应了日渐强劲的民族主义潮流和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进程。

中国古代早已有“大众”一说，《辞海》《汉语大辞典简编》对“大众”一词的解释，均指对军役与夫役的总称，后泛指民众，含有“群”之意，主要是指数量上的多寡，并没有阶层或地位的划分。“多数人，乌合之众，农工阶级，平民，国民，没有文学品味的人，经济、文化教育的中下阶层。这一切都曾经成为‘大众’的所指。”[1]进入近代，由于中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在反抗外来殖民者的过程中，中国的民族意识觉醒，要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必须重视和依靠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的力量，整个社会对于民众的认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晚清梁启超提出“新民说”，号召“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体现了知识界为了救亡图存迫切希冀唤起民众的努力。其重要意义，梁启超早在1903年就说道：“然则为中国今日计，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饵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坪，则外自不能为患，吾何为而患之。”[2]一种现代社会所具有的群体意识，在思想启蒙的潮流中慢慢崛起。与此同时，人的个体生命价值开始得到确认，“人不再是奴隶，他作为国民而存在。”[3]辛亥革命前后，改造国民性成为一种社会思想潮流。打造“新人”、改造国民性，成为中国在建立、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程。从此“大众”作为一种身份象征的符号，进入中国社会的政治话语之中。“民众”“大众”这些传统名词获得了现代性内涵，具有了现代民族、现代国家的“公民”与“国民”的意义。[4]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建立，数量众多、阶层广泛的“国民”在社会价值和道义上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的地位。1919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其要旨就是认为在整体的社会变革之前，必须先改变民众的思想，于是“大众”“民众”成为思想启蒙的主要对象。语言和文学首先成为知识界开展思想启蒙的利器。胡适提倡白话文，已经名正言顺的把民众的言说方式指归为主导方式。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文学要从贵族走向大众，要推倒旧式的传统的“贵族文学”，建立新式的通俗的“国民文学”。周作人进一步提出了“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口号。朱自清、郁达夫等人也都大力倡导“民众文学”。其实，“平民文学”突出强调的并不在文学本身，而在于“平民”意识、“平民”精神。“平民意识也可以称作民众意识或大众意识，是指关注普通人民的社会地位、作用、权利的一种价值观念或心理趋向。”[5]

此后，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的变化，“大众”的内涵和意义经历了三个明显地转向。

其一，“大众”从被启蒙的对象转向被推崇为革命主力和社会的主人。20世纪20年代，知识界对“大众”“平民”的推崇成为时尚和潮流，“大众”“平民”“民众”这些概念被频繁地使用。然而，知识界最初主要是以启蒙者居高临下的姿态来看待民众的，考虑的是如何启蒙和改造大众尤其是下层普通民众，试图通过文学的平民化向大众传递新文化与新思想，从而达到改造国民精神的目的。他们对大众读不懂新文学作品的反应是：“正因为他们不懂，所以要费心力，去启发他。”[6]有人说，知识分子的任务“老实不客气的是教导大众，教导他怎样去履行未来社会的主人的使命……你是先生，你是导师，这个责任你要认清！”[7]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民族危机加深，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文化的、启蒙的立场向政治的、革命的立场转换。他们意识到必须唤醒广大民众，只有依靠民众的力量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民众是“立国之本，救国之本”，因此表现出了强烈的深入民众、了解民众的倾向。孙中山在其晚年逐渐认识到工农大众对革命的巨大作用，确立了唤起民众、依靠民众的政策。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分析了民众的重要性：“前代革命虽起于民众，及其成功，则取独夫而代之，不复与民众为伍。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发抒者民众之情感。……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8]孙中山在其国事遗嘱中，更是明确指出：“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9]

