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生产和交换

在一个略显灰暗的冬天早晨，我的经济学旅程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开端，这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正实行冬令时，时钟被拨快了一小时。当杨森教授从亚当-弗格森楼走到大卫-休谟楼，开讲政治经济学第一学年课程时，天色还是有些暗的。

当时，苏格兰的几项传统还是被人们认同的。这两座建筑的命名，就是为了纪念亚当·弗格森和大卫·休谟。他们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起到的领导作用，和同时代的亚当·斯密旗鼓相当。当时，杨森教授正在实践着一个惯例，那就是大学的入门课程应该由资深教授来负责。杨森教授个子很高，身穿长袍的他，是一位很有绅士风范的学者。他最熟悉的研究领域，根本就不是经济学。^[1]《古典爱丁堡的形成》这部著作，表现出杨森教授对爱丁堡这座城市建筑的热爱。^[2]古典爱丁堡的一些建筑瑰宝已经遭到了破坏——取代它们的正是其丑无比的亚当-弗格森楼和大卫-休谟楼。

我当时还是个紧张兮兮的17岁少年，坐在教室的前排位置上。杨森教授开始讲解经济学的定义——稀有的资源在不同竞争方之间的分配。^[3]这和我所期待的内容大相径庭。我大学读经济学，是为了学习有关通货膨胀、利率和外汇——那些充斥在报纸上的经济事件。然而，杨森教授探讨的，却是经济制度的本质。这个话题对我来说似乎更加饶有趣味，而且时至今日仍是如此。稀有的资源在不同竞争方之间的分配，必须通过生产、分配和交换来加以决定。整个经济制度必须要决定的是：该生产什么——生产的问题；以及产品归谁——分配的问题。而交换这个环节，则是生产和分配之间的联系。

克罗马农人从为了自用而进行的生产，转变成为了交易而进行的生产。这就是一种制度上的创新，它可以和技术领域中的制造工具和发明轮子相提并论。然而，就算到了现在，也只有在富裕国家中，才会有大部分生产是为了交易的状况出现。对于大部分历史来说——就算是在现今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主要的经济活动，仍然是为了生产自用的食物。

从整个历史来看，稀有的资源在不同竞争方的分配，是由习俗或是武力决定的。在传统社会中，有关“生产什么”和“产品分配”这两个方面的决策，根本就不能称其为决策。每年，人们都是依据前几年的模式去做的。气候有可能发生变化，农作物的收成也可能因此发生变化，然而产品的分配却是依据传统规则来进行的。这种按照惯例形成的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之外的一种替代性选择；但它却是静态的。按照惯例形成的经济制度，面对情况的变化根本就没有什么应对能力，至于推动变化也就更别提了。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自己做出决策和选择——我们是在所处的经济制度框架中，做出这些决策和选择的。经济制度框架，包含了分配、生产和交换的规则。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为了了解以交易为目的的生产，经济学家们制定出了一套后来被沿用下来的分析方法。亚当·斯密的巨著《国富论》中，对分工行为做了阐述。在债权投机生意上大赚一笔之后，大卫·李嘉图成为了一个作家，并出任了英国国会议员，他提出了比较优势原则。经济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对比较优势原则的和分工的利用效率。

金鸽餐厅

200年间，欧洲的艺术家们，一直被法国南方的明媚阳光和美妙景色所吸引。在尼斯北边的群山中，位于门顿西边30英里的地方，有一个用围墙围起来的小村庄——圣保罗·德旺斯，现在仍然是一个艺术家聚集区。^[4]1919年，保罗·鲁在村庄的入口买下了一家小旅店，为这些艺术家们供应食宿，艺术家们则以作品作为交换。时至今日，金鸽餐厅所拥有的现代法国艺术藏品，让很多画廊都羡慕不已。^[5]

保罗·鲁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厨师，来拜访他的也都是些才华横溢的画家。因此，他专心研究厨艺，而乔治·布拉克（他是保罗·鲁的访客之一，保罗·鲁鼓励他作画）专心作画，这一切都变得合情合理。用食物来交换作品，双方都能从中获益。人们很普遍地认为，交易就是一方获利，而另一方吃亏的过程。况且，有些交易的确就是这样——一方欺骗另一方，或者有一方犯了错误。然而，就像绝大多数经济交易一样，布拉克和鲁之间的交易，带有很强的互惠互利色彩。

