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谓“日本式”
我对日本古代文化几乎毫无了解。没见过布鲁诺·陶特[1]盛赞的桂离宫[2]，不知道玉泉[3]、大雅堂[4]、竹田[5]、铁斋[6]，秦藏六[7]和竹源斋师[8]更是连名字都没听说过。这首先得怪我鲜少旅行，对祖国的城镇山河、风俗习惯孤陋寡闻。我出生于陶特称之为“日本最低俗城市”的新潟市，喜欢的又是他轻蔑厌恶的上野至银座那霓虹耀眼的街区。我对品茗之道一窍不通，只识今朝有酒今朝醉。虽然孤零零地窝在家里，却对壁龛[9]那玩意儿从没瞥过一眼。
然而，尽管过着贫困的生活，我却并不觉得这是由于自己丧失了祖国灿烂的古代文化传统的缘故（虽然由于别的原因，我内心一直在为贫困而烦恼……）。
据说有一次陶特应邀赴爱好竹田作品的某日本富翁宅邸，宾客共有十几人。主人不假女佣之手，亲自往返于仓库与客厅之间，每次捧来一幅名画，挂在壁龛里展示给客人观看，然后又去取另一幅画。他非常乐意让来宾们一同欣赏这些名画。欣赏完毕之后，他又在客厅设宴，以茶道和高级膳食款待来宾。陶特声称该富翁过的是一种内心富足的生活，其目的是为了“不丧失古代的文化传统”。我认为这个衡量内心富足与否的标准定得过于轻率且毫无道理可言。不过，就我这个丧失了文化传统的人来说，内心当然也不可能（因为这种丧失而）是富足的。
谷克多[10]有一次来日本时质疑日本人为什么不穿和服，他慨叹日本将本国的传统置之脑后，一心只顾欧美化。哎呀，法国这个国家实在不可思议，战争一开始就首先撤走了卢浮宫博物馆的陈列品和金砖。为了保全巴黎，又拿国家的命运来交换。他们虽然一直在继承传统的遗产，却似乎全然不知创造本国传统的正应该是他们自己。
何谓传统？何谓国民性？日本人是否由于某种决定性：的原因，生来就非得发明和服，必须将和服穿在身上呢？
在讲谈[11]里，我们的祖先复仇心极为强烈，他们不惜沦为乞丐、四处巡游，千方百计以求雪恨。这种武士尽管才消失了七八十年，但对我们来说，他们已经只会在梦里的故事中出现了。今天的日本人，大概算得上是全世界对他人憎恶心最少的国民之一。
记得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有一次在语言学校法兰西中学参加罗贝尔先生的欢迎会。场内的桌子上放着姓名牌，座位都是指定的。不知什么原因，只有我被安排在外国人中间，正对面坐着科特[12]先生。科特先生是个素食主义者，所以只有他的菜单与众不同，吃的净是些燕麦类的东西。我孤零零的，无所事事，只能专注地看着眼前科特先生进餐。科特先生吃得飞快。他拿起调羹快速地在嘴巴与汤盘之间来回舀动，不喝完盘中的燕麦粥决不放下调羹。我嘴里的一片肉还没嚼完，他已经把一盘燕麦粥喝得干干净净。我心想他一定会消化不良的。
即席致辞开始了。科特先生站起身来，冷不防以沉痛的声音开始追悼克列孟梭，因为克列孟梭的死讯正巧登在那天的报纸上。这位前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法国总理是个人称“老虎”的好斗政治家。科特先生是伏尔泰式的虚无主义者、无神论者，他钟爱悲哀的诗歌，还喜欢教学生伏尔泰的讽刺诗，甚至亲自朗诵。当时我万没想到他会对人死不假思索地直抒感伤，只觉得他的演讲又是要开玩笑，以为他是在为尔后一下子甩出的幽默包袱做铺垫呢。然而科特先生沉痛的演讲愈演愈甚，渐渐转为悲痛，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不是在开玩笑。由于醒悟得太过俄然，我一时目瞪口呆，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当时科特先生的眼神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双充满憎恶的眼睛狠狠盯着我，像是杀了我也不解恨似的。
这种眼神日本人是没有的，我一次也没从日本人那儿看到过这种眼神。后来我特别留心观察过，还是一次也没看到。就是说，日本人是没有那种憎恶的。《三国演义》中的憎恶，《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憎恶，那种杀气腾腾、恨不得把对方大卸八块的憎恶，日本人几乎没有。昨天的敌人可以成为今天的朋友，这种随性倒是日本人共有的感情。恐怕很多日本人都深深感到自己是不适合去报仇雪恨的。他们几乎不可能长年累月地一直将仇恨深埋心底，充其量不过是盯住你瞪一眼而已。
所谓传统，国民性里时而隐藏着这种谎言。大凡与自己脾性相悖的习惯和传统，人们都必须去背负，就好像自己生来就希望那样做似的。因此，以前日本通行的事，不能因为它以前一直通行，就将其奉为日本的经典。而日本未曾流行过的外国习惯，其实也有可能适合日本人。这不是模仿，而是发现。正像歌德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受到启发后写出了自己的杰作那样，即便是在尊崇个性的艺术领域中，从模仿走向发现的例子也屡见不鲜。灵感就是萌发于模仿的精神，又经由发现结出果实的。
和服是什么？它只是与西服的交流晚了一千年。而且除了固定的缝制方法之外，也未展现出什么能够启迪新发明的特别工艺技巧。并不是日本人瘦弱的体形催生了和服，对日本人来说，也并非唯有和服才可体现出美。如果仪表堂堂的外国男子穿起和服来，肯定要比我们更漂亮。
信浓川河口原来架着一座木桥，叫作万代桥。上小学的时候，那座桥被拆掉，河的宽度也被填掉了一半，重造了一座铁桥。这使我伤心了好长一段日子。日本第一的木桥没有了，河面变窄了，自己引以为豪的事物消失了，真是感到切肤之痛。那种不可思议的悲痛心情如今回想起来就像是在做梦一样。随着年龄增长，成年后与那座铁桥接触日增，这种悲痛的心情反而越来越淡薄，现在我更觉得铁桥代替木桥、填窄河面哪有什么可悲，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嘛。发生这种变化的不仅是我一个人吧。不少日本人每逢家乡的老房子被拆除、改建成西式洋房时，不仅不会伤心，反而还会感到高兴。人们需要新的交通工具，需要电梯。与传统的美和日本固有的形象相比，更便捷的生活才是人们需要的。京都的寺庙和奈良的佛像哪怕全都毁灭了，对人们也并无大碍，但轻轨如果停下不动，则会使人们方寸大乱。我们最重要的只是“生活的必需”，古代文化即使全部毁灭，只要生活还在进行，生活自身没有毁灭，我们的个性就是健康的——因为我们没有丧失自身的需要和与之相应的欲求。
