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和内刚 守正察远——浅析范仲淹哲学思想及其形成原因

晚唐时由于中央政权的削弱，地方藩镇军阀势力逐渐开始坐大，又经五代十国的割据和政权频繁变更，乃至近两百年的时间里，整个中原地区战争连绵不绝，对整个社会民生产生空前的破坏，从而造成了我国历史上的一次大混乱。然而，自后周大将赵匡胤于陈桥驿兵变而黄袍加身，并于公元960年统一中原而建立宋朝后，经短短二十余年的休兵图治，奠定了中原地区又一次经济复兴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并把中华文化推向了世界文明的高峰。我国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赞之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而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见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一、宋代初期的文化环境与士风

作为中华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发展者，由于社会历史的演变，在不断地繁衍、消散和聚集、重建的过程中，文化世族顽强地在独立的环境下延续乃至新生。从春秋时的文化贵族演变到战国时的文化世族，从汉代重建的士族门阀又转化为唐代的文化世家，形成了技术、知识、教养和文艺这一人文的递进形式，文化世族形成了新的群体和等级的分类。在古代手工技术基本上是由工匠完成的，而工匠们大多以师傅亲授或者家传的形式传承技艺而缺少文化知识的教育，故长期以来被排斥在文化阶层之外。唐代末期到五代时期，长达数百年的封建割据战争，使唐代建立的社会和官僚系统被彻底打乱，这一状况无疑也冲击到中原的文化体系，原有的与官本位联系密切的文化世家被较为彻底地分解，使原来以文化世家为中心的一批文化士人从不得不乞食于军阀政权转变为到农村乡野隐逸，并与早已没落而隐逸在乡村的文化贵胄后裔相结合，由此开始了又一次文化的嬗变与新生。

由大乱到大治的循环成为历史的规律，但在这种规律的下面，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在战乱中仍然保持原有文化土壤、环境和空间的原生态条件下，伴随着赵匡胤的统一步伐，开始孕育出新的文化主体，即文化士夫。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宋代早期文化士夫群体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而造就了中华文化的高峰。

所谓文化士夫，我国近代国学艺术大师黄宾虹在评价士夫画家时说：“其人必能穷究古今学艺之精深，而又有深思毅力，其功超出于庸常之上，涵濡之以道德学问之大，参合之于造物变化之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见黄宾虹《中国画史馨香录》)又说：“一意孤行，不屑睇荣希宠，甘自蹈于林泉，固殊于庸众，其人之高风高节，往往足与忠义抗衡，而学术之正，又得秉经酌雅，发扬毫翰，如诸子之有功圣经。”(见黄宾虹《山水画与道德经》)宾翁虽言画事，然其理相近，盖士夫者，博思深研，专注学问，心性洁静，抱道自守，不事希荣，重节尚品，慎毅坚正，情趣尊雅。从而构成有宋一朝如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中所说的文化大邦：“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宋代中国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中心。

中国文化血缘始终在流动的状态中获得维系，一方面是由于政治体制的影响，在城市与农村的地域流动中寻找生存的土壤；另一方面是由于本身基因的需要，又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获得生命的动能。所以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项与众不同的特性，就是通过吸收、融合、转变、重组等不断地变化来维系它的血统纯正。范仲淹的世系渊源，据其在皇祐三年正月八日为续修家谱作的序中说：“吾家唐相履冰之后，旧有家谱。咸通十一年庚寅，一枝渡江，为处州丽水县丞，讳隋。中原乱离，不克归，子孙为中吴人。”富弼在《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中写道：“公之先，始居河内，后徙长安。唐垂拱中，履冰相则天，以文章称，实公之远祖也。”不管其记述的真实性有多高，基本可以断定：一是其祖上应是中原文化士族中人；二是因为社会政治格局的变动逐步从中原迁徙到江浙一带；三是到江南后在保持中原文化传统的同时，又大量吸收了江南文化中精致典雅的人文情愫；四是在南迁过程中，由于生活环境处于社会的基层，因此其直面社会逆境而又深藏于心中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成为其面对艰难、忍辱负重、深研学问的精神动力，并在不断的磨砺中形成独立的文化士夫品格。即独立的精神修为和以自然之道为哲学追求的出世品格，外王内圣的政治理想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情怀。因此在精神与使命，理想与现实的双重人格中立身于当下、怀远于天际的这种精神与物象的中庸，通过“忠、节、正、直、真”五种品质来表达，即君明则忠、大义有节、立品于正、为政以直、问学唯真。

