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美吟》：林黛玉的历史指向

一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之极品，其思想和艺术之幽远博大，都是难以穷尽的。其女性观之超前性，是其达于这一高峰的重要原因。它从封锁了两千年的封建主义的文学牢笼中断然越狱，第一次对女性的所有问题进行了一次全面翻案，试图由此对中国的人史进行一次大颠覆，显示了重写中国人史的历史大趋势。

且从《五美吟》说起，见于第64回，回目为《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西施

一代倾城逐浪花，吴宫空自忆儿家。

效颦莫笑东邻女，头白溪边尚浣纱。

虞姬

肠断乌骓夜啸风，虞兮幽恨对重瞳。

黥彭甘受他年醢，饮剑何如楚帐中！

明妃

绝艳惊人出汉宫，红颜薄命古今同。

君王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畀画工？

绿珠

瓦砾明珠一例抛，何曾石尉重娇娆！

都缘顽福前生造，更有同归慰寂寥。

红拂

长揖雄谈态自殊，美人具眼识穷途。

尸居余气杨公幕，岂得羁縻女丈夫。

深入研究《五美吟》，下列几个问题是必须先弄清楚的：

（一）这5首诗吟咏的是5个历史人物吗？答曰：不是。所吟五女，都不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也不是民间传说人物或某个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而是历史人物、传说人物和文学人物的复合虚构体。“真作假时假亦真，无为有处有还无。”是的，林黛玉说，她曾在“古史”中看到这些女子的“终身遭际”。但是，林黛玉是谁？历史上“实有其人”吗？她本身就是曹雪芹虚构的一个文学人物，她笔下的这5个女子，实在和《琵琶记》里的蔡伯喈、《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苏小妹三难新郎》里的秦少游等文学人物一样，只是借用某个历史人物的姓名或某一事迹的框架作素材，她们的史迹、传说或文学描述，则完全由林黛玉取其所需，使之各尽其能。比如西施，是历史人物还是传说人物？就说传说中的西施吧，其结局就有喜剧（吴亡后西施重归范蠡，飘然而去）和悲剧（沉于江中）两类，是对立的。红拂亦复如此，如果认定林黛玉依据的仅仅是唐传奇《虬髯客传》，那么，一些关键之处便难以自圆，红拂在这组诗的整体构思中也就无法取得她应有的地位了。

总之，林黛玉所吟的“五美”，均“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明乎此，我们便可以避免许多局限和干扰，完全将其置于少女诗人笔下加以研究。

但是，艺术虚构并不妨害这组诗的史论意义。因为诗中所吟五女毕竟是史书中有所记述的，林黛玉也是以史家的眼光、历史的向度构思这组诗的，她以历史的顺序为顺序，以先秦（西施）到楚汉（虞姬）到西汉（昭君）到西晋（绿珠）到隋唐（红拂），从封建社会形成期到封建社会进入鼎盛期的几个主要王朝都写到了。由西施发端，到红拂进入高峰，相当完整地展示了历史发展的轨迹（下文将予论述）。

（二）林黛玉说：在古代，她所吟的这类女子“甚多”，她仅从中“择出数人”来抒写，才做好5首，不想被宝玉看见，不容分说，题之为《五美吟》。这就是说，《五美吟》和《红楼梦》一样，也是未完成之作，已吟的只是隋唐以前的5个女子。其后，女性的悲剧更加惨重，北宋道学家提出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朱熹随之在漳州迫使女子裹小脚，女子小脚遂成一制；“女子无才便是德”也在明代出现了，女性从肉体到精神都面临着最冷酷的摧残，正被打入黑暗地狱之底层。同时，女性的反抗斗争、解放要求也随之产生并日益发展。林黛玉所说的“可欣可羡，可悲可叹”的女子甚多，是有其极为深厚的社会历史依凭的。揣其创作意图，也许有十吟二十吟，是不会止于隋末唐初的。她已吟的5个女子都是悲剧性的，其共同点是：被男权中心主义彻底物化、奴化、工具化。西施、昭君都成了帝王们政治斗争中的一个棋子，红拂早期的人生遭际也是很悲惨的：像潘金莲一样被活死尸式的男人（张大户和武大郎）所占有，那是怎样一种非人的屈辱和折磨！又如貂蝉，连姓名都被取消了，只以主人家的一件物品作名字，其象征意义之强烈是不言而喻的。不过，红拂已不同于她之前的几个女子，她已能主动地超越自我、冲决环境的束缚，积极寻求自身的解脱。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林黛玉的诗思中，是要写出更具悲剧意义、更勇于闯向解放、自由之路的女性形象来的。她将“可欣可羡”置于“可悲可叹”之前绝不是无所寄寓的。这种与诗中人物顺序相左的安排，是诗人心灵期盼的袒露。