据说陶特在东京演讲的时候，听众八九成是学生，剩下的一二成是建筑家。演讲通知是对东京所有建筑家发出的，结果还是只来了那么点人。人们告诉我，要是陶特在欧洲开这种演讲会，绝不可能出现这种场面。听众中总有八九成是建筑家，一二成是对城市文化感兴趣的市长、镇长之类知名官员，根本不可能会有学生的一席之地。
对建筑界的事情，我是门外汉。但如果把这种情况放到文学界来想象一下，譬如说如果安德烈·纪德来东京演讲，恐怕九成小说家也是不会去听的吧。这一来，听众的八九成还是学生，也许学生中至少三成还是女学生。我以前曾是学习佛教的学生，虽然日本是个和尚遍地的国家，但记得去参加法国或英国来的佛教学者演讲会时，演讲会的听众却全都是学生——不过，这些学生也能算是未来的和尚吧。
这或许是日本文化人在社交方面比较懒惰，而西洋文化人在这方面更为勤奋的缘故吧。勤于社交的人未必就是勤奋，而怠于社交的人也未必就是懒惰。勤奋还是懒惰，总之这是让日本文化人非常纠结的一个问题。有的人没见过桂离宫，不知道竹田、玉泉、铁斋，对茶道也一窍不通。提到小堀远州[13]，不知道他是建筑家、造庭园艺家，还是大名、茶道家，或许有些家伙甚至还会以为他是忍者的掌门人。他们拆毁老家的古建筑，盖起不伦不类的西式房子，还因此洋洋得意。可是，他们也根本不会去听陶特、安德烈·纪德的演讲。他们在霓虹彩灯下醉步蹒跚，在卷发女郎陪伴下大口喝着冒牌威士忌。凡此种种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不仅不了解日本固有的传统，而且对欧美也模仿得不三不四，这种十足的山寨一点儿美感也没有。加里·库珀[14]主演的电影上映时可谓一票难求，梅若万三郎[15]登台演出时却是门可罗雀。这样的所谓文化人不正是贫乏得毫无价值吗？
但是，陶特发现了日本，发现了日本传统的美；我们虽然丢失了日本的传统，但实际上还是日本人。这二者间距离之大是陶特全然想象不到的。这就是说，陶特必须发现日本，而我们用不着去发现日本也还是日本人。我们或许丢失了古代文化，但不可能丢失日本。所谓日本精神是什么？这个问题不需要我们自己来论述。日本不可能从人们解释的精神中诞生，所谓日本精神也无法得到解释。只要日本人的生活是健康的，日本自身就是健康的。日本人弯曲的短腿套上裤子再穿上西装快步前行，跳跳交谊舞，扔掉榻榻米换上便宜的椅子书桌……由此便摆出了一副昂然自得的架势。凡此种种在欧美人的眼中显得那么滑稽不堪，而我们自己却很满意这一切带来的便利，二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他们在对我们怜悯、讪笑，我们则在实际生活，二者的立足点是根本不同的。只要我们的生活建在正当要求的基础上，他们那种怜悯、讪笑只能算是一种短视的浅薄。他们觉得弯曲的短腿套上裤子快步前行挺滑稽，当然会讪笑；但如果我们不介意这一点，而是将目标定得更高，笑我们的人也未必能算是聪明的了。
我刚才已经坦白承认，自己没见过桂离宫，不仅不知道雪舟[16]、雪村[17]、竹田、大雅堂、玉泉、铁斋，对狩野派[18]和运庆[19]也一窍不通，但是，我也想要谈一谈自己的“日本文化之我见”。一个全然不了解自己祖国传统、只知道霓虹灯和爵士的家伙要来谈日本文化，或许很不可思议，但至少我是不需要“发现”日本的。
二 关于“低俗”（人者与人为伍）
从1937年初冬到第二年初夏，我住在京都。走的时候并没想过去那里干点什么，所以连毛巾牙刷都没带，只带了正在写的长篇小说和千把张空稿纸。到那儿先请隐岐和一[20]帮我找了间屋子，打算在孤独的环境中把小说写完。现在想来，那时我简直像是一心向往着孤独似的。
“在京都想看点什么？”“京都的食物你喜欢吃什么？”隐岐毫不造作地跟我聊着家常。尽管我一心期待的是在东京跟他交往时的那种率真直爽的友情，可是回到京都的隐岐已经不是东京时的那个隐岐——他完全变成了个京都公子，只顾面面俱到地招待好客人。我随口回答想看祇园的舞伎，吃一次野猪肉——完全是随口说说的。因为临出发的那天晚上，我刚被尾崎士郎[21]以欢送去京都为名带到餐馆去，有生以来第一次吃了野猪肉。我不过是就着话题随口一说，也怪我误以为野猪肉不是那么容易吃到的。谁知从第二天起，隐岐就每晚每晚地请我吃野猪肉。到了第三天，我终于彻底明白野猪肉其实是不对自己胃口的，但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吃下去。舞伎呢，到京都的当天晚上，我马上就被带到花见小路[22]的茶馆去了。当时传说祇园有三十六个舞伎，也有说那里只有七个舞伎的。那晚，二十来个舞伎接踵出现在我的蒙眬醉眼前时，老天爷却让我的感觉、意识几乎都麻木了。
舞伎的大半我看是看了，只觉得如此傻不啦叽的玩意真是世间少有。她们身上丝毫看不出我原以为接受过特别教养培训的痕迹，舞跳得不三不四，问起话来只知道达奇[23]和织江[24]。不仅一点也没有惹人怜爱的清纯姿色，说起话来也老气横秋的。舞伎本应该是天真可爱的女孩，可这些舞伎虽然看上去都是女孩，却全无女孩的清纯可爱。她们不知羞涩，又无稚气。既然她们算是孩子又不是孩子，那么倘若要问她们是否具有介乎于成年女子与少女之间的那种妩媚，却又不是。听人说中国广东有一种人称盲妹的艺人，据说是把漂亮女孩的眼睛从小就弄瞎，然后进行特别的教养培训，教她们舞蹈和音乐。中国人的这种做法虽然狠毒，但很彻底。既然打算加工出来供人怜爱，这种手段用也就用上了。把女孩眼睛弄瞎是刻意为之的。这种做法过于狠毒，但盲妹奇特的姿色，想来也是能感受得到的。舞伎虽然看上去极像是种加工品，却令人感觉不到加工的妙趣。她们身为女孩却不知羞涩，那自然不会有天然的妙趣了。
