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城镇化发展之路：以苏豫两省为例
- 冯霞
- 16034字
- 2021-03-30 05:30:23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 研究背景
纵观过去的20 世纪，城市化是人类社会产生、发展起最大影响的地域演化过程之一，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经济转型现象，是经济发展进程中必然面临的重大问题。城镇化也称城市化，一般是指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乡村地区扩展为城市空间、产业非农化等全球性社会经济转型现象及复合过程。城镇化过程包含了人口流动、职业转变、土地转移和产业结构转变等。不同学科以不同理论视角，对此概念有着截然不同的解释，基于人口学视角的城镇化主要表现为进入城市的农村剩余人口越来越多，从而导致城市人口比例上升；基于地理学角度的城镇化则表现为城市数目的增加以及城市建成区的扩展，等等。自18 世纪中期开始，世界各国都经历了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城镇化建设，许多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人口城镇化率超过70%的成熟阶段[1]。
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逐步放开了对人口流动的控制，政府引导力度和市场资源配置力度越来越大，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中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6年的57.4%，年均增长速度为3.11%，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2010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指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规划水平和发展质量，当前要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为重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在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要求“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进程，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2]。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就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在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3]。由此可知，中国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镇化。作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必将会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因此，中国城镇化建设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
中国30多年的城镇化历程取得了良好效果，主要解决三大问题。第一，提供了工业化发展的载体。城镇是工业发展的最好载体，而工业化发展同样会加速城镇化的发展，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第二，提供了产业集聚的空间。由于产业集聚，城镇逐步成了扩大内需和招商引资的重要地区，同时也改善了投资环境，提升了产业综合竞争力。第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现象较为突出；失地农民许多没有享受到相应的社会保障；城镇化发展规模与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4]的矛盾愈演愈烈，造成了水资源紧缺、交通拥堵、垃圾围城、空气污染和城市贫困等问题。目前中国城镇化，仅是“半城镇化”或者“伪城镇化”。因此，越来越多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关系方面的研究。
二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土地流转、劳动力转移、城市建设一直是国外地理学、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者关注的重点。从20 世纪80年代“城镇化”领域才逐渐成为国内学者探究的热点。对城镇化快速扩张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不同学者都展开了不同层次的研究，但存在着某些方面缺失。比如多维度综合研究城镇化的较少，多维度研究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则更少了；对城镇化多局限于传统的研究范式，并偏重于城市局部或某一问题微观层次，比如动因机制、发展模式的研究，缺乏从宏观角度的系统整体分析。
城镇与生态环境作为一对耗散结构体，两个系统之间在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等要素的流动，从而引起系统的熵变，符合一般系统论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增定律”。所以，基于生态城镇化是指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同发展过程的理论，本书以江苏省和河南省为例，以熵值法、熵增定律、耦合函数、耦合协同函数、象限分类识别法等方法，从时间序列和空间格局两个视角，对比分析生态城镇化的运行机理和发展路径。
（二）实践意义
面对城镇化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动力不足等问题，国家已开始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在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新型城镇化建设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5]。本书就是以江苏省和河南省为例，分别从时间序列和空间格局对比分析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协同发展的状况，探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发展的运行机理，探求各地区根据各自地域特点，以低碳、和谐、宜居、方便为目标，全面建设绿色的环境、消费、经济及社会的生态城镇，探索城镇健康可持续发展道路。
