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既往的研究，将萨满主义与礼乐文明相对立，实际上没有注意到萨满主义其实有它自身的复杂性，萨满主义不是单纯的巫师文化，萨满主义的母体，也可以开出礼乐文明。萨满主义的研究者注意到，萨满教中有所谓巫统、血统的分疏，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巫师文化，大概指的只是巫统的一派，认为礼乐文明与萨满主义相对立，也只是与这一派相对立。但若完整地理解萨满主义，将其中血统文化也纳入考察的范围，认识就会根本转变，因为所谓礼乐文明的核心，正是基于血统的所谓祖宗崇拜。没有祖宗崇拜，对祖先无任何祈求目的的周祭之典不可能建立，商后期礼典的形成也就是无稽之谈。《祭统》讲“礼有五经，莫重于祭”，这个祭不是指的有条件的互惠的祭祀，而是无条件的祭祀。而这个无条件的祭祀又以对祖先的祭祀最为重要。没有重血统的祖宗崇拜，礼乐文明的基础就发生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所谓文明特质的萨满主义与礼乐文明之争，依然是巫统与血统之争，本身并没有超越萨满主义藩篱。

在持萨满主义文明特质论者的论说中有一个论点，礼乐文明说者始终未能给以很好的回应，即商王为大巫的观点。卜辞中的商王确实有类似巫者的行迹，如王参与占卜，还有王会跳舞祈雨，这些在既有的学术话语中都指向商王是一个大巫。但若将其置于萨满主义存在巫统、血统分疏的框架中，认识可能就会不同。研究满族萨满教的学者已指出，满族祭祀有家祭与野祭的不同，其中都有舞蹈，但舞蹈的形式不同，

家祭是规范了的几种典型舞步：原地跳动、走棱字步、旋迷勒（即转圈），萨满腰铃、抓鼓等神器的运用也只限于神坛前。大神的舞蹈动作完全由所请的神祇来定，所持神器也要因“神”而定。

如果承认商代文明也存在巫统与血统的分疏，那么商王跳舞，就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事情。事实上，卜辞中除王舞外，还有多老［舞］, “贞，勿呼多老［舞］。癸卯卜，品贞，呼多老（舞）……”（合16013）。老相当于贵族元老，即《易经》离卦三爻讲的“大耋”。卜辞还有子舞，“子弜叀舞戉，于之若，用”（花东206），子卜辞之子，其身份学界有不同意见，笔者判断就是国子、诸子等。无论是老还是子，恐怕都不能说是巫者。

《周礼》也有国子舞蹈的记载，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大夏》《大濩》《大武》”，这些舞，既可以祀天神地祇，又可以享先妣先祖，既可于冬夏二至用于圜土、方丘，又可用于宗庙之中。另外，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大胥“掌学士之政，以待致诸子。春，入学，舍采合舞……以六乐之会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韎师“祭祀，则帅其属而舞之”，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属焉。凡祭祀宾客，舞其燕乐”，龠师“掌教国子舞羽吹龠。祭祀，则鼓羽龠之舞”，司干“掌舞器”。《周礼》是讲百官之职的书，其中未言及王，但王若有舞事，其舞服舞器，当有人掌供。因此，笔者推断，作《周礼》的时代，王不再跳舞了。不过，并不能据此说商王舞商王就是大巫，且不论《周礼》的时代较晚的问题，其中关于国子诸子的舞蹈的记述，当系继承自商代，凭此可以判断，商代的舞蹈并非为巫者所独占，贵族也可以舞。所谓四方以舞仕者，恐也未必就是巫师。如果将商王视为国子、诸子的大宗，他跳舞祈雨，也不能说就是在行巫者之事。满族萨满教中的家祭也有舞蹈，与巫师的舞蹈本相区别。所以据商王有跳舞祈雨之事，就判断商王是一个大巫，根据并不充分。

以王占卜判断商王为大巫的证据更不充分，据前所论，占卜事实上是让巫师放弃昏迷巫术、对其进行改造的一个手段，王占卜何以见得商王是大巫呢？子也占卜，难道都是巫师？

研究满族萨满教的学者还指出，家祭与野祭的祭祀地点也有差别，“家祭主要在室内，野祭主要在户外”，这一点在卜辞中似乎也有迹可寻。学者指出，“历组卜辞常见问卜是否‘易日’，易日后才举行祭祀，这种现象并不见于花东卜辞，或许其代表着花东卜辞的祭祀是在室内进行，而历组岁祭主要在露天的室外举行，故才关心是否天晴”。子卜辞之子，笔者判断就是《周礼》中的国子、诸子那些人，他们都是重血统的人，故其祭祀都在室内，属于家祭范畴，而历组卜辞的祭祀则当是野祭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