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地位与经济绩效的相互影响

社会地位带来的荣誉和尊重对于个体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尤其对人类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简而言之，社会地位带来的荣誉和尊重是人类行动的重要动机，影响着人类行动的选择，尤其在职业选择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公众对杰出才能的羡慕，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满足感，构成了从事医学职业的人成就感当中的很大一部分，对律师来说这一满足感更胜一筹，而对诗人和哲学研究者来说，几乎就是他们成就感的全部。”(Adam Smith,1776)从亚当·斯密的话语中，我们可知他人的尊重对个体在职业选择方向上有较大作用。

跨越一个世纪之后，马歇尔对他人的尊重对于个体自身的职业选择作了进一步分析。马歇尔认为：“赢得别人的尊重而非轻视的欲望，将促使人们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与任何阶层的人平等共事。例如，一个专业人士，或者一个工匠，他们对同行的认可与否十分在意，但却不怎么关心其他人的看法。并且，这里还存在着许多经济问题，如果人们并没有把他人的关注记在心里或是转变成进步的动力，那么这个讨论将会变得不完全真实。”(Marshall,1890)马歇尔的观点与亚当·斯密相比，马歇尔突出强调了个体在意同行对他们的认可。

进入20世纪，经济学家开始尝试把上述的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研究社会地位。经济学家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其中一个研究思路，是分析社会地位所具有的经济内涵，而另一个研究思路，是确定并且检验社会地位与经济绩效两者之间的关系。

从20世纪开始，社会地位一词中多了与经济这一层关系，将社会地位引入经济分析的同时，我们需要对这一研究明确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明确怎样获得社会地位的途径。例如，应该区别禀赋和依靠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尤其在面对社会地位这样一个无实物形态的概念时，明确区分禀赋和依靠的区别，是掌握获得社会地位的关键。禀赋是指人所具有的智力、体魄、性格、能力等素质或者天赋，可谓与生俱来的，而依靠指的是靠别的人或事物来达到一定目的。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容易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讲，禀赋是从父母那遗传过来的，是父母为其提供的社会地位；而依靠是凭借自己的努力或者一个团队，从而获得社会地位。第二，明白经由社会地位而取得的利益仍然有待于被进一步确定。第三，获取社会地位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尤其是想要获得他人或者说同行认可的社会地位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最后，必须明确社会互动的准确形式，万事万物都需要参照体，在明确社会互动准确形式的基础上，应该明确决定评判社会地位的参照群体，只有明确了社会地位的参照群体，各群体之间的社会地位才具有可比性、参考性。下面，笔者分别从社会地位与工资、经济增长以及财富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

第一，社会地位与工资之间的关系。工资与每一个个体和家庭的生活密切相关，在研究领域中，与工资这一概念密切相连的是补偿性工资差异理论，第一个提出补偿性工资差异理论是亚当·斯密。他曾经提出“在所有可敬的职业中，荣誉都是回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所有因素都考虑在内，仅就金钱所得而言，工资就不会是工作的足够补偿”(Adam Smith,1776)。该理论的三个前提分别是：员工追求效用(而不是收入)最大化；员工了解对他们十分重要的工作特征信息；员工具有可流动性，员工可以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工资机会。效率工资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员工的生产率取决于工作效率，工资提高将会导致员工工作效率的提高，故有效劳动单位成本(工资、福利、培训费用)反而可能下降。效率工资理论的目的和要求是指通过高的工资，达到了高的生产率，即通过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工资)相等的提升达到了利润最大化，获得了效率的提升。

研究表明，如果具有高地位职业的人需要以牺牲工资为代价，那么人们就会预期那些具有高工资收入的个人会倾向于选择低地位的职业，而那些具有高的非工资收入的个人会更倾向于选择高地位的职业。从上述研究现象可知，职业工资差异、财富分配以及经济绩效三者之间具有一个相互联系的链条。

从供给需求理论角度分析，工资是具有刚性的，参照主体的确定是影响工资刚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拿我们最熟悉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来举例，一般而言，本地企业偏向于外来务工人员，主要原因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相对于当地人来讲更低，外来务工人员更乐意接受比较低廉的工资。外来务工人员会接受这样一个看似不理性的条件，主要原因是，他们并未拿自己和当地的工人相比较，他们选择的参照群体并非是当地的工人。从供给方面分析，失业者不愿接受临时的低地位和低收入的工作(Blinder,1988)。从需求方面分析，工资标准也许会阻止公司增加或削减工资，因为对该标准的任何偏差都很有可能会造成社会地位的损失(Hicks,1974; Akerlof,1980)。因此，当一个工资标准被设定以后，也就没有人有动力偏离这个标准。

