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师长·朋友——在1992年5月28日史念海先生八十华诞庆贺会上代表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的讲话

女士们,先生们:

我不胜荣幸和十分愉快地来参加庆祝史念海教授八十寿辰暨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报告会。

首先我需要说明,我今天参加这个祝寿报告会,不仅是以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同时也是以念海老师学生的身份。这里我还必须指出,我虽然是个学无所长的人,但毕生也有过两次幸遇。这就是我在不惑之年以后有谭其骧先生和侯仁之先生为老师,而在知命之年以后,又有史念海先生为老师。

我第一次获得念海老师的教益是在1976年“四人帮”粉碎以后,当时,《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在西安举行第一次审稿会。我确实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从此以后我一直以史先生为老师。承蒙他的不弃,对我厚爱有加,转瞬15年,在这15年之中,我从念海老师处学习所得甚多,真是由衷地感激。

念海老师在学术上的成就是众所周知的,今天还有其他先生做这方面的专题报告,我不过是就个人体会,简述其荦荦大者。

首先,念海老师在黄河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应该说已经获得了前无古人的成果。念海老师对历史时期的黄河研究,不仅是全面的、系统的和根本性的,而且是结合整个黄河流域环境变迁的过程进行研究。这中间有许多创造性的突破。例如,念海老师对黄河中游下切的研究,运用《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志》的记载,结合现场考察,从壶口瀑布的位置移动,精确地计算了黄河溯源侵蚀的速度。我已经多次在几种拙作中介绍了这一杰出的范例。香港郦学家吴天任教授在其《郦学研究史》(台湾艺文印书馆1991年版)中,专门立了一个《史念海河山集二集论壶口位置》的标题,重点地评论了念海老师的这项重要成就,由于念海老师的黄河历史地理研究早已从一般现象提高到规律性,因此,他所提出的今后治河方略是实际可行的,应该受到我国治黄领导的重视。我曾经对收入《河山二集》的黄河论文作过逐篇的评论(《河南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我最后指出:“作者的辛勤劳动和精辟研究,确实为我们今后在这方面的工作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黄河志》总编辑室于去年年底寄给我该志《人物篇》的打印稿,我已复信建议将念海老师列入人物传(因为该志也为生人立传),并介绍其有关黄河研究的重要著作。按照念海老师在黄河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卓越贡献,我认为是完全有条件列入《黄河志·人物篇》的。

念海老师在学术上的另一项重大成就是他对于历史时期森林植被变迁的研究。这项研究不仅有极高的理论价值,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这项研究成为念海老师近年的重点研究课题之一,而且获得了辉煌的成绩。他在这方面的研究,从黄河中游到黄土高原,从黄土高原到全国。一系列的论文和专著,科学地阐明了森林植被在历史时期的变迁过程,实际上也是生态环境在历史时期的变迁过程。这是关系到我们子孙后代的重要事业。我想借用马文瑞先生为念海老师主编的《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一书所写的序言中的几句话,来说明念海老师在这方面的贡献:


读读史念海教授主编的这本书,是有很大裨益的。学习历史,更好地认识历史,我们就可以借鉴历史经验,正确地指导农业生产,自觉地开展种草种树活动,绿化祖国河山,建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千秋功业。


在历史地理领域中,念海老师殚精竭虑,正在把一门“中国古都学”的学问建立起来,这是一件值得引起国内外学术界重视的大事。十年以前,念海老师亲自发起和组织中国古都学会,领导国内—大批古都研究者,其中包括大量中青年学者,从事古都研究,念海老师的这一倡导,不仅在国内掀起了古都研究的热潮,而且推动了港、台和国外学者对中国古都研究的兴趣。我在拙编《中国七大古都》一书的《后记》中指出:“中国古都学会的成立,的确对学术界的古都研究起了颇大的推动作用。西安会议以后,中国古都学会又先后在南京、洛阳、杭州、开封等古都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学术年会,每次年会都有数十篇以至上百篇的古都研究学术论文进行交流,古都研究从此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在这里我们必须看到,古都研究的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实际上是在念海老师的擘画经营之下获得的,每一次学术年会,从筹备到举行,从举行以后到论文集的整理出版,念海老师都付出大量的精力。现在,古都研究在国内当然已经硕果累累,例如以念海老师为顾问的、由国内五个电视台联合拍摄的电视系列片《中国七大古都》已经拍摄成功并且在国内外放映,获得好评。由念海老师为顾问的中、英文本巨型画册《中国七大古都》(河北美术出版社)已经出版。在念海老师的支持和指导之下,我所主编的《中国七大古都》也已经问世。台湾也出版了精美的大型画册《雄都耀光华——中国六大古都》(台北锦绣出版企业1988年版)。在日本,许多学者一时间竞相投入对中国古都的研究,已经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我在拙作《日本学者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理》第六辑,1988年)一文中曾经指出:“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或许是日本学者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成果最多和最富于创造性的部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国国内古都研究的热潮的影响。所以这也要归功于念海老师。现在,在国内外的中国古都研究热潮和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念海老师着手建立“中国古都学”这门学问,这不仅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而且对弘扬华夏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方面,也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此外,念海老师在学术上还有许多其他的贡献,例如对历史农业地理的研究,对长城和运河的研究,对古代交通运输的研究以及对许多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的研究等等,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论述宏富,著作等身,我就不再一—列举了。

