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号里的八十年代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首发时间：1981年
提出者：北大学子
地点：北京大学校园
流传范围：各大高校校园
1981年3月20日深夜，围守在广播边上的北京大学学生们屏住呼吸，等待中国男子排球队的最后战果。在争夺世界杯排球赛决赛资格时，中国男排先输掉两局，后又扳回三局，战胜南朝鲜队（当时对韩国的称谓），进入世界杯。赛果一出，北大11座宿舍楼里的4000多名学生全都跑到楼群间的空地上，沿着宿舍楼和未名湖边游行边喊：“中国万岁！”“向我国排球健儿致敬！”
据《中国体育报》报道，这一口号来自原北大中文系学生刘志达，“谈及此事，刘志达淡笑言之，这一口号是他带头呼出的。这也是‘五四’时期北大学生的‘振兴中华’口号的延续。而共同的‘策划’还有同班的李春”。
3月29日，中国男女排球队都来到北大，全校师生为他们庆功——男排队员都被举起来往前“飞”，女排队员则签名签到手软。
同时，这个口号也由北大学子推广到了全国。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首发时间：七十年代末
提出者：无从稽考
地点：无从稽考
流传范围：全国范围民间口口相传
1978和1982年，陈景润两次去国际数学大会做45分钟的报告演讲，青年们喊出这样的口号：“学习陈景润，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攀登科学高峰。”在1982年的电影《人到中年》中，一个父亲对孩子赋予的愿望是：长大当个科学家。
而在国家层面，中共中央、国务院也通过全国科学大会制订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号召全国“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文革”结束后，社会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至经济建设。“文革”十年间无数社科领域学者的不堪命运，让人们不敢轻易选择。改革开放更让国人见识到“外面的世界”—— 一个由先进技术构造起来的现代工业世界。想要摆脱贫困与落后，发展技术是最主要的出路。
在社会思潮的变化中，理科男成为了女子择偶的首选；而八十年代的出国潮中，理工科学生也比文科生更容易获得国外奖学金。学好数理化的浪潮，从上到下席卷中国。
摸着石头过河
首发时间：1980年
提出者：陈云
地点：北京
流传范围：全国范围的媒体用语及民间口语
在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说：“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听到后，对“摸着石头过河”表示赞同，并提出要“坚决地试，大胆地闯”, “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邓小平的翻译张维为看来，中国模式的一个哲学基础是实践。“这也是邓小平的主张，即摸着石头过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简单来说，“中国模式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与 “摸着石头过河”一起构成改革开放三条经验的，还有“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 “政策的决策人做出决策，大家就应该无条件服从，无条件去完成”。现在，这三条经验依然不断成为争论中心。
2012年5月，时任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的王荣就在《人民日报》上发了这么一篇文章：“当前推动改革比过去30多年任何时期都更加艰难。‘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的时代已逐渐过去，理性改革和决策问责的时代正在到来。”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首发时间：八十年代初
提出者：无从稽考
地点：无从稽考
流传范围：以学校为主体的教育系统
1980年，我国每万人口只拥有在校大学生16.4人，同期美国为542人，日本为207人，苏联为197人，印度为66人。1985年，我国每万人口拥有科技人员75人，而1980年的苏联为1100人，1978年的南斯拉夫为1400人，1979年的瑞典为2600人。
1982年，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到我国劳动者总数的10.5%；高中老师里，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也只有一半。在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文盲半文盲占到23.6%。而在1979年的日本，5471万名就业者中，高中以上学历占到六成以上。
七十年代末，我国教育经费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除个别年份，从未超过3%，而同等经济发展程度国家的平均教育经费投入水平是3.3%。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八十年代，中国开始推进初等教育的全面普及。
1985年5月15日至2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公布，将“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并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个富有时代特色的标语，现在依然挂在很多贫困地区的水泥墙上。口号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到九十年代，中国初等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依然是占有全国人口2%的边远贫困地区适龄儿童，以及每年200余万小学生的辍学。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首发时间：1978年9月20日