第二节 研究综述
一 城镇化与城市化的概念演进
（一）“Urbanization”的释义之辨
在中国，Urbanization一词常被学者翻译为城市化、城镇化。这两种翻译的区别在于认知不同。首先必须从字源上进行分析，就urban、city与town三个单词的内涵不同，但三者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没有明显区别。对于单词city，通常情况下属于人口统计学的范围，例如联合国曾提出把人口数量超过100万的town定义为city；urban有都市化的含义，是指人口在50 万—100 万人，正在向大城市转变的城市；town是指人口小于50 万人的城市。但其准确定义一般是因地、因时而变化的，只能依赖于一种人为的指标将三者清楚区别，国内学者对其翻译的含义有着不同理解。例如，谢扬认为将Urbanization译作城镇化可能更为全面。因为除农村居民点外，镇及镇以上的各级居民点都属城镇地区。但是宋俊岭的观点则认为小城镇是城市的初级形态，并不具备完全意义的城市性，城镇化的译法不能涵盖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的理解，不能完整表达城市化的抽象含义。
上述两派的观点各有道理，但本书更倾向于城镇化的释义。因为区别镇和市的标准是人口的多少，即镇和市是规模不同的城市。那用来表示不同规模的城市建设用城镇化概念，则更切合实际。
（二）城市化与城镇化的概念之思
自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化理论研究进入了鼎盛时期，学术界中的不同学科对其非常关注，不同学科对城市化实际内涵理解也不一样，有的认为城市化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步增大的过程，或是城市中心的实践和理念向郊区和农村地区辐射的过程。美国《世界城市》则认为城市化是人口从乡村逐渐流向城市，并且在城市中从事非农业的工作；乡村生活方式是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这涉及态度、行为、价值观等方面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的学者也诠释了城市化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认为“城市化是人类生产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6]，表现出人口的空间流转和生产方式的不断转变。叶裕民认为城市化表现为人口向城市的集中，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发展的自然过程，包括城市数量持续增多、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和城市现代化水平逐渐提升，是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革的综合表现。高佩义认为城市化是一个过程，体现在把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逐渐转变为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进程。刘维奇与焦斌龙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分析城市和城市化问题，重新定义了城市和城市化的概念，提出了城市是一种制度，城市化是一种制度变迁的理念，并阐释了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路径依赖，试图用新制度经济学为研究城市及城市化问题提供一个理论基础。本书认为城市化或城镇化均是经济发展必然经历的一段历史过程，其中不仅是人口在空间的转移，更主要的是生活方式、生产行为、生存质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改变。
（三）城市化与城镇化的沿用之初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开始了对城市问题的研究，大陆第一篇研究城市化的论文是南京大学地理学吴友仁教授于1979年发表的，首次提出了城市化问题，之后于1987年出版了第一本城市经济学著作。此后，学者使用的全是城市化概念，基本上没有城镇化理念，理论界也仅限于对城市化问题的讨论和研究。著名学者费孝通在1983年5月2日对吴江等十多个小城镇的历史现状做了调查研究，同年9月，在“江苏省小城镇研讨会”上，他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这一著名观点。接着他又连续发表有关“小城镇”的文章，之后“小城镇”成了中国农村改革领域的热词。新华社记者艾丰在采访费孝通之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小城镇、乡镇企业和农村产业化等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及其观点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十五届三中全会在1998年10月12日至14日召开，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有利于乡镇企业相对集中，更大规模地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避免向大中城市盲目流动，有利于提高农民素质，改善生活质量，也有利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更快增长。要制定和完善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改革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小城镇要合理布局，科学规划，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注意节约用地和保护环境。”[7] 从此，中国小城镇建设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四）城市化与城镇化的内涵之别