我必须要在这里再说几句的是,我向念海老师学习的过程中所看到的他的治学精神和我所受到的教益。

首先,我感到念海老师是一位具有远大目光和强烈事业心的学者。他在学术上的许多成就和对学术界的巨大贡献,都是和他的这种品质分不开的。记得1976年《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的第一次审稿会在西安举行。当时,距粉碎“四人帮”才一个多月,“四人帮”的残渣余孽还到处存在,“左”的空气还充斥社会,在今天与会的先生们面前不必再解释这部竺可桢先生倡导和担任主编的著作的重要性。当时,中国地理学会的热心人士和历史地理学界都十分焦急,因为北京和上海的气候都还无法举行这样的审稿会。西安的情况其实也一样,但念海老师挺身而出,毅然承担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今天在座的先生们中也有参加那次会议的,当时,工宣队尚未撤出大学,会上还不得不让这类彻底外行的人说东道西,并且也有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贫下中农代表出席。在这样的气氛和艰难处境中,念海老师泰然处之,引导会议集中于书籍的评审。由于这个重要的开端,《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的编审工作,以后能够顺利进行,成为这套大型著作出版较早的分册。所以念海老师为我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的这—部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献的编著和出版,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

第二,念海老师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这方面的事例实在太多,我就只说一下他对于野外考察的刻苦踏实的态度。这些年来,为了学术研究,念海老师不顾年事已高,踏遍了万水千山,甚至海外学者对此也极为赞叹。香港学者吴天任教授在他所著的《郦学研究史》中,专门引述了念海老师野外考察的一段文章:


近年来,我出外考察时,辄随身携带郦著,每至一地,皆以之与实际情况相对勘,经常感到仿佛郦氏刚刚离此,为时尚非甚久,因为所描述的山川景色,和目前所见的宛然相似。此情此景,我在祁山之上,壶口侧畔,都有同样的感受。


事情确实如此。记得1981年深秋,念海老师在西安举办了一次历史河流水文地理的学术讨论会。会后考察壶口瀑布。出发前,他嘱咐我到现场后讲述一下瀑布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地理学原理,这就是他的考虑周密之处,因为与会诸君不一定都学过自然地理学。这天,在壶口以南的黄河桥边,我简单地说明了瀑布形成和退缩等自然地理学概念以后,念海老师立刻取出一本《水经注》,高声朗诵了《河水注》中的孟门瀑布一段,大家莫不聚精会神,然后北行到瀑布现场考察。这一次野外考察是非常成功的。此后,我又有幸于1985年随同念海老师以及他的研究生到陕北作了为时一周的古长城等的野外考察,在他的指导下,获得了许多新知识和见闻,也使我更为充分地了解了念海老师在野外考察中所表现的一丝不苟、严谨踏实的治学精神。

第三是念海老师长期来教书育人和对后辈的爱护和培养。关于这方面,由于念海老师毕生为人之师,在他门下正式受业的学生,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这是大家都想得到的。但除此以外,据我所知,还有不少人因为慕念海老师之名,从各地寄信向他请求质疑解难的。念海先生也是无信不复,无问不答。其中有不少人,保持了长期的通信关系,也可以说是他长期的函授生,但一直未曾谋面,这样的人在我们杭州就有。

不过我在这里特别想说的事,是念海老师花了极大的精力所策划、主编和出版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对于这种学术刊物的出版,它在历史地理学术上的意义和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我在拙作《从〈禹贡〉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3期)一文中已述其详。今天更值得提出的是这种刊物在培养后辈学者方面的重要作用。当年顾颉刚先生办《禹贡》,办了三年多,共出了7卷82期。我曾经作过一点统计,前后共发表论文696篇(通讯和消息之类不计),作者计376人。《禹贡》在学术上的影响当然极大,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它在培养中青年学者方面的意义,在为学术界接班传代、后来居上的事业中所奠定的基础或许比前者更为重要。顾先生办《禹贡》的时候,他自己还只有41岁,作者之中,除了熊会贞一人当时已年逾古稀以外,其余如钱穆、洪煨莲、谢国桢、孟森、张含英、张国淦等,都是与顾先生同辈的中年学者。帮助顾先生主编的谭其骧先生,当年还只有24岁。现在回顾一下,当年《禹贡》的三百多位作者之中,到后来在学术界有较大知名度的竟接近三分之一。而谭、侯、史三位老师,不仅是大家公认的学术接班人,而且把历史地理学推展到一个新的时代和一种新的水平。现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的作者之中,除了一部分老年作者以外,已经涌现出大量的中青年作者。只要回顾一下《禹贡》的成就,任何人都会看得清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在培养后辈学者,在为我们的学科造就一大批优秀的接班人方面,将要做出多大的贡献。这当然要归功于我们的念海老师。

在祝贺念海老师的这个盛会中,我在上面所说的一些,实在还远远不能包括我对念海老师的钦佩和崇敬。由于还有许多先生要就念海老师的各种成就作更为深入的报告,我不能在此多占时间。最后,让我代表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以及我个人,恭祝念海老师身体健康。继续带领我们学科的广大学者向前迈进。

谢谢大家。


原载上官鸿南、朱士光主编:《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