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与王安石及“熙宁变法”

沈括是北宋时期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其一生的科学研究和他的《梦溪笔谈》等多部著作记载的内容非常广泛，涵盖了天文、气象、历法、数学、地质、地理、物理、生物、化学、医药、文学、史学、音乐、艺术、民俗、建筑、工程、水利、农艺、考古、军事、哲学等二十多个领域，曾被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教授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中国科学技术史》)，日本著名数学家三上义夫在他所著的《中国算学之特色》中对沈括评价道：“如果在别国中去找能够和沈括相比的数学家，那么德国的来本和法国的卡罗，在某点上或可和沈括比较，仅若一面远胜沈括，同时又多才多艺，那就谈不到了。仅有希腊的阿契泰斯，他的学识经验最能和沈括相比。总之，沈括这样的人物，在全世界数学史上找不到，唯有中国出了这一个人。”由此可见，沈括在世界科学史上的地位之重要。

沈括一生致力于科学事业，并且还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站在当时的时代前沿，这与他长期生活在社会的基层，以及北宋开明的治国理念和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有一定的关系。

沈括，别字存中，祖居杭州钱塘，祖上自五代十国以来，几乎没有人为官，也没有很多的田产，所以一直比较清贫。沈括在他的《长兴集》中说：“伏念臣出自寒门，苟循世绪，虺白首，无一亩以退耕；黾勉清时，希斗食以自禄。”(《谢谪授秀州团练副使表》)自从其曾祖父任大理寺丞，沈家开始走上了仕途，其父亲沈周，官至太常寺少卿，分司南京。沈周在考取进士后，知润(今江苏镇江)、泉(福建泉州)，后任开封判官，不久转任江南东路按察使，由于年老体弱，皇祐三年(1051)回到家乡杭州，同年去世。1052年10月，沈括葬父于钱塘龙居里。由于沈周主要任各地的地方官，且为官清廉，亲民勤事，沈括常年随同父亲，对社会下层生活多有接触，比较了解百姓的苦衷，这为他今后重视水利、气象等研究以及日后积极支持王安石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沈周的墓志铭是由王安石撰写的，当时年轻的王安石虽官职不高，但已以诗文名世。不知是沈周还是沈括与王安石相识，至少在此时，沈括已与王安石开始了交往。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江西抚州临川人，生于1021年，庆历二年(1042)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元祐元年(1086)病逝于钟山(今南京)。祖父王用之，曾任卫尉寺丞。父亲王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县官。沈括与王安石两家家境相同，父辈都是长期在各地任地方官，且生活条件也不宽裕；两人的人生经历都是进士及第，并从基层开始做起，由于政绩突出而升迁至京城；他们由于长期生活在底层，对社会矛盾和百姓生活十分了解，因此同有改革变法的思想。所以沈括与王安石相识、相交、政见相同和积极变法也就在情理之中。

王安石比沈括大10岁，并于庆历二年21岁时考取进士。沈括因父亲离世而守丧终制后承袭父荫为吏，从24岁开始到33岁的十年间，至和元年任海州沭阳县(今江苏沭阳)主簿，至和二年代理东海县(今江苏东海)县令，嘉祐六年任宣州宁国县(今安徽宁国)县令，嘉祐七年任陈州宛丘县(今河南淮阳)县令，嘉祐八年才考取进士。所以沈括在《除翰林学士谢宣召表》中说这段时间是：“一纪从师，讫无一业之仅就；十年试吏，邻于三黜而偶全。”其生活之艰苦，事业之艰难，在沈括的人生中没齿难忘。直到嘉祐八年进士及第后，沈括的人生才开始了转折。在考取进士后，出任扬州司理参军，得到上司转运使张蒭的赏识，治平三年(1066)经张蒭推荐调京昭文馆编校书籍，并在提举司天监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几个重要的天文学说在此时建立。

王安石变法吸取了范仲淹“庆历新政”变法失败的教训，避开了政治上容易触及保守派利益的吏治问题，转而以国家财政为重点，以解决北宋因战争和社会矛盾引发的经济窘迫为主要方向，通过经济改革的成功来引发政治上的革新。虽然王安石不乏聪明之处，但仍然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因为社会的一切变迁和转型，必定通过文化的作用在意识上制造动力，才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春秋时诸子百家的兴起为社会变革创造了推力，欧洲的文艺复兴为君主立宪和工业革命提供了思想准备。否则必然引发一场悲剧式或破坏性的结局，所以有人说王安石的变法加速了宋王朝的灭亡。中国文化传统源于其独特的自然地理、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性，故较其他文化更加具有其特殊性。由于中华文化的属性所在，它自始至终应具有神圣性、庄严性、崇高性和本土性，所以从一开始就具有高度的精神性、哲学性和伦理性，并且以文化性的方式对自然物象给予了哲学性的表达，即对与生活(精神和世俗)相关联的物质和用品赋予了生命和情感，并给予意象性的拓展空间，从而使物质成为人类心灵表达的一种形式。以生命为永恒的主题，并在不同的形式转换中以物质为载体呈现出对世人的关照，从而构成生生不息、往复循环和聚合嬗变的哲学观。在中华文化的作用下所生发的每一次社会的变革都是缓慢的、持续的、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那种爆发式的以革命的激进方式展开的变革，往往同时伴有巨大的破坏性，就像欧洲的法国大革命，我国近代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其结果是在推动历史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的进一步分裂与战乱。基于此，王安石的变法注定了它的短命。