其二，“大众”从对普通民众的指称转向特指“工农大众”。大众一词最初泛指民众，含有“群”之意，主要指涉数量上的多寡，而没有阶层或地位的划分，更没把它作为一种批评话语使用。如晚清林纤说他翻译西洋小说“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10]但是自20世纪20年代之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在知识界已有比较大的影响，一些知识人士开始运用它作为社会分析的工具，对“大众”的理解和界定逐渐从一般人群的意义向具有阶级划分内涵的“无产阶级”靠拢。比如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中，有学者就直接把“大众”限定到了“阶级”的阵营之中，突出了鲜明的“大众”政治立场及阶级革命取向。如郭沫若指责郁达夫的“大众”,“是要把无产阶级除外的大众，是有产有闲的大众，是红蓝绿女的大众，是大世界新世界青莲阁四海升平楼的老七老八的大众！”[11]他提出自己的“大众”，是无产大众，是全中国的工农大众，是全世界的工农大众。将“大众”范围缩小到了“工农”。还有人进而强调：“这儿所谓的‘大众’，并不是‘全民’！所谓‘大众’，应该是我们的大众一新兴阶级的大众。”[12]“是被压迫的工农兵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并非一般堕落腐化的游散市民。”[13]已经把“大众”等同于“无产阶级”。

社会主义思潮、平民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及俄国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的现实，很快地促使曾经的“国民（公民）”逐渐被阶级性的“劳工”所替代，“大众”演变成为“劳工神圣”的阶级分层观念。劳工阶层被推上至高的社会地位：“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做工呵！”[14]“民主主义”被等同于“庶民主义”，并进一步等同为“劳工主义”[15]，大众变成了具有阶级内涵的“工农大众”。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国家的存亡具体体现为国土的拥有或丧失，知识阶层更是将浓烈的民族情感和对民族文化的眷恋投射于与土地有着密切联系的农民大众。这一时期的许多文学作品都将农民大众作为“民族”的形象来描绘，由此寄托浓厚的民族情感。“农民不但与民族的生存形态，也与那个时代知识者的归宿感、精神血缘相联系。”[16]

其三，从文学大众化转向政治大众化。20世纪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开始广泛传播，左联发动有关“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显然受到其影响。涉及到的如：文艺大众化的任务、大众文艺的内容、语言形式、通俗化、旧形式的采用和新形式的创造诸问题。左翼作家提出，大众化的任务就是宣传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大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准。从创作内容方面，要求描写工农大众正在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要表现群众中的英雄；在形式方面，要利用和改造旧形式以契合大众的审美。将文艺大众化视为一种方便实用的政治手段，强调它的社会宣传组织功能，目的是要能够强有力地鼓动大众的政治热情，唤起他们来参加政治斗争。文艺要联系实际，发挥社会功能，就要面向大众。知识分子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17]。左联曾几次专门做出决议，明确将“大众化”与“我们当前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相结合。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他所写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论文学的大众化》《大众文艺的问题》等文章及一些书信，深刻阐明了文艺大众化的基本思想。瞿秋白明确指出：“普洛大众文艺的斗争任务，是要在思想上武装群众，意识上无产阶级化，要开始一个极广大的反对青天白日主义的斗争。”[18]他对文艺的功能做了如下的规定：为了执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完成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任务”，并团结“群众的力量，以便立刻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普洛大众文艺应当在思想上意识上情绪上一般文化问题上，去武装无产阶级和劳动民众：手工工人、城市贫民和农民群众”。这里，“普洛文化”是指体现无产阶级意志、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文化，有着强烈的阶级性和斗争性。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普洛文化”的任务就是“在情绪上去统一团结阶级斗争的队伍，在意识上、在思想感情上、在所谓人生观上去武装群众”。[19]为此，他提出文艺要去写三种作品：标语口号式的鼓动作品、描写无产阶级生活斗争的作品、揭示阶级性的人生作品。“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问题是在于做哪一个阶级的‘留声机’，并且做得巧妙不巧妙”。[20]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众”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政治问题，在内忧外患的历史情境中，“大众”被赋予了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重大使命，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大众”意识与“民族”意识、“阶级”意识在自觉意义上的有机结合，很快形成一种整体的难以区分的思维方式。阶级化的“大众”，逐渐成为阶级对立划分的界限，“大众”“大众化”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及话语体系。

