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骨郁越

范仲淹的人文情结与士人抱负——试析东方士人文化意识和人文精神的裂变

东方文化精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在精神层面成为推动世界历史走向的一大重要力量，其代表就是中华文化先贤承袭和坚守的臻真弘雅的文化精神本性。我们文化的先祖穷天地之理，极万物之情，发乎于心，用精于神，探索万物之间的内在规律和精妙无形的变化机缘。从大合外象中禅悟相生相克的太极循环，并产生了以“合和”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故《易经》说：“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凶吉。”“合和”实为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大道。

但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却形成了社会层面的巨大落差，即文化精神的高度发展与社会形态的低下落后。这主要是由于中华文化的结构是由三种文化相互并存、相互对立、相互作用，并在不同的发展脉络下产生的，从而形成我国独有的社会文化格局。这三种文化即以精神智慧观照天道万物的士人雅文化，从生理感官中求得自然生存延续的市井俗文化，游离于两种文化之间作用并控制社会进程的官僚痞文化。无论从文化形式、政治体制和社会状态来说，宋代的中国都在当时整个世界范围处于高度领先的地位，文化阶层从真正意义上按照自己的意愿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并对社会进程发生作用。所以从历史看，当先进文化与社会现实发生作用并成为引导和推动力量时，才会改变社会的进程和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宋代的士人情怀和文化精神的成熟和蜕变，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从范仲淹的人生历程、人文情结中可见一斑。

一、中国文化阶层的诞生与分离

中国历史上的士族阶层最早可上溯到商代的贵族士大夫，主要由掌管天文、占卜、祭祀、礼乐、宗庙等的专职人员构成，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世袭的政治文化世家，因此中国自古就有文化与政治一体的传统。而孔子倡导的“学而优则仕”的教育思想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之道，则成为历代士人的理想追求。文化阶层在我国历史上最早以宫廷贵族和专职官员为主。到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由名门望族和文化世家所形成的士族群体，其主要传承途径是世袭制和门人制。在这一形式下形成的文化群体，是完全脱离于生产资料并沉湎于精神生活的贵族精英，他们拥有优越的生活环境，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具备高尚的人格品性，充满独立的思想情怀。自从隋代首开科举制以后，士人多具有一定家学渊源，又来自于社会各阶层，凭着刻苦发奋读书实现人生的追求。因为他们大多与现实底层社会直接接触或产生于底层社会，所以具有较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也充满了改变社会的抱负，心怀民本平等的道义主张。因此，诞生了精神贵族、文化士人和官僚门阀三大文化类型及其势力，并在三种文化交替过程中影响了中华文化的走向。范仲淹正是文化士人的一位杰出代表。

二、范仲淹的人文情结与西湖情缘

中华文哲先祖察观天地，存运覃思，含道映物，澄怀味象，心与万物相通而忧苍生黎民，神与山川相连而发万千感怀，所以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故穷变情思，以文传道，以诗怀情，以艺化境，以信立身。“于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藂，独应无人之野。”(南朝宋宗炳《画山水序》)以周易为象变，以老庄为道理，以礼乐为规制，以诗书为情致，由此生发修性而凸显其所必须具有的“意境、气韵、风骨”三大人文品性与文化特质。意境者，物外之意，心中之境也，无学则胸无境界，心无灵智。故南朝宋王微《叙画》曰：“本乎形者融灵，而动变者心也。灵亡所见，故所托不动。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气韵者，合于阴阳，穷极妙理，造化机变，生动华发，自然律动与精神气象蕴藏于笔墨之中，实天赋耳。风骨者，“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见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中国所特有的诗赋书画的表达形式，体现了创作者身心的修为、人生的历练。

范仲淹出生于一个低级官吏之家，然考其先祖为仕宦之家，且其曾祖、祖父皆在吴越钱氏朝廷为官，故为读书世家。虽二岁而孤，母亲谢氏改嫁苏州朱家，但少年时发奋读书，精通经史子集。

范仲淹精于学问，以儒为宗，兼修百家，涉猎易、乐、道、史、经、文、诗、赋、棋、医等诸方面。其学说首开宋学之先河，且言行守一，刚柔相济，和而不同，唯德是依，风骨卓然。