布拉克和鲁的分工，让交易的互惠互利成为可能。两个人合作，各自可以获得所需的食物和艺术品。这两个人拥有着不同的能力，但这些能力并不足以满足他们各自的需求。布拉克得填饱肚子，而鲁也并不愿意光靠面包来生活。只要存在能力上的差异，而且双方都渴望获得不同的东西，那么分工和互惠互利的交易就有可能出现。

看上去很明显——如果鲁是一位好厨师，而布拉克是一位好画家，那么鲁应该把他的精力集中在厨艺上，而布拉克则应该专心作画。然而，比起其他画家，布拉克的绘画技艺精湛得多——刚才这个对比，是相对于鲁和其他厨师的比较而言。这是因为，布拉克是法国20世纪艺术领域中，地位极高的人物之一。但是就算到了今天，纵使金鸽餐厅能够吸引全球各地的游客，^[6]但米其林餐厅指南仍然会将钟爱顶级美食的人们，指向这一区域的其他餐厅。

不过，即便是布拉克这位更加优秀的画家，厨艺比鲁还要高明（在这一点，并没有相关的证据存在），那么鲁来负责烹饪而布拉克作画，大概仍然会是最好的做法。如果布拉克能够把亲手搅拌沙拉酱的时间，用在画出一幅作品上，那么这幅作品的价值等同于很多顿大餐。这种从交换中获得的利益，恰恰证明了“比较优势原则”。比较优势原则认为，我们应该专注于自己最为擅长的事情上，而不是专注于自己比别人更加出色的事情上。对于布拉克这种才能极为出众的人来说，或许他们在许许多多方面，都比别人更为在行；但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或许在哪个方面都没法胜出旁人。然而，比较优势原则要求我们对自己在不同活动中的“相对表现”进行审视。布拉克和鲁，都因为遵从了比较优势原则而获益了。布拉克有更多的时间来作画，而鲁则得到了更多的伟大画作。

比较优势是一个十分微妙的概念。我们的直觉总在问：“谁最适合做这份工作呢？”我们应该问的是：“这份工作应该由谁来做——考虑一下此人如果做其他工作，生产力将如何，或者其他可能做这份工作的人，他们正在做的工作或可能在做的工作，与该工作相比的生产力情况。”完全竞争市场能够自动进行这样的运算。这一主张，正是造成经济学家对完全竞争市场如痴如醉的主要原因。这是本书第三部分要讨论的主题。

在商业中的专业化和能力

个人之间的交易是可能存在的，而且会对双方都有好处，这是因为专业化和能力差异能够让我们获益。此二者之间是互相强化的关系。与生俱来的才能，让布拉克从事作画，而鲁则负责烹饪。不断的训练和积累的经验，让这些才能变得更加出色。

企业之间的交易，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专业化和能力差异能够带来收益。现代企业正是在能力差异和专业化的基础上，拓展了个人之间进行交易，带来了经济利益。放贷人演化成了银行业，铁匠们变成了冶铁工厂。企业不仅将自身变得专业化起来，也给员工们提供了在个别工种上实现专业化的机会。亚当·斯密的那个著名的“大头针工厂”^[7]的例子，描述了在商业组织内部，分工的新颖发展。如果每个员工都能专注在各自的工种上，整个小组就能够生产出更多的大头针。这种做法，比每个人从原料到制成品的一条龙生产模式，产量要高得多。

在现代企业史的初期阶段，企业组织大多是由专业化促成的。当规模经济可以从分工（亚当·斯密笔下的那个大头针工厂）的经济活动中，或是需要协调多人的特殊专长进行合作的经济活动（例如铁路公司和石油公司）中衍生出来时，大企业也就应运而生了。蒸汽动力的发明，使得纺织业从小作坊业态变身为大型工厂组织，因为一台发动机提供的动力，能够带动多台织布机同时工作。工厂组织又能够促进更多的技术创新。对于技术和制度的共同演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

人们通常认为，从专业化带来的利益是没有上限的。在19世纪末期，似乎面临着这样的情形——全球各个地区的每一项主要产业，几乎都为一家大型企业所支配：这当然是诸如约翰·D.洛克菲勒这样的企业领袖的意图。^[8]而标准石油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也都牢牢地支配着它们旗下产品的美国市场。

