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 劳动力空间流动动因分析

经济学理论对劳动力流动的动因有多种解释，最有影响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四种，分别是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力流动理论、迁移的人力资本理论、迁移的家庭决策理论以及新经济地理学的劳动力流动理论。其中新古典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属于劳动力流动的宏观决策理论，而人力资本理论和家庭决策理论则从微观层面探讨劳动力流动的动因。

2.1.1.1 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力流动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机制是地区工资水平的不平衡。Hicks（1932）曾明确指出，“纯经济利益的差异是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原因”。迁移是在一定预算约束条件下个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人们迁移到工资水平更高的地区，以便实现收入最大化。而地区工资水平的不平衡是由各地区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及供给差异造成的，劳动力流动就是对地区间劳动力市场不均衡的回应。由于地区劳动力与资本要素禀赋不同，要素禀赋的稀缺程度决定了要素的价格。在劳动力相对资本比较匮乏的地区，工资水平比较高，而劳动力相对资本比较丰富的地区，工资水平比较低，这种工资差距导致劳动力从低工资地区流动到高工资地区，其结果是高工资地区的工资水平开始下降，而低工资地区的工资水平不断上升，直到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仅能反映迁移的成本，包括物质成本和精神成本，迁移过程才结束。

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基本假定是：相同的生产技术、同质的劳动力供给、规模报酬不变、劳动力市场的完全竞争、充分就业、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无成本的信息获取等。然而，现实情况与这些基本假定存在较大差距。例如，流动劳动力并非是同质的，而是具有某些特征。通常，管理者及专业技术人员的迁移概率比一般工人更大。Owen和Green（1992）对英国1987年劳动力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专业技术人员在地区间迁移的概率是普通体力劳动者的3.6倍（4.7%比1.3%）。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现实的劳动力市场很少是完全竞争的，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是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事实上，经济行为人并不能完全获得迁入地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更不用说是迁入地的完全信息了。获取信息流的难度通常随着距离增加而增大，迁入地与迁出地之间的距离越大，信息获取及传递的成本也越高。因此，该理论的假定条件受到众多学者的质疑。

托达罗等学者对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力流动理论作了重要的拓展（Todaro,1969; Harris and Todaro,1970），他们放松了劳动力市场充分就业的假定，在流动者的效用函数中引入就业概率这个变量，把劳动力流动与就业概率及地区收入差距联系起来，强调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决定因素不是地区间实际收入差距，而是地区间预期收入差距。预期收入定义为迁入地的实际工资乘以迁入地的就业概率。劳动力的迁移决策取决于潜在迁移者对预期收入的估计，预期收入最大的地区将是迁移者的首选目的地。地区间预期收入差异越大，劳动力迁移倾向也越强。该模型对解释劳动力从农村迁往城市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城市地区尽管存在高失业率，但是由于城市的工资水平远高于农村，城市的预期收入仍大于农村，因此大量农村劳动力仍将流向城市。托达罗的劳动力流动理论不仅解释了劳动力城乡流动的动因，而且对这种流动的后果给予充分的阐述，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他认为，工业部门的工资并不能对城市失业率作出迅速反应，通常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不完全信息、长期的工资合同、法定最低工资或者工会组织等都阻碍了劳动力市场的迅速出清。城市地区工业的扩张并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由于城市地区就业机会不断增多，农村迁往城市的劳动力有增无减，最终导致城市失业率不断攀升。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促进农村地区的长远发展，从而降低劳动力的城乡迁移。由于该理论非常切合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研究的影响尤其深刻。

2.1.1.2 迁移的人力资本理论

新古典经济理论从宏观经济视角解释了地区劳动力流动的动机，却不能解释微观层面上流动劳动力的差异。在相同情况下，为什么有些人会选择迁移，而有些人会留在原地？迁移的人力资本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该模型最早由斯加斯塔德（Sjaastad,1962）提出。一般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主要包括教育，在业培训，获取经济、政治或者有价值信息的投资，以及为促进情感或者身体健康的投资等（Becker,1962）。斯加斯塔德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范围进行拓展，强调迁移也是一项人力资本投资，或者“是一项促使人力资源生产率不断增加的投资”（Sjaastad, 1962）。假设劳动者的目的是在他的职业生活中使其实际净收入极大化，劳动者通过比较其现住地与所有可能目的地的净收益，决定是否迁移。“行为人对每个地区预期收入的贴现值进行计算，而这也取决于他的技术水平”（Bauer and Zimmermann,1999）。具体地说，迁移所产生的成本收益可表示为：

式中，Vp为净收益贴现值；E2为n年后新工作所获得的收入；E1为n年后现有工作的收入；N是预期新工作的时间期限；i为利息率。E2-E1可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扣除物价指数影响、迁移后的实际净收入；另一部分为居住地变化导致的效用变化。C为n年后迁移所致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Z为迁移所产生的净心理成本（心理成本减去心理收益）。

当Vp＞0时，表示迁移所获得的预期收益超过了货币及心理投资的成本，劳动力可能流动。而当Vp＜0时，劳动力将保持目前的工作及所在地。在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两份工作的年收益差距（E2-E1）越大，劳动者净收益贴现值（Vp）也越高，劳动者越可能迁移流动。

