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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瑞·卡尔

2015年12月20日，上海老牌古典音乐普及品牌“星期广播音乐会”的年度收官音乐会吸引了全国乃至海外弦乐专业演奏者的瞩目，因为他们请到了历史上第一位职业低音提琴独奏家、有着“低音提琴界的海菲茨”之称的盖瑞·卡尔（Gary Karr）与他的朋友、世界低音提琴界最为活跃的华人演奏家陆元雄举办音乐会。这是现年七十三岁的卡尔在中国内地的首秀，也是最后一次，因为卡尔宣布，这是他亚洲告别演出的唯一一站。一位业内人士在音乐会后感叹道：“这场音乐会开启了低音提琴在中国的元年！”

低音提琴是我的声带

低音提琴是交响乐团的低音声部，属于“陪衬”的角色，诞生后并不为作曲家所重视，独奏曲目少之又少，直到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初，才开始涌现专门为低音提琴而作的作品以及系统的教学法，但这并没有改变世人对这件乐器长期处于乐团“附属”角色的认识。

1942年，盖瑞·卡尔出生于一个七代皆为低音提琴演奏者的家庭。家族里并没有人主动鼓励他去学低音提琴，因为他们都深知学习这件乐器的出路唯有在交响乐团的弦乐声部度过职业的一生。或许因为从小浸淫在低音提琴的声音，卡尔说自己在年幼时就下定决心要以低音提琴演奏为终身职业，“我们家有一把世代相传的八分之一尺寸的低音提琴，我小的时候就想拉，但是直到九岁才能够得着，我就是从那个年纪开始学低音提琴的”。

在低音提琴的求学路上，卡尔是幸运的。他的启蒙老师乌达·戴曼斯特恩（Uda Demenstein）曾教过他家族中三代人拉低音提琴。“他和那些只注重技巧的老师不一样，他告诉我要用琴声来歌唱，用琴声来表达情感，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课。”卡尔回忆起乌达带给自己的影响时这么说。相比家族中其他人只把低音提琴当作一件乐器，卡尔则将它看作是自己声带。“我曾经被一个歌唱家的歌声打动到流泪，也尝试过去做一名歌手。但是当我张开口时，所有人都哭丧着脸，于是我发现，我没有歌唱的天赋，但低音提琴可以成为我的歌喉，代我歌唱。”

乌达去世后，卡尔跟随低音提琴教育家赫尔曼·海恩沙根（Herman Reinshagen）学习，当时轰动美国爵士乐坛的低音提琴演奏家、作曲家查尔斯·明格斯（Charles Mingus）就是赫尔曼的学生。在卡尔眼中，赫尔曼除了是一个好老师外，还是一个哲学家，他在解读音乐作品上给了自己很大帮助。考入朱利亚音乐学校后，卡尔跟随斯图尔特·桑奇（Stuart Sankey）学习了四年。桑奇致力于低音提琴曲目的拓展，除大量改编作品外，还特别为低音提琴写了室内乐和乐队作品。卡尔通过练习桑奇改编的舒伯特、巴赫、泰勒曼等人的作品，来掌握各个时期的音乐风格。可惜桑奇从不支持卡尔成为一名独奏家，因为在他眼里，独奏并不能给一名低音提琴演奏者带来任何可观的经济收入和未来职业发展。“我很享受证明他是错的这个过程”，决心加上机遇，卡尔开辟了这个行业的新道路。

我的低音提琴也能拉《天鹅》

在朱利亚音乐学校学习期间，卡尔就已经能靠平时的演出收入养活自己了。他不仅是当时业界颇受欢迎的自由低音提琴手，还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的第一替补人选。只要乐团低音声部的正式乐手休假或生病，他们就会找卡尔顶替。在大都会歌剧院，卡尔演过很多部歌剧，而且从来不用参加排练，因为朱利亚的严格训练让卡尔拥有一流的视谱演奏能力。