我们带着五六个舞伎去东山舞厅时都快午夜十二点了，因为有个舞伎说她喜欢那里的一个舞女，想去跟她跳舞。舞厅在东山腰远离住宅区的地方，比东京的舞厅华丽多了。舞厅里满是舞客，热闹非凡。令我吃惊的是，刚才在茶馆里唠唠叨叨、手舞足蹈、毫无美感的那些舞伎，一加入舞厅人群，立刻大放异彩，艳压群芳，显得格外夺目。舞伎们独特的和服和长垂的腰带，压倒了男士们的西装和舞女们的夜礼服，连欧美人也失去了风采。我不禁心中叹服：哎呀，传统的东西还是有其独特威力的。
每次看相扑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只见场上先是宣读出战力士的名字，裁判员再自报姓名；然后是相扑力士相互行礼，四肢撑地；相扑力士喝过力水[25]，便会不紧不慢地撒一把盐，试着摆摆对决的架势。他们再次摆出对决架势之后，会狠狠地对视片刻，随之又会悠然地再去抓一把盐。此时赛场上的两个相扑力士已经镇住了整个国技馆，相比之下，几万名观众显得那么渺小，庞大的国技馆也顿时变得黯淡无光。
将相扑与棒球相比，二者的不同显而易见。棒球的赛场多么大呀！那九个棒球运动员几乎被那硕大棒球场的气势压垮了。与几万名观众相比，他们渺小得可怜至极；在宽广的棒球场上，他们显得那么疲弱无力，就像田野上的几个割草农夫，让人感到他们被压迫得只顾气喘吁吁，根本不是在进行比赛。有一次，我去看贝比·鲁斯[26]所在的棒球队的比赛，感觉就到底不一样。他们完美的表演镇住了全场，精彩的球技使人觉得棒球场都不那么大了。他们那气势就算没有把棒球场完全压垮，至少也是与棒球场对等的。
这不是身材的原因，因为相扑力士并非都是高人一头的彪形大汉。也未必是技巧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一种传统的气势。因为有了这种传统的气势，所以他们才能震慑住相扑赛场，震慑住宏大的国技馆，震慑住几万名观众。不过，单靠传统气势是无法永远维持生命的。即便舞伎的美丽和服在舞厅中艳压群芳，相扑力士的开场仪礼在国技馆里震慑万众，但仅仅凭借传统的气势，舞伎与相扑力士不可能永远维持这种生命力。如果没有足以维持气势的实质内容，他们终究难逃衰亡的命运。问题不是在于传统和气势，而是在于实质内容。
还没在伏见找到房子之前，我在隐岐家的另一处宅子里住了三个星期。隐岐这个宅子位于嵯峨，即使京都天空晴朗的时候，那一带也会由于爱宕山上密布的阴云而连日散落雪花。离隐岐那处宅子不过五十来米的地方有座挺神奇的车折神社，里面供奉着个叫作清原什么的人，大概原来是学者吧，那可是个堂而皇之招财进宝的神灵。神殿前有块围着栅栏的地方，里边堆着几万颗圆不溜秋的小石头。听说人们各自把想要的金额和姓名、出生日期之类的写在小石头上放在那里，以求如愿以偿。有的石头上写着五万日元，有的只可怜巴巴地写着三十日元，间或也有几块石头会写得更详细：希望工资能加到多高、奖金能领多少。立冬那天晚上，借着燃剩的篝火余光，我把那里的石头一颗颗拿到手上看，想到自己天南地北居无定所，只能将此生寄托于一杆秃笔之上，想到不时还得与几近崩溃的自信较劲，这些石头看在眼里真不舒服。牧野信一[27]在这方面是个怪人。他行路每每遇到神社佛阁从不径直走过，必定郑重鞠躬拜谒，有时还会拉动响铃，奉上香资，恭敬闭目默礼片刻。至于寺庙属于何宗何派，他是不计较的。牧野很怕难为情，在人前谨言慎行，生怕引起注意，然而在祭拜神佛方面却是例外，仿佛不这么做就不行似的。记得有一次他带着儿子英雄君散步，顺路走到我住的地方，然后我们三人一起去了池上本门寺[28]。牧野到了那里便催着英雄君来到正殿前，他让儿子奉上香资后，父子俩又恭恭敬敬地叩头拜佛。望着这位想把满腔不知什么夙愿传达给儿子的父亲，我的心里一阵震颤。
借着立冬的篝火看着那些石头上的字，那些字压根没有牧野那种伤情动感的成分，当然更没有什么激烈言辞，然而时至今日，我一想起来还觉得它们历历在目。而在那些雪打竹林的日子里，尽管我每天漫无目的地徜徉于清泷深处与小仓山的山坳，漫步在嵯峨与岚山的寺庙之间，但天龙寺和大觉寺的空洞冷落只使我感到不快，如今脑海里已经毫无印象了。
车折神社的正背后有座破落不堪的小房子，名字倒的的确确叫作岚山剧场。剧场周围是田地，田地中零零落落点缀着几间农舍。牛拉着空空的车自由自在地走过时剧场前的黄昏街道，一个醉醺醺的农人正在车上打盹。我刚到京都去找隐岐那处宅子的时候，跟汽车司机两个人东张西望走着走着，看到电线杆上贴着一张岚山剧场的“猫游轩猫八[29]”广告。广告上写着“如假赔米五十袋”。这当然不可能是假的，因为东京那位猫八叫作“江户家猫八”。
不用说，我立刻就去看猫游轩猫八的演出了。演出很有趣，猫游轩猫八是个看上去臂力强劲的大个丑男，他不仅不会口技，别的演艺也一窍不通。上场表演的和服女子舞着舞着会突然把和服下摆撩到屁股上，这类五花八门的节目一直闹腾到最后，猫八才出场。只见他身穿漂亮的礼服，桌子上还铺挂着豪华的台幔，那台幔绝不比云月[30]的逊色。他脸上泛着怪异的微笑，那笑容仿佛在说：“谁想打架尽管上来！”扫视了一圈观众后，他才开了口：“各位，欢迎你们来看表演！挺好看的吧？欢迎你们明天晚上带更多的朋友再来看！”说完就算结束了。他干吗要在桌子上铺挂那么正儿八经的台幔？干吗要穿着礼服出场呢？真是个与众不同的怪艺人。
江湖艺人的班子大抵在一个码头演一天，至多三天。这些江湖艺人并不都像猫八那样喜欢打架，猫八不如说是个例外。每次有新的艺人来时，我都会去看演出，有时同一个班子的演出甚至会去看两三遍。其中有个班子是由福井县山里的农民组成的，他们只在冬天搭班出来巡回演出。这些人既说漫才[31]，也演戏剧和魔术，但演技全都拙劣得无话可说。唯有一个像是班主的五十开外的老练男子，他虽然对自己班子的演出很较真，不过对班子里的人倒也显得关怀备至。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班子里有个十八岁的漂亮姑娘，他们只能靠那姑娘来招徕观众。白天他们让那姑娘只带一个人跟着，在那田地比住家还多的周围道路上迤逦而行，招揽观众。观众们来看演出时，他们又让那姑娘在漫才、戏剧和舞蹈中无休无止地上场，怎曾想这姑娘毕竟演技太过稚嫩，直让人越发看不下去。他们第二天的演出我也去看了，但场子里的观众只有十五六个人。这样一来他们只能取消第三天的演出，直接赶到下一个码头去。那天半夜，我去吃面条走过剧场后边时，只见剧场大门敞开，班子的人正在往大板车上装行李，班主自己在路边烤着鱼干。