（三）这组诗的背景如何？果然像林黛玉对薛宝钗说的那样，是“饭后无事”“胡乱凑”成的吗？当然不是。小说中有清楚的交代：在展示这5首诗前，薛宝钗就女子与文学的问题发了一通议论，她老调重弹，再次搬弄“女子无才便是德”，认为写诗填词只“不过是闺中的游戏”，像她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尤其无须追求文学才华。其核心似乎是宣扬恪守传统的女性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明末已经受到了否定。张岱就在《公祭祁夫人文》中对“女子无才便是德”持明确否定态度：“此语殊为未确。”但是，清儒石成金在《家训钞》中又将其搬了出来，大加吹嘘，奉为“玉言”。薛宝钗则步石成金之后尘，用以教训林黛玉。但林黛玉全然反其道而行之，偏借古代几位“有才色”的女子吟成组诗，赞美她们的才华与精神境界。可见这组诗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是有感而发的。明乎此，也就明白，为什么贾宝玉看了这5首诗“赞不绝口”了。

（四）一般地说，古代小说中的人物的诗文是不具备独立的思想和艺术价值的，比较好的，也只是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的组成元素。但是，《红楼梦》中的人物诗文是不能一般而论的。《五美吟》便是适例。

有文学欣赏能力的人都会注意到，《五美吟》展现了林黛玉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大丰富了林黛玉的性格内涵。读完这组诗，人们会有一种恍然大悟之感：林黛玉是一个柔中有刚的少女。但一般读者往往只注意到她的“满纸自怜题素怨”“韶华竟白头”“冷月葬诗魂”这样的和泪低吟，他们会毫不迟疑地赞同林黛玉的自评——她的诗“到底伤于纤巧些”，甚至会认为林黛玉开口无不带病态美。但是，这是一个完整的林黛玉吗？不是。她的确是经常哭得很苦的，但也颇有笑得极美之时；她是十分敏锐尖刻的，但也颇有随和宽厚之时；她是十分自尊的，但也有十分尊人之时；她是十分孤傲清高的，但也颇有随俗天真之举。就诗歌而论，她对史湘云的那些潇洒疏狂的诗句，不是连声叫绝，自愧不如吗？在她自己的诗中，不是也有“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的浪漫英爽之作吗？最令人信服的就是《五美吟》，这和她那20多篇凄婉之作形成了鲜明对比，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甚至可能使你产生一以当十之感。于是你不能不刮目重看林黛玉，注意到她那如同照水娇花、扶风弱柳的躯体里，还蕴藏着一股如此不同凡响的脂粉英雄之气。

二

《五美吟》是可以作为独立的组诗加以鉴赏的，其心灵指向、人文精神和审美标准，都可以和全书的主旨、整个脂粉英雄群像的主导创意相映生辉、相得益彰。举要而言，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女性方面和男权方面。

组诗是从女性视角入题的，女诗人首先是将其目光直接投向女性的惨淡人生史的。但她并未到此即止，她将整个小说所体现、揭示的人生悲剧、历史向度、人文关怀，都从女性的悲剧上再次喷发出来。

当我们鸟瞰二十四史的时候，我们总是强烈地感受到，这个世界似乎是专为男性统治者提供的历史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只见男人，不见女人，人类似乎是单性繁殖的。

