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历史的足迹（1992—2012）

第一章 高速增长期（1992—1996）

第一节 改革的重启：1992年

1992年，宁波经济呈高速发展态势，同时金融总量控制的难度加大，地方投资、发展、改革的热情高涨。

1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分行行长毛绳祖及各专业银行行长、保险公司总经理赴京参加全国银行分行行长、保险分公司总经理会议。在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提出1992年的金融工作：一方面，要紧紧围绕调整结构、提高效益的要求，支持国民经济继续稳定发展；另一方面，要巩固和发展治理整顿成果，控制货币、信贷总量，防止出现新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1月9日，宁波市召开计划经济工作会议，人民银行宁波市分行向大会报告《1991年信贷、外汇、现金计划执行情况和关于1992年金融工作任务与信贷计划安排》。在报告中，提出贷款预期目标增加22亿元，增长16%。在金融体制改革上，已向人民银行总行上报3个方案：一是扩大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试点，在鄞县信用联社与农业银行脱钩四年试点的基础上，把试点扩大到其他五个区和五个县（市）；二是开展投资信托受益证券的发行和转让业务，以受益证券试点来拓宽融资和投资渠道；三是逐步试行现汇留成制度，促进外贸企业加快外汇资金的周转。

“洋洋东方大港，改革开放前哨”，这是李鹏总理视察宁波时的题词，简洁明了地点出了宁波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其在改革开放中的地位。1992年6月，国务院召开了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经济规划座谈会，专题研究如何加快以浦东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宁波市在实施这一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会议提出要把宁波港作为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江地区的重点深水港上海港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规划和开发；加快以港口为中心的交通集疏运网络建设，把宁波作为华东地区重要对外贸易口岸，要求在促进赣、湘、鄂、皖等内陆省份外贸物资走向国际市场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把宁波市的北仑区域确定为长江三角洲沿海重要的重化工业基地。在这样的背景下，宁波的资金压力相当大，银行更是矛盾的焦点。

从实际操作层面来说，资金压力，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地方政府；另一方面控制信贷规模也在很大程度上要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秦池江在宁波做学术报告时说：“我国目前还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之中，中国金融所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还不具备充分的市场化条件，金融体制改革要依靠政府的积极干预，但改革的自身，又要求排除政府的消极干预。”“金融体制的改革，没有政府的积极干预是不可能实现的。但目前很多政府部门只关心金融部门提供多少货币和资金，而不关心金融机构资产恶化程度；只关心多建金融机构、多开辟几条融资渠道，而不关心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与效率监管；更有甚者，个别地方和部门出现强化金融的地方化、部门化倾向，这显然有违改革的初衷。”

从宁波的经济金融运行的结果看：全市国内生产总值208亿元，比上年增长20.2%（初步统计数，调整后为17.9%）；人民币贷款余额160.4亿元，比年初增加37.7亿元，增长49%；保险业务收入2.81亿元，增长52%；全市净投放货币14.2亿元，增长78%。

尽管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在1992年年初就提出“防止出现新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但很快被各地大投入、大发展与改革大突破的高涨热情所湮没。在大改革、大发展浪潮中，李鹏总理于7月18日召开人民银行全国分行长会议代表的座谈会。他说：“今天的座谈会是表明一个态度，就是国务院支持银行的工作，支持你们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计划来执行，现在只能这样做，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国务院要发个文件或发个电报给各省市，要求各省市支持银行的工作。”他强调两句话：一句是金融要改革，更多地发挥金融市场的作用；另一句是宏观要管住。在形势判断上，他说，上半年的经济形势是好的，处于高速发展状态。在现在的大好形势下，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金融问题，金融问题首先是信贷和货币发行总规模的问题，也包括乱发股票和炒房地产的问题。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银行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最重要的手段，绝不能丢掉。

说的是两句话，一句是改革、发展，一句是管住、管好。但在执行中，更多的是体现大改革、大发展、大投入以及思想大解放的热情。

在两种声音的此起彼伏中，比较能达成共识的是大力组织资金。1992年存款市场的同业竞争激烈，“四季乐”“金猴迎春”等新储种不断涌现，站立服务、微笑服务、挂牌服务等“服务新招”竞相推出。全市人民币存款余额160.5亿元，比年初增加42.5亿元，增长36%。与此同时，在改善信贷规模管理上也推出了一些“微改革”措施：对专业银行实行贷款规模管理，并在控制总规模基础上，选择了北仑区农业银行进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试点；对非银行金融机构推行了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规模管理相结合的办法；对农村信用社试行了比例管理为主和规模指标到县（市）联社的办法，使基层信用社逐步实行多存多贷。这对地方来说，也是开辟了一个新的融资渠道。

发展金融市场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全年发行各类有价证券12亿元，其中，地方企业债券2.2亿元，短期融资券3.3亿元，内部债券1.9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00%、200%、72.7%。积极慎重地进行了信托投资受益证券试点工作，先后发行信托投资受益证券两期，计7000万元，并全部上柜交易。有7家企业发行了1亿多元内部股票，在慈溪、象山、余姚、镇海、宁海、奉化等6地设立了证券交易营业部。

全市资金市场同业拆借成交额达250亿元，比上年增长1.5倍。尤其是会员制的宁波金融市场业务发展较快，在各县（市、区）建立了金融市场代理处。一年来，会员制的宁波金融市场同业拆借成交额达到90.5亿元，是上年的5.6倍。外汇调剂市场推行会员制竞价交易方式，外贸公司和创汇、用汇大户为自营交易员，市级金融机构和下辖外汇支局为代理交易员，对自营交易员和代理交易员的经办人员进行操作培训，规范操作行为。买卖双方实行复式竞价的交易方式，按“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原则竞价交易，并实行交易电脑操作，增强准确性、透明度，提高工作效率。全年外汇调剂成交7.0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06.8%。