范仲淹十分注重身心修养和道德情致，以心交友，寄情山水，畅游物外。儒释道三教通达，与当时文豪高士心性相同，互致书信，相邀同游，诗赋唱和。儒释道三学实是中国文人的修为之道，也是东方哲学的精华所在。儒释道三者互通，各有所专。儒为立身之本，释为发慧之所，道为意境之源。范仲淹既有寄托忧国情怀的传世名篇《岳阳楼记》《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又有豪放不失婉约的宋词《渔家傲·秋思》《苏幕遮·怀旧》《御街行·秋日怀旧》等佳篇，还有寄情山水的神来之笔《献百花洲图上陈州晏相公》，更有传世书法作品《师鲁帖》《道服赞》等。这些作品境界高雅，情致潇散，意境深远。

中华民族的先人们在对“道”的不断体识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生死观。从万物的生生不息和生死两离中返璞归真地认识到，万物是由简到繁，再从繁归于简，而得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阴阳相生相克、无往不复、无始不终的哲学体系。所以《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阳为天，以气升为得形；阴为地，因水流而生韵；而阴阳相合，天地相融则因人而成。刘勰说：“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见《文心雕龙·原道》)人通过自身修养以察天道、识地理则生动而有韵致，故天养其性，地育其德。范仲淹与杭州的因缘是他人生中精神升华的一次重要的经历。

杭州作为北宋的江南文化中心，其清灵秀毓的湖光山色和致雅温婉的风土人情，凸显其卓越天成和精华光丽的灵性。据范仲淹于宋皇祐三年作的《续家谱序》中说：“中原乱离，不克归，子孙为中吴人。皇宋太平兴国三年，曾孙坚、垧、墉、埙、埴、昌言六人从钱氏归朝，仕宦四方，终于他邦。”而范仲淹为政时曾在睦州(今杭州淳安)、越州(今浙江绍兴)和杭州为官，可见他受江南文化的影响自有其渊源，一生与浙江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一，范仲淹上任江南道是在官场失意之时，正是这一机缘使他与胡则、林逋、日观大师成为至交，而他们的品性、学问和情趣又影响到范仲淹的品格。其二，杭州的人文山水令人心扉敞开，又参悟了天地万象的佛性至理。这让范仲淹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情况下，整个身心融入自然、忘情于山水，使得范仲淹的生命获得了又一次升华，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其三，由于以上原因，使范仲淹的诗意文心萌发出灿烂的光辉，从而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留下的大量诗赋散文成为浙江的一份宝贵财富。所以江南是范仲淹一生的精神寄托，而杭州则是他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心灵慰藉。

三、范仲淹的士人意识与文人品质

自从隋开科举以来，历代应试学人基本上以改造社会从政治国为己任，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以及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追求。范仲淹的人生历程也遵行这条道路，这就是“士”所体现的人生价值。宋代以前国家战争频繁，武人肆力天下，社会结构遭到了很大破坏，文化望族和士族阶层也遭到了极大的冲击，所以在大宋初定后实行科举选才制度，为国家招贤纳士。范仲淹从小就立志成才，遵从“学而优则仕”的儒家理念，踏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人道路。

范仲淹立足于孔子所倡导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见《论语·述而》)的修行途径，发奋学习，一步步实现胸中抱负。“道”是思想，“德”是人性，“仁”是行为，“艺”是情趣，所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首先是对“道德”的树立。范仲淹以孔子和孟子为道德典范，曾云：“君不见仲尼之云兮，‘予欲无言’。累累四方，曾不得而已焉。又不见孟轲之志兮，养其浩然。”(范仲淹《灵乌赋》)故慎于言、重于行、立其品、养其气为完善品德修养的基础。他在《蒙以养正赋》一文中比较详尽地阐述了自我道德修养的目标，他说：“蒙者处晦而弗曜，正者居中而弗群。守晦蒙而靡失，养中正而可分。处下韬光，允谓含章之士；居上弃智，斯为抱一之君。”这是对孔子中庸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对修养综合体系进行构建。同时范仲淹也把对《周易》的研究统一到儒学道德标准中，他在《四德说》中认为：“卦有四德，曰元亨利贞。《文言》具载其端……处必亲仁，元之基也；动能俟时，亨之始也；进思济物，利之方也；守诚不回，贞之道也。”把天演与道统结合在一起，作为士人安身立命的思想根据，并纳入忠君爱民的政治理念中。