提出者：邓小平
出处：天津视察
流传范围：相当广泛，从城市到农村墙上刷的标语中出现率极高。城市中有“个体户”，农村里有“万元户”，都是这条口号下的受益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再次提出了“先富”的思想，当时的提法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人”，包括“企业、地区、社员”。邓小平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会后，邓小平关于“先富”的说法被表述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一批相信凭自己双手就能致富的人践行了“先富”行动。活跃在城乡的个体户脱颖而出，当年一部电影《雅马哈鱼档》便是彰显个体户劳动致富的代表作；到1983年，义乌小商品的盛名已经传遍大江南北。后来名噪房地产业的王石则当起了“倒爷”，赚到了第一桶金。
1985年、1986年间，邓小平分别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新西兰总理朗伊，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等不同的场合，都阐述了这个政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给世界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角度。一大批“万元户”，甚至“暴发户”出现，刮起了“发财致富”的旋风。
理解万岁
首发时间：1985年
提出者：刘勇
地点：北京
流传范围：全国范围的新闻媒体及民间语文
1983年，即将从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刘勇选择穿上军装。1985年5月，22岁已成为高级军官的刘勇从南疆战场归来，参加共青团中央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的“保边疆、献青春”演讲报告团。在给北京的大学生题字时，他写下了著名的“理解万岁”四个字。
后来刘勇专门出了本书讲这个事儿，他在前言里写：“当时只有一个强烈念头，就是希望后方青年能够懂得同龄人在前线流血牺牲所蕴含的精神实质，知道绿色的军装里也有五彩的心灵。前线官兵们谈论理解，不是为个人乞求‘怜悯式的理解’，而是希望得到后方人民在更高层次上的理解。”
1985年5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以“理解万岁”为题的专题评论，这个口号立刻传遍全国。对于口号的走红原因，中文系出来的刘勇分析得非常准确：“改革开放后，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生活巨变和观念碰撞时期，整个社会各年龄层、职业层的隔膜随着社会生活的巨变而加深。青年不屑老者的生活方式，年长者对年轻人的思想行为嗤之以鼻。渴望理解成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尤其成为乐于接受新生活方式和新观念的青年人的心理需求。‘理解万岁’的流行，消弭了多少时代隔阂，也说明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在对待自我、他人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曾激励当代中国青年在历史转折时期逐步走向成熟。”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首发时间：古希腊时期
提出者：无从稽考
出处：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联合国人权宣言第七条
流传范围：一句法律原则成为了流行的口号，公检法机关的墙上这句话和“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出现频率最高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法学界开展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治与法治的讨论。
法的阶级性问题成为当时的讨论热点。学者们对长期以来处于主导地位的“法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的提法提出质疑。在解放思想的原则下，承认法的社会性、人民性和继承性，限定了法的阶级性的适用领域，成为了大部分人的共识。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全面修改1978年宪法，并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真当时反复强调，宪法修改必须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曾被写入“五四宪法”，但在“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中都被去除了，“八二宪法”又重新恢复了该条规定。不过提法变成了“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1986年2月19日下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了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等六人的强奸、流氓罪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对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执行死刑的命令。
