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盛熙明编撰《补陀洛迦山传》的偶然和必然

盛熙明是丘兹人。丘兹即龟兹，也即畏兀儿，又称为“回鹘”。其部落位置在现今新疆库车县一带。东海中的普陀山的第一部山志居然由一个祖籍位于遥远的大西北的少数民族的人来完成，这种文化现象，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值得仔细分析。

虽然盛熙明写《补陀洛迦山传》的时候，祖籍丘兹仅仅是他记忆中的一个符号，他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因为他是在豫章（江西南昌）出生并长大的。他的祖先已经移居此地多年了。然而盛熙明并没有因此而成为汉人，他始终保留着自己的“龟兹”身份。他是一个“龟兹籍汉人”。

这个特殊的“龟兹籍汉人”的身份，让他在龟兹和汉人两个方面都拥有“便利”。从“龟兹”的角度来说，他身份显赫。因为龟兹这个游牧民族部落在元朝拥有很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根据《元史》记载，蒙古初兴的时候，成吉思汗“略定西北诸国，回鹘最强，最先附。遂诏其主亦都护第五子，与诸皇子约为兄弟，宠异冠诸国。自是有一材一艺者，毕效于朝”。可见回鹘人也就是后来的龟兹（畏兀儿）与蒙古的关系非常密切。蒙古人把他们看作是自己人。因此在元朝建立后，龟兹（畏兀儿）人“内侍禁近，外布行列”，在元代社会生活中占据着十分崇高的地位。

龟兹（畏兀儿）和蒙古不但是政治同盟，而且在文化渊源上还可以说是“同宗同祖”。蒙古皇族最先采纳使用的语言，便是畏兀儿人的“回鹘文”。一些蒙古人用这种语言将大量汉文翻译介绍到蒙古，很好地促进了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同时，元代龟兹（畏兀儿）族中还涌现了二十多位文学家，而且在史书编撰、书法、绘画、音乐等方面也贡献巨大。

可见龟兹（畏兀儿）人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而盛熙明则是其中的佼佼者，因为他不但继承了龟兹文化的优秀传统，而且还充分吸收了汉人的先进文化。他在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双重哺育下，成长为一个“清修谨饬，笃学多才，工翰墨，亦能通六国书”的才子。

他的多方面才华使得他备受瞩目。他周游于上层社会，还进入了元朝最高学术机构奎章阁，并在很短的期限中完成了编修《皇朝经世大典》的浩繁工程，很得元文宗的欢心。

从盛熙明的上述经历中可以看出两点：一是他很喜欢编书，二是他对于佛教已经有了相当的接触和了解。

从历史上来看，龟兹（畏兀儿）人一向崇佛。“他们中有些人以佛教为晋升之阶，进入仕途。在元朝中央各种佛教管理机构的高级官员行列中，畏兀儿人占有很大的比例。畏兀儿僧人在元朝都城大都佛教界颇有势力，江南亦有畏兀儿僧人的踪迹。内迁畏兀儿人积极从事翻译、校刊佛经和建造、修葺佛寺等宗教活动，有较大的影响。”其中内迁的龟兹（畏兀儿）人，尤其是在元代中期、晚期内迁的，对于佛事活动非常热衷，在翻译佛教经典、缮写和刊印佛经、建造修葺佛寺等方面，为中国的佛教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盛熙明作为一个龟兹（畏兀儿）人，又是一个内迁者，一个造诣精深的学者，而且还热衷佛事，凡这些，都成为他后来编纂《补陀洛迦山传》的有利条件。所以由他为普陀山撰写第一本山志，似乎存在着一种宿命般的“必然性”。

必然性的实现是需要通过偶然因素来促进的。对于盛熙明而言，这种偶然性就是他认识了一个叫作刘仁本的汉人。

刘仁本是浙江天台人，当时担任的官职为“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天台与盛熙明生活的豫章（南昌）相隔甚远，盛熙明任职朝廷奎章阁与刘仁本担任的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的公干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所以盛熙明与刘仁本之间，本来是八竿子也扯不上边的，但是元末的政治形势却将他们联系在了一起。