中国《城市规划法》规定：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城市”和“城镇”概念似乎相同，但其实两个词汇的精确含义略有不同。在研究中国城镇化人口的统计指标等相关问题时，周一星率先剖析了中国城市概念和统计口径的混乱问题。曹荣林认为城镇和城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有联系但内涵不同。城镇化和城市化两个概念同样如此。广义城市包含与县级市处在同一层次的县城，还包括建制镇。而狭义城市则指建制市。广义城镇含有乡政府驻地的集镇（简称乡集镇），而狭义城镇与广义城市概念相同，更符合中国人口众多的实际国情。杨新房和任丽君等人同样认为城市化和城镇化在本质上没有大的区别，但城镇化概念更符合中国国情。由于中国农村人口数量巨大，仅依靠大中城市吸纳流转人口，难度则是非常大的，所以中国要走一条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相互协调发展的道路。谢扬也认为城镇化的概念可能更加全面，但本质上来说城镇化与城市化是没有太大区别的。陈为邦则认为城镇化与城市化就其核心而言是相同的。以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为依据，本书认为狭义的城镇化含义更加适合于本书研究。
（五）城镇化与城市化的阶段之分
有些学者从城镇与城市的概念之争中跳出，把城镇化与城市化分成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加以区分。周毅曾提出：城市化和城镇化从本质上而言，只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两个阶段而已。实际上是将城镇化归为城市化某个发展阶段。赵春音在以前文章中提出，中国城镇化是城市化的初始发展阶段。冯兰瑞认为，城镇化是表面上把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镇，而农民最根本的社会阶层属性并无实质性改变；城镇化是让小城镇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控制更多的农民进入大中城市。城市化则是农民变市民、农村变城市的过程。
费孝通提出小城镇建设问题，他觉得城镇化对中国现代化农村和农业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将小城镇界定为“新型的正从乡村性社区变成多种产业并存地向着现代化城市转变的过渡性社区，它基本脱离了乡村社区的性质，但仍没有完全城市化的过程”。洪银兴提出城镇化也含有城市化的问题。上述学者从新的角度来考虑城市化在学术界中的不同含义。本书以为，城镇化不同于“镇化”，城市化也不同于“市化”。城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现在发展状态的自然历史过程，从广义上理解和使用，与城市化没有实质性的差异，都表示一个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农业地域转化为非农业地域、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的过程，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
二 城镇化与城市化的研究述评
（一）国外研究脉络
从5500多年前城市演变开始，经历了早期城市化帝国兴起、城市的扩张，直到工业革命为代表的工业化发展，城市化作为社会现象逐步进入研究领域，受到多学科的影响，逐渐发展为一门解决城市和区域发展问题的科学。国外学者对城市化的探索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 世纪以前，主要是对城市起源及城市化发启的动力机制的研究，比如丹麦学者埃斯特·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认为在早期的互惠社会中，随着人口增长及农业生产的出现促进人类由原始社会群落群居生活逐渐向城市聚落生活转变。第二阶段是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主要研究城市化发展的动因及本质作用，其代表有1776年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启了城市发展进程中地域分工理论；1828年杜能《孤立国对于农业及国民经济之关系》，开辟了区域经济学关于区位理论的思想；1849年《共产党宣言》创造性地从城乡对立角度阐述。第三阶段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城市化”概念提出，标志着城市化理论研究的新开始，虽然没有全面系统的城市化理论著作，但是关于城市起源和发展、城市问题等研究都有所体现。1867年西班牙学者塞达出版的《城镇化基本原理》首先使用了Urbanization概念，同时1859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98年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等代表了近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开辟。
在第四阶段20 世纪初至今，随着社会、经济和生态等学科向城市化领域的渗透，城市化理论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城市扩散到更大范围而形成新的群体形态，引发了美国城市的结构重组；又提出集聚是城市的本质和核心的思想。1933年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W.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论将区域城镇系统化，开启了城镇体系的研究；1950年邓肯（O.Duncan）明确提出了城镇化体系概念；1958年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提出“极化增长理论”；1966年美国城市经济学家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在《区域发展政策》一书中，系统提出了“核心—边缘”理论模式。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1955年提出发展极是一定的经济环境或经济空间中的一个推进型单元，必须与周围经济环境相结合。瑞典学者哈格斯特朗1953年在其论文《作为空间过程的创新扩散》中首次提出空间扩散的问题。英国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1969年的《地理学中的解释》中，尝试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释城市化动力机制；简·戈特曼（Jean Gottmann）1957年首次提出大都市圈概念，认为信息产业和交通运输的高度发达是大都市连带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美国城市学者诺瑟姆（Ray.M.Northam）于1979年提出了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之间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表现出一个渐变的平滑的“Davis城市化曲线”。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1995年用面板回归的方法对42 个发达国家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倒U形关系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美国弗里德曼2005年于《中国城市变迁》一书中，系统介绍了中国城市化问题，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观点。