二、《蒙以养正赋》与范仲淹哲学观的形成

范公在其早年成长过程中，由于生活的艰难，成就了其独立的人生态度。先生二岁丧父，母亲谢氏为生活所困而改嫁淄州长山朱文翰，朱为下层馆员，家境窘迫。在范公去世后其知县韩泽所撰《淄州长山县建范文正公祠堂记》中说：“后随其母氏来居兹土，留而不去，遂为邑人。及其长也，卓有所立，乡人奇之。常庐于长白，日自讽诵，虽刻苦不暇，每患其寡友。一日，超然遐举四走，方外求老师巨儒，以成就其业。不数岁间，大通六籍，声名倾动当世。”范公少年所学较为广泛与系统，尤以道、儒用力最深。《安乡县志》中说：“宋司马道士，范文正读书安乡时，道士尝羽翼之。”而且喜游历山川，观道自然，畅游心性，独获化境。在范仲淹《鄠郊友人王君墓表》中写道：“时祥符纪号之初载，某薄游至止，及公之门，因与君交执。复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宝、临海屈元应者，蚤暮过从。周精于篆，屈深于《易》，且皆善琴。君尝戴小冠，衣白纻，跨白驴，相与啸傲于鄠杜之间。开樽鸣弦，或醉或歌，未尝有荣利之语。”年少的范仲淹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了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启蒙阶段，也正因为这样的求学历程和对亲身经历的社会现实反思，使之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哲学观。

范仲淹从小致力于提高品学修养，以道学为源，儒学为宗；历经艰难，苦其心志；皓首穷经，蒙以养正。欧阳修在其所作《范公神道碑铭》中说道：“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范公通过对易学的研究学习，力求以蒙晦之初，养持正道，使之终始守一。所以他在《蒙以养正赋》中说：“守晦蒙而靡失，养中正而可分。处下韬光，允谓含章之士；居上弃智，斯为抱一之君。”

《易·蒙》是易经的第四篇章，承接上篇《屯》卦之后，主要论述事物形成之始所处的状态。《序卦传》曰：“物之生必蒙。”并解释道：“蒙者，蒙也，物之稚也。”《周易浅述》中说：“水必行之物，遇山而止，莫知所之，亦蒙之象。《蒙》次于《屯》，盖屯者物之始生。物生必蒙，蒙在物之稚。”“蒙”即是万物的初始，是初始的混沌，也是心源造化生发起始的状态，是“生活”之元气和灵性的萌芽。“蒙”的状态又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却是维系到后天成长的根本，因此，“蒙养”是人生的关键。“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有其特殊的自然法则，即滋养以使元气聚升，修养以使灵性焕发，善养以使天人合一，故谓之蒙以养正。但是《易·彖》又说：“《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也就是说水遇山虽止，但是水受阻必漫，因而有险。只有通过“蒙”来疏导，才能通亨，因此必须行“中”，也就是蒙以养正，达到气正中和、高风亮节之象。而范仲淹对“蒙以养正”的思想更加深入地进行研究，并提出了“蒙”与“正”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指出：“是知蒙正相养，圣贤是崇。欲求乎不失其正，必在乎受之以蒙。”(见范仲淹《蒙以养正赋》)从而达到“浑兮若浊，下民无得而称为。暗然而彰，圣功亦在其中矣”(见范仲淹《蒙以养正赋》)的最高修为。因此，养正是蒙养的最终目的，而蒙养则必须先正其气，方得其本。所谓教养就在于养中有教，教有所养，也正是范公蒙养之所指也。所以范仲淹最为心仪，并始终一以行之的正是孟子所提倡的“浩然之气”。何为气？气乃物之本元耳。《张载集·正蒙·参两》云：“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此天之所以参也。”又在《神化》篇中说道：“神，天德；化，天道。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这样就把物体之本源与道之根本融合为一了，这就是范仲淹所说的“抱一之君”，也是“蒙”之象。