烽火连绵的元末，元朝政府岌岌可危，盛熙明在京城待不下去了，准备回南昌老家。恰好这时，刘仁本的漕运船到了京城，也准备回去了。明代屠隆《补陀洛迦山志》收有刘仁本的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余尝至正乙未（1355）之冬十月初吉，督漕回还，海舶顺风至其地（指普陀）”。这说明刘仁本当时还负责江浙的漕运。有人因此推测说盛熙明离京南下，“应是乘坐刘仁本万里赴京的粮船南下到浙东”。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说明他们认识和交往的时间很长了。因为刘仁本这次“督漕回还”是在至正乙未年，即1355年，而盛熙明的《补陀洛迦山传》是至正二十一年（1361）完成的。这可以说明盛熙明与刘仁本很久之前就是朋友了。

盛熙明与刘仁本之间有了直接的交往后，还多次诗词唱和。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志趣，那就是喜佛好道。正如刘仁本在《次盛熙明韵》诗中所说：“自从海上觅神仙，却喜山人夙有缘。相访每骑黄犊出，忘机曾对白鸥眠。”生逢乱世，喜佛好道是当时许多人的共同选择，盛熙明与刘仁本也不例外。

刘、盛之间的文学、文化活动常常是论佛谈仙。所以他们的友谊，佛学是重要的纽带。就在这段时间里，刘仁本多次建议盛熙明上普陀山走走。“后至四明，屡有邀余同游普陀山者。”这是盛熙明在他的《补陀洛迦山传》的《附录第五》（相当于“后记”）中所说的话。这里的“屡有”人中，刘仁本应该是最重要的一员。

附带说一下，刘仁本对盛熙明是相当了解的，对于他编纂《补陀洛迦山传》一事的判断也是非常准确的，可见他是非常有智慧的。可是同样是这个刘仁本，对于政治的判断却很是糊涂。因为这个时候的他，竟然已经成了起初反元、后来与朱元璋对着干的方国珍集团的重要幕僚。后来朱元璋招降了方国珍并宽宥了他，但是刘仁本却没有那么幸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收录刘仁本《羽庭集》时，曾点明了他的最后结局：“故集中诸作，大都感慨阽危，眷怀王室。其从国珍，盖欲借其力以有为，徐图兴复，亦如罗隐之仕吴越，实心不忘唐。厥后国珍兵败，仁本就擒，抗节不挠，至鞭背溃烂而死。”

元朝的时候，普陀山已经是香火旺盛的观音道场，是著名的江南名刹，对于盛熙明这样的好佛者和文化名流来说，普陀山应该是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的。但是起初，盛熙明对于普陀山的“名声”居然有点怀疑。“心窃疑之，不果往也。”他一直没有动身上普陀山礼佛和游览，刘仁本只好陪他在鄞县天坛道院郑守仁提点别馆里研究“仙药”，也就是炼丹了。盛熙明还为自己取了一个道号叫作“玄一山人”。至正十九年（1359），盛熙明以“仙药”馈赠刘仁本，刘答谢曰：“勾漏丹砂照眼明”（《寄谢玄一山人盛熙明馈药二首》其一）。可见这个时候，盛熙明不但好佛，更是好道，而且还热衷于炼丹，难怪他起初对于观音道场的普陀山，兴趣不是很大。

但是仅仅过了两年，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盛熙明不但上了普陀山，还下苦功编纂了《补陀洛迦山传》，无意之中成了普陀山文化整理和研究的第一人。

其中的原因，按照他自己在《补陀洛迦山传》“附录”中的说法，是由于他做了一个梦。

一夕，忽梦有人谓曰：经不云乎，菩萨善应诸方所。盖众生信心之所向，即菩萨应身之所在。

意思是说，在梦里，有人告诉他，观音菩萨最善于感应民间的诉求，众生信任之地，就是观音菩萨的道场所在，经书上都这么说的呀。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普陀山呀。于是盛熙明就渡海礼佛来了。

到了普陀山后，他对于普陀山的看法完全改变了。这从他的两首《游普陀诗》中可以看出。

其一：

缥缈蓬莱未足夸，海峰孤绝更无加。入门已到三摩地，携手同游千步沙。碧玉镜开金菡萏，珊瑚树宿白频迦。殷勤童子能招隐，共采芝英和紫霞。

其二：

惊起东华尘土梦，沧州到处即为家。山人自种三珠树，天使长乘八月槎。梅福留丹赤如橘，安期送枣大于瓜。金仙对面无言说，春满幽岩小白花。

盛熙明把这两首新作放在自己后来所编纂的《补陀洛迦山传》之“名贤诗咏”卷里，并郑重其事地注明“丘兹盛熙明，时图秩八、叶芝同游”。这图秩八、叶芝可能是他的同乡或朋友，他们一起上的普陀山。