命运之神第一次眷顾卡尔是让他遇见了犹太裔女中音歌唱家珍妮·托瑞尔（Jennie Tourel）。托瑞尔是指挥家伯恩斯坦亲密的合作伙伴，后者的《第一交响曲“耶利米”》中的女中音声部就是特别为托瑞尔写的。有一次，托瑞尔恰好路过朱利亚的一个琴房，听到里面传来低音提琴的演奏，便驻足听了一会儿，没想到一曲终了也没舍得移步离去。音乐家的直觉让她当下就强烈建议卡尔大胆地去做一名独奏家，并与他分享如何富有歌唱性地来诠释乐句，如何在长线条的乐句中保持音乐的张力，如何在音乐的进行中呼吸等等。“直到今天，我都觉得我是在用低音提琴歌唱。如果巧克力能发出声音的话，那一定就是低音提琴的声音。巧克力的甜味与抱着低音提琴演奏时感受到的振动所带来的满足是一样的，降B这个音尤其好‘吃’，就像是比利时黑巧克力那样完美。我是个巧克力爱好者，有时候想吃巧克力而身边没有的时候，我就拉琴，如果没有低音提琴，说不定我会因为吃巧克力而变成一个大胖子！”卡尔这样形容低音提琴的声音。

之后，托瑞尔把卡尔引荐给伯恩斯坦，命运之神的第二次眷顾让他遇见了此生最重要的伯乐。当时伯恩斯坦已经是纽约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他把卡尔叫到卡内基音乐厅单独会面。卡尔回忆道：“他让我站到台上去演奏，自己坐在观众席里听，我拉完后，他说‘我要让你成为一名独奏家’，然后我就上电视了。”1962年，在伯恩斯坦发起的普及古典音乐的系列电视节目《年轻人的音乐会》（Young People's Concert）中，卡尔作为独奏家，面对电视机前全美国的观众演奏了圣-桑的《天鹅》。“其实一开始他们想让我拉圣-桑的《大象》，因为这首曲子就是写给低音提琴来表现大象的笨重的。但是我拒绝了，我告诉他们我要拉《天鹅》，因为我的低音提琴也能和大提琴一样表现出柔美、婉转和轻盈。最后，我的《天鹅》成功了！”卡尔得意地说。全美国的观众为低音提琴的歌唱性所倾倒，卡尔的低音提琴独奏生涯开始了。

那把传奇的Amati提琴

电视节目播出后，卡尔很快迎来了在纽约市政府大厅举办首场个人独奏会的机会，托瑞尔邀请了库塞维茨基的遗孀奥尔加到现场听卡尔的演奏。库塞维茨基（Serge Koussevitzky）是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最为活跃的指挥家、作曲家、低音提琴演奏家，移居美国后担任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一职长达二十五年之久。他为低音提琴创作的不少作品，至今仍是低音提琴演奏者们的必演曲目。

独奏会结束的第二天，卡尔意外地接到了奥尔加的电话，她告诉卡尔，自己在他演奏时看到了库塞维茨基的灵魂走上台，站在他的身边，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她觉得这或许就是库塞维茨基的示意，于是决定把丈夫最重要的遗产——制于1611年的Amati低音提琴赠送给卡尔。此后，Amati几乎陪伴了卡尔四十多年的演奏生涯。在他用Amati录制的专辑里，我们可以听见这把古琴充满质感的厚重低音，以及如蜜汁般顺滑、充满光泽的高音，令人欲罢不能。2004年，卡尔将Amati捐给了自己创立的国际低音提琴协会，让全世界的低音提琴演奏者都能有机会演奏这把名琴。

有一次，奥尔加带卡尔一起去给库塞维茨基扫墓，卡尔意外地发现库塞维茨基去世的那一天，恰好是他开始学习低音提琴的日子。或许冥冥之中已有安排，低音提琴的精神与精髓会在这两个人之间传递。

除了奥尔加以外，卡尔说他在不下四十次的演出场合听到有人说在他演奏时看到库塞维茨基的灵魂。“我好奇地问他们，你说你看到库塞维茨基，那你倒是给我描述下他的模样呀，我自己从来没有见过。”没想到所有人的描述都是一样的：库塞维茨基穿着黑色长款的礼服，带着白手套。“所以我想，或许他们说的是真的吧。”

三十年的中国情缘

二十世纪初，纳粹在欧洲疯狂地迫害犹太人，许多国家都对陷入绝望的犹太人关上了入境的大门，只有上海给他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生存空间和尽可能的援助。当时上海成为了犹太人移居中国或美国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卡尔的家族是有着犹太血统的俄罗斯人，他的祖辈和父辈就是从哈尔滨经上海前往美国的，他的启蒙老师乌达也在上海经停过一段时间。对上海怀有浓厚情结的乌达在美国的家里用的几乎全部是中国家具，这也深深影响了从小跟着乌达学琴的卡尔，虽然之前没有来过中国内地，但他的家里也购置了很多中国家具。