第二，社会地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考虑到社会地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应区分不同的经济群体，不同的经济群体在经济增长上有不同的经济增长率。一般而言，社会学家通常把不同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增长率上的差异归结于文化因素。社会学家所指的文化因素主要包括人们对私人财富、工作习惯、市场体制、收入不平等的容忍等一系列问题的态度。

第一个关注社会地位与经济增长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经济学家是赫希(Hirsch)。赫希(1976)认为，对社会地位的追逐限制了经济的增长。由于人们对社会地位的需求增长，供给不变，则为得到社会地位所付出的成本必然上升了，上升的成本是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因此，个人追逐社会地位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抑制作用。

第三，社会地位与储蓄和财富之间的关系。“积累财富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荣登巨富榜”(Veblen,1899)。现在福布斯富豪榜、胡润财富榜等财富排行榜即是依据个人或家族财富的积累量而排名。财富与储蓄挂钩，而激励人们储蓄或积累财富的动机是什么？目前，在经济学领域上尚未有统一的定论。一般而言，储蓄被解释为对未来消费的欲望。储蓄的动机一般可分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投机动机这三大类。这三大动机是由凯恩斯提出来的，这三者构成了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三大动机。交易动机是指个人或企业为了应付日常交易需要而产生的持有一部分货币的动机；预防动机是指人们为了预防意外的支付而持有一部分货币的动机；投机动机是指由于未来利率的不确定，人们为避免资产损失或增加资本收益，需及时调整资产结构，因而形成对货币的需求。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形成的货币需求与利率无关，是收入的递增函数，而投机动机形成的货币需求与利率负相关。除了上述的交易动机、预防动机以及投机动机以外，还有一个动机，即人们对财富所代表的社会地位的追逐。在不确定性理论中，学者假定个人的效用是关于地位的凸函数，是关于货币的凹函数。且在此前提下，罗布森(Robson,1992,1996)考虑到了赌博和保险之间的关系，并解释关于效用与财富关系的简化模型，可能开始时是凹的接着变为凸的。

凡勃伦(Veblen,1899)关于财富有另一个重要的断定：“如果要获得尊重，只拥有财富和权力是不够的。因为要赢得尊重只能靠证据，所以获得财富和权力就必须提交证据。”凡勃伦提倡财富是需要被证明的，证明财富是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的有力武器。若人们遵循凡勃伦的这一重要名言，那么在这个市场中就会出现炫耀性的消费和休闲。然而这并不是绝对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储蓄行为是发生在个体生命周期的哪一个阶段。有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科内尔(Corneo)和珍妮(J eanne)提出市场中是否会出现炫耀性的消费和休闲取决于个体在其生命周期的哪个时间段进行比较(Corneo &Jeanne,1996)。当这类比较被推迟或者直到个体的晚年才进行，那么人们的储蓄行为就会因此而受到鼓励。

如果将社会地位视为一种财富，那么人们的储蓄会随着其对社会地位关注度的提高而减少。就拿与我们生活最贴近的婚姻关系为例，尤其是中国古代注重的“门当户对”，“门当户对”的出现不仅仅是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重要原因，还受到社会地位的影响。一般而言，“门当户对”的婚姻更具可靠性和稳定性。“门当户对”的婚姻关系中需要涉及社会地位。这犹如一个有关于社会地位的游戏，双方的社会地位会影响着双方匹配的结果。在跨代模型中，遗产会影响婚姻决策和婚姻质量(Cole et al,1996)。

综上所述，一个家庭的储蓄会受到其所在家庭成员个体或总体的社会地位的影响。科尔(Cole)等人对婚姻关系中做了进一步地阐述，他认为，现有的财富并不是促成个体进行嫁娶的主要原因，而是受社会地位这一因素规范，社会地位在婚姻嫁娶中的作用可以减轻婚配的无效率，且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交易的额外成本，同时也可以维持较低的储蓄率。

获得和维持较高社会地位需要一定的费用，而富有的人更有能力承担这部分花费。此外，财富还可以通过教育、习惯、群体成员间的相互联系等多种形式来巩固和强化社会地位(Bourdieu, 1984; Veblen,1899)。由此可见，个人的社会地位受到财富的影响，财富影响个人对社会地位的需求。

社会地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跨代转移。特别是现今，父母在努力提高孩子的社会地位时会更倾向于对孩子进行教育投资而非其他形式的遗赠。当受教育的程度确实提高时，人们对社会地位的偏爱也许会提高经济的增长率，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世袭地位的影响将逐渐削弱(Treiman & Ganzeboom,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