女诗人考查了这部古史，她愤怒了，拍案而起揭露这部历史的伪劣性，以拨乱反正、重新审视历史的恢宏气魄，展开了她的诗篇。

西施是一位人人称羡的绝代美人，然而，她的人生命运却极端悲惨。她是中国女性悲剧的象征。越国的国王和大臣们惨败于吴王脚下，但他们却很快拿出了应急的新式武器——将自己治下的一个民间少女作为克敌制胜的法宝，施行“美人计”。这帮卑劣的“大男子”逼着这位少女走上了令人扼腕的人生之途——以色相去腐蚀吴王夫差。对于西施，这是无可奈何的，“不得已”三个字就这样写下了。王命不可违，加上挽救越国的百姓于水火倒悬的爱国使命，使她无法拒绝以身饲虎；然而，作为一个本该有美好人生的少女，却要在这场肮脏阴谋中去充当那么一个角色，她的内心是多么矛盾、痛苦！所以她最终以“沉江”结束了自己鲜花似的生命，借以解脱无法解脱的心灵矛盾和痛苦。为了强化这一悲剧，诗的后两句将西施与东施相比，东施是丑女，终身劳作，也许生存处境十分艰难，然而她生活中没有灵与肉的撕裂，没有煎熬自己的心灵的痛苦，她可以平静地度过自己的一生而无愧于自己和别人。两相对比，不是东施应该羡慕西施，而是应该相反。这就是《西施》所体现的女性价值观和人生观。

昭君和西施是有共同性的：她们都是被最高统治者逼上悲剧人生之路的，都被物化为政治斗争中的一个不光彩筹码。但昭君又有不同于西施之处：据说她是“自愿”出塞去匈奴“和亲”的。什么“自愿”，什么“和亲”，纯属政治骗局和历史欺诈！难道这个少女具有超前两千年的民族政策水平？出塞，对于她，显然是一条不归路，人生道路已绝，生命蓓蕾将在绝境中枯萎，何不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结合薛宝琴的《青冢怀古》，昭君出塞的悲剧性是十分清楚的，以一个少女的色相去进行“亲善外交”，算什么高明国策？对于身处这一政治交易中的少女来说，其悲剧性是毋庸赘言的。所以林黛玉在诗的后两句中，轻蔑而愤慨地向“君王”发出了斥问和声讨。

女子越是美好，命运就越不幸，这在封建时代是具有规律性的。男权中心主义是女性美的扼杀者摧残者，《明妃》体现了这一主题。

从根本上说，组诗中的5个女子都是未能蹚过男权河的女性，但各人蹚河的情况又是不同的。西施、昭君是被男权河吞噬的。虞姬是蹚了的，但蹚而未过，最终未能到达彼岸。绿珠则视这条男权构筑的人工河为神圣的天堑，她根本没有想到过自己可以蹚过这条河，在河水吞没她的时候，她没有挣扎，似乎自己就是被吞没的材料。林黛玉发现了这一绿珠现象——女性主体精神的彻底消泯。她哀其不幸，怨其不争。这表明林黛玉已经从传统女性的沉睡中醒来，她开始觉悟了。

绿珠的要害是女性奴隶主义，在男性奴隶主面前甘当驯服的奴隶。诗的前两句主要是对绿珠的启发、诱导，也是对历代男权主义者的逼问和痛斥。瓦砾和明珠象征女性。绿珠原是个色艺超群的女子，是一颗明珠，但石崇却视之如瓦砾——就像对其他家伎一样，劝酒时客不尽饮便杀一美人，竟有劝一客而杀三美人之事。这表明，在这个封建大官僚心目中，女人的生命是毫无价值的。但绿珠却在这个奴隶主面前贬低、践踏了自己的生命价值和起码人格。后两句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看待绿珠为石崇自尽？女诗人扼腕慨叹：你绿珠啊，不但为这个封建顽主而生，而且为他去死，你是否知道，这绝不是殉情，仅仅是殉主、殉葬；比之于西施、昭君，你更加可悲，因为你死于奴隶主们卑劣的窝里斗。你，只不过是他们之间暗斗的一根小小导火索。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十足的明珠暗投，彻底的生命虚掷，这就是你呀，绿珠！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一个人性趋向解放的黄金时代，把绿珠放在这个大文化背景上考察，绿珠是倒退了，林黛玉如此为之叹息是有其深沉的历史内容的。