经济权力通过“托拉斯”的方式进行集中，再加之对政治权力集中的恐惧，引起了一场抵制运动。1890年《谢尔曼法案》通过，它将美国的任何行业中发生的垄断现象视为非法。当那位傲慢自大、力挺企业的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在1901年被一位无政府主义人士刺杀后，西奥多·罗斯福继任总统。后者开始对那些美国托拉斯企业，以及背后控制它们的那些大佬们的势力进行冲击。标准石油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随之解体。

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巨人般的企业再也没有遭受过如此猛烈的打击。美国钢铁公司岿然不动，不过，在整个20世纪当中，它一直经历着缓慢而持久的衰退。但是，类似的公司合并行为，之后再也没有被人提上过日程。^[9]在任何行业占有支配地位的企业，总会发现自己一家独大的野心遭到制约。美国政府利用一纸《反托拉斯法》，对电信领域的垄断企业AT & T、IBM，以及微软公司提起了诉讼。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在对市场结构方面，抛弃了垄断，而采取了多元主义的态度。

而欧洲的企业，似乎应当会更加多元化——因为在欧洲并没有像美国这么大的国家存在。然而，帝国烟草公司、帝国化学公司和法本化学公司在其势力影响范围中，却有着同样的野心。这份野心，无论是宽度还是广度，都可以从这些公司采用的名称中一览无余。然而，无论是德国的法本化学公司，还是英国的帝国化学公司，都和道氏化学公司以及其他公司，达成了瓜分世界市场的协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占领方考虑到某些公司所起的作用，如法本化学公司（支持希特勒）和日本的大财团（支持该国的军国主义），实施了反垄断法。欧盟的创建者们十分清楚，竞争和多元主义——而非经济方面的大一统——才是经济整合的基础。《罗马条约》在1964年确立了共同市场，就引入了多项此类条款。2001年，对美国最大的企业——通用电气的扩张野心进行制约的，并不是美国政府，而是欧盟。^[10]

然而，对于无限专业化的阻止，并不仅仅是一种政府行为。如果产生过度的分工，会给组织本身带来负面影响。福特汽车公司正是专业化方面的一个典范。1908—1927年期间，1500万辆福特T型小轿车，从底特律附近的生产线下线。而亚当·斯密的大头针工厂，流水线生产也被发挥到极致，每个工人只需要负责统一作业就行了。

然而，福特汽车公司却在“大量生产”方面走得过头了。当时，福特汽车公司已经被能给顾客们提供不同颜色和款式选择的通用汽车公司所赶超。流水线作业的单调本质意味着，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几乎就与工具毫无二致。劳资争端经常发生，而且没有人关心产品的品质。在20世纪50年代，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控制了整个行业的一半以上。但这却成了集中化和专业化发展的顶点。然而，全球化不仅没有将这些市场领跑者们的势力进一步提升，却使得那些提供更加优秀产品的外国公司，在规模生产的基础上能够更有效地参加竞争。

竞争优势

企业是通过专业化分工而产生的。然而，目前企业的规模却意味着，专业化带来的收益已经基本消失殆尽。现在，产业机构是以企业之间的能力差异为基础的。可口可乐公司的成功，正是通过自身独特的能力来获得——那份至今仍然秘而不宣的糖浆秘方，由一位亚特兰大药剂师在1890年申请了专利。^[11]

但是，可口可乐却绝不仅仅是那瓶能够嘶嘶冒气的糖水。可口可乐公司通过全球的罐装业者和经销商网络，对“分工”二字进行了充分的运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该公司培养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营销团队，为这个全球最为知名的品牌提供后援。而通用电气公司，就是作为那位天才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的工具而出现的。爱迪生发现电力能够在很多地方加以实际运用，这些用途超乎了他人的想象。然而，通用电气公司之所以能够获得现在的市场地位，是因为它发展出了一套对任何公司都适用的、强大的管理技能。这些能力——可口可乐的秘方和营销资源，通用电气公司的管理能力——是布拉克的绘画天赋和鲁的烹饪能力在商业领域中的翻版。^[12]