这六个人都是当时的干部子弟，即“官二代”。判决的结果引起了民众的热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重新成为人民维护自身权利的法律武器。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首发时间：1977年
提出者：来自民间
地点：北京
流传范围：毕业生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口号最早提出时，是面向“文革”前的应考青年。1977年恢复高考，面对在十年积累起来的570万考生，这个口号就又被提了出来——要知道，最后录取的只有22万多大学生，落榜的540多万怎么办呢？考上大学的就等大学毕业报效祖国，没考上大学的一样可以在工作岗位上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贡献。
除了工作，“两种准备”还有另外的选择：自学，或者业余学习。1979年的《人民日报》详细分析了中国在当时面对的教育困境：“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加上教育战线长期遭受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师资、校舍、设备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困难，高等学校的招生数量不可能大幅度增加。因此，考生多，录取人数相对比较少，将是高等学校招生工作长期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这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现状在高等学校招生上的反映。”
凤凰网总裁乔海燕曾经在《华尔街日报》写过这个口号：“‘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做人，要一颗红心，心要红，要正，两种准备，一个清白，一个糊涂，该清白时候就得清白，该糊涂时就得糊涂。”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它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中国足球、中国高考、中国股市……三十年后，它依然是典型的中国式生存哲学。
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首发时间：1962年7月2日
提出者：邓小平
出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怎么恢复农业生产”
流传范围：发端于1962年的名言在八十年代蔚然成风，虽然并没有以标语的形式流传下来，但在新闻报道，街头巷议中时常出现
这句流传大江南北的“不管黑猫白猫……”的著名口号，竟然是以讹传讹的误读。邓小平于1962年第一次提出的时候，说的是“黄猫”。
那一年，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发生了饥荒和自然灾害，一些农民自发产生了包产到户、责任田等各种各样的生产形式，这有违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变化引起了党内的争论。
邓小平引用了老乡刘伯承时常说起的一句四川谚语：“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后来，这句话被讹传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并在“文革”期间被斥为“唯生产力论”，遭到批判。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思想”成为时代风气，经济政策也随之改变，“白猫黑猫论”成为中国将社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的一个理论标志。自此，个体正当的利益得到了正名的机会，激发了全民的生产潜能，在乡镇企业、特区、私营经济等诸多方面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猫论”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响亮口号。
1986年1月6日，邓小平再度当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被摘登在《时代》周刊上，成为世界人民知晓的名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首发时间：1978年
提出者：邓小平
出处：全国科学大会
流传范围：这句口号，最热门的出现地点是科研部门、学校、厂矿等单位
早在“文革”结束的前一年，邓小平指导起草的《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里，就以马克思“生产力包括科学”的论述为依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调。
“文革”结束，百废待兴。彼时的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发展到高潮阶段，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为代表的高新技术蓬勃发展。而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始阶段，科技水平，生产力水平与世界相比大为落后。
在此大背景之下，中国亟需提高科技水平，迎头赶上。邓小平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论点，并阐述道：“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