有倒退也有迈进，这才是真实的历史。虞姬和红拂都是女性史上可欣可羡的迈进者。她们勇蹚了男权河，奋力蹚向她们理想的彼岸。

虞姬和红拂都出身底层人家，但她们投奔项羽、李靖，已经不再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向男人奉献自己的一切。她们没有按照女性的传统生活轨迹，无条件地充当“贤内助”。不，她们都对传统文化心理的沉重积淀有所反拨，看到了自我的人格、人生价值，主动地积极地进行了人生道路选择，与项羽、李靖并驾齐驱，共创大业。为此，女诗人为她们唱了赞歌。

林黛玉写虞姬，是为了塑造一个失败的脂粉英雄形象。

林黛玉是选择最能显现英雄本色的时刻下笔塑造虞姬的诗意形象的。四面楚歌，项羽陷入了绝境。这位不可一世的霸王失态了，先对他的战马，而后对他的爱姬连呼“奈何”，似乎曾与他并肩创业的女杰虞姬倒成为他的累赘了。可见在林黛玉的心目中，项羽并不是历史学家称颂的“失败的英雄”。

是的，在争霸时，他曾有过英雄的历史和霸气，但失败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显出英雄本色，反而丧魂落魄，唱出了一曲“奈何”曲，成为一个胜骄而败馁的懦夫、俗人。

面对此情此景，虞姬当作何感？在复杂的情感中，诗人突出了她的“幽恨”。就是说，突出她的临危不惧，犹能沉着反思自己在人生道路选择中的失误；但她并不怨天尤人，面对色厉内荏的楚霸王，她只有“幽恨”而已。真英雄当山崩于前而不变色，虞姬没有像项羽那样失态，而是对人生作了最后一次英雄式的抉择：“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李清照的诗句）她以抽剑自刎，作为自己人格的最终宣示，为自己树立了一座失败的女杰的雕像。（我们在林黛玉、晴雯、司棋、鸳鸯、尤三姐等人物身上，不是都隐约见到了虞姬的这种性格的闪光吗？）自然，虞姬的饮剑“楚帐中”或许另有寓意，它似乎表明虞姬最终并没有摆脱项羽另寻人生归宿。就说自刎吧，不是在乌江边，不是在沙场上，而是在“楚帐”中，这表明她蹚男权河的行动并未最后完成。这是虞姬的局限性，这给红拂留下了发展的余地。

《红拂》在《五美吟》中是具有“卒章显志”意义的，它将这组诗的主题推上了顶峰。红拂是“可欣可羡”的“有才色”的女子之冠。

诗的前两句赞红拂的高瞻远瞩、非凡见识，表明她的投奔李靖绝非偶然，也不是怀春少女的浪漫行为，而是有其认识和胆略基础的——她不但具有超乎寻常的政治才干，而且具有非凡的政治操作能力（比探春似乎略胜一筹）。后三句是对红拂果断行动的高度赞扬。传奇《虬髯客传》描写李靖接纳红拂时心存疑虑，问：“杨公权重京师，如何？”红拂成竹在胸，斩钉截铁地答道：“彼尸居余气，不足畏也！”黛玉采取了这一情节，其意义至少有二：（一）对貌似强大的杨素的垂死性、对自己和李靖正在崛起的新生活作出了雄辩的评估，令人不能不刮目相看。（二）举事之前，她有充分准备。《虬髯客传》写她投奔李靖后说：“妾侍杨司空久，闻天下之人多矣，无如公者。”林黛玉似乎也截取了这三句话。这表明她投奔李靖绝非盲目，而是经过长期比较、选择的。她选择李靖绝不是为了给自己找个“当家的”“终身依靠”，而是投奔英雄，共举大业，施展才干，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人生价值。所以林黛玉让她和李靖相聚时，不但表现了人格上的平等，而且显示了在才识胆略方面有高于李靖之处，对李靖有所点拨和鼓励（就像林黛玉常常对贾宝玉进行批评、教导那样）。李靖后来的大成功，自然是与红拂分不开的。在这一点上，红拂比虞姬又迈进了一大步。所以应该说：红、李相聚，是双雄会，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故而女诗人以“女丈夫”赞之。结句的诘问，则是从形式上体现“女丈夫”的气概。

就像《红楼梦》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但其题旨绝不停留在女性层面上一样，《五美吟》通过对5位“有才色”女子的吟唱，女诗人对男权中心主义进行了一次清算。