综观各学科对城市化的研究，主要认为城市化含义有三种。一是“人口城市化”，即为将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镇）人口的过程，著名社会学家埃尔德里奇（H.Eldridge）认为人口的集中过程就是城市化所有含义。二是“空间城市化”，即在一定区域内的人口规模、产业结构、服务设施、环境条件等要素由小到大、由粗到精、由分散到集中转化的动态过程。日本社会学家矶村英一把城市化分为动态的城市化、社会结构的城市化和思想感情的城市化。三是“乡村城市化”，即为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的城市（镇）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1938年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一书中提出，城市化意味着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发生质变的全过程。
（二）国内研究框架
1.单一维度城镇化的研究
（1）从人口维度研究城镇化。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征具有“两阶段”的表现。简新华等认为由于中国农村劳动人口数量巨大、城市化各项制度缺失等因素，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农民的非农化和农民的市民化是不同步的，而是要分为两步来实现，第一步即先从农民变为农民工，实现非农化，再由农民工转化为市民。有的学者则认为应该尽量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便促进城市化加快发展，比如姚士谋等认为农村人口非农化过程推动了中国有特色城镇化发展，从动力机制以及城乡统筹策略等方面探索了农村人口非农化与城市化的相互关系。张善余提出人口数量的变动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关系密切，尤其是人均GDP和投资。邬巧飞认为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城镇化要以“以人为本”为理念，转变传统发展模式，保障农民的各项权利，不断减少人的城镇化中各种制度性障碍，提高城市的环境综合承载力，满足居民多层次的需求。
（2）从土地维度研究城镇化。目前国内以“土地城镇（市）化”为主题的文献材料不全面，有的学者侧重于研究土地城镇化的内涵和度量方法。吕萍在概念界定和指标设计上较早提出了土地城市化的概念，认为土地城市化过程是指土地条件由农村形态向城市形态转化，并以城市建成区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比重作为衡量土地城镇化水平的指标。鲁德银从权属角度研究土地城镇化，与吕萍提出的土地利用形态转变进行对比，认为城镇化是指农村用地逐步向城镇经济社会用地的转变过程，国有是其最重要特征。但要预防农地的过度非农化，提高城市用地的集约化水平。
有的学者关注城市化空间形态、格局与区域模式的研究。许学强率先对中国各省、区城市化及其因果关系做了初步探讨。刘玉从沿海、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角度分析探讨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区域差异。曹广忠提出了区域发展战略可以促进内陆省份的发展，同时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和国际市场开拓将成为内陆地区城镇化的重要依托。方创琳分析中国城市群形成发育的现状格局，提出了城市群发展的总体战略与目标，认为中国将形成23大城市群、6大城市群集聚区、“π”字形城市群连绵带构成的国家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顾朝林认为，中国城市群形成机制比西方发达国家要复杂得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进行创新。宁越敏和王发曾也对城市群的概念内涵、空间范围划分和网络特征等进行了分析，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还有的学者研究关于土地城镇化的影响因素。田莉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土地资本化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过于依赖土地资本化衍生的土地财政，也导致土地的福利功能大大削弱，导致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和环境的问题。
（3）从工业维度研究城镇化。纵观各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工业化与城市化一直是密切相关的，其大多数研究点主要从关系测度、关系模式方面展开。有的学者重点研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相关程度。Chenery和Syrquin研究了1965年90 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提出“随着工业化水平提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同时城市化水平也随之提高”。叶裕民提出，城市化是从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开始的，其中经济发展决定了城市吸纳人口数量的能力，制度创新则决定了人口能否顺利流转。城市化的滞后性是由中国工业的弱质性决定的，若加速城市化速度，则根本是要提高工业化的质量。
有的学者重点研究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性。比如英国学者柯克比在其著作《中国的城市化：1949—2000年的发展中经济下的城市与国家》中，认为阻碍中国城镇化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将大量资金集中于重工业建设和分散化的工业布局。陈金永提出的“工业化与城市偏爱说”，认为中国发展滞后的城镇化和过分偏爱工业化以及城市的发展逻辑是紧密联系的，“以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和“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制度”形成了低成本的工业化，却降低了城市发展的乘数效应。近年来，出现了城镇化整体速度快于工业化进程的倾向，但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大。安虎森和陈明以人均 GNP为标准，衡量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关系，发现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并不协调。