王安石的“熙宁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参知政事开始，至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罢判江宁府为止，历时七年。在变法前，沈括在京为官，即与王安石多有往来，在交往中必定谈及变革之事，且相谈契合。沈括任馆阁校勘时，曾奉旨考定郊礼沿革，革除典礼中诸多浪费之处，并编成《南郊式》。《宋会要辑稿·礼》说熙宁元年(1068)合祭天地，神宗“悉罢游观，遂减彻门阙亭苑，省草木禽兽千七百余事”，当是沈括建议所致。为了配合对农田水利变革，曾提出历法不能单靠推算，还须用实测来参验的天文学思想。王安石变法开始时，沈括丧母回杭州守制。熙宁三年(1070)沈括回京复职，在王安石的建议下，第二年迁任太子中充检正中书刑房公事。其职品秩虽然不高，权柄却很重，对新法的推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据记载蔡确曾告曰：“朝廷新政规画，巨细括莫不预。其于役法，讲之固熟。”(《续资治通鉴长编》)变法期间，沈括还在熙宁六年(1073)奉命前往两浙相度农田水利、差役兼察访。这次江南之行，主要是因为水利专家郏亶在苏州兴修水利，受到吕惠卿和当地豪族的反对而半途终止，所以王安石向神宗建议：“括是本土人，熟悉当地的利害；性情也谨密，应当不敢轻率从事。”(见张家驹著《沈括》)而正是这次江南行，沈括开始与王安石之间发生龃龉。这主要是因为王安石变法中大量起用新人，而新人中不乏宵小之辈，吕惠卿就是其中一个。于是乎，伴随着变法的开始，利用变法摄取利益者有之，因变法而结成政治集团者有之，因急功心切而独断专行者有之。正如司马光有言：“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所以因变法而废弃法度与用人的道德标准，则变法必将背道而驰，并进一步加剧士人官僚政治群体的割裂。沈括与吕惠卿的矛盾，进而上升为沈括与王安石的矛盾。当时的御史蔡承禧在弹劾吕惠卿的奏章中说：“顷者沈括自两浙察访回，其所措置少异其说，则惠卿沮难诬毁，力欲黜除。赖陛下之圣明辨直。而今括又为两浙察访，恐发其在两浙奸贿之状，遂严为饮食之会，曲加煦煦，以络其欢心。括所嗤笑，世人莫不知之。”然而由于王安石过于亲信吕惠卿，反而加罪于沈括，并对神宗说沈括内怀奸利之心，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暗中破坏新法。但终其一生，沈括从未对王安石有半分成见，并对王之学说及变法之事时有赞词。所以沈括是“熙宁变法”的积极支持者、贡献者和牺牲者，因此其在元丰五年被贬为均州(今湖北随州)团练副使后，遂萌生退意。元丰八年哲宗即位，颁布即位赦令，沈括终于遇赦东移，以“不得签书公事”改授秀州(浙江嘉兴)团练副使，专心编绘《守令图》。《守令图》编绘成功，哲宗予以嘉奖，并允其自由居住，便从秀州迁往润州(今江苏镇江)，五十八岁的沈括购置地一处，建有一园，取名“梦溪”，并在这里完成了他的一部传世杰作《梦溪笔谈》。他在《自序》中说：“予退处林下，深居绝过从，思平日与客言者，时纪一事于笔，则若有所晤言，萧然移日。所与谈者，唯笔砚而已，谓之《笔谈》。”

沈括对家乡情有独钟，虽一生在外漂泊，亦十分眷恋家乡。绍圣二年(1095)，因老病交加，在润州黯然离世，享年六十五岁。据《宋史》记载，北宋绍圣二年括病逝后，归葬钱塘。万历《钱塘县志》记载，沈括墓位于安溪太平山南麓，墓已湮。1963年将其墓列为杭州市文保单位，1986年列为余杭县文保单位，2009年列为杭州市文保单位。1983年余杭县开展文物普查，在太平山下安康医院发现宋代墓一座，经文物考古人员根据出土钱币、翁仲制式、墓葬遗物等物品，确定为沈括时代的宋墓。遗憾的是未发现墓碑及墓表等能证明是沈括墓的相关文字证据，故证明该墓为沈括墓还缺少充足的证据。因此，要证明该墓是沈括墓，还需更进一步的鉴定和新的发现。但有几个问题仍然值得探讨：一是为什么哲宗允许沈括自由居住后，沈括选择了润州而不是杭州，但去世后为何又归葬余杭？二是其父沈周的墓在钱塘龙居里，该地点在何处？如果不在太平山附近，沈括为什么不归葬祖地？三是杭州应该还有家人或者房地产，因为沈括为其父母两次守制，应该受到家人的关照或者有祖居可住。综上所述，留待进一步研究。

写于三江濯石斋

2016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