所谓“蒙”既是物之初始，也就是“一”，所以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见老子《道德经四十二章》)“一”是事物的初始，又是事物的终止，即一生万物，而万物又终归于一。同时又可以理解为每一事物在不同阶段和不同时段的开始，即“蒙”中有“蒙”，可以是人整个生命的起始，又可以是人学习阶段或成人阶段的开始，以及走向社会的开始，等等。因此可以说“蒙”与“养”在相互促进中成长这一良性循环的过程始终贯穿人的一生。人生之始得以养正，虽在后天有所执迷，仍存扶正之机，因为根基使然。既然万物来自“一”，因此“蒙”与“一”就是一切事物或者生命的核心，所以“蒙养”与“守一”是保持和完善这一状态必须坚持的重点，范仲淹所说的“抱一之君”和“知白守黑”就是人生修为的终极目标。“知白守黑”就是保持中和，这里的“守”有两层意思，一是解释为“把持”，即不受外界的影响，坚守自身所养的“正气”充盈；二是解释为“控制”，即从阴阳之道的意义上控制“阴”或者“阳”的滋生，使阴阳相合而处于恒定的状态。从这里我们看到范公在对历代先哲思想重新认识的基础上，就修身这一儒学的基本要素综合了易理、道学和儒家的观念，并使之融会贯通，从而形成范仲淹人生修为的理论基础，也为宋代理学的形成开始了探索性的准备。

三、《四德说》与范仲淹的君臣之道

自汉代开始以儒为尊之后，随着皇家对经学的重视，也伴随着依附于皇亲国戚和士卿重臣的士族门阀势力的形成，儒学由于被学阀所垄断而成为统治政权的一种精神手段，开始逐步走向罢撤诸子百家而不断僵化的过程，也因此使得儒家经学成为政治的文化产品，从而脱离了文化的本性。因此经过唐末和五代纷乱，一批归隐于乡野和中途退居山林的士族学儒及其后人，从本已官僚化的政治枷锁中游离而出，在自由的精神环境中获得了一次思想的解放，面对社会的长期动乱而造成的生灵涂炭，也开始对文化的本义和文化人的社会责任进行重新的思考。范仲淹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下，从对易理的再认识中开始了儒学的再造，为立学、治国实践进行理论准备。中国文化人的人生脉络在各自的人生轨迹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分化为两条不同的走向：一条是进入政治权力体系的仕途之路，一条是进入精神层面的立学之路。《孟子》曰：“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而达到“立德、立功、立言”的理想追求。而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宋代文化阶层却形成了一批合而为一的精英士夫，成为宋代的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色。

所谓“易”，早期是指一种名为蜥蜴的虫类，今天称之为“守宫”，即变色龙。引申为研究、总结、把握、推演人类生活与自然变化相互作用的内在规律，如东汉郑玄提出的“《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的立论，从而形成一门学问。“易”在夏朝时有“连山易”，商代时有“归藏易”，而周人创立的《周易》则更加完备和精到，故为后人所推崇，尊之为“经”。《易经》是中华文化的哲学根源，从历史发展看，中华民族的文化观皆以易理为源泉而取象于不同的视角，如老子取其阴阳之道，孔子取其君臣之道，荀子取其用法之道，墨子取其德惠之道，鬼谷子取其诡异之道，孙子取其谋伐之道。范公对易理的深入研究和重新诠释是基于事物发展的变易之道，以“易道”玄机来认识和处理君臣、君民和为政的正确关系，以中和立学与致用、修心与处世的两极关系，故其在《四德说》中说道：“虽《文言》具载其端，后之学者或未畅其义，故愚远取诸天，近取诸物，复广其说焉。”其“远取诸天，近取诸物”，就是指效法自然而合于人事。而范仲淹则以处世之道法于自然之理，以自然变易为用世之机，使天道人事互为一体。

首先范仲淹认为易分乾坤，以定君臣；三阳为乾，君之象也；三阴为坤，臣之象也；内外中正，德位天时。因此《周易》中乾卦三十应是天子的为君之道，而坤卦三十则是君子的为臣之理，只有明确区分，才能各定其位，各尊其德，各持其理，各守其常。所以范仲淹在《易义》篇中说：“天尊地卑，道之常矣。君处上，臣处下，理之常矣。男在外，女在内，义之常矣。”但是乾坤变化关系的关键则归之于“元、亨、利、贞”四个字，因此范仲淹专门著有《四德说》一篇以论述之。