（4）从经济维度研究城镇化。周一星通过回归分析了137 个国家及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城市化水平，指出经济水平是在影响城市化水平的众多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就城市化率和人均 GDP两者之间形成的对数曲线关系，构建对数回归模型，利用模型的估计结果预测了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水平。王亚飞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发现，不断提高城市化水平会先减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接着会扩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优化调整产业结构会先扩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接着会减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2.两个维度城镇化的研究
（1）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关系的研究。有的学者重点研究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关系测度。李明月、胡竹枝运用相关和回归分析方法，认为广东省城市化进程较快，其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水平之间显著正相关，二者进程基本同步，与全国范围内人口城市化慢于土地城市化的趋势不同。傅超、刘彦随的研究表明，2000年和2009年土地利用非农化指数与人口城镇化率的相关度逐步下降，进一步讨论了导致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利用协调度在空间上存在显著差异的因素，提出了基于健康城镇化的和谐发展战略。李小建从“人地关系”的研究角度，提出新型城镇化应重点强调城乡协调，全面整合城乡聚落体系，逐步形成统一和谐、大小和功能各不同的聚落整体；考虑人口城镇化与景观城镇化相协调，居住环境与公共服务城镇化相协调，有形和无形的城镇文化相协调。
有的学者重点研究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模式。陈凤桂等指明中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协调发展空间格局呈现出水平总体偏低、阶段差距大、区域分异明显等特点。赵岑、冯长春指出中国城市用地发展大体上处于较合理的水平，但随着土地城市化相对速度的加快，人地关系异速生长的发展趋势也在不断增强。其中小城市和工业城市用地平均水平最高，特大城市、综合性城市和东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张速度最快，超出了合理阈值，在未来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应有针对性地予以调控。
有的学者重点研究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不协调的根本因素。目前已形成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是分税说，即中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政府运转和进行城市建设等需要依靠土地出让收益来支撑，从而推动了土地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熊柴将2000—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提出财政分权直接导致了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的不协调，建议中国要协调推进城市化进程，必须对财政体制和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机制进行相应改革。第二种是二元土地制度说。土地征收是政府行政行为，而土地出让则是市场自主行为，二元土地制度直接影响了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协调。范进、赵定涛认为目前中国土地城镇化的速度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二元土地制度和二元户籍制度直接导致中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不协调。第三种是行政因素共同推动。陆大道等认为推动中国城镇化进程主要因素是政府行政行为；城镇化处于空间扩大的失控状态。
（2）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洪业应以贵州省毕节地区为例，分析人口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的关系，运用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法和Grange因果检验，探讨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发现调整升级产业结构会提高城镇化率，而城镇化不能使产业结构升级。程莉通过VAR模型，研究人口与经济城镇化的关系，认为人口与经济城镇化存在偏差，原因是中国工业化中产业与就业结构的偏差。提出要以产业发展为核心，不断推进经济城镇化，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持续推进人口城镇化，逐步缩小产业与就业结构的偏差，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3）农地非农化与人口就业关系的研究。胡伟艳认为城市人口和非农就业对农地非农化都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其中城市人口对农地非农化影响更大；农地非农化与第二产业就业正相关，与第三产业就业负相关；就业非农化高的地区，农地非农化有所减缓，人口城市化高的地区，农地非农化则加剧。
3.多维度城镇化的研究
近年来，学者尝试从多维度对城镇化进行研究，部分内容见表1-1。
表1-1 多维度研究城镇化协调发展的主要内容
表1-1 多维度研究城镇化协调发展的主要内容续表
三 生态城镇建设的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发展
