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知识分子下海
据《中国青年报》调查，1984年最受欢迎的职业前三名依次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排在最后的三个选项则是科学家、医生、教师。“修大脑的不如剃头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让诸多身怀绝技的知识分子胸有不平。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对科技人才需求急剧上升。经过6年的酝酿，共和国迎来第一次知识分子下海经商浪潮，当时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
每个人都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只要体制透出一个小小的缺口，活力就会像水一样冲向海洋。
1985年，《羊城晚报》记者刘婉玲在中山大学采访时发现，校门口停放着很多外地牌照的汽车，打听之下才知道一些老师利用周末，到珠三角的企业“炒更”，周六接走周日晚送回。据此她写了一篇报道《从“星期六工程师”引出的……》，为这个群体正名。
“星期六工程师”一般出现在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福建、武汉一些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他们以广州、上海等大城市为圆心，把技术辐射到附近乡镇去，使乡镇企业成为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最强音。
“星期六工程师”们要面临的第一个心理障碍是人言可畏。一个上海工程师回忆当年的艰辛：当时周六还要上班，周六下班后，挤上当晚南下杭州的火车，“就是那种绿皮车，很挤的，常要双手举起才能站立”。深夜到杭州后住在澡堂，第二天一早赶汽车到镇里的企业，周日晚上再回到杭州，挤上回上海的火车，以保证周一一早准时出现在单位的实验室。
当时的主流观念认为科技人员业余兼职是“大逆不道”——基本上可以上升到背叛国家、投靠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罪名，被发现了后果很严重。武汉国营一八一厂的工程师韩庆生被判“技术投机倒把罪”，一审判决入狱300天，而他只赚了600元。1985年前后，上海太平洋被单厂助理工程师郑鸿坚也因业余兼职被关进大牢。
不过，也有媒体给“星期六工程师”搭建信息平台，如上海广播电台《城乡经济》节目，专门播送乡镇企业技术需求。传说那时上海周边的厂长们都有一张“联络图”，记录着“星期六工程师”的家庭地址、联系电话等。
广东省科委1987年的调查表明，广州科研单位约有8%到10%的“星期六工程师”;1988年《瞭望》杂志报道，上海在鼎盛时期大约有两万余名“星期六工程师”。到了1988年1月，国务院下文“允许科技干部兼职”, “星期六工程师”们才得到正式的认可。
1987年，学校领导找倪振伟谈话，给他两个选择：放弃已经创业3年的海华公司，或者放弃清华大学教授一职。那年，倪振伟已经栖身清华大学教学33年，在国内外发表过数十篇有影响力的论文，还是学校乒乓球比赛教工组的冠军。当教授还是做老板，这是八十年代中关村高级知识分子下海时面临的最大抉择。
1984年，倪振伟借了两万元，以每月30元租下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创办了海华公司。那时，中国科学院已经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下海创办公司。著名的有“中国硅谷第一人”陈春先在1980年成立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中国电脑买卖第一人陈庆振在1983年成立的科海公司，还有段永基的四通公司，王洪德的京海公司，柳传志的联想公司。
倪振伟的海华公司也做电脑生意，当他从美国进口286原装机时，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教授们居然没有人见过。后来倪振伟回忆说：“当时卖一台286可以赚两万块钱，现在卖一台计算机只能赚两百块钱。我们最贵的时候，一台286 X机可以卖到43000元。”
兼职3年后，清华大学让51岁的倪振伟做出选择。多年以后，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谈起，他从体改委离职下海后，“经常有一些老师来看我，都是带着一种悲悯表情，说你怎么不去读博士啊？党培养你这么多年，你现在每天骑个自行车，满街乱跑”。王志纲也谈到知识分子下海的心理冲突：“我的家庭自小都讲究忠孝节义、诗书传家，从骨子里是很蔑视商人的。”SOHO集团董事长潘石屹说：“有好多人批评下海南、深圳的人，说他们为了淘金，二十多年前，主流思想是不能接受（知识分子下海）的，说：‘你们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怎么就能为了钱去呢？’。”
王志纲称自己在新华社时很穷，只能住在办公室里，“但我从来没有为这样的事而苦恼，那时心里想的是为革命、为事业”。王志纲说：“我离开体制并不是想挣大钱。组织上找我谈话让我当官，但这新闻官有什么好当的？”
为了表示自己下海不是为了赚钱，倪振伟在创办海华公司时不拿一分钱工资，如是三年。“完全是为了改革开放，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发财，或者是赚钱，一点儿没有想到。”
有人问王志纲，你什么时候做自己的事业？你帮了这么多人成为首富，你怎么不去挣大钱？王志纲笑笑回答：“那你认为我现在做的不是事业？我们根本没把金钱当作一回事，但我们的效益是中国咨询行业最高的。”
“我创业时，在清华已经教书二十多年了，深深感到知识分子有责任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在这样的理想下，倪振伟放弃了清华大学教授的铁饭碗，顶着高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跳进商品经济的海洋中。
八十年代初，血气方刚的史玉柱下海前曾叫嚣：“如果下海失败，我就跳海！”若干年后，史玉柱失败过，不知道有没有跳过海。知识分子下海的失败，可能是因为好大喜功、赶美超英，硬要把大楼从16层盖到70层，也可能是因为交友不慎或者臭味不相投。与后来分赃不均而拆伙的中国式合伙人不一样，八十年代怀着理想而下海的知识分子在商业上的失败，很多只是为了一口气。中国科学院院士倪光南到今天还在感慨。
1984年12月，倪光南应柳传志等人的邀请，带着他前一年研制出来的汉字系统，加盟新成立的联想公司。倪光南的要求是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柳传志曾宣称：“只要老倪说的都对，老倪是有效数字1，别的科技人员都是0，这些0只有跟着倪光南干才能出成绩。”
此前10年，倪光南、柳传志还在天津干校同一个班下放劳动，住在同一宿舍，是亲密战友；10年以后，柳传志一纸解聘书把倪光南逐出联想。倪光南离开时，柳传志担心外界有看法，决定赠予倪光南500万元。但倪光南表示“我不能要，要了会有很多副作用”。
一些同情倪光南的人说，这是科学家与资本家角逐的悲剧。倪光南说他当年“也许应该灵活些”, “但我做人有原则，原则有时候很难灵活……这可能是我这个年纪知识分子的缺陷”。与倪光南一样，很多当年下海的知识分子到了今天都已经不在主流舆论的视野，也不被年轻人认知及认可。
陈春先身边的人这样评价他：“很长时间内，他都是以科学家的思维在办企业。”这位出身民国中央大学教授家庭的物理学家，在2004年永远离开了中关村，有媒体以“苦斗23年，抱憾而终”来评价这位“中关村之父”在商业上的成绩。陈春先曾反思创业的失败：“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我很长时间在科学院工作，我有一些特点、个性和追求的东西也不太符合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规矩。”
2013年，八十年代下海的知识分子，已经被1997年后创业的互联网大亨的光芒遮蔽。他们或许离世，或许退休，或许离开中关村繁华的地带，搬到更北边的上地工业园默默地经营着自己的企业。以“下海”为开端的一代企业家，渐行渐远。
（文/邝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