过了岚山的渡月桥，一溜排着不少茶馆。虽然不是游人如织的春天，但观光大巴都将游客载到这里用午餐，所以那些茶馆冬天好歹也是开着的。有天晚上我跟隐岐二人散步，路过这里时想喝一杯，一家一家挨着门走过去，竟然全都黑灯瞎火的，人也没有，最后才总算找到了一家。据说冬天到了晚上，这里压根就不会有什么客人来。四十开外的和气老板娘带着个十九岁的女仆。老板娘说店里没有火炉，让我们俩到她自己住房客厅里去围着火盆喝酒。那个女仆原来是个马戏团的舞女，忽然跟我们聊起了岚山剧场的事。她说岚山剧场观众席的厕所里臭气熏天，便池外也尿得到处都是，去解手时非得先找个不太脏的地方才行。有时为了走到便池那里，还不得不从满地的小便中蹚过去。观众席的厕所尚且如此，后台的脏劲也就可想而知了。
“你知道那儿有多脏吗？”女仆冷不丁脱口问道，话语里满含着她当时的强烈感受。
真是个天真的姑娘。她说在马戏团时最苦的是到了冬天必须喝酱油，因为人家告诉她喝了酱油身子才能暖和起来，于是到了得裸体登场的时候，都会逼她喝酱油。她说自己真是喝怕了。
在嵯峨的日子里，我白天埋头写小说，到了晚上大都会到岚山剧场去。京都的八街九陌、神社佛阁、名胜古迹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兴趣。坐在岚山剧场那闻得到尿骚味的观众席上，听着毫无品位的俏皮话，跟寥寥不足百人的观客一起哈欠连连地欢笑，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看来我这副德行让隐岐有点挠头，他终于决心要逼我出去逛逛了。记得那天还下着雪，隐岐硬把我拉出门，坐着火车沿保津川而上，朝丹波一个叫作龟冈的地方去了。古时候的龟冈是明智光秀居住的城堡所在。那城址上原来建有大本教[32]雄伟的总部，我去那里之前不久，大本教由于被判犯有不敬罪，总部也被炸药炸毁了。我们到那里就是去看被炸毁的大本教总部废墟的。
只见城址所在的山坡上围着城壕，干涸的城壕里从上到下堆满了一层层炸碎的瓦砾。乱蓬蓬的废墟上没留下一草一木，连一条野狗的影子也看不见。那四周围着板壁，还拉满了铁丝网之类的东西，只有远处还剩下个瞭望台。我们为了要看这个城址，虽然算不上千里迢迢，但也是乘着火车一路颠簸而来的，岂能就此罢休。于是我们越过铁丝网，朝着曾经寄托了王仁三郎[33]梦想的遗址走去。登上山顶，龟冈市街与丹波群山怀抱中那片小小的平原尽收眼底。雪下得越来越大，在废墟的瓦砾上积了起来。这座总部炸毁之前已被没收，如今形影全无。较为醒目的唯有一些镶着金线花纹的碎瓦，一尊石像的头部如同酒桶般滚落在石阶上。半山腰上看得出原来有一大片小屋，想必那些是侍奉王仁三郎的三十多名小妾的居室。小屋中间的内院尚看得出些许原来的景象，里面也有几尊破碎的石像。总而言之，这里原有的一切已被彻彻底底地摧毁了。
我们再次越过铁丝网，沿着城壕在大路上前行，进了路口一家茶馆，要了一种当地土酒喝了起来。这酒虽然名唤保津川，却显然不配使用这条清流的名字。这时来了个车把式，他拴好马，也要了保津川来喝。车把式抱怨说他干完活回来时各处收买废纸，可买卖废纸赚的钱还不够买这一瓶酒，真是不值得。不过说归说，喝归喝，他眼前已经躺倒了好几个空瓶。他看上去很想跟我们搭话，却又好像很害怕似的。过了一会，他有点醉了，这才向我们开了口。
“您二位是从东京来公干的吗？”
“正是。”
车把式一听，激动万分地行了五六个礼，嘴里还不停地感叹。过了好一会儿我们才总算弄清楚，原来他把我们当成了接受特别密令来出差的刑警。当时隐岐身穿窄袖外套，头戴鸭舌帽，一副商家浪荡公子打扮，我则一袭棉睡袍，手持拐杖，下雪天硬是没穿外套。他眼见我们这两个异样打扮的人从禁入区域内翻过铁丝网大摇大摆而来，所以战战兢兢地尾随我们进了酒馆。听他说了之后，我们方才明白，原来刚才连废墟看守人员也一直对我们敬而远之。我们虽然在废墟里随意转悠了一个多小时，但看守人员只是在岗亭前扫雪，一旦见我们脸朝他们时，便急忙转过身去，装出没在看我们的样子。既然车把式这么说，我们便干脆装做刑警，问了他一些大本教地下信徒的情况。听了我们问话，车把式尽管已经醉得不轻，却也一下子吓得脸色苍白，说话都顿时变得结巴起来。他像在受审似的不停鞠躬磕头，辩称自己虽然多少知道一些情况，但不记得自己干过什么坏事，希望我们能够饶了他。
宇治的黄檗山万福寺是隐元[34]创建的寺庙。据传隐元一贯主张寺院建筑首要的是庄严，样式必须能使信徒的俗心获得超脱。他还认为人们通过共同饮食能够加深交往，进餐是颇为重要的事。果不其然，万福寺的斋堂（食堂）至为壮观，普茶料理更是名闻天下。不过，据说重视将用餐与交际结合在一起是中国普遍的风习，或许并不是隐元独有的思想。
我对建筑工程学一窍不通，不过至少还知道，寺院建筑的独特之处首先在于它不是住宅。这里不仅没有暗示世俗生活的成分，更一直致力于表现与其相反的生活、非世俗的思想。正因为如此，将世俗生活也原原本本作为宗教给予肯定的真宗寺院，当然也就显得俗不可耐了。
然而，真宗的寺院（京都的两座本愿寺）则是原封不动借用自古以来暗示孤独思想的寺院建筑样式，力图将其应用于自己那种肯定世俗生活的思想，所以它们显得缺乏沉稳，低俗不堪。低俗的东西就应该低俗，这一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重要的是那式样得有独特的低俗味。