范仲淹与欧阳修等一大批文化大家心性相通、文辞唱和，开一代文学新气象，为中华文化鼎盛的宋代文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等名篇，体现了范仲淹的大雅风范。

范仲淹一生严于律己，上对君忠，下忧民情，亲孝父母，交友重义，教子以礼。虽三次为京官，三度因直言被贬而不改其心。每至一地为官，则以济民、救灾、水利、兴教为要。少小贫寒，其母辛劳，唯母是从，依之以立，虽改姓还吴，仍念朱氏顾育恩。以文交友，不为文误，唯德是依，必推义先，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胸怀可谓宽广博大。

持节而行自古就是士大夫的道德操守，而范仲淹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修为，进退有度，秉持有节。受命抗击西夏，审时度势，战和机变。因小人谗言被贬离京畿时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在《饶州谢上表》中说：“有犯无瘾，惟上则知；许国忘家，亦臣自信。”范仲淹一生恪守“无怨恶于一人”的处世交友原则，举荐人才无数，却不因个人喜好而为之。如范仲淹与梅尧臣同为当时文坛风云人物，且交谊颇多。梅尧臣文辞精严，闲远古淡，大概范仲淹以梅心胸偏激，多有怨怒之音而不宜为官之故，虽有欧阳修等多人引荐，范仲淹却始终无所表示。所以朱熹评价范仲淹时说：“本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来也。”“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朱熹《诸贤赞颂论疏》)连权相秦桧也题诗云：“高贤邈已远，凛凛生气存。韩范不时有，此心谁与论。”(秦桧《题范文正公书<伯夷颂>后》)

范仲淹以大雅之风、大忠之贞、大节之义，以“许国忘家”之文人正直本色，置个人仕途前程于度外，直言进谏，为士人树立典范，表现了一位大臣忠直耿介的风范。范仲淹作《灵乌赋》以明其志：“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始终坚守自己的政治理念，这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天下苍生而生的博大精神境界是不敢为之的。范仲淹的好友韩琦评范公曰：“竭忠尽瘁，知无不为。……天下正人之路，始公辟之。”元代张临评价范仲淹曰：“以刚大毅决之资，拔出众人之中，进退超迈，萎靡之世为变。尊王黜霸，明义去利，凛然有洙泗之风。其后真儒辈出，圣学复明，如发洙泗之堙，先生实指其处，其可不谓有功于圣门乎？”

四、士夫精神品质及其文化意识的变异

大雅、大忠、大节、大直、大隐、大悟、大气、大痴是中国文化士夫所尊崇的人格气质，是注重精神修养和心灵净化而形成的人文逸致，是至高无上的精神品质。而这一切皆源于对生命与自然关系的考问，即对“道”的认识与体察过程，使精神意识与自然造化融为一体，心灵感受与生活情态融为一身，思维态势与艺术涵养熔为一炉，并且在相互作用和融合的过程中不断生发、延伸与拓展。由此从心理活动向心灵升华转变，从思维定式向精神修为转变，最终完成高度精神化的文化品格的塑造。

在中华民族悠远而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产生了一个传承不绝并超然于世俗的文化精英群体，经数千年的探索、发展、演变和成熟所形成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至今仍然对世界的走向产生巨大的影响。

