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普陀山文化史研究的基础和立场

英国学者彼得·伯克在其所著《什么是文化史》一书的“导论”中指出，对于文化史的研究，主要有“内部研究法”和“外部研究法”这样两种路径。所谓“内部研究法”，即着眼于在本学科范围内解决一系列问题。具体而言，文化史的研究是对于以前单独的人口史、外交史、妇女史、观念史、商业史、战争史等“碎花状态”研究的一种“弥补”，所以文化史研究是一种“整体性”的研究。所谓的“外部研究法”，即将文化史的研究，与文化演变过程中所处的时代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很多时候体现为一种“社会发展学”研究，而且还要与同时代的政治学、地理学、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和文化研究各领域发生的广泛的“文化转向”联系起来。

从彼得·伯克的上述阐述来看，文化史的研究，主要体现为对于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研究和多学科共同结合的多角度研究。可见这种对于以往积累的文化遗存和研究成果的整合和提升，无论是综合性还是多角度，文化史研究的“基础”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先前的这些研究的“基础”，文化史的研究就无从提起。这样的“基础”越是丰厚，对于该对象的文化史的研究，就越扎实。

对于一个研究对象以往的研究成果的积累和总结，也即是文化史研究的“基础”，彼得·伯克借用英国批评家对于英国小说史研究的一个术语，称之为“伟大的传统”。这个“传统”来源于研究本身的历史文化基础和所产生的一切研究成果。

所以对于普陀山文化史的研究，也必须是在继承“伟大传统”的基础上才能进行。

这个“基础”，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普陀山文化的历史积累，另外一个是有关于普陀山文化的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的整理。

先来说第一个“基础”：普陀山文化的历史积累。

文化的积累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由于文化组成有不同的层次性，所以积累形成的文化形态也是多层次的。文化是一个组织起来的一体化系统。它有三个文化亚系统，即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美国学者L.A.怀特在《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一书中指出，技术系统由物质、机械、物理、化学等手段，连同运用它们的技能共同构成，借助于该系统，使作为一个动物种系的人与其自然环境联结起来。社会学的系统则是由表现于集体与个人行为规范之中的人际关系而构成的，它包括社会、亲缘、经济、伦理、职业等体系。思想意识系统则由语言及其他符号形式所表达的思想、信念、知识等构成，包括宗教意识、神话传说、文学、哲学、民间格言和常识性知识等范畴。在这三个系统中，技术系统处于最底层，是基础；社会系统处于中间，而思想意识系统处于最顶层。

普陀山文化显然已经超越了第一个系统即技术系统（它精美绝伦的建筑等也不仅仅是技术的，更多的是艺术和文化的），它有一部分属于社会系统（主要指政府管理部分），更大的部分属于文化思想意识系统。这就是普陀山文化的历史积累和传统，也是普陀山文化史研究的深厚基础。

普陀山文化历史积累的重要体现，便是各个朝代编纂的《普陀山志》。《普陀山志》是承载普陀山文化历史积累的最重要的文字记载形态。从元朝盛熙明编纂第一部山志《补陀洛迦山传》开始，一直到民国时期王亨彦编纂的《普陀洛迦新志》为止，目前可以查阅的一共有8种普陀山志，另外还有一部由普陀山僧人自己编纂的《普陀山小志》。新中国成立后，还有数种普陀山志编成出版。这些山志主要记载有关普陀山的“地形”（山势）、各寺院的历史、皇室扶持与重要颁赐的情况、历任方丈及重要寺僧的传记和代表性的动植物，以及敬香游客和进岛游客所写的普陀山游记或相关诗词，还有一些传说与观音感应故事。“这些内容并不全然是客观不掺杂个人情感、就事论事的叙述，相反地，其中可以说有着几近宗教告解的氛围。”但是无论如何，它们都是普陀山文化积累的第一手资料，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研究的历史“基础”。这个“基础”主要是客观的历史积累，是普陀山文化自身发展的历史遗存和运转脉络。

普陀山文化史研究的另外一个“基础”，便是有关普陀山文化的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的积累。这是一种主观性施为结晶，是普陀山文化得到社会尊重和重视的体现。这种“基础”使得普陀山从一个海中小岛升格为一种文化现象。

仔细梳理这种学术史“基础”，可以发现对于普陀山文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历史文化传承、佛教、旅游开发、建筑艺术、自然植物等各个方面。

在历史文化传承研究方面，目前比较有代表的研究成果有吕以春的《普陀山历史沿革考》、郑学军的《康熙与普陀山法雨禅寺》、陈舟跃的《普陀山多宝塔考析》等。它们分别对普陀山的历史沿革、法雨寺与康熙的关系和普陀山“三宝”之一的多宝塔进行了深入的考析。