1985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正式提出改革科技体制，并开始实施“星火计划”，意在促进经济振兴，让科技的“星星之火，燃遍中国农村大地”。
1988年，邓小平在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谈话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后来这一论点，成为“科教兴国”战略的理论基础。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首发时间：1978年12月13日
提出者：邓小平
出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流传范围：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阅兵游行中的一条口号。这句口号流传面非常广，覆盖了全中国
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就确立了毛泽东倡议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基本要点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并从客观实际中引出其固有的而非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件的内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凭着这个思想路线，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政权。
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面临重建、振兴的艰巨任务，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某些领导人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提出了“两个凡是”，使党和国家的工作总体上受到严重阻碍，出现了两年的徘徊状况，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要抉择。
邓小平针对许多干部群众仍然深受“左”的思想束缚和禁锢的状况，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具体而言是四个方面的问题：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讲话拉开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序幕，也成为普通民众在新时代里新的政治指南。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首发时间：1980年
提出者：袁庚
出处：深圳蛇口港
流传范围：八十年代任何一个建筑工地、大型工程现场都不可或缺
1980年，香港招商局为加快蛇口港施工进度而实行奖励制度，引起了一场争论。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管”。后来，这句话被浓缩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以鼓励加快推进蛇口工业区的建设。
尽管自1978年后中央已开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这句话引发了极大的争议，甚至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复辟”。袁庚坚持自己的想法，也付出了极大的勇气，在1983年下半年和谷牧副总理谈起这个口号时，他甚至说：“我是准备戴‘帽子’的。”
1984年1月26日，67岁的袁庚在蛇口迎来视察深圳的邓小平、杨尚昆一行，写在蛇口工业区入口处标语牌上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获得了邓小平的首肯。这句在今天看起来很平常的口号，像“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对当时国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效率观念。
邓小平的首肯给袁庚吃了一颗“定心丸”。蛇口工业区被特批“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做主”, “蛇口模式”成为改革开放的示范窗口，到1992年年底袁庚离休时，这句标语的背后，留下的是身家200亿的蛇口工业区。
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首发时间：1980年
提出者：安徽凤阳小岗村
地点：安徽凤阳小岗村
流传范围：实施包产到户的新农村
安徽凤阳小岗村关于大包干的顺口溜全文是：“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在分地到户之前，小岗村是著名灾荒村，上千亩的地条件都不怎么样，村民经常讨论的事儿是“哪里的饭好要”。
1978年，当时的小岗生产队队长跟副队长和会计商量分田到户。他们拟了一份秘密契约。小岗村的20位农民都在此契约上签名按手印，其内容是：“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1979年10月，小岗村生产队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之前1966年到1970年的总和。1980年4月2日，邓小平肯定了小岗村的做法，并与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同时支持“大包干”:“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要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产到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到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1982年1月1日，中央出台一号文件。在这首个关于农村工作的文件中，明确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确定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吃螃蟹的小岗村成了明星。