京都这地方到处是寺庙，到处是名胜古迹，每走两三百米就会碰上座大寺庙或是神社。要是打算在那里旅游一星期的话，与其定下目的地再开步走，倒不如信步随处乱撞更妙。走着走着，有历史渊源的景物便会接二连三地出现在你面前，要是被哪个吸引了的话，问问名字、仔细看看就成了。那里因为街区狭小，从这头走到那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我出去逛街就经常这样，有时会越过山口，从深草走到醍醐、小野里、山科。由于在市区反正走到哪儿也用不着担心迷路，所以有一次曾经从伏见出发一直走到黄昏，直至到了北野的天满宫才有点心慌了。不过，我上街逛的时候，总是去寻求欢乐，或是去寻求孤独的。而对于这样的散步来说，寺院确实很适合，因为与在繁华街道上转来转去、躲避车辆相比，在那里能感到更踏实点。
确实，寺庙的建筑本身势必会将孤独的东西暗示给我们。它不会使我们联想起厨炊饭香与老婆孩子，其本意在于截断与平常心、世俗心之间的联系。然而，无论如何竭力想将这种观念在建筑上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它与那种观念本身还是差之甚远的。
日本的庭园林泉未必是对自然的模仿，它更像是要将南画[35]中孤独的思想、精神实际展现出来的一种作品。茶室建筑（寺院建筑也同样）、林木池泉可以说是一种思想的表现，它不是对自然的模仿，而是对自然的创造。用地面积的限制正如绘画中画布大小的限制一样。
不过，当想起汪洋大海中的孤独、荒原沙漠中的孤独、莽密森林中的孤独时，就不能不感到，所谓庭园林泉的孤独是多么矫揉造作、不过尔尔了。
龙安寺的石庭想要表现的是什么？它想要与什么观念联系在一起？陶特对修学院离宫的黑白壁纸赞不绝口，说它表现出了瀑布的声响。亏他想得出如此牵强附会的说辞来自圆其说，真是可悲可叹。想来，庭园和茶室之类也和禅宗和尚的悟道一样，也是建筑在禅学“假说”之上的空中楼阁。
禅学有这样的问答。问：“佛是什么？”答曰：“是刮粪刀。”园子里放着块大石头，他们说：“这既是刮粪刀，又是佛。”倘若看到这块石头说“这也许是佛”倒也无妨，要是谁说“刮粪刀就是刮粪刀呀”的话那就糟了。然而在现实中，刮粪刀当然只会是刮粪刀，这比禅学中的规约更有说服力。
龙安寺的石庭表现出何等深邃的孤独与幽寂，它与何等深远的禅宗领悟相通，这些都无关紧要；庭园里石头如何摆放，它寄寓着何种观念和思想，这些也不是问题。我想起了从浩渺大海感受到的无限乡愁，想起了在广袤荒漠目睹的巨大落日。我要说的是，当石庭无法给予我们那样的感动时，就别把它当回事，一点都不用客气。说什么小小庭园不可能装下无垠的大海和高原，这样的辩解其实是无意义的。
松尾芭蕉离开庭园，在大自然中找到并修建了自己的园子。他不仅一生钟爱旅行，而且可以说，其俳句本身就走出了庭园般的环境，又在大自然中建起了园子。他满地夏草的园子里只有一株米槠树，此外便是几块岩石和沁心的蝉鸣。这园子里没有附庸风雅的庭石和扭捏弯曲的松树，园子本身就是一道直白的风景，同时也是一种直白的观念。这就使它比龙安寺的石庭美得多。然而在现实中，要想仅凭一株米槠树和满地夏草来建一座相同的园子，却必然是徒劳无功的。
所以，对于造出“永恒”的建筑与园林，早在古时日本人就已死了心。但这里所谓的“无法永恒”不是指建筑有朝一日会毁于火灾。因为建筑会被火烧毁，人也会生老病死，“人生如水泡”便是《方丈记》中的思想。陶特虽然喜欢《方丈记》，但他本人的思想却不过尔尔。出于现实中无法造出“松尾芭蕉的园子”的断念，也出于对人工局限的绝望，一种全然不顾家宅、庭院之类生活环境的生活态度便产生了。这种生活态度是日本真正注重精神生活的人所乐于采用的。大雅堂没有自己作画的画室，良宽[36]甚至可以连寺庙也不要。尽管如此，甘于贫困并非他们生活的本性，甚至可以说，他们在精神方面，欲望更深，奢华更甚，贵族气更盛。画室和寺庙对他们并非毫无意义，而是不可能有“绝对”的意义。正是基于这种生活观，他们摒弃那些不伦不类的事物，选择了“不如没有”的简洁。
茶室以简洁为本，然而它并非产生于“不如没有”的理念。对于“不如没有”的精神来说，一切特别的关注都显得不洁且烦人。无论想将壁龛装饰得多么自然质朴，为这种装饰耗费的精力本身已经是“不如没有”的了。
对于“不如没有”的精神来说，无论简洁的茶室还是日光的东照宫，都是“有”的产物，深究起来，实为彼此彼此。以这种理念来审视的话，桂离宫的纯净高雅与东照宫的低劣媚俗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它们哪个都显得烦人，都不过是不堪“精神贵族”恒久观赏的房子而已。
然而，即使存在“不如没有”的冷酷批判精神，却不可能存在“不如没有”的艺术，因为不可能有不存在的艺术。倘若暂不考虑“不如没有”的理念，只想要回归有形美的话，那么摒弃茶室那种不自然的简朴，寻求人力所能达到的顶级奢华与低俗，想必倒很自然了。如果简朴之物与豪华之物都是低俗，那即使想要否定低俗，也会依然落得无法脱俗的可悲境地，倒不如既然低俗，就豁达自在地低俗一番。
我在丰臣秀吉身上看到了这种精神。丰臣秀吉此人对艺术到底有多深的理解与多高的鉴赏力？对他指示开展的多种艺术活动，丰臣秀吉都说过些什么？他自己不是手艺人，想必是放手让不同的工匠各施所能，但他指令开展的艺术活动中保持了自己的一贯个性：不惜人工，极尽奢华，按这个原则多多益善，照单全收。要造城堡，就运来大得出奇的巨石。三十三间堂[37]那长长的院墙堪称院墙中的巨人，想来丰臣秀吉坐在智积院[38]的屏风前大概就像只花丛中的小猴。那里似乎既没有艺术也没有粪，倒像是一个毫无创意的企业，但却具有不容置疑的稳当当的安定感。
说来，丰臣秀吉的精神事实上可谓是“得天下者”的精神。德川家康虽然也得了天下，但他的精神与得天下者不符。占有天下的将军虽然为数不少，但其中具备得天下者精神的只有丰臣秀吉一人。无论金阁寺还是银阁寺，与得天下者的精神大抵都无甚缘分，它们终究只是财大气粗的风流人士游兴逸乐的去处。
