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实践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人类思维中的普遍规律。同时马克思主义又是实践的理论，实践品格是马克思主义最为重要和根本的品格，其具有多重而又相互关联的内涵：其一，高度重视实践对于理论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毛泽东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3]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实现自身、检验自身和发展自身的。其二，马克思主义的使命不仅是要能够科学地解释世界，还要能够合理和有效地改造世界。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实际地改变事物和世界的现状，推动现存世界向更合理、更理想的社会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的初衷和最终要达到的目的，也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鲜明的革命实践品格。其三，人民大众是历史和现实的实践主体，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的进步发展，就必须通过实践动员群众和掌握群众，将一种科学的思想理论和精神力量转变为现实的积极的物质力量。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在人民大众的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价值取向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缺乏实践性的思想不可能有大众化的冲动和力量，而离开了大众化，实践性就失去了最为坚实的民众基础和主体力量。”[6]因此，从实践角度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目前，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已发表了许多成果，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仔细分析，相当一部分表现出如下倾向：一是现有研究大多关注理论层面的探讨，而相对忽视对大众化产生和发展的实践环境和实践内容的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始终是在具体的历史、场域、情境中逐渐展开的，不同阶段的大众化有其不同的内容和特色，需要具体的研究和说明，如果没有对实践状况的仔细了解和充分把握，一般性地讨论大众化理论，可能是空泛的和没有意义的。二是现有研究的立足点和关注点主要集中于政党意志、革命意识形态在政治、理论层面的需求，有意无意地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当作一个革命政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单方面的自上而下的贯彻实现过程。以上两种研究倾向都抽离了大众化所产生的历史语境，特别是忽视了对大众化的对象——广大民众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的研究，极易导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悬置和虚化，从而蜕变成失去生命力的空洞的理论和愿景。三是现有研究缺少与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对话和交融，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当作了一个封闭的话语体系，造成了讨论议题的单调和重复。近年来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关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虽然在表述上没有使用“中国化”“大众化”的概念，但相关研究对中国农村社会、农民革命、农民日常生活状态、农民意识变迁的深入探讨，揭示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许多重要的面向和规律，这些内容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很多方面高度重合。事实上，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与中国近代乡村社会同处一个“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探讨的重大课题，它有助于从实践层面更具体、深入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主要内容及其特征，有助于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研究的新视野，从而获得许多新的启发。

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不仅如上所言，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实践性品格所决定的，还因为中国革命本身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它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质上是一个实践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主体是人民大众，而在民主革命时期，作为人民大众最主要组成部分的农民，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文盲，系统的书本知识、纯粹的理论显然与他们是隔膜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所写《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明确指出，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作生产斗争知识，另一门叫作阶级斗争知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实践主体都是农民大众，面向农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更多的是通过大量的生活实践体现出来。不了解农民、农村的现实状况，不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的实践和农民日常生活的实践，企图真实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几乎是不可能的。更进一步说，中国共产党关于大众化的理论并不是现成的，一开始不可能有一个现成的理论指导大众化实践，只能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只有通过对实践的观察、了解和研究，洞察中国共产党与农民在实践过程中的关系和互动，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特点诸问题有真实地理解和把握。

毋宁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过程是一种“实践历史”，实践在这里表述的是三个不同层次而又相互联系的含义：“相对理论而言的实践、相对表达而言的实践以及相对制度结构而言的实践（或实际运作）。‘实践历史’不仅包含这三种实践的历史，也包含它们经过与理论、表达和制度之间的互动而体现于实践的历史。”[7]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过程所呈现出的正是这种历史与实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应该说，理解、洞察和揭示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不断深入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