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重官与重法

儒家型政治中，工的地位不是很突出，其参与政治，就目前的资料判断，似乎主要是在礼仪场合。《仪礼》中记述了一些工的活动，主要是乐工，职责为演奏音乐。他们同样是礼仪参与者，行礼者要向他们献酒。音乐曾是通神的重要媒介，所以乐工也多为女性。不过，墨子非乐，似乎对这个群体持排斥态度。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值得关注，笔者曾提到儒有男女之辨，现在看，工似乎也分男女，并且立场可能也有不同。至于工内部的具体分疏，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这里想提出来讨论的是，如果古代政治参与者主要是臣正与工正两个系列，似乎可以将儒家型政治描述为强臣正配弱工正，墨家型政治则为强工正配弱臣正。转换为容易理解的话语来表述，强臣正弱工正指向的是重视官员群体的作用，轻视法律权威；而强工正弱臣正，则是强化法治，弱化官吏的作用。

重视官员群体的作用，根本上讲是重视这个群体的范型作用，《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君子通过自身的典范作用影响家人，然后影响民众，这其实就是《大学》的修齐治平的思路。所以，如何有效塑造一个典范的群体，就是政治的重要关切。儒家型政治通过礼来实现这个目标。统一的礼是规范一个群体最有效的手段。所以，周之礼不仅有设官分职，还有一套规范的人生与交际的礼仪，即所谓《仪礼》。礼仪的实施，本身得到国家权力的保障，《周礼·职丧》“掌诸侯之丧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丧，以国之丧礼，涖其禁令，序其事”。有爵者去世，国家官员要主持其丧礼。丧礼执行过程中，还有主管刑法的官吏参与维持秩序，王丧由大司寇，三公由司士，六卿由遂士，大夫由县士。官员的人生礼仪同样是国家政治活动的组成部分。反过来，参与国家礼仪，则是享有参与政治的权利的体现。国家设立国学，负责培养贵族子弟参与礼仪的技能，《周礼·大胥》：

掌学士之版，以待致诸子。春，入学，舍采合舞。秋，颁学合声。以六乐之会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乐官，展乐器。凡祭祀之用乐者，以鼓征学士。序宫中之事。

类似的内容《大司乐》《乐师》《小胥》《龠师》等职中皆有。《周礼》没有谈到对他者的排斥，《大胥》郑司农注引汉《大乐律》则提到这一点：

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庙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关内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适子高七尺以上，年十二到三十，颜色和顺，身体脩治者，以为舞人，与古用卿大夫子同义。

所谓礼不下庶人，同时也意味着庶人不参与政治。刘师培将士冠礼理解为获得参与政治的权利的象征，很有见地。

因为官吏本身需要作为范型参与到政治中，儒家型政治，一方面是礼不下庶人，另一方面则是刑不上大夫。上古之刑为肉刑，受刑之人，显然不可以作为范型参与政治。《诗》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这里未必有避刑祸的意思，但保身对于君子来说确实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身不全，则意味着不能参与政治。

按照儒家的观点，法由人生，准确地说，是由圣人制定。圣人制定法的根据则是在于他的天德，圣人可以通天。当然他还必须有位，所谓有德有位，才可以制礼作乐。表面上看，这个法也是来源于天，但实践中并不存在圣人，所以儒家型政治必然依靠整个君子群体来为政。即便其开始不具备天德，但也必须通过人一能之己百之的努力，达到圣人天生之明德的程度，以不断地完善礼法。

据本章初所论，在宇宙论层面上，儒家持天仁地义说，子产的论说中则是天明地义，仁必须与明相兼备，才可以生出地义，理想的法由那些聪明而又具有仁爱精神的人制定出来。用宇宙论的话语表述，就是圆生方。

墨子讲天义地仁，是方生圆。在实践层面上，则是“法者所以爱民”（《商君书·更法》）的观点。只不过，这个爱人与儒家的仁，理解上有不同。墨家讲兼爱，即无差别的爱，而兼爱也只有在法治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实现。儒家的仁，单纯地讲，也具有超越特征，但若以之为基础生法，这种精神在落地的过程中，就会出现等差，因为现实本身就具有等差。所谓亲亲仁民爱物，将其落实到政治中，则会产生相应的等差。儒家的礼法必然是等差性的礼法。

墨家的视野中，法具有超越性，所以由其所生的仁爱，不仅及于每一个人，还及于物。秦律对于物资的珍惜，恐怕不仅仅是从财产的角度去考虑，本身也可以理解为爱物精神的体现。前文曾提到，工治物，以法治人若治物，故其法治容易建立，换个角度看，由超越之法而生的爱，则必然会及于物。《秦律十八种·金布律》有这样一条，“传车、大车轮，葆缮参邪，可也。韦革、红器相补缮。取不可葆缮者，乃粪之”（89）。用旧用破的器物，必须先修缮，并且不同器物可以相互取材进行所谓废物利用，实在用无可用，才将其处理掉。这种对于物材的珍惜，很符合工匠的习性。与此精神相通的法律，秦律中还有，这些条文体现的应该就是墨家的工正传统。

秦之强，体现的是工正传统之强。所谓臣正系统，从目前的资料看不出秦律对他们有特别的关切，在秦，啬夫可以为官，为官并不需要特别的培养。《淮南子·天文》高诱注讲共工，“其后子孙任智刑以强”，共工也是工正系列，传说中的很多古帝都有共工。秦是否可以算是这个传统的后裔，尚待论证，但秦确实是任智刑而强，工匠尚智尚法。

笔者曾对古代政治的内涵做过讨论，认为政治以正为其核心价值，春秋以后，政治的重心转向治。从臣正与工正的传统看，臣正系统更讲正，工正系统主要关切治。也就是说，从政治发生开始，这两股力量其实一直存在着，并且从一开始就有冲突，所谓颛顼与共工争为帝，也可以理解为两种不同的政治传统在文明揭幕之初就有冲突。只不过，早期文明的发展程度限制了工正系统占据上风。但当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当政治关切的重心必须从正转向治的时候，工正传统必然会占据上风。传统中国政治，学界习惯以外儒内法来界定，笔者用斯文重建来认识。从两个传统角逐的角度看，斯文重建的过程，同时又是工正传统隳坏的过程。笔者判断，宋代是斯文重建完成的年代，同时又是工正传统丧失殆尽的年代，常行法制正式让位于体现权力意志的各种变通条例。另一面，则是新儒学的兴起，臣正系统重回政治主流。不过，宋以后的中国并不强大，元、清都是异族统治，究竟臣正传统可以强国，还是工正传统可以强国，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