丰臣秀吉既不风流，亦无游兴，他表现出的唯有一种自己所做之事不为天下第一誓不休的狂热欲望。他从不优柔寡断，一步也不踌躇，当想要得到天下所有美女而未得手时，竟不惜置千利休[39]于死地。他所有执意想干的事都达到了目的。实际上他事事任意而为。凭借他得天下者的能量，那种肆无忌惮、一意孤行带来的稳定感得以贯穿于他留下的诸多事物之中，使它们获得了蓬勃发展。不过遗憾的是，他这种得天下者的能量也只能在日本这块天地里有限发挥。看得出虽然他想干的事都达到了目的，但并非所有事都称得上如愿以偿，因而也显露出一个得天下者的些许惆怅。一般来说，终极的辉煌总带有不可思议的悲哀，丰臣秀吉走过的足迹自然也不例外，而且那悲哀令人难以揣测。三十三间堂的太阁塀[40]如今只留下了极短的一段，那是件几乎未考虑过与三十三间堂对称比例关系的作品。假如当时曾经考虑过对称比例的话，它显然是要显示院墙自身的硕大体魄与不可撼动的稳定感。说来，院墙原本是因为其内侧有建筑物才得以建起的，唯有这堵院墙仿佛未将三十三间堂放在眼中，兀自伫立在那里。这一来，它独立的强悍与沉稳就超然于三十三间堂之上了。院墙为了使自身不致太突兀而呈现出的独特曲线，也比三十三间堂更美。
我去龟冈时，曾对那片寄托着王仁三郎梦想的遗址心存些许期望，把王仁三郎想象为在现时代以与众不同的形式将丰臣秀吉的执拗精神付诸行动的人。然而他的能量比丰臣秀吉差之千里，我在那遗址只看到低俗和极度的贫穷，当然没感觉到一丝一毫极尽奢华之后流露出的哀愁。
“只要酒樽在，帝王有无与我何干？”“我愿变作鞋，任那女子踩在足下。”无论是《万叶集》的诗人还是阿那克里翁时代的古希腊诗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波斯，只要在有文化的地方，必定会有这样的诗人和这样的思想。然而这样的思想一点意思也没有。什么“帝王有无与我何干”？那是说这话的人生来就不是当帝王的料，就是当了帝王，他也干不出一件像样的事情来。
俗人安于其俗，庸人甘于其庸，我不禁想起了他们为了各自低俗平庸的夙愿孜孜经营自己生活的情景。艺术也是如此，不认真去搞是不行的。不是有了寺庙才有和尚，而是有了和尚之后才有寺庙。就算没有寺庙，良宽也是存在的。假如我们需要佛教，那是因为我们需要和尚，而不是因为需要寺庙。京都和奈良的古寺哪怕焚烧殆尽，日本的传统也照样岿然不动，连日本的建筑也照样毫发无损。如果还需要的话，可以重新再建，盖成那种简单的临时房屋就够了。
京都和奈良的诸多寺庙大同小异，我对哪个都没有什么深刻印象，倒是车折神社的石头在我手上留下的冰冷和伏见稻荷大社那一里[41]多长、低俗至极的红色鸟居通道还没忘记。它们虽然看上去丑陋不堪，毫无美感，然而将其与人的热切愿望联系在一起时却的确有令人感动之处。这可不是“不如没有”的东西——尽管它们外观寒酸低俗，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我并不想在龙安寺的石庭里悠然小憩，却时不时想边看岚山剧场的山寨歌舞演出边埋头思考问题。人只会对人动情，没有人的艺术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我不喜欢待在漠然无情的小树林里休息。
我认为《桧垣》[42]称得上世界一流的文学，但并不喜欢看能乐演出，因为那种与我们没什么直接干系的表演和唱腔很乏味。我是没有耐心把一粒沙金勉强捧在手里不动的，不过如果由我来构思编排能乐表演的话倒还可以。天才世阿弥一生都在创新，但能乐的舞台、唱腔和表演形式是否一直在创新就难说了。古老的东西、枯燥乏味的东西要么衰落消亡，要么脱胎再生，这是势在必然的。
三 关于家
这十年我基本上是一个人生活。在东京那条街上的时候是一个人住，后来在京都，在茨城县一个叫取手的小镇，在小田原，也都是一个人生活。然而独自住在家（或叫居室）里却总是懊恼不断。
我间或离家一段日子，在外喝喝酒玩玩女人，有时什么都没干就从外地回到家来。一回到家，必定会感到懊恼。没有母亲训斥我，没有老婆冲我发火，也没有孩子，平日甚至都用不着跟邻居打招呼。尽管如此，回家的时候，我却总是无法摆脱奇怪的悲伤与懊悔。
回家的路上，我会顺路去看看朋友，因为在朋友那里不会有丝毫的悲伤、懊悔。于是我无甚目的地转过四五个朋友的家后方才回家。可是一回到家里，悲伤与懊悔又会卷土重来。
在“回家”这件事上我真是匪夷所思地中了邪。如果不“回家”，什么懊恼悲伤都没有；回家以后，尽管没有母亲和老婆孩子，却怎么也没法避免懊恼与悲伤。回家这件事里头必定带有不放过我的邪性。
总之，为了避开这种懊恼与悲伤，我最好不回家，最好永远向前走。拿破仑就总是保持进攻，毫不退却地长驱直入到俄罗斯。然而，就连他那样的超级天才按说也是无法离家出逃的。既然有个家，就非得回去不可。而且我觉得他既然得回家，当然就无法摆脱跟我同样奇怪的懊恼与悲伤。不过我又觉得，那个天才或许与我不同，他是用钢铁做成的吧？不对！正因为是用钢铁做成的，那就更加……想着想着，在形孤影孑的屋子里，我又思考起那个脸色苍白的钢铁汉子的种种烦恼来了。
虽然没有母亲训斥我，也没有老婆冲我发火，但我一回到家，仍然会有受到责难的感觉。即使孤独地生活，无须顾忌任何人，也绝不是自由的。我觉得，文学正是从这里诞生出来的。有部电影叫作《我们等待自由》[43]，内容看来是讽刺机器文明的。影片似乎想要表达：如果每天都是星期天，公司经理和员工可以终日钓鱼或饮酒作乐，那就自由快乐了吧。然而，自由没有那么肤浅。即使不用顾忌任何人，也不可能就是自由的。首先，假如终日一味游玩作乐的话，游玩作乐就不再特别，就会变得毫无快乐可言。有痛苦才会有欢乐，如果一切都变成了欢乐，那就如同整个世界变得只有水一样，欢乐势必就会失去其之所以为欢乐的理由。人必定会死，正因为会死，才会有喜怒哀乐的感情。要是注定永远不会死的话，人生想必也就乏味至极了吧，因为一直活在世上是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的。
电影《我们等待自由》尽可以任意荒唐，拍这部影片的雷内·克莱尔也可以姑且不论，但我一想到那些所谓社会改良家的人对自由的认识与这部影片所表达的大同小异时，便不能不更加相信文学了。我认为文学是万能的，因为文学是从尽管没有母亲训斥、没有老婆冲你发火、但一回到家仍然会感觉受到责难的地方诞生出来的。我也因此觉得，倘若文学都变得无法信任的话，那么人类也是无法信任的了。