生态城市思想最早可追溯到16 世纪，在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的《太阳城》、托马斯·莫尔（Thomss More）的《乌托邦》以及约翰·凡·安德里亚（Johann Valentin Andrease）的《基督城》等著作中都有所体现[8]。这些著作本质上是对当前社会问题的剖析，描述了人类对未来城市美好生活的一种构想。国外学者在20世纪初就从资源和环境的视角来分析和探讨城镇化问题，这一学派被后来的学者称为城市生态学派。
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提出的田园城市是一种全新的城市形式，包含了美丽朴素的乡村景观及高效生活的城市组织，其中的花园城市理论被很多西方国家当作建设花园城市的依据，并对现代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帕特里克·盖迪斯（Patrick Geddes）的《城市开发》和“雅典宪章”均积极表达出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表现出生态学的思想光辉。塞特（J.L.Sert）把20 世纪30年代发表的 CIMA 会议文件升华为 Can Our City Survive一书，并于40年代正式发表，该书警告了人们破坏环境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向人类敲响了警钟，要反对汽车的快速发展和城市的无序发展，否则可能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由此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于1972年6月5日至16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该会议发表了有关保护环境的宣言，该宣言明确指出“人类的定居和城市化必须严格规划，以免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以在环境、经济、社会三方面取得最大的利益”。
世界范围内生态城市建设是在20 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亚Halim生态城市建设计划、美国理查德·雷吉斯特（Richard Register）领导的加州伯克利生态城市计划等。雷吉斯特和其朋友于1975年成立了以“重建城市与自然的平衡”（Rebuild Cities in Balance with Nature）为核心思想的社会公益性组织。该组织参加了许多在伯克利举办的生态建设活动，并产生了许多国际性影响。同时，世界各国城市生态的研究得到了蓬勃发展，雷吉斯特在1984年提出基础生态城市理论，并在1987年出版的Ecocity Berkeley—Building Cities for a Healthy Future一书中，主要论述了建设生态田园城市应当遵循的原则和可能产生的历史意义，并提出了许多把伯克利建设成花园生态城市的积极建议。
1992年，社区活动家戴维·恩奎斯特（David Engwicht）在澳大利亚出版了《走向生态城市》一书，指出城市可以作为生态革命最前沿的阵地，并且是一种优质的发明，它能够实现货币流、信息流、物流、情感及思想交流等最大化效果。同年，未来生态城市全球高级论坛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举行，目的是商讨共同应对世界的环境问题。1996年，在塞内加尔的约夫（Yoff）城市举行了第三届发展国际生态城市的研讨会，从而进一步探讨了“国际生态重建计划”课题，集中反映了当时世界各地生态城市的实践以及研究理论。在2002年，中国深圳举行了第五届生态城市的国际会议，在此会议上发布了《生态城市建设的深圳宣言》，提出了在21世纪城市的发展目标和关于建设生态城市的原则、管理与评价方法，目的是为生态城市建设提供一套可供政府和建设者参考的体系，并且在世界范围内能够进一步推动生态城市的构想和建设实践。
（二）国内研究学派
在国内，学者们对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马世骏等学者率先提出把自然、经济和社会这三个不同的系统融为一个复合生态系统的研究思路。此后，国内关于城市化生态系统的研究才逐步展开。
1.山水城市
1990年，钱学森首先提出了“山水城市”这一概念，它是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对未来城市的构想。吴良镛认为，“山水城市”这一概念是提倡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相互协调发展，目的是建立“人工环境”（以城市为代表）与“自然环境”相互融合的，便于人类居住的生活环境。鲍世行也认为“山水城市有着深刻意义的生态学哲理”。然而，与其他未来城市理论相比，“山水城市”这一概念更多表现的是人类的一种构想，缺乏用以解决现代城市问题完整的思路和可行的方案。
2.城市复合的生态系统论
1988年，王如松和刘建国在城市生态学领域深化了这样一种构想，他利用了有关生态学基本理论定义了生态库和城市生态位的概念。生态城市是一个符合自然生态规律的复合生态系统。在系统内部，它能够实现功能高效、关系协调、结构合理，从而达到动态平衡状态，而且生态城市充分强调系统内部经济、自然、社会这三个要素的整体生态化和协调发展，从而最终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在1998年，沈清基从城市生态学的角度指出了城市概念，它是由经济、自然和社会这三个子系统所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1997年，黄光宇等学者从复合生态系统的理论角度分析，界定了生态城市的概念，而且从经济、自然和社会这三个子系统协调发展的角度，创新性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的标准，从功能区规划、建筑空间环境设计和总体规划方面研讨了生态城市的规划对策，并且提出了生态导向的整体规划设计方法。宋永昌提出，从城市的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以及协调度入手，设立和构建了生态城市相应的指标体系，指出了生态城市的评价方法。梁鹤年认为，生态主义的城市理想是生态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的生态联系，中心思想是“可持续发展”，在规划中一定要考虑城市的密度。如果是在城市形态紧凑的情况下，城市化就需要以自然生态的完整性为对象；如果是在城市纹络稀松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城市系统及自然系统二者需要来对城市化进行分析规划。吴人坚通过对中国生态城市建设的原理及途径进行深度剖析，提出了中国生态城市建设的部分理论。郭秀锐等学者在对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探讨的基础上，提出和制定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构建了模糊评价模型。王云以低碳生态城市建设现状为基础，运用问卷调查、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构建出低碳生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指标体系，包括41 个指标。陈志端通过对各级政府现有激励政策的梳理和分析，从建设规模、实践类型、开发模式及规划重点入手，研究近年来绿色生态城区的发展概况，提出绿色生态城市的发展对策及建议。