劳动者收益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职业、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经验以及培训等都会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回报率。而劳动力流动的成本也可分为物质成本和非物质成本：物质成本包括旅费、食宿开支等；非物质成本包括机会成本以及精神成本等，如劳动力迁移、工作搜寻所放弃的收入，远离亲友的孤独，等等。该理论可以有效地解释为什么年轻人迁移的比例更高。由于迁移可看作是迁移者生命周期中的一项投资，相比年龄较大的人群而言，年轻人有更长时间补偿迁移成本，也有更高的迁移收益贴现值。另一方面，年轻人的精神成本相对较低，他们与现有居住地还未形成与年长者相同的、关系密切的社会网络。同时由于家庭成员少，年轻人的直接迁移成本也较低。

该模型最大的贡献在于在迁移决策中考虑到了劳动力的异质性。假定面对相同的平均工资差距，人们仍会表现出不同的迁移倾向，因为人力资本特征的差异导致迁移流动的回报率也不尽相同。因此，尽管地区i的平均收入低于地区j，只要其技术水平能确保其收入增加，人们也可能会从地区j流向地区i。该理论解释“谁会迁移”的问题时，不仅强调信息不对称的作用，而且还强调保险、信用市场以及相对贫困的作用。由于不同技术水平的潜在移民所获取的不完全信息存在差异，移民发生的概率也会有所不同。该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更强，然而该理论仅仅把劳动力迁移作为个人的决策，忽略了影响迁移的家庭层面因素。

2.1.1.3 迁移的家庭决策理论

劳动力迁移的另一个重要的经济动因是避免家庭收入受损。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保障以及现代化水平较低，家庭劳动力共同分享家庭财富的收益及风险，家庭劳动力迁移往往作为家庭生存及发展的策略。因此，劳动力迁移不仅包含劳动者个人的决策，通常也是一个家庭或者家族的决策（Taylor and Martin,2001）。以移民与其家庭之间联系为基础的迁移决策模型比个人决策模型更贴近于现实，迁移的家庭决策理论更强调迁移决策过程中家庭的作用。斯塔克（Stark et al.,1986,1991）最早提出并命名“劳动力迁移的新经济学”（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该理论认为迁移决策不是由迁移者个人独自决定的，而是由与之有内在联系的群体——家庭或者家族共同决定的。家庭成员迁移不仅能增加家庭收入，使个人收益最大化，而且可以降低因市场的不完备所造成的家庭财富风险，包括缺失的或者不完备的资本市场、保险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对家庭财富造成的损失。更确切地说，移民实际上起到家庭财产保障的作用，能确保家庭克服信用及风险约束，家庭通过对家庭成员在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分布控制达到降低财富风险的目的（Poirine,1997）。一些家庭成员从其他的劳动力市场获得收入，而这个劳动力市场与本地劳动力市场相关程度较低。当本地劳动力市场出现危机时，这些在其他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家庭成员仍能获得稳定的收入。这种就业策略使得一个家庭即使在当地发生经济危机时也能通过外地汇款确保其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实证研究表明（Lucas and Stark,1985），家庭与外迁者之间确实存在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独立的关系，两者之间的汇款往来可视为一种“自愿契约”。在迁移初期，通常由家庭向迁移者提供资助，帮助移民适应新的环境；移民在职业及收入稳定后，开始向家庭提供资助，两者之间的角色发生了逆转。从移民角度看，家庭与移民之间契约关系的建立，除了互助及利他精神以外，很大程度源于迁入地就业的不稳定、教育开支、继承家庭财产的愿望、维护自己在家乡的社会地位等方面的考虑。而家庭为了防范风险，也会强化这种契约关系。

劳动力迁移的新经济学理论认为迁出地收入分布对迁移倾向也有重要影响。迁移可被视为人们对“相对贫困”的一种响应。这种相对贫困的程度受制于个人（或者家庭）收入在当地收入所处的位置。潜在迁移者如果感到自己的生活水平属于社区的中下水平，则会产生相对贫困感。为了提高自己或者家庭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就有可能选择迁移，相对贫困也会导致迁移行为的发生。

2.1.1.4 新经济地理学的劳动力流动理论

上述迁移理论是对个人及家庭在劳动力市场行为的不断深化，其暗含的前提是规模报酬不变、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而现实世界中劳动力市场远非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递增以及垄断竞争在现实中已经成为常态。这些前提条件的变化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模式及动因。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Krugman,1991; Fujita et al.,1999）基于不完全竞争市场、贸易成本以及规模报酬递增等假设前提，重新审视曾在很长时期内被许多经济理论所忽略的空间要素，探讨产业空间集聚的机制，并对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空间流动给予一种全新的解释。他们把产业集聚看作是“向心力”与“离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Krugman, 1998a; Venables,2001）。向心力就是促使厂商之间以及劳动力之间彼此接近的力量，主要包括外溢效应、匹配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而离心力则是诱使厂商之间以及劳动力之间彼此分离的力量，主要包括要素市场拥挤效应、产品市场拥挤效应。虽然区域经济等学科也研究集聚产生的原因，但新经济地理与其他学科最明显的差别在于，新经济地理学关注在一般均衡中市场的作用，而不是非市场的作用。劳动力流动与产业集聚相互影响，当区际运输成本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劳动力将受到市场规模效应的影响，自主地向某个地区集聚。同时，劳动力的流动又会进一步强化产业集聚的向心力。

新经济地理学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所设定的变量高度关联，相互影响，模拟结果对变量的变化很敏感，各种变量的影响并非线性的，而是依据不同阶段、不同条件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也暗示了一个客观事实：劳动力流动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影响并不是单调一致的，而是随着时间或者空间的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