“分田到户”制，除了在30年间从小岗蔓延至全中国的新农村，也启发当时的国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包产到户的成功实施为人们打开新的思路，成为了各项改革的重要开端。
只生一个好
首发时间：1980年9月25日
提出者：中共中央
出处： 《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流传范围：计划生育的标语以农村为重镇，由此衍化出千奇百怪的计划生育口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0亿人口的现状，成了限制现代化建设的“大包袱”。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这句标语很快便频繁出现在各地的大街小巷。
1981年3月6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设立，作为国务院的常设机构。在这一时期，“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要求，取代了七十年代“晚、稀、少”的提法。第二年的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两个月后写入新修改的《宪法》，同时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2009年9月，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宣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并称“30年少生4亿，中国创造了世界人口发展奇迹”。
然而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施行到今天，也在衍生出不少的社会问题，如人口红利的下降，独生子女教育缺失，失独家庭日益增多……“放开二胎”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呼声。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首发时间：1984年
提出者：邓小平
出处：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流传范围：并没有以标语形式扩散，更多出现在报刊杂志与学术文章中
在今天看来，“贫穷”和“社会主义”压根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但在八十年代以前，“穷”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中国，富裕和贫穷从来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文革”之后，中国经济状况十分不乐观。社会存在某种迷茫情绪，“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什么？“社会主义”又是什么？
正如邓小平所言：“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
此后，有了“真理大讨论”的民意基础，邓小平把目光寄望在发展生产力上面。1984年，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里提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这是对“文革”“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有力反驳。
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由此，“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成为普通民众理解、实践社会主义的口号和指针，对于进一步理解“社会主义本质”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首发时间：1979年
提出者：王文一（清华大学学生）
出处：清华大学化工系77级2班班会
流传范围：学校
“真理大标准”的讨论不仅引起了党内的思考，也燃起了刚恢复高考不久的大学生对于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讨论热情。
1979年的新学年伊始，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谢新佑组织召开班会，一名叫王文一的学生提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一口号。这个口号一经提出，马上在化工系77级2班全体同学心中产生了共鸣。
1980年3月20日，刚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报》对化工系77级2班进行了报道，“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句口号也成为文章的标题。随后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高度肯定了这句口号，全国许多媒体也纷纷予以转载，由此，这句口号走出了清华校园。对于那些经历太多磨难和失落的77级78级大学生来说，这句朴实无华的话，重新树立起了他们对生活的信心。