这两首诗表明，盛熙明上了普陀山之后，已经完全为普陀山的魅力所征服。“缥缈蓬莱未足夸，海峰孤绝更无加”，普陀山的神奇魅力不仅仅来自于“蓬莱仙境”的传说，这种传说是“缥缈不足信”的，普陀山“海峰孤绝”的风姿才是天下无双。“入门已到三摩地，携手同游千步沙”，盛熙明拥有非常敏锐的审美感觉，他一下就找到了普陀山三大文化核心：三摩地所蕴含的佛教精髓和千步沙所代表的自然胜地，它们都是“携手所游”的人所感悟和享受的精神家园，即自然灵山、佛教圣所和人文胜地。所以可以说，那个时候在他的心目中，实际上已经初步有了《补陀洛迦山传》的逻辑构架。

游览之后，他的两个朋友图秩八和叶芝回去了，盛熙明也回到了“四明之盘谷”。但是从此他再也忘记不了普陀山了。因为他认为，“九州之山川，具载于书传；山海之诡奇，亦见于图记。其来尚矣。”可是普陀山这样的观音名山，竟然“图志脱漏，言辞庸谬，四方不传”，至今没有一部山志，这让他感到非常吃惊。他决心动笔编纂第一本普陀山志。

于是他多处搜索，“既集成传。附以天竺雾灵事迹，并以旧闻。庶显非同非异，无别无断，用祛来者之惑也。”

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他的《补陀洛迦山传》终于完成。普陀山从此开始有了自己的专门山志。

但是当他把这一消息告诉朋友们的时候，大家却并不觉得意外。刘仁本就认为，盛熙明是撰写此志的不二人选。他在题《补陀洛迦山传》文（类似于跋）中说：“熙明生居西域，世与佛邻。善诵佛书，深达梵语。故于楞伽秘密之典，传习小白华之事，不啻若自其口出。”

这说明，盛熙明之所以能够编纂《补陀洛迦山传》，是有其内在的因素的，也就是说，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素存在。而由于做了一个梦，促使他游了普陀山，并最终让他动笔编纂普陀山志云云，也是必然中的偶然吧。

当然，必然需要通过偶然才能发挥作用。盛熙明说自己梦中被引导到了普陀山，所以后来才亲自上山礼佛云云，更多的像是一种“戏谈”。其实盛熙明下决心编纂《补陀洛迦山传》，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补陀洛迦山传》开篇有盛熙明的“题辞”（序言）一篇，详细阐述他编纂普陀山志的真正用意。

盛熙明在这篇“序”中说，大凡中国各名山大川，都有“图记”“书传”，而普陀山是佛教名山，它的名称直接来自于佛家经典。自从唐朝时候一个梵僧来到普陀山，以燔指的极端方式见到了观音，从而使它“灵迹遂启”后，它已经成为著名的“东越之境”，“有道者居之”。进入元朝后，“际天所覆，均被化育，梯航所及，灵迹悉著”，来普陀山朝拜礼佛的人，更是“不可胜纪矣”。但是“图志脱漏”，竟然没有一本山志。一些零星的记载野史“言辞庸谬”，以致这样一个观音道场，居然“四方不传”，很少有人知道。于是他下决心“旁搜经籍”，开始编纂山志。“首集自在之功德，继考洞宇之胜概。若夫由心所见，光景斯彰；因缘有时，庙塔兴建，具载于篇。”他的目的是“能游目者，不起于坐，飞神于大方之外。当知清净光明广大悲心，与菩萨无二；推恻隐之端，躬行于日用之间，非徒空言也。……与善财同乘般若慈舟，共达毗卢性境；入海印之三昧，证大悲之法门；圆解脱之深因，满普贤之愿海；普令法界含生，尽登菩提彼岸者”。

从上述“序文”中，可知盛熙明编纂《补陀洛迦山传》的用意，一是为了弘扬“唯我皇元，际天所覆，均被化育”的政治和文化，二是为了让普陀山和观音文化以更规范的方式传扬四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盛熙明编纂《补陀洛迦山传》，其必然性要多于偶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