在整个封建主义的时代，男权中心主义对女性的角色设计与期待是什么？说白了，不就是面孔与子宫吗？封建专制主义权力与封建主义道德相互勾结，对女性进行了日益全面而严酷的征服，《孟子》所引《列子》的“食色，性也”，曾是古今许多男人喋喋炫耀的人生哲学警语。其实，这只是男人为男人而发的高论，是男人的专利，女人是被严格排除在外的（个别女皇和公主曾试图分享这一权利，但她们这种“侵权行为”不是被后人唾骂不已吗）。对此，薛蟠是说得很坦率的：在女子面前，男人不是乌龟便是大马猴。这是薛蟠以自身体验为依据给男人们画的一张标准像，如果要补充一点什么的话，大概就是杀人刀（例如武松杀嫂的那种刀）了。作为女性的征服者、占有者，经过两千年的漫长岁月，对女性的轻视、卑视乃至敌视，就总体而言，男权世界已被污染为一片污淖，封建主义的污泥浊水冲击着残存的人性，不但使男人积重难返，日趋野蛮、粗俗，女人也被大面积浸染，使一些女子由人变鬼，进入“国贼”之列。

曾有年轻研究者认为：女诗人林黛玉从战国时的吴越开始，对这段历史旧账进行了清算。她以其敢于将当代皇帝称作“臭男人”的反传统气概和悲愤的诗人之笔，列出了第一批“臭男人”的代表：越王勾践是个乌龟型的男人，他在互相残杀中不能战胜敌手，不但自己丢弃人格底线，去做奴仆，还以一个民间女子充当杀手去为自己夺回男人的面子和王位。从此谬种传播，“美人计”成为历代阴谋家惯用的无耻伎俩，不知毁灭了多少美丽女子的心灵和人生。难怪人们说：男权政治“是一只肮脏的手”！女诗人没有采取吴亡后西施重归范蠡的大团圆结局，而取西施被彻底毁灭的大悲剧结局，抒发了她深沉的历史喟叹。

楚霸王项羽则是一个精神萎缩型的男人，过去史学家们称之为“失败的英雄”，在林黛玉看来那是恭维错了。他胜骄败馁，根本缺乏英雄气质。失败袭来时，一筹莫展；与之并肩征战的忠勇伴侣，地位竟在他的乌骓之下。这怎能不使一代女杰虞姬心寒？在虞姬面前，此时的项羽根本算不上英雄，只是一个软蛋而已，虽然虞姬尚未进入脂粉英雄的最高境界。相比之下，黥布和彭越较之项羽更等而下之，只不过是两个人间丑物而已。虞姬为这些男权主义者树立了做人的榜样，使他们无地自容。

汉元帝刘奭则是一个花花公子型的男人，他将许多美人拘于后宫，但他却不但不给她们起码的做女人的权利，而且视若敝帚，自己用不着就扔给别人；他视少数民族为“夷狄”，却无力去制“夷”，而以后宫的绝代佳人去“和亲”。他和勾践们实为一丘之貉。他们都是造成西施、昭君悲剧的首犯、主犯。悲剧发生后，刘奭连承担责任的胆量都没有，是十足的“臭男人”，林黛玉岂能让他逃避罪责？

石崇则是一只色狼——凶残而好色的狼。他生时占有美女，死时亦不放手。在他身上，连一点残存的人性都难以看到了。绿珠落入他的手中，其命运可想而知。

杨素则是僵尸型的男人。僵尸而要霸占一个“有才色”的少女，可见他已冷酷丑恶到何种程度。所以女诗人创造（是创造）了一个生命力极为旺盛的女子形象，与之构成强烈反差；又创造一个正在崛起的男性英雄李靖的形象，再次与杨素形成强烈的对比，从而给腐朽的男权中心主义以五雷劈顶式的轰击。

总之，就像黄宗羲所概括的那样：至明清之际，这些帝王将相都是一些“离散天下之子女”, “以奉我一人淫乐”的“臭男人”。

“食色，性也”这张男权中心签发的专利证书，除了无条件地奉献给皇帝皇臣之外，同时还作为奖券分发给一些文人骚客。受宠若惊的文人们，纷纷充当起男权中心主义的吹鼓手、卫道者。他们污染了女性，也污染了文学和历史，故而亦在林黛玉的清算之列。