对于《中国青年》杂志刊发的一篇署名为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作者在文中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困惑，不少大学生开始用“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实际行动，来回应“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严肃的问题。
顾客就是上帝
首发时间：19世纪
提出者：马歇尔·菲尔德与哈里·戈登·塞尔弗里奇
地点：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公司
流传范围：全球范围
“顾客就是上帝”是西方营销学中提出的观点，最早的提出者马歇尔·菲尔德与哈里·戈登·塞尔弗里奇的原话是“顾客总是对的”，在八十年代传到中国，顾客就变成了“上帝”，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行。
而这句“顾客总是对的”传到中国之前，它先去了日本，1961年由日本歌手三波春夫说成了“顾客就是神”。但跟随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来到中国后，这句话变成“顾客就是上帝”，出现在各大商家挂在门口的大红横幅上——而在当时的中国大陆，还沉浸在各种粮票布票中的人们，根本不明白顾客还能有什么权益。
“顾客”摇身一变成为上帝后，中国内地人民见识到了售货小姐们有点儿勉强的笑脸，出现了“三包凭证”的售后服务也让消费者们感受到了一些安全感。虽然假冒伪劣产品依然时不时地来欺骗一下“上帝”，但“上帝”这个跟着市场经济一起来的神，确实让花钱的人们“涨”了不少“姿势”——原来宾馆里的被子用不着自己叠啊。
（辑/于青 郭小为）
历史节点
百名歌星演唱会
1986年5月9日，为纪念“国际和平年”，中国百名歌星演唱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这场演唱会上的歌曲和歌星后来对整个中国流行音乐起到了奠基作用。郭峰在名为《让世界充满爱》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中担任组织者，以及《让世界充满爱》的作曲、制作、指挥及键盘演奏，录音带发行量突破300万盘。1987年，共青团中央、广播电影电视部、中国音乐家协会授予此歌为歌唱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优秀歌曲奖。
说老实话，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场演出后来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最初是因为全世界都在搞这样的演出，觉得中国也要做。我先写了音乐，然后找了几个朋友一起来填词。那时我也挺小的，还没那么大本事组织一个大型演出，是中国录音录像公司的编辑对这个事很感兴趣，很支持我们。最后东方歌舞团和文化部来主办了这场演出。演出当时引起的反响还没有那么大，第二天见报了也不见得很轰动，是后来北京电视台播放了演唱会的录像，于是一下就火开了。有三个地方给后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一是1986年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流行音乐的，有一个“反对精神污染”的规定，3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一起演出，所以在那时做流行音乐的人是很背的，没有形象的树立，也没有可以展示的场所，这场演出总算是给流行音乐正了名，原来流行音乐也是可以用来表现更大、更严肃的主题的。
二是当时的歌曲中不能出现“爱”这个字眼，所以我当时的那首《让世界充满爱》算是开了个先河。让今后的流行歌曲有了发展空间。
第三就是这些歌星们带来的影响了，他们这些人可以说是影响了之后20年中国音乐的发展，至少在前10年可以算是中流砥柱。在演唱会之前他们都是些没名的歌手，但是作为朋友我们都知道，比如东方歌舞团的成方圆、在地下摇滚圈里很有名的崔健等，这100个人都是我们自己定下来的，他们也都是出于朋友聚会的性质一起赶来的。
那时的一百个歌手全部都是专业出身，像付笛声是学长笛的，我学的是钢琴，崔健学的是小号，哪像现在，卡拉OK里混两句就可以出道了。
当时这个演出对后来的晚会模式也是有很大影响的，现在的很多晚会都在体育馆里举行，那时我们在工体演出也是第一个。
（口述/郭峰 采访/胡斐）
报告文学热
发表于1978年的《哥德巴赫猜想》被誉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繁荣的报春花。在新时期文学中它率先展现了“文革”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时代烙印和心灵伤痕，呼唤对人的价值、科学、知识的尊重。而整个八十年代，报告文学的读者队伍蔚为壮观，一批报告文学作家被他们深刻记忆。时至今日，我们总能从理由的《扬眉剑出鞘》、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黄宗英的《大雁情》、胡平和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联》等报告文学作品中寻找到可靠的历史线索，不仅如此，这些作品还清晰地记载着那个时代的人民群众的感情经历。其中鲁光的《中国姑娘》，因为中国女排实现首次夺冠为国人赢来巨大信心而大受追捧。
当初用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来写作，是与我当记者有关。体育界的重大赛事，往往都以通讯的形式做报道，不能对人的内心活动进入深入的剖析。那时候，郭小川提议我写报告文学，我觉得这个提议不错，就重视这方面的写作了。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我也写过报告文学，只不过在1980、1981年的时候，中国女排有希望取得世界冠军，而中国足球队也要冲出亚洲，我觉得有义务去做一个深入的报道给全国观众一个交代。而且“文革”之后，百废待兴，尤其是学生，对中国女排和中国足球队给予了特别高的期望，在世界取胜的愿望十分强烈，我作为记者，把握到观众的这一脉搏。