吕以春的《普陀山历史沿革考》，发表于1986年，是一篇较早的影响也比较大的有关普陀山历史的研究论文。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篇文章显得比较粗浅，材料的搜集也比较简单，但是它的近乎开拓性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它关于“梅岑山”和“小白华”山名演变的梳理，既清楚详尽，又简明扼要。它将普陀山的发展与整个舟山的历史发展结合起来论析，是比较到位的一种论述。但是它基本上是一篇有关“普陀山历史”的论文，而非“普陀山文化史”的研究。

郑学军的《康熙与普陀山法雨禅寺》，是法雨寺发展历史中有关康熙因素的专题研究。郑学军是舟山文物部门的一位研究者，所以这篇文章是将法雨寺作为一个文物对象予以考察的。文章的主要材料都来自于民国王亨彦《普陀洛迦新志》的相关记载，显得比较单一。但是它标志着对于普陀山文化的研究，在进行综合、笼统研究的同时，已经转向专题性研究。这种转向是值得肯定的。

陈舟跃的《普陀山多宝塔考析》，也是一篇由舟山本地文物专家撰写的专题性研究论文。它通过考查普陀山多宝塔的佛像布局与造型、塔身建筑结构及其寓意，并联系元代历史、艺术、宗教的背景，认为多宝塔应是一座藏传佛塔。它是藏、汉、蒙文化融合的产物，是元代藏传佛塔在汉地发展演变的里程碑。这个观点是比较有建设性意义的。因为一般论者都认为，普陀山观音道场所供奉的观音，是完全汉化的观音，与藏传佛教没有什么联系。

在佛教文化方面，有李桂红的《普陀山佛教文化》。这是一篇长文。它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普陀山佛教文化（观音文化）的形成历史、特点和价值。其中有关抗战时期普陀山僧侣的作为的材料，很有价值。对于普陀山观音道场繁荣发展的成因，她主要总结为高僧努力、朝廷扶持和民间的“十方来朝”，这样的总结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是她没有指出民间的“十方来朝”主要形成于民国时期，更没有指出这是普陀山发展的根本性转变。另外她还注意到了普陀山文化的多样性和综合性。她还仔细分析了普陀山的寺塔建筑和诗书联额文化，最后以“物华天宝、人间福地”来做总结。这个研究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多方面”还不够具体，“人文文化”中的许多因素还没有反映出来。

1982年，普陀山被列为第一批全国性旅游景点并对外开放，从此普陀山的文化结构又增加了有关旅游文化的因素。关于这些方面的研究，李健等人合撰的《浅析普陀山旅游业的深度开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者通过对普陀山旅游开发状况的调查，认为该地区在旅游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着旅游文化主题还不够突出，旅游环境保护和管理措施欠有力等不足，并由此提出普陀山的旅游应以佛教文化为核心进行深层次开发，其中包括导入CIS（企业形象系统）理念、导游人员专门培训、创造条件推出“一日僧侣游”、如何营造普陀山的佛教文化在全国佛教文化中的特色、如何保护环境及加强旅游管理的一些设想。这些建议和设想，虽然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适性”，针对性不是很强，但是对于普陀山旅游文化的健康发展，还是具有积极的意义。夏海明的《探究普陀山佛教文化旅游精品建设》发表于2007年，普陀山旅游业发展已经比较成熟，所以他提出的走“精品化”发展的建议，是比较及时的。

普陀山佛教庙宇建筑艺术闻名天下，吴蓓的《普陀山寺庙建筑的艺术特色》对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该文认为“普陀山在建筑格局上，既有中国传统寺庙的阴阳宇宙观和崇尚对称、秩序、稳定的审美心理，融合了中国特有的祭祀祖宗、天地的功能，仍然是平面方形、南北中轴线布局、对称稳重且整饬严谨的建筑群体；此外，又结合着园林式建筑格局，与自然相结合依景而建，响应在群山、松柏、流水、殿落与亭廊的相互呼应之间，含蓄温蕴，展示出组合变幻所赋予的和谐、宁静及韵味。这两种艺术格局相结合使普陀山的寺院既有典雅庄重的庙堂气氛，又极富自然情趣，且意境深远”。陈舟跃的《普陀山传统建筑及其文化意义》则从文化角度探讨，指出“普陀山传统建筑为数众多，门类别样，看似各自孤立，实际却是“个体规制明确，整体等级森严，相互依托共存”的文化体系。在这一文化体系中，寺庙、庵堂、茅蓬三种传统建筑形式与普陀山观音信仰文化中代表统治阶级权力和意志的官文化、佛教文化及舟山海岛原文化三种主要文化元素相互对应，是普陀山观音信仰文化内在要素的外在反映。”