现今的汽车行业，令20多家主要汽车生产商不同方面的生产能力交相辉映。梅赛德斯-奔驰公司和宝马汽车公司在高端轿车的量产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标准。现代汽车公司则因为韩国的低成本而获益。丰田汽车公司在配件的可靠性方面有着杰出的表现，而它和承包商之间的密切关系，也使得新款汽车推出的周期进一步缩短。

其他行业的企业，也根据自身的独特能力，建立起了竞争优势。“万宝路”和“麦当劳”，是和可口可乐公司一样知名的品牌。连锁酒店、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也要依靠名头和商誉等独特能力。有些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与供应商之间独特的关系结构，如丰田公司，生产商们制造出零部件，由丰田进行最终装配。

创新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常常是转瞬即逝的，因为成功的创新很容易为他人所复制。然而有些企业，例如默克和辉瑞这两家制药公司，就能够对自身创新进行合法的保护。而另外的一些公司，如索尼公司，已经具备了一种能够产生一系列创新的架构，索尼公司具有极高的商誉，无论是晶体管收音机、随身听，还是Playstation游戏机，一经上市就能获得顾客们的青睐。默克和辉瑞两家制药公司针对知识产权所获得的这种法律保障，也给予了其他企业强有力的战略资产，例如微软公司对操作系统、图形用户界面和视窗软件的版权保护。企业所拥有的千差万别的能力，可以作为企业进行互惠互利交易的基础。这就如同个人之间的能力差异，为布拉克和鲁之间的交易提供基础一样。

国际贸易

专业化和能力差异造就的经济制度——这二者就是让个人和个人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进行互惠互利交易的因素。而且，这也可以给国与国之间进行的交易带来互惠。企业之间进行的交易带来的利益，曾经大部分基于专业化，而现在，则更和能力差异的对比有关。国与国之间的交易，似乎在往相反的方向发展。

李嘉图对19世纪初期国际贸易状况的分析，就对能力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强调。早期的“贸易流”，受到气候和自然资源的影响很大。欧洲的西北部输入的是在当地栽种成本很高的产品。李嘉图就葡萄牙——那里充足的阳光使得葡萄熟透——如何用葡萄酒来交换英国的纺织品进行了解说，后者主要是在兰开夏郡制造的，那里潮湿的气候可以使得丝线不会断裂。^[13]

有些现代贸易仍然遵循这个规律。那些拥有石油和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国家，将它们出售给缺少这些资源的国家。土壤和气候方面的差异，会影响庄稼和其他农作物的生产。然而，许多富裕国家并不愿意过分依赖此类交易。在阿拉斯加和北海地区，美国以高昂的成本来开采石油。而欧盟宁愿付钱给斯文来耕种，而不是从加拿大进口更便宜的小麦。

各国之间的专业化，已经比它们固有能力的差异更加重要。目前，绝大部分国际贸易，都是发达国家间制成品的贸易，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类贸易一直在急剧增长。第4章中介绍的19个富裕国家和地区，它们之间的贸易额几乎占据了全球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而这些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只占据了不到1/4。^[14]此类贸易中所交易的产品，大多数是所有其他富裕国家有能力制造的产品。

正如同个人之间的交易一样，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贸易产生的原因，正是由于彼此之间不断强化的能力差异，以及专业化。现如今，国家之间的能力差异，和资源差异以及其他自然方面的因素并没有什么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能力差异已经被“嵌入”到使它们产生的文化当中了。瑞士就是依靠着精密工程仪器以及特殊化学品的出口，这部分出口占据了总出口量的60%，国家总产出的1/4。^[15]

以上这些，显然和瑞士的气候和地形无关，也和瑞士能否方便地获得精密工程仪器和化工产品的原料无关。在共同演化的另一个过程中，“能力”和“专业化”二者已经得到了彼此强化。早在一个世纪以前，瑞士的企业们几乎“不小心”地做出的选择，已经对目前瑞士的产业结构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瑞士的教育制度，也影响了专业化的选择。教师海蒂和她的前任们，都在向学生们灌输基本的数学技能——哪怕是那些日后将从事流水线生产的学生们。这套教育系统的进一步发展，更好地回应了瑞士企业的需求。