对于《五美吟》中的5位女子，文人们是南腔北调，各尽其能的，有褒有贬有捧有打。兹举要展列如后：庄子、李白、苏轼等大文豪，他们都异口同声地美化西施而丑化东施，都有一些流传广泛的诗文。但是从女性视角一看，特别是与林黛玉的人生观、女性价值观一比较，他们都会现出风流文人的轻狂原形，他们往往把玩弄女性的儇薄行径当作潇洒，他们在女子面前，往往是只见色而不见人的。王维还为西施“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称羡不已，情不自禁地暴露了自己的禄鬼国贼的隐秘心理。郑獬则为“美人计”高唱了赞歌：“若论破吴第一功，黄金只合铸西施。”罗隐在《西施》中似乎抒写了一点历史见识：“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但与林黛玉的史识相比，他几乎是“史盲”了。对虞姬，苏轼在《虞美人》中写道：“八千子弟同归汉，不负君恩是楚腰。”虞姬仅仅是个知“君恩”而图报答的“楚腰”吗？与林黛玉相比，则可以说他的诗是对虞姬英灵的亵渎。对于绿珠，七嘴八舌的文人更多。杜牧竟将绿珠与春秋时的所谓“失节苟活”的名女人息妫相比，把绿珠写成殉夫的烈妇。在这一点上，小杜和邢夫人、贾政诡称鸳鸯是殉主的义仆有多少区别？何溥步杜牧后尘，更将绿珠拔高一级，称其为“有珠之坠楼，侍儿之有节者也。”绿珠大有成了男权制下女性道德标兵之势。明代的李靖可以说是集男权中心主义和宋明理学之大成的诗人，他在《咏石季伦》中认为：石崇何必把一个女子看得这么重呢，“当时纵与绿珠去，犹有无穷歌舞人”。这位诗人与石崇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对于这些先后出现在男权河的浊流中的须眉俗物，对于中国男性史上的这种恶性微循环，曹雪芹怎能不让林黛玉把他们和刘奭、石崇们放在一起予以笔伐呢？

平心而论，作为“中国十一世纪的大改革家”的王安石（列宁语），他的《明妃曲》，与薛宝琴的《青冢怀古》的水平是相当的。他不但同情昭君的不幸，而且从“意态由来画不成”展开抒写，委婉地指出了汉元帝的昏庸是昭君悲剧的根源，见解是高人一筹的。欧阳修的《和明妃曲》二首与王安石相比，对汉元帝昏庸的批判是有尖锐的一面的：“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并且直率地写下了“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但是对王昭君（应读作“女性”）的态度，他却从王安石后退了。对于刘奭，他要昭君“莫怨春风当自嗟”，就怨自己运气不佳吧，不要怨天尤人。于是，沉重的历史悲剧被一笔勾销，女性悲剧的罪魁祸首被开脱了。说到底，王安石、欧阳修这些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他们的立足点在男权制上，他们关注的焦点只是君王而不是昭君（女性）的悲剧。在薛宝钗看来，他们已是“善翻古人之意”（第38回）的了，但是他们终究只在男权的手掌心翻来翻去，只在“传统的范围内反传统”（马克思语）。相比之下，林黛玉才是真有“不袭前人”之处的，是真正“命意新奇，别开生面”的（第38回）。她在诗中不但点了“君王”的名，而且以让步句式表明：她是无论如何不会让“君王”以任何借口掩盖历史真相、逃脱历史罪责的。

三

从西施那颗被两个国王摧残之余的孤魂逐浪逝去，到红拂冲决男权的罗网与李靖比翼齐飞，这就是林黛玉以诗笔描绘的中国两性关系史的进程，其中隐含的史鉴意义和前景构想，是怎么评价都不为太过的。