毕竟是时代不同了。文章发表以后，各大报纸杂志都争相转载，全国乃至国外一些国家，一下子被这篇文章震撼了，连我们当时的强大对手日本也刊登了《中国姑娘》。这状况我并没有料到。那时我一心只想反映中国女排最真实的一面，并激励她们以及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后来不仅达到了这种效果，还激起了人们的爱国情绪。而在当今的时代，《中国姑娘》的积极意义还很值得人们回味的。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了一套丛书作为经典读物，《中国姑娘》也被收录其中，也被大专、职高等教科书所采用。虽然现在的人兴奋点多了，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激扬，但还是会被其中的爱国主义、为祖国献身拼搏等精神所激励的。爱国主义这种精神是永恒不变的。其他的情感，每个读者读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大家都看《中国姑娘》的影响如此之大，都让我当报告文学作家，随后我的约稿，都是写报告文学，我就这样在报告文学上有了一席之地。八十年代是我的创作高峰，现在我老了，报告文学应该让给年轻人去做。而我，在其中也只不过是一个时代记录员而已。
（口述/鲁光 采访/岑茵）
万人空巷看《新星》
1986年，根据柯云路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新星》，以一个县为背景，浓缩了1982年中国农村大刀阔斧改革的社会生活。它以其振聋发聩的主题和对生活的贴近，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反响和收视率。主演周里京因此走红，曾获“新时期十年电影最佳男演员奖”，现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你问任何一个50岁以上的中国人，没一个不知道《新星》的。当年这部电视剧播出以后，引起的轰动绝不亚于今天的刘翔跨栏夺冠、杨利伟冲出地球！有数不清的电视观众给周里京写信，有的请他去当县委书记，有的是向他诉冤情。那时候，这部电视剧还被当成了整党教材，教育干部怎么去当好官、当清官。当然，现在关于这个话题有些争论，比如有人说，李向南不是包青天，他本身也有一些问题存在，但是，什么官是好官？是清官？现在，像李向南这样“一心为民”的好官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太少了！
说万人空巷看《新星》，一点儿都不过分。这部电视剧播出以后，把柯云路给捧红了。不仅小说另出了单行本，还有很多人排队买过期的登载过小说《新星》的杂志《当代》。但对周里京来说，我认为是给他带来了麻烦，他成了众矢之的，一举一动都被过分关注，很累，我相信刘翔和杨利伟都有这个体会，但周里京当时的压力更大。八十年代的演员，跟现在不同，他们拍电视剧不是冲钱去的，而是希望能拍到好戏。周里京拍《新星》大约拍了3个多月，挣了七八百块钱吧。假如不是周里京，而是换个人来演，这部电视剧会怎么样？不好说，他的个人魅力不需要我多说什么。
[口述/北京电影学院李副教授（周里京同事）采访/董薇]
《新星》在当时的确受到很多人追捧。特别是关注农村、关心知识分子、关注改革的人爱看。可以说，这部电视剧给一些关心局势的人指出了方向。很多人是从《新星》当中知道，原来县委书记是这样工作的。基层干部怎么推进改革，新旧两种制度之间可能会起什么样的冲突？这些都可以通过看《新星》获得理解和共鸣。而且，那时电视机才刚刚普及，电视剧的选择也非常有限，可以说，观众是别无选择地“选择”了追捧《新星》。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李向南的扮演者周里京很帅，八十年代不是流行高仓健的那种“冷”吗？周里京也有这种气质，他非常吸引人。
[口述/宋子龙（安徽美术出版社副编审）采访/董薇]
“出国潮”
改革开放使四散视野伸向大洋彼岸，无数躁动的心被一句话吸引：西方遍地是黄金。很多人糊里糊涂地就搭上了西方快车，勇敢地做起了马可·波罗和利玛窦。由于“出国潮”的主体是青年学生，不少教育人士疾呼：教育投资流失了！人才流失了！据资料显示，八十年代后，中国共有58.3万人出国留学，其中自费出国40.8万人；其中15万人学成回国，创办企业5000多家，年产值超过100亿元，创造了20世纪90年代的新词儿——“海归派”。今天的影视大鳄，投资过《天下无贼》《功夫》的王中军说自己是赶上这拨出国潮尾声的一个人。
出国之前我在国内帮人家拍照，搞搞设计，压力很小，但生意很一般。1989年我29岁，还算年轻，正巧看见有这么个机会能出去，没怎么考虑就走了。当时仅仅知道有这么一个跟国内不一样的环境在等着你，有好的教育，好的理念，好的生活，就去了。学美术的人特别看重那里的教育，到了那儿就能学到东西，能长见识，事实也果然如此。我选择了“视觉艺术”，这对我后来回国发展华谊影响深远。
我和妻子两个人一起住在一居室的公寓房里头，房子很漂亮，300多美金1个月。我一边在密歇根大学读书，一边打工养家。除了上课那几小时，基本上都在打工。凡是周末，一定是13个小时打工，最多的时候大概每天要做16个小时。自食其力的生活，日子过得挺不错。其实当时出国潮的黄金时候已经过去了，1985、1986年那会儿去的人中，干得很好的有很多。好些人在大公司里谋职，一点点往上升，有些做了教授，生活都非常不错。跟他们相比我真的属于最最一般的那一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赶上出国潮的人都深有体会，“外乡人”不好做。因为我们都是靠自己的力量走出去的，没有社会关系，没有背景甚至没有像样的家庭结构，压力真的很大，这跟当时国内那种毫无紧迫感的生活是没法相比的。因此“出国潮”对我影响最大的地方是在内心深处的。虽然美国的物价很便宜，生活也过得去，但你得拼命，得奋斗，可以说这种想法五年里一直跟随着我。