《易经》首卦开篇就是：“《乾》：元、亨、利、贞。”因此“元亨利贞”就是《易经》全篇的大纲，也阐明了事物的起始、发展、变化、终止等规律。《子夏易传》曰：“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由此可知“元”意指事物的开始、发生，以及生发之初的状态，这是一种静的态势。而范仲淹则进一步从人性的角度理解，其《四德说》中说：“夫元者何也？道之纯者也。”并根据为君、为人、为父、为子等关系，引申为“其迹异，其道同，统而言之，则善之长也”的道统正则。何为“善”，我理解为非善良和慈善的“善”，而是纯和妙善的“善”，即心善、意善、气善、智善、行善合而为一的性善，也是“正”之本体的易变妙善，这就与范仲淹蒙以养正的道理相一致，也开启了宋代理学人本主义的先河。所谓“正”即是“善”，养正就是养善，其善之长，其正亦成矣，故有“人之初，性本善”之说。这并不是说人之初，性就是善的，而是指从蒙养的原则讲，性的根本在于善因滋养以为正。因为元者至纯，所以就要通过教养培育人性的至善本源，这就需要对灵性固本根源。所谓“亨”，《易经》中意谓通顺、通达、通融，以及与其他环节相互交合的一种状态，这是一种动的态势。范仲淹《四德说》曰：“夫亨者何也？道之通者也。”并根据天、地、人三才相合与君臣、父子、家国、族群相睦的关系，引申为“其迹异，其道同，统而言之，则嘉之会也”的道统之时。此之“通”，非通过的“通”，而是通和的“通”，正所谓《彖》曰：“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而天、地、人三才交合通顺的“上重诸贤，下尽其学，礼乐交泰，睦族兴会，民悦圣欣，德善政和”的理想之态。所谓“利”，《易经》为中和、利善、义正、融会之义，以及阴阳相合、万物相承、心物为一的兴和状态。范仲淹在《四德说》中阐发出为政之理：“夫利者何也？道之用者也。”并将和谐理想的社会常态，引申为“其迹异，其道同，统而言之，义之和也”的道统之象。此之“和”，非一团和气的“和”，而是在相生相克中保持中和的“和”，正所谓《彖》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的正大光明之态，这为宋代理学名教开宗做出了理论性的探索。所谓“贞”，《易经》为元、亨、利的终极，其意为“正”为“道”。《说文》中说：“贞，卜问也。从卜，贝以为贽。”也就是正确地判断问题，以及引申为最终结果。在这里也可以理解为终始相一，就是一生万物，万物又归终于一，其结果就是圆通、圆满与圆觉，从而开始又一次“元亨利贞”的循环往复，这也就是范仲淹蒙以养正的终极目标。范仲淹的“贞”，如《四德说》所说：“夫贞者何也？道之守者也。”并由此阐发为国家、家族、个人在道法体系运作下的状态。如范仲淹所说：“其迹异，其道同，统而言之，则道之干也。”也就是说要以德为仁，以义为理，以典为依，以礼为行，因此是一种守的态势。此之“干”，非干事的动词“干”，而应为名词的“干”，即所干之事合于道之意，就是尊崇自然理性的作为，也是其作为回到初始“元”的时候的纯静妙善的积蓄之地，正如《彖》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及老子“虚静守笃”的太一境界。所以范仲淹将元、亨、利、贞四者统称为“道”，而将阐述这四者及其相互关系称为“教”，也是天地自然与国家个人的纲论，以及君子修身立学的根本。如此则能达到“周旋进退，不离四者之中，如是则其殆庶几乎”的君子治国之功，范仲淹也正是以此为自己的处事原则和立身之本，并开始参与政治而行道于天下的。

四、《易义》与范仲淹的治世哲学

四德立，乾坤易，天道行，礼仪宁，令则出，教化通。然通此四德在于变易，行之具体则以俟时、察势、知变为要务，故范公言：“四者未能兼行，则出乎彼而入乎此，出乎此而入乎彼。”(见范仲淹《四德说》)并提出“故曰易无体，而圣人之言岂凝滞于斯乎？”(见范仲淹《易义》)的易义观点。通过仕途行道于天下，留名青史，载之史册，是大多数文化人读书立学的目标。但纵观历史，伴君如伴虎，入朝如涉险，使民如行舟，非纸上乾坤耳。故能义察于天，德著于地，行依于礼，诚藏于心，文彰于正，忠呈于上，情察于民，智出于政，令决于断，和显于朝，得此十者方为全。因此范仲淹在立纲之后，又对明乎进退与四时机变的卦爻，即《周易·下经》的卦经深入而系统地进行研究，并撰《易义》一篇以明之。