有的学者侧重于城市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研究，例如方创琳等运用代数学以及几何学方法，通过城市化对数曲线逻辑复合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函数及曲线，发现符合EKC 曲线变化趋势。冯德显通过分析城市化和水土资源之间的相关性，针对城市化中各个阶段水土资源利用的现状特点及出现的问题，构建出城市集聚经济和水土资源生态阈值之间的交互反馈的机制，有效地推动了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刘耀彬通过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并构建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评价指标体系，设立了区域城市化及生态环境交互的关联度和耦合度模型，不仅揭示出了影响交互耦合的主要原因，而且从时空角度发现了区域生态耦合关系的空间分布及演变规律，并把演变过程划分为协调、磨合、拮抗和低水平耦合四种类型。乔标等以河西走廊为研究对象，验证了干旱区城市化和生态环境耦合的规律，揭示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呈现出双指数函数规律的动态耦合关系。孙平军以江苏省城市化及生态环境协调与非协调的交互关联为基础，建立了二者之间耦合协同状况的判别函数，发现了两者在耦合关系演化过程中具有阶段性的特征，而且徘徊逗留在磨合非协调性阶段中。
综上所述，国外生态城市理论较为成熟，并通过部分实践，可提供出一套可供政府和建设者参考的体系。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从事该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山水城市”“城市复合生态系统论”等观点，从多个视角研究国内生态城市的建设问题，但是由于缺乏与规划界以及其他学科的相互结合，导致无法开展更加深入的生态城市的研究规划。因此，国内学者在生态城市规划以及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实践中，大多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和影响。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一 研究内容
本书是基于生态城镇化是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发展过程的理论，针对中国城镇化质量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突出的矛盾，以江苏省和河南省为例，采用熵值法、熵增定律、耦合函数、耦合协同函数、象限分类识别法等方法，从时间序列和空间格局两个视角，共同分析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动态演化及运行机理；然后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有序度分析江苏省城镇化生态发展的路径，各地区结合地域特点，探索全面建设绿色环境、经济及社会的生态城镇可持续发展道路。
二 技术路线
本书就是根据认识论的方法，遵从“实践—理论—实践”的规律，对生态城镇化的研究分为七步（详见图1-1）。
第一步是从现状找问题，从理论中找方法。理论分析该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综述关于生态城镇化的国内外研究成果，重点阐述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技术路线。然后认真梳理生态城镇化的相关理论和基本概念。
第二步是论述生态城镇结构及运行机理。详尽对比分析生态城镇化与生态城镇、生态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内涵，从物质功能和要素耦合层面分析生态城镇的系统结构；再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生态城镇化优化EKC曲线，阐述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作用机理，提出生态城镇化的动态演化规律。
第三步是以时空序列剖析城镇化发展的状况。首先构建城镇化系统评价体系，然后以江苏省和河南省城镇化发展为研究对象，认真收集各评价指标的原始数据，利用熵值法，耦合度函数、耦合协同度函数等方法，对1996—2015年江苏省、河南省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分析城镇化的发展过程；然后再通过软件ArcGIS 10.2，分析2003年和2015年江苏省、河南省各地市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格局。
第四步是以动态和静态方法分析生态城镇化的发展状况。通过PSR模型和熵值法，分别计算1996—2015年江苏省和河南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各自发展水平，再通过熵增定律，动态分析各自生态城镇化的演化过程。最后运用象限图分类识别法和Origin8.0软件，对比分析2003年和2015年江苏省和河南省各地市的生态城镇化发展的市际格局分布。
第五步是苏豫两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压力作用的对比分析。首先对江苏省和河南省1996—2015年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压力作用的演变过程进行对比分析，然后通过系统方程拟合两者之间的关系，分析得出江苏省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而且与生态环境压力耦合关系趋于协调发展，具有可借鉴性发展经验。
第六步是生态城镇化发展的有序度分析。以江苏省为例，首先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生态城镇化发展进行路径分析，然后运用SPSS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子系统交互协同作用进行分析，找出影响生态城镇化发展的序参量，运用有序度分析影响生态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探析其发展路径。