由于相互强化的能力和专业化，是依赖于过去的选择的，于是那些已经被遗忘的，或是目前关系不大的历史事件，仍然会对现今的生产地点产生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电影制片商们会去追求加州南部的阳光。然而现在，尽管电影几乎已经不在加州拍摄了，但好莱坞依旧是全球的电影工业中心。尽管技术方面的进步，已经能够让证券交易走上电脑屏幕，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进行，但目前那些最重要的证券交易机构，仍然聚集在纽约曼哈顿下区的一小片地方。类似的历史意外——乐兰·斯坦福的大学和施乐公司的研究设施——也令硅谷成为了国际软件产业的中心。^[16]

国家和地区的竞争优势——瑞士、好莱坞、华尔街、硅谷——是以企业与个人的竞争优势为基础的。在瑞士，每家企业在所属行业都具有竞争优势；而所有这些企业共同的优势，就是以那些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职业训练的瑞士工人们享有的竞争优势为基础的。这一点在硅谷也是如此。在这两个案例中，通过知识、经验和人员的正式与非正式分享，企业之间的地理邻近性，实际上强化了这些竞争优势。

好莱坞和华尔街的情况，则要稍微复杂一些。企业之间相互竞争又彼此合作的现象也有出现——它们利用的是相同的一群人才。然而，好莱坞和华尔街本身就是市场，这正是一种竞争优势所在。企业聚集在最大的市场上，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它的客观基础已经消失，而历史上形成的地点却仍然如此重要。

交易而获得的利益，是通过对专业化和利用个人、组织、地域和国家的不同能力而达成的。同样的原则，也在支配着人们之间、企业之间、区域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分工。

然而这里却有一个例外。人们、世界各地和区域是客观存在的——它们拥有着各自的权利和价值观，这和其执行的经济功能是独立的。企业只是因为其经济功能而存在——如果它们不具备经济功能，就没有理由存在。因此，家庭和国家都必须去做自己最为擅长的事情，无论其是否比其他的家庭和国家更加出色。因此，当我们谈到人和国家，说的是“比较优势”，当我们谈到企业，说的是“竞争优势”，比较优势是相对的，而竞争优势是绝对的。生产和交换，受到分工的支配——分工又是以专业化和能力差异的优势为基础的。然而，生产和交换本身，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我将在下一章中说明，经济制度是如何找出消费者需求所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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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关于本书中的这些问题的著作Youngson（1959）明智审慎，却未有定论，令人遗憾。

[2]Youngson（1966）.

[3]来自Robbins（1935）：“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即各方之间的关系，以及有着可替代用途的稀缺手段。”第16页。

[4]圣保罗现在游人如织，而附近的基金会美术馆是全世界最美丽的美术馆之一。比如尼斯-佩隆一带，有许多更美丽却更少人知的小山村，有如仙境。

[5]Buchet（1993）.

[6]据传说，曼哈顿原住民部落于1626年以24美元的价格将曼哈顿岛卖给了荷兰移民。按照戴维·丹尼斯的计算，沃伦·巴菲特称，若当时将该笔资金用于投资，只要有6％的收益率，就足够今天买回该岛。此事含糊不明，所以究竟是谁在这场买卖中占了便宜，争议将永远存在。

[7]“一人抽出铁丝，另一人拉直，第三人切割，第四人做尖，第五人加帽。”A. Smith（1976），14.

[8]“对商业知识一无所知的家伙们自以为是，自相残杀，还以为是遵从上帝的意旨。合作理念的产生及流行，取代了这种混乱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约翰·洛克菲勒在写给伊格利斯的信中引用了这句话。Chernow（1998），4.

[9]Neale and Goyder（1980）描述了美国反垄断法的演变。

[10]通过拒绝另一家美国大公司霍尼韦尔的收购建议。而美国司法部已经同意并购。

[11]这名亚特兰大药剂师名叫约翰·彭伯顿，阿萨·格雷格斯·坎德勒购买了该专利，并发展了广泛的分销渠道，积极地投放广告。坎德勒经营可口可乐公司25年，后于1916年成为亚特兰大市长。

[12]关于竞争优势与企业能力之间的阐述，见Kay（1993）。

[13]该事例见Rrcardo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17）。

[14]基于世界贸易统计数据的个人估计。

[15]基于瑞士贸易统计数据的个人估计。

[16]Porter（1990）重申了一百年前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提出的对工业“集群”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