范仲淹在《易义》中从认识论和学以致用的角度，对各种卦象的阴阳变易进行分析后，抓住动静凶吉、社会变迁和形势变化的规律，将其引申为治世之用，根据所处不同的境况而动静有度，提出了“君臣交泰，政在于常，进退有机，礼为常纲……动静有时，循序渐进，中正不偏，守中不辱，内刚外柔，顺天应人”的为臣之道，使三才中人的主观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而又与天、地合为一体，从而形成范仲淹从理论到实践互为作用的哲学体系，达到“是以圣人德合乾坤，道通昼夜，法至神而有要，臻大道而多暇，有以见秉尧智以无为，而民自化”(见范仲淹《穷神知化赋》)的理想治国大道。观范公一生，议事进言、主政改良、边关经略、兴学赈灾、举荐褒奖、内勤家教、以德交友等，无不体现其易学思想。

《周易》作为六经之首，浩察天地微奥，穷极人智灵光，哲化万象归朴，存德立正致用，成为人类历史之智慧结晶。东方哲人以发散式的思维，善于取精用宏，统合纷杂，举一反三，直透真奥，所谓繁者乃用简而返璞归真是也。古往今来，皓首穷经者代有人出，解《易》之文数以百计，易学论说三千余家，统而言之，不过象数、义理、史事三宗，而首开宋代义理之先河者，当属范公。无论李觏的《易论》，胡瑗的《周易口义》，欧阳修的《易童子问》，张载的《横渠易说》，程颐的《伊川易传》，司马光的《温公易说》，还是苏东坡的《东坡易传》，乃至南宋朱子心学的理论来源，无不受其影响，其微言大义，源远流长，影响深广。

五、范仲淹的文化品质与内圣外王的哲学思想

范文正公的一生，以内圣外王、唯德是尚的蒙养正性和刚柔之道，以出世之修为，建入世之功德，并以易理之大义，为本已式微的儒学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正如浙大宋学研究中心的束景南教授所言：“在几千年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代一代出现的思想家，从孔子到朱熹到康有为，他们的文化精神都不是对儒家文化系统的破坏，而只是对这种静态文化系统的完善和改良。”(见束景南《朱熹研究》)宋代的文化人生逢政通人和、百废待兴、上下交泰的开明之世，因而意气风发、各显其能，从而使宋代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东方的文艺复兴”的典范。范仲淹以自强不息的君子风范，卓学厚德的蒙养修为，文以载道，行以格物，易以治世，学问、修心与仕途合而为一。

范公集儒学、易学于一体，并始终保持了一个纯粹文人的独立品性，在治国、立德、治学三者并行的道路上笃行。先生以德修心，以品立人，进退有礼，中和至诚，独立慎思，外和内刚。范仲淹以内圣外王为政治理想，力求通过自己的为政之道开一代文化士风，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道德追求。所谓内圣乃通过自身的人格品性和道德文章以德教化，外王则是“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的治世功业。所以范公一生所敬仰者实唯东汉的严子陵，赞赏有加的君臣楷模为东汉的严子陵与汉光武帝，君臣交心，相尚以道。故赞之曰：“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见范仲淹《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为何尊仰严子陵，就在于严先生“唯先生以节高之”的独立人格与道德情操，所以能“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而以苍生为重的使命感和以畅情为学的精神归宿感长存于心中，使这两者之间以易道行之则得其所在，也因此有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篇。先生之“忧”是外王以天下为己任而达到和平之艰难的物象之忧，正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见范仲淹《岳阳楼记》)先生之“乐”是内圣以悠游心灵化境，琴瑟与自然和音，诗书与同道畅意，把酒临风，文章妙笔，渔歌互答，林泉对语忘情的心象之乐。范仲淹的哲学建树，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应该给予重视，并系统、深入地开展研究。

2014年8月31日写于濯石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