四 关于美
三年前，我住在一个叫作取手的镇上。那是个利根川边的小镇，除了炸猪排店和面店之外，没有别的餐馆。我每天吃炸猪排盖浇饭，过了半年，终于吃腻了，于是开始每个月去两次东京，一般都是喝得醉醺醺的才回来。不过，取手镇上酒馆还是有的，可是他们不卖关东煮，顾客一般进店后就是坐在榻榻米边上喝一杯酒。他们把这酒叫作“当八”，意思是一升[44]酒只能分成八杯，每杯酒有一合[45]多。“当八”这名字带有分量很足的含意，所以村子里的农民们邀人喝酒时常说：“喝杯当八怎么样？”我当然是常喝“当八”的。有时十五钱一杯，有时十七钱一杯，不同的日子进价不同，当天的“当八”价钱也就不一样。可是东京来的朋友喝这种酒时是皱着眉头的。
从这个镇子坐火车去上野只要五十六分钟，途中要越过利根川、江户川、荒川三条大河。其中一条河的岸边有座小菅监狱，火车就从这座现代风格的巨大建筑物旁驶过。监狱四周耸立着高高的混凝土围墙，十字形的狱舍就像在威武地伸展着翅膀。那十字中心的交叉点上高高矗立着墙面凹凸的瞭望塔，比大工厂的烟囱还要高。
不用说，这座大建筑没有一处美术性的装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只是座监狱。那种建筑格局就不可能有监狱以外的任何用处，但奇怪的是它却成了一道引起我兴趣的风景。
我并没有因为意识到它是座监狱而感到威权的压力，反而觉得它有些亲切。我是说，自己最终是被它呈现出的某种美感所吸引，无论利根川的景致还是手贺沼的风光都没有像这座监狱这样引起过我的兴趣。
它真的很美吗？我经常想。
我心里清楚地记得，与这种感受相似的经历还有过一次。
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是个学生，还没开始喝酒。我跟朋友一起办了份同人杂志，就因为不喝酒，所以会兴致勃勃地跟朋友到处乱逛，五六个小时地不停辩论，就这么信步走遍了各个地方。逛到深夜（就是没到深夜，也会）经常受到警察盘问。那是个左翼运动活跃的年代，所以警察盘问得很啰唆，也很彻底。大概半夜三更几个人结伴而行，又没喝酒，反而更容易引起怀疑。不过，我倒不是因为这个才念头一转变成酒鬼的。
我们经常从银座走到筑地，再换乘渡船到佃岛去。那艘渡船是通宵运行的，所以不用担心会回不来。佃岛上有条宽不到两米的黑黢黢的窄道，窄道两旁的房墙上有“佃茂”“佃一”之类的姓氏名牌，看来他们好像都是做佃煮[46]为生的。这里有渔村的风味，一下渡船，就觉得好像突然来到很远的地方旅行似的，根本想不到河对面就是银座。我喜欢这种旅行的感觉。之所以常到这里来，是由于圣路加医院附近有个干冰工厂，有个与我一起办杂志的同仁就在那里工作，我们经常有机会逛到这一带来。
说来很奇怪，那个干冰工厂正是引起我兴趣的一个地方。
它也许算是那片工厂地区中极为普通的一幢建筑，里面有起重机、轨道之类，左右都是混凝土围墙，头顶上很高的地方还有从仓库伸出来的高架轨道那样的东西。这里也丝毫没有出于美观考虑的装饰，只是一幢用所需设备构筑成的建筑。从商店里望去，它魁伟而异样，有一种鹤立鸡群的美感。
与圣路加医院那威风凛凛的大建筑相比，它显得太小，也太寒酸了。尽管如此，与这座工厂密集厚重的质感相比，圣路加医院则像座儿童搭建的玩具房子般无足轻重。这座工厂深深印在我的心里，它的壮美唤起了我遥远的乡愁。
小菅监狱和干冰工厂，我时常会忽然把这二者联想到一起。然而，除了它们强烈的美感能唤醒我心里的怀旧思绪之外，我从未特意去思考过它们。它们的美与法隆寺、平等院的美全然不同。而且，法隆寺、平等院作为古代历史知识记在我们脑海中，基本上属于某种必须承认的美。那种美并不会直接撞击心灵，不会感同身受般沁入心脾，它们的某些不足之处如果不加以修补，是不会被接受的。而小菅监狱和干冰工厂的美却是更为直接地撞击心灵，它们无须任何修补，就具有一种能立即唤起我乡愁的力量。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想过。
有一年早春，我到半岛前端的港口去旅行。只见小小的海湾中停泊着一艘驱逐舰。那是艘似乎略显谦恭的小军舰，然而才望了一眼，它的美就震撼了我。海边小憩时，我贪婪地凝视着水面上浮着的那谦恭的铁块，于是，小菅监狱、干冰工厂和这艘军舰，这三者合为一体，令我想起了美的本质。
这三者为什么如此之美？因为它们上面丝毫没有为了使其美而刻意加诸的美术装饰。既没有出于美学考虑增加一根柱子、一块钢铁，也没有因为不美观而拆除一根柱子、一块钢铁。它们是只将必要部件放置在必要位置后的产物，无用的东西悉数摒弃，只有需要的东西才按照它们各自要求的形状建造起来。这使得它们的形状只像它们自己，与其他任何东西都不相似。按照不同的需要，柱子可以毫不客气地斜着放置，钢铁可以围成凹凸的形状，轨道可以突然从头顶上伸出来。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需要。当按照需要不得不建造成这种形状时，需要之外的无论何种固有观念，都无法成为阻碍它的力量。这样一来，与其他任何东西都不相似的这三者才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我从事的文学与其完全相同，不能有一行涂脂抹粉的文字。美并不诞生于意识到美之后的刻意描写。无论如何非写不可的事物、有必要写的事物——我必须只按照这种不得不写的需要来将一切写出来。唯“需要”而写之，无论是“一”还是“二”抑或是“百”，都必须始终只遵循“需要”。如此一来，这种“不得不写的实质”所要求的独特形态中，才会诞生出美来。脱离实质的需求，站在美学或诗意的角度去树一根柱子，那柱子也只能算作是不堪实用的积木。这就是散文的精神、小说的真髓，同时也是所有艺术的正道。
有人会问，你想要写的真是“需要”写的东西吗？它是不是你情愿豁上性命非写不可的心目中的至宝？还有，它是否由你按照“需要”的要求，剔除了无用的东西，真正确切地表达了出来？