读完《红拂》，今天的读者是会义愤填膺的：在男女两性关系中，男人竟恶劣到如此地步——一个行将就木的老臣，却凭权势霸占一个蓓蕾似的少女，难道不该诅咒他一千次？但是，女诗人的立意绝非止于诅咒一个封建老朽。曹雪芹对于中国历史上两性关系的洞察是空前的，他不但要借黛玉的诗对于这个让死尸占有新生命的制度和中国男权的垂死性作出历史性的评估，而且，这一严正宣判不是由小说的男主人公贾宝玉完成的，而是由一个少女来完成的。这对人们尤具启发意义：这一宣判不仅在结论上，而且在方法上都是具有历史哲学意味的。从结论来看，她推翻的是一个历史铁案：男尊女卑。即使在极不利于女性发挥才能的古代，也有许多才色双全的杰出女子，曾创造过可欣可羡、可悲可叹的不寻常史绩，可见历史从来就是由男女两性共同创造的，女子绝不只是男人的一根肋骨、男人的附属物而已。曹雪芹在小说的第1回中即已阐发了这一思想。从方法来看，让一个在历史上往往被忽略的少女来推翻这个沉重的历史大案，这就等于向人们宣告：中国的两性关系史将要重写，旧的两性关系史将被推倒，新的两性关系将由女人与男人共同谱写。以往的历史多数只是历史学家的历史，而那些历史学家多数都是男权中心主义者，他们捉笔代刀，阉割、肢解、篡改了历史，所以他们所写的历史，不管是正史野史大半是假的，在两性关系方面尤其如此。试举一例便可明白真相：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有关楚汉相争的历史几乎完全照搬《史记》，但是在垓下之围这一段中，这位男性史学家却抡起板斧，把虞姬和霸王别姬的有关史实全部砍掉了。用心何在？无非是要告诉后来治国的男性统治者：女人误国！

“尸居余气杨公幕，岂得羁縻女丈夫”，这个史诗式的意象，既是针对正在消解的旧的两性关系而言的，也是对正在孕育新的两性关系而言的。可以说，红拂就是林黛玉，而林黛玉是以她和贾宝玉的关系为基本生活依据创造这一女性的诗意形象的。

西施、虞姬、昭君、绿珠都被男权河吞噬了，但红拂没有。这是一种历史预言：男权河不是不可逾越的，性沟将被填平，变为通途。所以，我们不妨将《五美吟》作为解读中国男女关系史的一串金钥匙。

婚姻中爱情的含量是检验一个民族进步程度的天然标尺。从这里，人们可以洞察两性关系的历史真谛。有人说林黛玉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麻木”。仅仅是“没有麻木”？这一估计是很不确切的。仅从《五美吟》来看吧，她并没有在传统的两性关系中继续沉睡，她的女性生命意识、主体意识和价值意识已经在复苏、上升，她在反思两性关系史中探索着新的婚恋境界。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她爱宝玉，但她绝不允许宝玉有任何小看她、欺负她、取笑她的言行，稍有此类言行，她便会拉下脸来，双眉直竖，尖锐还击，而且直到宝玉认错、赔罪、改正方止。她追求的是互相平等，互敬互爱。当她听到宝玉当众斥责史湘云的“混账话”而赞扬她时，她“不觉又惊又喜又悲又叹”，喜的是“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知心”“知己”，这就是她追求的婚恋准则。她绝不做婚姻的奴隶，绝不为婚姻牺牲自我。有红学家认为，宝玉的爱情是她生命的唯一支柱。从本质上说，这是片面的，不确切的。林黛玉的痛苦是心灵的痛苦、人生的痛苦，是整个时代女性的痛苦的某种体现。贾宝玉对于她，不只是一个可爱的男子，更重要的，是一个可信可靠的同心同志者。在《五美吟》中，她以抒写女性太多太沉重的历史教训为主，这种历史自然不能再重复了，她将自己的希冀凝聚于红拂的形象中。通过红拂与李靖的双雄契合，否定了男尊女卑式、夫贵妻荣式、才子佳人式、英雄美人式等种种旧式婚姻模式。就女性方面而言，她提出了女性美的新标准：“有才色。”就是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以及除了面孔和子宫别的均可忽略不计的女性价值观必须否定，因为它必然导致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不平等关系。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超越，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面对林黛玉们展示的这种两性关系的历史真相和前景构想，中国男子应该进行深沉反思，而不只是“大吃一惊”。如果只止于“大吃一惊”，那么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两性关系问题上是难以立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