另外，普陀山还是自然植物的家园，马丹丹等人合撰的《发现于普陀山的植物区系新资料》等论文表明了植物学界专家对于普陀山珍稀植物的重视。

然而上述的各方面的研究，虽然都比较深刻，也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果，但是都没有从文化综合的角度，对普陀山予以历史的、全面的、综合的考察、描述和归纳。

在普陀山文化综合研究方面，元朝盛熙明的《补陀洛迦山传》具有奠基性的意义。《补陀洛迦山传》是普陀山的第一本山志。在该志中，盛熙明首先突出普陀山的地理位置，这属于普陀山的自然文化，又详细介绍了观音文化的本质和在普陀山上的磐陀石等佛理物化的景点，并且特地记载了“梵僧燔指”和“慧锷请佛”，这是普陀山佛教文化的弘扬；在“兴建沿革”一章中，盛熙明还对普陀山的开山历史进行了清本正源式的勾勒，这是普陀山历史文化的最早的系统化描述；还有非常难得的是，盛熙明详细载录了各代文化名流众多的歌咏普陀山之作及相关的传说，为普陀山的人文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说这本《补陀洛迦山传》的出现，为后世框定了“普陀山文化”的结构性轮廓。

但是盛熙明为“普陀山文化”圈定的框架是比较粗线条的，更没有对普陀山的文化属性进行归纳和定性。

那么“普陀山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文化系统？浙江海洋学院（现更名为浙江海洋大学）方牧（王学渊）教授阐释的“宗教文化、人文文化和自然文化”这种“三元组合”的观点，是比较值得重视的。

方牧认为，普陀山的宗教文化、自然文化、历史人文，这三个方面彼此相连，互相促进，缺一不可。从佛教名山的角度来说，“普陀山的宗教文化以观音文化为载体，甘露净瓶，慈航普渡，其焦点在一‘俗’字。‘俗’体现了佛教的入世精神，融通儒学，贴近民众：一是以人为本，二是劝人为警”。从自然奇山的角度而言，“普陀山的自然文化擅海天胜场，焦点在一‘灵’字，不仅是人对自然的审美，而且是自然对人心灵的启迪。人杰地灵，海天风光的灵秀、灵明、灵慈，升华着人的灵性、灵智与灵感。万物皆禅，普陀山的自然文化当用禅意解读”。除了佛教名山和自然奇山，普陀山更是一处人文胜地，历史底蕴丰厚。“普陀山的历史文化，如海涵百川，潮涨汐落，焦点在一‘变’字。一是时代的盛衰，二是寺庙的兴废。佛教称‘变’为‘轮回’，变的是人事，是形势；不变的是规律，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平衡和不平衡状态，以及人的向善信念。”

方牧的这篇文章，给我们深入研究普陀山文化，提供了一种结构上的思路。

以上的这些成就，共同构成了普陀山文化研究的“基础”和“传统”，但是这些“基础”和“传统”，基本上都属于“单独”的研究，到了今天，迫切需要从“文化史”的角度加以整合，寻找其历史发展的“内部规律”，对传统的各种“碎花”进行有力的“弥补”，进而架构“普陀山文化史”的价值体系。

这就涉及研究的立场问题，也就是叙述的主客观问题。

众所周知，任何对于历史的写作，其主要目的都是让相关的“记忆”得以永存，虽然这种想法可能有些简单，这方面的努力也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因为“无论历史还是记忆，都显得有些问题。追忆过去并将它们写下来似乎不再像从前以为的那样简单。无论是记忆还是历史似乎都不再是客观的”。但是除了用历史的方法来保存记忆，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没有。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运用各种资料在还原历史的同时，尽可能地解释历史。因为既然不可能完全保持历史写作的客观性，那么就无法忽视历史写作的主观性。换言之，文化史的写作，既是一种客观的描述，同时必然也是一种主观的施为。

普陀山文化史的撰述，也是如此。

普陀山文化研究的相关的原始性资料，经过数代人的前赴后继的努力挖掘和整理，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已经相当完整。因此现在对于普陀山文化的研究，主要的任务不再是搜集资料（当然这方面的努力永远不可能停止），而是对于现有材料的学术性阐释。而阐释显然是主观色彩比较强的。例如本书中对于“梵僧燔指”故事的分析，就属于这种情况。

还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阐释虽然主观性比较强，但是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信口雌黄，而是尽可能“合情合理”地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合理推理的结果，而非主观上的大胆推测。例如对于“梵僧燔指”故事的分析，虽然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但是时间、地点、人物和结果等因素的分析，是比较合乎情理的，也是得到了间接证据的支持的。这就使得得出的结论，有了相当的可信性。

总而言之，本书的写作，既是对现有普陀山文化资源的一次比较彻底的整理和疏通，也是一次从新的角度进行的相对比较系统性的阐释论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