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3 智力流动与地区收入差距

迁移理论认为，迁移是个理性选择的过程，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迁移概率通常要大于较低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尤其是在国际迁移中，由于迁移成本较高，具有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从低收入地区迁往高收入地区的现象甚为普遍，使得“智力外流”成为学术界及政府部门关注的热点。

针对技术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现象，传统观点认为这种智力外流完全损害了迁出国的利益。著名的代表人物巴格瓦蒂等（Bhagwati and Hamada.,1974）对智力外流提出三个基本的结论：（1）智力外流对于迁出地而言具有负的外部性；（2）智力外流是一种“零和”博弈，富裕的国家由此更为富裕，而贫困的国家则更加贫困；（3）国际社会应该建立一种补偿机制，对迁入国征收“智力外流税”，用来补偿迁出国智力流失的损失。按照传统观点，智力外流延缓了迁出国经济的发展，同时扩大了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虽然智力外流也可能通过汇款、返迁、建立贸易与商业网络补偿迁出国的收入，但是与损失相比，这种补偿是非常微弱的。布加斯等（Borj as and Bratsberg,1996）的研究表明，返迁劳动力通常都具有负向选择特性，也即技术水平越高的劳动力返迁的概率越小，除非两个地区经济发生持续的逆转。另一方面，虽然有研究证实迁移确实通过移民网络增加了双边贸易（Gould,1994; Rauch and Trindade,2002），但这种商业网络往往倾向于FDI和技术扩散，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迁移增加的收益能够弥补迁移的负效应。

随着新增长理论的兴起，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智力外流所导致的经济效应也有了更新的研究成果。与传统的观点相似，建立在内生增长理论基础之上的智力外流模型也强调了人力资本存量减少的负面效应（Miyagiwa,1991; Kim,1995; Wong and Yip, 1999），然而它还强调智力外流影响了迁出地对教育的投资，并进而改变了迁出地的收益。由于迁移刺激了教育的投资，当这种激励效应大于迁出的负效应时，迁出地在人力资本净迁出之后仍能获得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Beine等（2001）首次试图估计迁出地人力资本外流的增长效应，通过对37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分析，他们认为迁移的预期显著地促进了人力资本形成，尤其是人均GDP较低的国家。然而由于缺乏可比的分受教育程度的国际迁移数据，该研究只能用粗迁移率作为智力外流的替代指标。在随后的研究中，Beine等（2003）使用发展中国家分受教育程度50年的迁出率数据，同样得出迁移的预期显著地提高了迁出国人力资本存量。但智力外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有限，仅在GDP增长率的± 0. 20%之间。Kanbur和Rapoport（2005）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把迁移的教育选择性内生化，认为迁移会导致两种相反的效应：一种是减缓了地区间的收入不平衡，而另一种正相反，加速了地区间收入的不平衡，并对各种情况作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