现在回过头去再看“出国潮”，我觉得这真的只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和特殊印记。我们那个时候国内什么都还没有，往外去才有奔头。现在国内的机会这么多，不出国一样能发展得很好。所以说未来是很难讲的，现在的“出国潮”跟八十年代的“出国潮”有很大的不一样，盲目的成分更多一些。
（口述/王中军 采访/周逸）
灯光夜市兴起
八十年代中，为解决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北京的西单，广州的西湖路、珠江路等地开始有了灯光夜市。最早建的广州西湖路（1984年）灯光夜市，因为紧挨繁华的北京路商业区，很快就由几十个个体户发展到近千档；由竹子搭的简易棚架发展到不锈钢金属框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湖路灯光夜市更是达到鼎盛期。这里的服装款式新颖、价钱公道。全国各地的旅游者来广州必逛西湖路，连某些歌星、影星都到西湖路夜市来淘衫。西湖路灯光夜市曾经在八十年代被誉为“南国明珠”。
我从1986年到1989年在珠江路做服装生意，那里已经是全国有名的灯光夜市了。晚上5点开铺，就有交警来维持秩序，不让汽车通过，因为人太多了，有从全国各地来买衣服的，也有来看彩灯的，挤都挤不动。我在西湖路摆摊的朋友拿到的铺位号是959号，就是说那里至少有超过1000家档口。从体育路到广州百货，再到北京路交界、中山六路，最后到惠福东，都是灯光夜市。
那时候西湖路主要卖一些比较高档的衣服，珠江路卖的是比较大众化，老百姓平时穿的衣服。有很多来自印度、巴基斯坦、非洲的外国人到我们这里买东西，他们的中文都讲得很好，我们夜市在他们那里很出名。
当年很多在夜市做生意的老板都出人头地了，就拿一般的来说，现在很多档口都搬去了白马商场，那里一个15平方米的摊点就要四五十万，原来没有赚什么钱的摊主怎么可能租得起。我当时和我的三个朋友跟厂里赌气，晚上来这里摆摊，差不多一个晚上的收入可以有300多，我们租的珠江路居民的房子，13平方米要1900块，在当时是很多钱了，不过去别的地方没有那么好的生意。那时候一起摆摊的老板没有什么发生口角的事，大家的关系都很好。
[口述：黄先生（广州，曾是珠江路灯光夜市档口摊主）采访/胡斐]
接吻照登上《大众电影》封面
所有40岁以上的人都曾经经历过把《大众电影》上的剧照小心翼翼地剪下来夹在日记本中当宝贝，像期待情人一样期待每一期《大众电影》如约而至。1981年，《大众电影》的发行量由复刊时的50万上升到960万，是“全世界第一”。美籍犹太裔人方保罗，中学时代已开始学习汉语。取得电影艺术硕士后，方保罗成功考取奖学金到北京研究中国电影，他收集了《大众电影》杂志从创刊号至今为止的每一期。
我从1980年到1982年一直在北大学习，当时电影杂志很少，只有《大众电影》一家是全国性，而且带有娱乐性的电影杂志。
那时候还没有“明星”的概念，通称为“人民艺术家”，而且反对明星这个意义，当时也没有什么独立电影，电影算作群众教育的工具，娱乐不是一切。到八十年代后期才恢复了“明星”的说法，像刘晓庆、张瑜、陈冲在当时都很红。《大众电影》当时有用很多女演员做封面，虽然多数是剧照，但也有专门拍摄的，属于很新鲜的做法。他们有一期上登了一张接吻的照片，是《水晶鞋与玫瑰花》的剧照，我自己是个外国人，看到以后就没觉得有什么，但是当时在中国是引起轩然大波的！还有一部电影，是找一个意大利女留学生演的，里面有她和男主角舌吻的镜头，放映后的影响非常大，我走在北大校园里到处都在说这个事。
（口述/方保罗 采访/胡斐）
《走向未来》丛书
1984年第一次出版，在整个八十年代出了70多种，几乎每一种都再版重印，成为国内知识界和青年的启蒙读物。丛书基本上由两大部分构成，其一为译作，其二为国内学者的学术作品。但真正具有影响力和穿透力的还是国内学者的学术作品，也可视为当时国内实力派学者的第一次集体亮相。现任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院长的戴士和教授，是丛书的封面设计者，他还作为作者撰写了丛书之一的《画布上的创造》。
《走向未来》丛书是从1981年就开始酝酿的，开始是准备做杂志，依托在科协的政策研究室，后来杂志没做出来，却给做丛书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大家都很团结，组稿、审稿都在北京，一年送一批完稿到四川人民出版社，那种合作的氛围特别好。我总共拿了1000多元稿费，其他作者也差不多。编辑费更少。8年那么漫长的时间里，如果有人为了蝇营狗苟的利益来这里，早就跑了。
丛书的装帧设计是由我组织曹力、刘溢、夏小万等20来个人共同完成的。当时这套书的定位是低成本、低价位的，我们一致认为视觉上一定要简洁，结果就设计成了白色封面配上黑白的抽象画。设计一出来就引起了争议，直到1986年在全国书籍装帧设计评比中，我们得了唯一的一等奖，反对声都闭口了。直到今天，我走到全国各地，都有人跟我说：我是看着你们这套书长大的。
（口述/戴士和 采访/陈艳涛）
“85新潮”谢幕那两枪
1989年2月5日，北京，在中国美术馆《中国现代艺术展》活动中，唐宋和肖鲁用一枝左轮手枪朝自己的作品《对话1》（电话实物亭）开了两枪，造成震惊全国的“枪击事件”。艺术评论认为这是中国现代艺术从20世纪80年代向90年代转型的一个标志，是中国八十年代10年新潮美术的谢幕礼。第二天，任《中国美术报》编辑的栗宪庭对该事件发表评论。在他的力主下，该报成为推介新思潮和新观念的主要阵地。
枪击事件发生在上午9点多，之后没多久警察就来把唐宋带走了，当时肖鲁是跑了的，下午4点多她打了电话给我，我就叫她去投案。5点的样子她就去了公安局自首，两个人都被拘留了。第二天我去拘留所看他们，他们都已经被放走了。晚上他们在我这里过夜，肖鲁就睡在外面的椅子上，我和唐宋在一起聊天。我想知道那把枪是谁的，他们当时也没说，我也是过了很久……好多年之后才知道的，是一个将军的。
肖鲁之前在浙江美院就有过这个想法，是关于男女朋友的一个行为艺术。但是到北京的艺术展上打这一枪，就变得非常敏感了，引起了全社会的轰动。他们称之为“临界体验”。我一直认为这件行为艺术作品是他们两个人一起搞的，虽然肖鲁后来出面说这是她一个人的想法，但我觉得唐宋肯定是有参与的。因为唐宋的很多艺术作品都带有这种危险的性质，比如他用火柴棍做的鸟巢，还有后来在悉尼，把火柴棍的一头朝上做的红地毯，这都是具备一定危险性的。所以我始终认为这是他们两个人的作品。
（口述/栗宪庭 采访/胡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