欧文斯在百米跑中的美妙身姿与二流选手的动作之间存在着差异，前者按照需要完成的动作无懈可击、富有美感，后者未能完全按照需要做出的动作显得笨拙。我上中学的那个年代，大凡跑一百米的选手，必定是长得又瘦又轻，身材修长腿也长的。又胖又重的人大都被指派去练投掷，成天在田径场的角落推铅球、抡链球，一直到曾来过日本的帕多克和辛普森的时候都是如此。直到梅特卡夫和托兰出现之后，人们才开始认识到，对短距离跑来说，较重的身体产生的加速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于是身材修长的运动员又被指派去跑中距离。[47]
有一次我去羽田机场时，曾看到过伊-16战斗机[48]。起初看到它露头在机场左边，谁知一转眼就飞到机场右边去了，那速度真是惊人。以前日本的战斗机都把重点放在格斗性上，速度被置于第二位，所以在飞行速度上无法与其相比。伊-16机身很短，看上去胖乎乎、沉甸甸的，这与现代百米跑运动员的体格条件倒是完全相符。它根本谈不上修长潇洒，造得一点也不好看，然而当其重量产生的加速度使其在逆风飞行中风驰电掣、表现完美时，修长潇洒的客机就只能望其项背了。
单有亮丽的外表是无法成为尽善尽美之物的，一切都取决于本质。为了美丽而美丽总会显得矫饰，归根结底无法称其为真实。那是空洞无物。空洞之物绝对无法凭其真实的空洞打动人，最终只能沦为可有可无的东西。法隆寺和平等院即使全都焚为废墟也无关紧要，假如有需要的话，可以将法隆寺拆掉改成停车场，我们民族的灿烂文化和传统决不会因此而毁灭。武藏野的落日静静降下，参差重叠的陋舍房顶洒着夕阳，灰尘使晴天也显得阴沉，看不到月夜的美景，眼前唯有霓虹广告在闪烁。只要我们实际生活的灵魂还根植在这里，这样不就很美吗？看啊，天空翱翔着飞机，海里航行着钢铁，高架线上轻轨列车在奔驰向前。只要我们的生活是健康的，就算我们因为仿造了西方的简易房屋而洋洋得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也仍然是健康的。假如需要的话，就把公园拆除，改为菜园好了。只要是真正的需要，那里就一定会诞生真正的美，因为那里有真实的生活。只要是真的过日子，那么猴学人样似的模仿别人也无须害臊。只要那是真实的生活，即使是猴学人样的模仿，也与独创同样优秀。
【注释】：
[1]布鲁诺·陶特：德国建筑师。
[2]桂离宫：位于京都市西京区的庭院建筑群，为日本智仁亲王十七世纪兴建的别墅。
[3]玉泉：日本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别称。
[4]大雅堂：指江户时期画家、书法家池大雅的雅号。
[5]竹田：指江户后期画家田能村竹田。
[6]铁斋：指明治、大正时期的画家、儒学家富冈铁斋。
[7]秦藏六：幕府末期至明治时期的铸造师。
[8]竹源斋师：指曾任京都等持院住持的二阶堂竹源斋师。
[9]壁龛：和式房间中挂放字画、装饰品的地方。
[10]谷克多：指法国作家让·谷克多。
[11]讲谈：一种单口说书曲艺，以讲述战争故事、侠客传、复仇记等为主。
[12]科特：指语言学校法兰西中学的创始人约瑟夫·科特。
[13]小堀远州：江户初期的武将、茶道家、建筑家、造庭家。
[14]加里·库珀：美国电影演员。
[15]梅若万三郎：此处指初代梅若万三郎，明治时期著名能乐师。
[16]雪舟：室町时期的水墨画家、禅僧。
[17]雪村：室町后期、战国初期的水墨画家、僧侣。
[18]狩野派：日本绘画史上最大的画派，活跃于十五世纪至十九世纪。
[19]运庆：平安末期、镰仓初期的禅师。
[20]隐岐和一：小说家、编辑。
[21]尾崎士郎：小说家。
[22]花见小路：路名，位于祇园娱乐街的中心。
[23]达奇：指松竹少女歌剧团的男装女明星水江泷子。
[24]织江：指松竹少女歌剧团的男装女明星津阪织江。
[25]力水：供上场相扑力士漱口的水，有清洁身体的寓意。
[26]贝比·鲁斯：美国职业棒球运动员，人称“棒球之神”。
[27]牧野信一：小说家，曾提携坂口安吾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28]池上本门寺：位于东京都大田区。
[29]猫游轩猫八：一个专门模仿动物叫声的口技演员的艺名。
[30]云月：指著名浪曲师天中轩云月。
[31]漫才：一种双人或多人表演的曲艺，类似我国的相声。
[32]大本教：神道系统新宗教之一，曾于1921年和1936年两次受到日本政府镇压。
[33]王仁三郎：指大本教两大教主之一的出口王仁三郎。
[34]即隐元隆琦，为明末清初的禅宗僧人，俗名林增炳，1654年来到日本。
[35]南画：始于江户中期、深受中国明清绘画影响的画派统称，也称文人画。
[36]良宽：江户后期的禅僧、歌人，俗名山本荣藏。
[37]三十三间堂：即位于京都市东山区的莲花王院本堂。
[38]智积院：位于京都东山区的真言宗智山派的总寺院。
[39]千利休：安土桃山时代的茶人，有天下第一茶道宗匠之称。
[40]太阁塀：三十三间堂南端的院墙，因由丰臣秀吉（尊称太阁）出资建造，故而得名太阁塀。
[41]里：日本的距离单位，1里约等于3927米。
[42]《桧垣》：能乐剧目之一，作者世阿弥。
[43]《我们等待自由》：雷内·克莱尔导演的法国电影。
[44]升：日本度量衡制的容积单位，日本的1升约等于1.8公升。
[45]合：日本度量衡制的容积单位，（日本）1升的十分之一，约等于0.18公升。
[46]佃煮：一种以盐、糖、酱油等烹煮鱼、贝、肉、蔬菜和海藻而成的食品。
[47]本段中提到的欧文斯、帕多克、辛普森、梅特卡夫、托兰，均为当时的美国田径运动员。
[48]伊-16战斗机：苏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生产的飞机，是当时世界上飞得最快的战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