可见，“大众化”的提出是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中工农大众作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崛起的表征。大众化的主张与知识分子对民族危机的深刻体验联系在一起，中国迫切需要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而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仅靠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是不可能的，必须动员全体民众特别是工农大众的力量。大众是与乡土、民族传统联结在一起的，大众成为解救民族危机的终极力量。在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独立解放的历史和现实中，“大众”“民众”“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和革命的力量受到极大的推崇，对大众的关注已经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多数知识分子共有的心理趋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众’，作为一个关于‘多数人’的指称，在现代中国史上，始终在反封建与社会民主的层面上，具有某种道义的正义性。”[21]从被启蒙者变为革命依靠的主力军，工农大众的政治地位在理论和道义上均获得了合法性和正当性。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界平民主义思潮的活跃以及左翼文化人有关文学大众化的讨论，几乎涉及大众化的任务、目的、形式、方法等方方面面，这些内容为后来中国共产党构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和理论的资源。

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初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了资本主义制度致命的缺陷，马克思主义及列宁主义苏维埃作为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模式，则体现出一种更加强劲的现代性进步信念。中国社会的文化心态出现了明显的转向，急于改造和振兴中国的社会力量最终从推崇资本主义的“个体自由”倒向了社会主义的“大众平等”。[22]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不断被介绍到中国，朱执信在介绍《共产党宣言》、宋教仁在翻译《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时都把“无产阶级”译作“平民”。中国社会党的宗旨有“普及平民教育”“奖励劳动家、劳动者”的内容。无政府主义者则把社会分为劳动阶级和富贵阶级两部分，把强权看成是平民的仇敌，号召将主义传播给“一般平民”，实行“平民大革命”。尽管人们一时还搞不清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却自然而然地把这些主义和下层民众的解放联系到一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新的民主思潮兴起，使得“大众平等”的民主观得到普遍接受。“五四之前，民主对于人们来说，还只是一个政治名词，一种国家形态。而在五四时代人们的观念中，民主已经成为一个包含政治、经济、教育、文学等诸多因素，或者说体现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价值原则。”[23]这种民主观念在政治上要求改造西方式的议会制度，实现民众以某种形式直接参政的“平民政府”“平民自治”，在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的权利等方面则要求实现全面平等。这时的“民主”一词带有了明显的平民的或大众的色彩，这种大众平等的民主观强调“人权”“国民政治”“劳工神圣”等观念，主张在打破一切不平等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上，通过民众参政、普及教育和人的解放等形式实现民主。“显而易见，大众平等的民主观在认识和理解‘民主’这一概念时，已经把下层民众视为国家政治社会的中心和权利主体。它是18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为争取真正的自由平等权利而不断掀起的民主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中的反映。”[24]而正是这种带有浓厚民粹色彩的民主观促使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就是把解放大多数被压迫的下层民众作为自己献身共产主义运动的奋斗目标。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救亡与图存、独立与富强已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主题。尽管近代中国思潮林立、主义繁多，但实践证明，众多的主义对解决近代中国的实际问题来讲都行不通。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给先进的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带来希望，也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建立了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苏维埃新制度，这使急于改造中国、寻找社会变革出路的知识分子们认识到唯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而波及全国数十个城市的五四运动更使人们看到了中国民众势力的崛起和民众力量的伟大。然而，马克思主义还只是掌握在极少数知识分子手里的理论，要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社会改造的有用武器，就必须使它从书斋里走出来，从少数人群里走出来，变成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总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极具鲜明时代性的命题。中国近代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两大历史主题的急待解决，苏俄十月革命的示范效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级性、科学性、真理性适合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工农大众的地位提升以及被推崇为社会变革的主力军，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语境和社会基础，也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日后可能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