中华文化群体发展到宋代已经形成了一个高度成熟的特殊阶层，士夫就是当时文化人的代表，由此形成的士夫精神品质也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象征。宋代皇家对文化的开明和对文人的尊重，以及开放性的科举制度的实施，使得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精神和以身立德、以画立品、以书立文的生命意义成为整个文化脉络的灵魂支柱，并第一次在政治上使文人真正有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和精神价值的希望。大开科举、文人参政和论政自由造就了一次文化的大解放，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文人治国的弊病也从此蔓延，最终造成了文化群体的一次分解。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下，文人高度地参与政治，并成为治理国家的主体力量时，由于文化人特别是具有政治抱负的广大士人群体从长期与社会现实生活隔离的环境中走上陌生的政治舞台，不可避免地发生裂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由于士人雅文化、市井俗文化和官僚痞文化这三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现象，分别形成各自独立的社会群体，并一直主导着社会的不同层面。士人雅文化主要属于社会的精神层面，市井俗文化始终主导着社会的风俗，而官僚痞文化又在皇家集权的牢固把持下影响了社会的政治。因此它们始终处于矛盾的对立、制约和相互利用之中，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体系。所以当它们相互之间特别是高雅文化与痞子文化一旦融合而结成联盟，则必然造成这种稳固的社会结构的破坏，由此产生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表象的衰落。

其二是由于皇权体制作为封建社会公认的形式，没有任何有效的社会机制来制约，因此政权的每一次更替，不过只是一次姓氏的改变，所以在我国都是以破坏来完成的。在这种不断破坏的历史进程中永远无法保持文化血脉(并非指家庭的血脉)延续的社会环境，而文化血脉的延续与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和自我完善能力，是一个民族保持其强大生命力的原动力，不是仅靠书本的记载、知识的传播和政治对文化的扶持能完成的。

宋代倡导文风，以开科举士来完成对官吏的选拔，实是迫不得已之举，却也创造了先进文化鼎盛的历史。这是在经过唐后期藩镇割据，五代十国连年战争和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之后，皇权对文化的一次修复，而这一修复本身却为纯正的文化本性注入了病毒。宋代科举的生源，特别在前期来源于各个阶层，成分家世较为复杂，因而大多靠后天发奋努力求得入仕，所以形成人人以科考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文化意识。而他们在入仕后又因利益喜好的裙带关系相互唱和、控制朝政，这就使文化渐渐地失去了纯洁性而越来越世俗化。

其三是在失去了文化的纯洁性的特定条件下，世俗文人的习气也逐渐地充斥整个社会的官僚体系和文化群体。在我国文化群体中自汉代以后存在着自命清高、炫耀文辞、攀附名利、相互排斥、好大喜功等习气，所以“志道据德，依仁游艺”是完善君子修为的必由之路。然宋代大量品性不齐、各怀心机的士人进入朝廷，通过士人雅文化、市井俗文化与官僚痞文化这三类文化的融合，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使高雅的文化仅剩下风雅的形式，文化士人常以名士自称，并与官僚相结交，风气互染，利益相合，习性相投，以致拉帮结派，朝廷内外无不结朋为党，从而开启了党派之争。大量的文化士人为功名利禄所诱惑，而以文章与风雅之名，行沽名钓誉之实，因此派生出一批靠出卖自己的人格而依附于官僚贵戚以获得自身生存空间的文化痞子。这种文化意识的转变导致精神品质的日渐庸俗化与文化品格的逐步失落。

其四是随着文化士人向世俗功利的靠拢，迫使仍然保持自身纯洁和修养的文化人抱道自守而与世俗保持距离，游离于官场之外寻找自己独立的自由空间。但他们只是隐居在自我的天地中，以绘画和诗赋来寄托自己的超然意境和笔墨情趣，并以怪异个性来抗拒庸俗，如元季四大家、清代四画僧等。他们在社会一隅的沉寂为后来民国时的文化复兴延续了一点文化的血脉。

其五是进入仕途的文化士人因地位和环境的改变而逐步使自己原有的求道文化意识变异，对权与利的欲望开始膨胀，并幻想凭自己的奇才大略一展改造社会的宏伟抱负，如范仲淹、王安石、康有为等层出不穷的变法，其结果必然是一次次的失败与一次次客观上造成对社会的破坏。其实就在于部分文人在参与政事和官场交际中助长了一些固有的习气，使得在治理社会过程中过于自我与自信，忽视了民生为重，玩弄聪明又无众才辅佐。因此从整个中国文化阶层的变迁与文化意识、精神品质的变异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从宋代以后开始了漫长的解体过程。

2012年10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