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 异质劳动力流动及其决定因素

20世纪60年代，异质劳动力区际流动引起了美国经济学家的关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南北地区工资差距持续扩大，虽然劳动力对南北地区工资差距有所响应，形成一股迁移流，但是同时还伴随着反向的迁移流，从低工资地区迁出的劳动力几乎可与迁入的劳动力相抵消。针对南北地区工资差距没有缩小的迹象，Scully（1969）最早提出劳动力的异质性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他用人力资本的差异定义劳动力的异质性。由于南北地区劳动力存在异质性，南部地区人力资本较低的劳动力在与北部地区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力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尽管南北地区存在工资差异，劳动力也缺乏流动的动力。Bellante（1979）在此基础上更系统地考察了异质劳动力流动对美国南北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他以受教育程度、职业培训以及工作经历来反映劳动力的异质性。具体地说，是用受教育年数、年龄以及种族进行劳动力异质性的分类，构建了一个异质劳动力流动模型。该模型显示，如果一种类型劳动力过多，通常代表其他类型劳动力过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并不能确保劳动力的有效配置，而劳动力流入与流出都很频繁的地区通常比劳动力单向流动的地区配置效率更高。他用不同类型流动劳动力的数据和各种劳动力合并的混合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前一种情况下移民对地区实际收入的响应比后一种情况更强，说明异质劳动力的迁移动因是有差异的。Dunlevy（1985）把异质劳动力的区际迁移与各地区资本劳动比联系起来，他的研究表明，劳动力迁出率与该地区劳动力相对富裕程度呈正相关，受教育水平高可促进劳动力迁移。

劳动力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导致其迁移决策有所不同。Borj as（1987）和Roy（1950）的自我选择模型，以及Sattinger（1993）的收入分布模型，详细剖析了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迁移可能性。假定劳动力从地区0（迁出地）迁移到地区1（迁入地），劳动力迁移指数（I）可由下式决定：

式中，ω0、ω1分别为地区0与地区1劳动力的工资；μ0、μ1分别为两地区工资对数的均值；π=C/ω0代表迁移成本，假设π是常量；随机量ε0、ε1分别为两地区工资均值偏差。假定两地区劳动力工资呈正态分布，方差分别为σ0、σ1，如果I＞0，表示劳动力迁移所得的收益大于成本，迁移将会完成，否则劳动力将不会迁移。

那么，在迁移发生的条件下，两地区劳动力工资期望值分别为：

式中，λ为分布密度函数；ρ为两个地区技术水平的相关系数；v=ε1-ε0。令Q0=E（ε0|I＞0）、Q1=E（ε1|I＞0），通过比较，可以得出迁移的三种选择模式。

模式1:Q0＞0、Q1＞0，当且仅当ρ＞σ0/σ1以及σ1/σ0＞ 1；

模式2:Q0＜0、Q1＜0，当且仅当ρ＞σ1/σ0以及σ0/σ1＞ 1；

模式3:Q0＜0、Q1＞0，当且仅当ρ＜min（σ1/σ0, σ0/σ1）。

模式1代表迁移存在正向选择性，即迁出地处于较高收入的劳动力将发生迁移，进入迁入地的较高收入阶层。其条件是两地区技术回报的相关程度很高，并且迁入地的收入分布比迁出地更为离散。地区之间技术回报的高相关性，可确保技术工人在地区间自由流动，而迁出地收入分布更为平均。从某种意义上看，迁出地高技能劳动力可能被征了更多的税收，用来保障低技能劳动力的生活。因此，这种情况将鼓励高技能劳动力迁移。

模式2表示迁移是负向选择的，即迁出地收入较低的劳动力将进入迁入地收入较低的阶层中，当且仅当两地区技术回报的相关程度很高，并且迁出地收入分布比迁入地更为离散。这种状况说明迁入地对高收入劳动力征收较高的税收，而对低收入劳动力提供较好的保障，因而鼓励低收入劳动力迁入。

模式3反映了一种“难民”特征的迁移。这些移民在迁出地处于收入水平的下层，而迁入目的地后所得收入大于迁入地的平均水平。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ρ值很低或者是负值时，当迁出地发生政变时，相关系数ρ可能为负，这时政治系统将会剥夺相对富裕劳动力的财富，重新分配收入。从这些地区迁出的人可能处于收入分布的低端，但是进入市场经济的迁入地后，他们可能表现良好，收入水平迅速上升。

上述模型显示，迁移模式主要取决于两地的收入分布以及技术回报率的差异，实证结果部分地支持了模型所表示的含义。Borjas（1990）通过使用一个代替技术回报率的指标，测算出迁出地的收入不平等与美国迁入移民的收入呈负相关，即具有较高收入的移民通常来自收入比较稳定的地区。当假定迁出地之间社会经济特征为固定值时，由于移民的技术选择性效应，估计结果显示迁入的墨西哥移民要比英国移民的收入水平低4%左右。Taylor（1987）通过对墨西哥乡村的个案研究得出，非法移民美国的墨西哥人通常是技术不熟练的劳动力，这种移民的选择性与墨西哥具有相对高的技术回报率是一致的。

劳动力的迁移决策不仅受到技术水平的影响，而且受到自身受教育程度的限制。Kottis（1972）的研究表明，当其他条件一定时，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迁移的概率就越大。其原因可从迁移成本及迁移收益两方面探讨。从迁移成本来看，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劳动力迁移成本也越高，由于需要处理更多的财富、受到来自家庭更多的影响、迁移时需要更舒适的条件以及更高的迁移费用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增加高素质劳动力的迁移成本，但是这种迁移成本的差异是在一定限度之内。而从迁移收益来看，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通常会获得数倍于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力的收入。由于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一般不属于工会组织，与工会组织的工人相比，这一阶层的工资水平更多地体现了地区之间的空间差异，收入的地区差异更大。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动力收入差距远远大于迁移成本的差距。同时，受过更多教育的劳动力更容易得到不同地区的就业信息，其失业率通常很低，为得到更合适的工作，他们更易于迁移。由于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在迁移中可得到更高的收益率，而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力受到迁移成本等因素的限制，迁移所得的收益较低，因而迁移率也相对较低。

实证研究也显示出劳动力迁移存在技术及教育的选择性。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美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可能迁移（Larry,1973）。其原因在于，在全国的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通常需要劳动者拥有出众的分析及评估有用信息的能力，而大学毕业生、硕士和博士往往拥有这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雇主提供工资存在巨大差异，也使得劳动力有更多的机会流动到更高职位，获得更高的收入。低技术工人可能通过向更高职位的流动增加收入，而高技术工人只能通过地理流动增加收入。Tolnay（1998）对19世纪至20世纪美国黑人从南部向北部大规模迁移进行研究，发现黑人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迁出地的黑人，但是比迁入地（美国北部）黑人的受教育程度低。因此，美国黑人迁移存在对教育的正向选择性。另外，作者通过对1940年至1990年黑人迁移史的研究，发现从美国南部迁出的移民教育正向选择性不断下降，而相对于北部黑人的教育劣势也在减少。Borjas（1999）指出1980年后的第二次迁移高峰中移民的素质明显下降，迁入美国的移民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于美国本土劳动力，但是与迁出地劳动力相比，这些迁出移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仍较高。也有研究（Pryor,1979）对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移民进行比较，认为异质劳动力流动与国家发达程度有关，发达国家流动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较高，流动劳动力的职业特征是专业人员以及白领人士，而发展中国家更普遍的迁移是经济地位较低的劳动力流动，流动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