第七步是提出生态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根据以上分析结论，结合江苏省实际情况，提出生态城镇化发展的具体路径和政策建议。
图1-1 研究技术路线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一 研究方法
（一）文献法
任何研究都需要在合理吸纳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当前发展变化，才能更好地进行研究。本书充分利用校内图书馆和各种网络电子资源如中国期刊网等，以及政府发布的发展报告、统计年鉴等资料，对城市化与城镇化的内在发展及概念演进，国内外对城镇化及生态城镇化的研究现状，尤其是从不同维度对城镇化、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性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归纳和综述，并吸纳借鉴经济学、管理学、运筹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如空间结构理论、系统理论、城市发展阶段性理论、生态城市理论，围绕核心问题，沿着技术路线进行思考和探索。
（二）实证分析法
实证分析法即以现实的社会现状或相关学科，通过数据检验和案例剖析等推理说明的方法。运用了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1.静态分析法的耦合度分析
系统的耦合关系取决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之间相互依赖和紧密结合的程度，表现在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互动效应、联动效应。依据物理学中的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同度函数，可以衡量评价几个系统之间的内在协调性。
式中，Cn 即耦合度，ui 即系统耦合的序参量，UA（ui）即子系统对总系统的总序参量。
式中，λi 即各序参量的作用权重，A即系统较为稳定的区域。耦合度应在[0，1]区间内。
2.静态分析法的ArcGIS描述
GIS是对空间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可将地图独特化视觉效果、地理分析功能和数据库操作相结合，是一种基于计算机运算和绘制的工具。ArcGIS能实现地理数据的可视化和管理与分析。使用ArcGIS 10.2软件，可直接描绘全国或省区市的城镇化与生态城镇化发展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
3.动态分析法的象限图分类识别法
陈明星、陆大道等提出的象限图分类识别方法，是通过平面直角坐标的四个象限代表不同类型，来判别交互耦合两个指标或系统的关系，比如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关系。首先通过（z-score）偏差法
/s（s是抽样标准差）处理，可生成两个新变量，表示指标偏离中心度的程度，然后通过两个变量差的绝对值，可以判断出两个变量偏离中心度的差别。
4.动态分析法的耦合熵值定理
城镇与生态环境系统是一对非协调耦合的耗散结构，二者之间物质、能量和信息等要素流动规律符合“熵增定律”：D=D1 +D2。式中：D代表总熵变化值；D1代表内熵变化值；D2代表外熵变化值。依据城镇整个系统总熵变数值大小，可以判断其耦合演变趋势，若总熵变值D﹤0，表示整个系统混乱度减小，则其演变趋势是一条波折上升曲线；若总熵变值D﹥0，表示系统混乱度增加，则其演变趋势是一条波折下降曲线；若总熵变值D=0，表示系统维持稳定，则演变趋势是一条平行于横轴的直线。
5.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SEM）是当代社会领域量化研究的重要统计方法，融合了多变量统计分析中“因素分析”与“线性回归分析”的统计技术，对于各种因果模型可以进行模型辨识、估计与验证，最常用的方法为极大似然法假定。SEM路径分析中没有包含任何潜在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称为观察变量路径分析，简称PA-OV模型。观察变量是量表或问卷等测量工具所得的数据，潜在变量是观察变量所形成的特质或抽象概念，此特质或抽象概念无法直接测量，而要由观察变量测得的数据资料来反映。SEM的PA-OV模型可构建矩阵方程式：Xi = Wn×Yi+ξi（i = 1，2，3；n = 1，2，…，15）。
（三）规范分析法
规范分析法是指在一定价值判断的基础上，以经济理论为基础，研究经济现象的标准，以及如何符合标准的内容，它要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本书通过运用静态分析、动态分析等工具，实证分析目江苏省和河南省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同发展的实际状况；并依据现实状况及标准，分析影响系统耦合协同发展的多个序参量作用，并总结出城镇化生态发展的路径及政策建议。
二 创新之处
（一）研究切入点比较新颖
在综述国内外关于生态城镇化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从多维角度来分析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学者较少，而针对生态环境与城镇化耦合协同发展机理，来探讨生态城镇化发展的学者更少。本书利用经济学、系统科学、地理学等交叉学科理论，运用宏观和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比分析江苏省和河南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发展状况，从序参量角度分析入手，探索子系统耦合协同发展机理，从源头探索各区域城镇化发展速度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协调的可选择路径。
（二）分析方法比较独特
在“城镇化或城市化”研究领域中，鲜有运用象限分类识别法分析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空间格局的，少用运用结构方程路径分析模型研究城镇化生态发展的，本书在实证分析中具体使用了熵值法、耦合法、象限分类识别法、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从动态时间序列和静态空间格局相结合的角度，详细分析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同的演化机制及路径选择。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S].GB/T50280-98.1998-8-13。
[8]Hidenodu J.Edo，“The Original Eco-city”，Japan Echo，2004（2）：pp.56-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