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我的父亲背着债台高筑的大山，苦苦地到处筹借了些钱，把我送出了县界，到徽州地区一所省重点高中去求学。因为是这样的一种家境，平时，我尽量避免上街，有时候真想买书，也只能是买几本像《活叶文选》一类的单行本，或是去废品收购店买几本论斤两卖的旧书旧杂志来读。有一回，我咬咬牙把唐弢先生的《晦庵书话》买了回来，我实在是太喜欢了。这大概是我有生以来买的最昂贵的一本书。
念到高二时，我的手也曾受着一种强烈欲望的支配在衣袋里掏了又掏，终掏不出。一次，我在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王德中先生的房间，见案上摆着一本马南邨的《燕山夜话》。老师笑问：“你喜欢看这样的书？”我答：“是的。”老师说：“那好，学校马上要举办作文比赛，奖品就有这本书，就看你的了。”参赛之后，果然让我如愿以偿。
从此，我便滋生了那么一点富有感。我经常爱不释卷地读着这两本属于我自己的书，封皮是包了又包，隔几日总忍不住又揭开看看，每次读罢，必不厌其烦地锁入箱中，唯恐有“孔乙己”窃了去。
岂料，到了一九六六年高中毕业时，猛地一声恶雷天昏地浊滚滚而来，“三家村黑店”首先被端了出来。大势所趋，我也跟着愤怒声讨，但又时时不免记挂自己屁股上有条尾巴，谁不记得我有一本“三家村”“黑老板”炮制的《燕山夜话》呢！后来，风声紧雨意浓，又怕红卫兵袖章因祖宗三代不是彻头彻尾“红五类”而被缴了去。爷爷一代，他老人家新中国成立前在景德镇一民窑画红，新中国成立后回乡当小学教员，识画识字，是彻头彻尾贫下中农吗？父亲一代，他老人家新中国成立前在县城一店家学徒做伙计，后才回乡种田，会算会写，能是彻头彻尾贫下中农吗？终于，撑不住一个“忠”字，还是将这两本书交了上去。割尾巴“造反”两年，怏怏地滚回老家接受再教育了。
阴霾过后，我到处去大小书店寻求我不该失去的这两本书，面对着浩瀚书海一次又一次地呼唤着它们的名字。终于在几年前，我先后如愿买回了新版的《燕山夜话》和《晦庵书话》。
1987年2月12日《合肥晚报》逍遥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