从指导思想上来说，地方加快改革、加快发展的机遇意识很强。1月27日，浙江省省长葛洪升在省、地（市）银行行长、保险公司经理座谈会上讲：“考虑到治理整顿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今年改革的步伐要适当地加快，开放的步伐也要适当地加快，在开放和改革方面要有一些像样的动作。”8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行长王越在全省人民银行行长会议上讲：“要进一步学习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促进经济更快更好地上新台阶，这是各级人民银行面临的中心任务。”他说，现在的机遇很好，今年以来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浪潮，特别是最近中央又决定，以上海浦东为龙头，江浙为两翼，开发开放长江三角洲和沿长江地区。这一战略决策的实施，标志着全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王越行长还传达了葛洪升省长在省政府全体会议上的要求：“我们浙江地处沿海开放地区，与上海是近邻，条件十分有利，一定要抓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这次机遇可能是本世纪最后一次机遇，抓住了就发展，抓不住就要落伍。如果我们错过了这次机遇，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就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最大失职。”

纵观1992年的金融运行，不仅增速高位，而且贷款、货币、市场三者，一个比一个猛，这对学界和业界都形成了很强的思维撞击。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秦池江来宁波做学术报告称，从1992年春以来，整个金融行业面临着大冲击、大振荡、大改观的考验：直接融资的发展已构成了对集中的资金管理体制的大冲击；全国资金向股票、房地产和开发区的聚集，使原有的资金分布格局产生了大振荡；各种金融机构的兴起，特别是外资银行的引进，使得现存的金融体系也将不得不接受市场的选择，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大改观。如果忽略或轻视这种现实的变化，在市场经济蓬勃兴起的大潮面前犹豫不前，就会失去金融体制改革的时机。上海金融学会副会长洪葭管在宁波也谈到，现在银行处于矛盾的焦点，商品是一极，货币是另一极，各部门、各地区都要资金。

宁波市政府在处理加快改革发展与落实金融宏观的关系上，是富有艺术的。宁波市副市长章猛进于3月18日参加了由人民银行宁波市分行召集的银行行长联席会议。他提出：“宁波的经济要加快发展，金融体制改革必须要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对此，市委、市政府寄予很大的期望，我们要全面、完整、正确地领会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重要精神，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务实、求实，研究新办法，探索新路子。”会议认为，当前宁波市金融系统在业务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金融资产质量不高；二是金融市场发育不完整；三是金融对外开放不够；四是金融机构缺乏活力。针对上述问题，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应是：①以提高信贷资产质量为中心，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②以搞活金融市场为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③发展金融涉外业务，扩大金融对外开放；④探索专业银行企业化的路子，积极拓宽业务经营的领域。会后，由人民银行宁波市分行组织起草《宁波市1992年金融体制改革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并于4月21日递交银行行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实施意见》提出的1992年金融改革的重点是，要在加强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能力，改善专业银行经营体制，大力开拓发展金融市场，努力扩大金融对外开放，促进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8月29日，章猛进副市长参加由市级人民银行、专业银行、交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中信宁波分公司、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农信宁波信托代理处负责同志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肯定了宁波金融形势呈现“高、快、旺、活、好、稳”的特点，这是金融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金融宏观调控，加大金融改革分量的结果，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宁波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会议分析了当前金融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信贷增加较快、信贷资产质量不高、货币投放形势严峻、信贷规模控制难度较大、资金供应日见困难等。章猛进副市长在会议最后强调：“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发展变化很大，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还处在探讨摸索阶段。为此，各级金融机构的领导同志要密切注意经济、金融发展的动向和苗头，进一步加强学习，深入基层，多搞调查研究，为进一步繁荣我市金融事业，支持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做出应有的努力。”

但是，各地高涨的大投资、大发展、大改革以及思想大解放的热情，显然对信贷规模的“微改革”不过瘾，在“规模外”融资的渠道、机构、方法不断被“变通”出来。为此，人民银行宁波市分行组织开展了对辖内金融机构的业务稽核，先后组织力量对市农业银行、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农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进行常规稽核，对人民银行系统专项贷款资产质量、农业银行系统信贷资产质量进行了专项稽核，对全市金融机构执行金融政策的情况进行了抽查。

在金融的“两大闸门”中，如果信贷闸门在控制上还存在“规模外融资”的“变通”问题，那么，在现金闸门上的可控性则更差。1992年全市净投资货币14.2亿元，比上年多投放6.2亿元，增长78%。如何控制货币投放，比较可接受的方法是：大力改进银行结算工作，增加和发展结算工具与手段，使转账结算真正达到方便、快捷、安全、经济，尽可能减少现金支付数量，尤其是减少携带巨额现金采购现象。为此，如何推进金融电子化建设被提到突出位置。1992年，金融电子化租赁第一期工程经国家级鉴定通过验收，初步形成了一个由7个分系统联结250个网点、207台主机及其600余台配套设备组成的网络系统，实现了储蓄、对公存款等柜台业务处理的自动化和储蓄通存通兑业务；研究开发了密码取代印鉴方式的电子同城清算系统，实现了国库、货币发行、金融管理、计划统计、会计报表等管理业务的自动化，开通了信息查询系统。在计算机应用上，在会计核算、调查统计、国库、金融管理、货币发行、办公自动化等8个系统使用S机，电子联行、国债核算等15个系统使用微机，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