1984年，一盒来自上海的录音带就此串起了卡尔与上海的直接联系。这盒录音带来自陆元雄，当时在上海音乐学院跟随中国低音提琴泰斗郑德仁先生学习。1984年6月1日，陆元雄在上海举办了中国首场低音提琴独奏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当时卡尔录制发行的很多黑胶唱片都是世界低音提琴学习者的引路石，于是陆元雄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把自己的音乐会录音带寄到美国给卡尔，期待听听这位“神一样”的人物对自己演奏的评价。没想到不久后，他真的收到了卡尔认真用打字机回复的信，信中不仅对他的演奏大加赞赏，还邀请他到自己当时在美国任教的耶鲁大学学习。

在卡尔的影响下，陆元雄踏上了美国留学之路，并成为第一位在国际低音提琴比赛中获奖的中国演奏家，第一位加入美国职业交响乐团低音提琴声部的东方艺术家，第一位在美国担任低音提琴教授的中国音乐教育家。在美国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卡尔与陆元雄逐渐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与演奏搭档，一同在美国推动低音提琴的演奏与教学。若非这近三十年的友谊与信任，也不会有卡尔此次的中国内地之行。

演出前遭遇琴头折断

或许是老天也觉得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上海首演过于无情，便接二连三地给卡尔以及主办方星期广播音乐会出难题。原定于12月17日从旧金山抵达上海的航班，由于飞机故障被延误了足足十九个小时，至12月18日才起飞。抵达上海后，卡尔从机场直奔新闻发布会现场，身穿大红色西装的他神采奕奕，讲起自己的故事时声情并茂、手舞足蹈，一如他的音乐，充满感染力，丝毫分辨不出这是一个刚经历了十几个小时延误及十几个小时飞行的七十三岁长者。

开完发布会回到酒店，打开乐器盒，卡尔发现自己的低音提琴由于航空托运的野蛮装卸，琴头竟然折断了。借琴并不容易，上海的独奏用低音提琴非常少，大部分都是乐队用琴，而且卡尔用着也未必顺手，只能作为备选方案，最佳的办法还是把他自己的琴修好。于是星广会找到了上海滩制琴大师黄国瑞先生连夜“急诊”，用世界最好的胶水进行粘合，然后抛光、上漆，再抛光，再上漆，以保证大师在演奏时手指不会被断裂处的毛躁伤到。幸运的是，第二天一早的排练过程中，修复的琴头安然无事。12月20日的音乐会上，当卡尔拉完自己最后一支独奏曲时，开心地用力亲了一口琴头。正所谓好事多磨，若没有黄国瑞先生的出手相救与过硬技术，就没有卡尔内地首演暨亚洲告别音乐会的成功上演，黄先生可谓是此次演出的最大幕后英雄。

低音提琴比大提琴更接近人声

当我问卡尔低音提琴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时，他说：“低音提琴是我的挚爱，它是我所拥有的最好的伙伴，我无法想象没有他的一天。我知道终有一天没人愿意再听我演奏了，但余生的每一刻我都会为我自己演奏。”

其实，即使是伯恩斯坦为卡尔开启了独奏家之门，卡尔的独奏家之路也并没有想象中来的顺畅。首选，几乎没有什么优秀的低音提琴作品可演，而且要说服乐团和观众来举办和欣赏以低音提琴为主角的音乐会也相当不容易。如果当时卡尔继续在乐团中担任低音提琴演奏，收入会远远高过做一名独奏家，但是他毅然选择了自己所爱。人们通常以为低音提琴的音域低于大提琴，期望它演奏出更低的音，但卡尔认为低音提琴比大提琴更接近人声，更像是一个男中音。他改进了一些演奏方法，解决了低音提琴泛音过多造成声音散射的问题。低音提琴的把位间距比其他弦乐器都来的大，因此当用低音提琴去演奏那些改编自小提琴、大提琴的炫技作品时，对左手手指的技巧与灵活度要求更高，对音准的要求也更为挑剔。

这次卡尔的内地首演吸引了来自中国台湾地区、哈尔滨、沈阳、吉林、武汉、成都、无锡等各地的低音提琴学习者专程赶到上海观看演出。同时，通过星期广播音乐会独有的网络视频直播以及广播音频直播，全球的低音提琴学习者、爱好者也在争相一睹大师在舞台上的风采。

灯暗，幕闭，属于盖瑞·卡尔的音乐会结束了，但属于中国低音提琴的发展开始了。卡尔的一言一行都能对历史、对行业产生推动作用，这，也许便是大师之所以为大师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