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母形象素描

关于贾母的形象，已有很多论析，本文只对其性格中的新文化因素作一些素描式的勾勒。

一、从世界观、人生观方面看

贾母和凤姐一样，都直言不信神鬼不吃斋念佛，她们虽曾参与清虚观打醮、祷天之类活动，但是，她们已反复表明，那只是她们以打醮为借口，让平日出不得门槛的女孩们出去逛逛，消消夏而已。贾母在动员大家都去时说：“长天老日的，在家里也是睡觉。”经她一说，谁不要去？在逛时，贾母、凤姐一再申言：“我们不过来逛逛。”确实如此，这次打醮完全是一次郊游，而并非迷信鬼神和宗教活动。

第94回写怡红院枯了的几株海棠忽又开出好花来，众人都说“古怪”，闹得合府上下惊惊惶惶，怪论四起，但是贾母却力排众议，凭着她不信鬼神的基本观念和丰富的人生经验，对春花冬开现象作出了基本上是唯物的解释：“这花儿应在三月里开的，如今虽是十一月，因节气还迟，算是十月，应着阳春的天气，因为暖和，开花也是有的。”但一时正不压邪，说兆喜兆忧的人都有，贾赦竟公然抛出了“花妖”说，贾政也附和他。贾母当即指责说：“你们不许混说！”为了清除“花妖”说的影响，这位老祖母挺身而出，宣示：“若是好事，你们享去；若是不好，我一个人当去！”面对如此有理有据、有胆有识的老母，赦、政二人只得怏怏地走了。

第106回写贾母祷天，那是有特殊背景的特殊活动。大难从天而降，合府无一人能够分忧，对于老祖母来说，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谓“但有办法不说命，无可奈何方叫天”。何况在祷词中她是说了实话的：“我帮夫助子，虽不能为善，也不敢作恶，必是后辈儿孙骄奢淫逸，暴殄天物，以致合府抄检。”说得多么坦率。她并没有掩盖真相而祈求老天保佑。当然，我们不会把老太太拔高到唯物主义的高度上去，她是不可能扫除一切封建迷信思想的，当时的启蒙思想也没有达到这一高度，更何况一个封建家庭中的老祖母。

由于不信神佛，贾母是不求来世美好、死后进入天堂的。她追求的是现实的人间幸福、人生乐趣。她说：“我是极爱寻快乐的。”（第109回）她既不同于愚昧拜物的“老地主婆”、苦行僧的禁欲主义者，也不同于一味骄奢淫逸、暴殄天物的享乐主义者。她的生活情趣十分饱满而广泛，对于一切人生乐事，她都兴味十足。看戏、品诗、观画、听音乐、赏月赏雪、品茶饮酒、猜谜语、说笑话、游览园林美景、评说居家摆设、批评小说人物与服饰，她都颇有独特见识，处处透露出纯正的贵族气质。逛清虚观是凤姐出的点子，她是第一个热忱响应者；中秋赏月，王夫人认为夜冷风大，不宜在外边赏月，贾母却坚持要到凸碧山庄赏月，不但兴致最浓，而且最为尽兴。她的人生享受有两大特征：一是层次高。在享用生活物质时，从内容到形式，她都是着意追求精神化、审美化的（下文将说到这一点）。二是与人同享，而不是独享。大观园中的孩子们是她的一个重要的人生幸福之源，她常常有意识地置身于他们中间，和“孙子孙女儿顽笑”，从他们那里获取生活乐趣；同时，她又与他们共享人生幸福，而不是旁若无人，唯我独乐。以美食为例，作为一位高龄老人，她的吃有四大特点：第一，爱吃。她始终保持着很好的食欲，对于生命的第一需要，她很坦然，绝不扭捏。她适口为珍，并不只求山珍海味。在形式方面，她并不拘泥于陈规旧套，对贾宝玉提出的分食制，她也欣然表示赞同。第二，与人同吃。她吃她爱好的食物，总是想着这个又念着那个：吃红稻米粥，想着送点给凤姐吃；她爱吃红枣泥馅山药糕，也让人送点给秦氏吃；李纨、尤氏等等均得到此类关爱。有一次晚餐中她竟想到六七个人。对家人如此，对外人亦如此：刘姥姥来了，她没有忘记把自己的菜拣了给她和她的外孙吃；对演戏、吹笛子的小女孩，她也没有忘了给她们送节日食品去。最令她心情畅快的事，就是“看着多多的人吃饭”，仿佛别人津津有味地吃喝，比她自己吃喝更能使她获得美食的快感、美感。第75回写众人在她那里吃饭，她“负手看着”，觉得这是“最有趣的”，仿佛别人吃和她自己吃的价值是完全相同的。第三，善吃。她不是那种一味追求大鱼大肉的酒肉崇拜者，她已相当讲究饮食文化。螃蟹宴中，众人无不兴高采烈，但她没有忘记蟹味虽美，但性寒，不可多吃，所以她适时教导孩子们：不要因为好吃而多吃，“吃多了肚子疼”。两宴大观园时，凤姐、鸳鸯捉弄刘姥姥，拿大套杯让她吃酒，贾母适时阻止说：“说是说，笑是笑，不可多吃了，只吃一杯罢。”又关照刘姥姥：“慢些，别呛着。”这里边都是蕴含着饮食经的。综观她的美食观，主要是美在心上，而不只是美在口中。她总是在吃中追求心理上的满足，物欲的满足已退居次要地位。第四，审时度势，自我节制。她不是那种“穷吃”—“吃穷”，陷入享乐主义泥坑而不能自拔的人物。当贾府经济危机日渐显现时，她能主动以“克己”为原则，严于自律。她几次要各房把送给她的菜送回去。最后，她作了这样的归结：要能“享得富贵”, “也能受得贫穷”。她将自己的这一体验作为人生金箴传授给儿孙。透过这一切，我们看到了一位令人亲令人敬的中国老祖母。她的幸福观是进步的，是与时代精神同步的。“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在这里开始得到切实的体现。

人死观是人生观的重要内容、最后一环。贾母的死，虽不是前人说的那样“贾母之死也使人羡”，但她的死是体现了她的进步人生观的。她似乎已经领悟了人生的真谛，故能泰然面对人生的终结，没有死的恐惧。她曾对凤姐说过：人都是要老要死的，别人死了，只留下她们，岂不成了老妖精。所以面对死，她是那么大气，确是视死如归。临终前，她将自己天责范围内的事作了有条不紊的安排，面面俱到又轻重主次有别，爱憎体现得明明白白。但作为一个老祖母，她对所有的儿孙都是倾注了母亲之爱的，特别是散余资时，虽是有区别的，但又让所有的儿孙都得到了母爱的最后滋润。待一切该做的事都做好了，她便“脸变笑容”而去。她的死和她的生一样，是美的。

二、从伦理道德观方面看

母爱是贾母的伦理道德观的出发点、过程和归宿。诚如冰心老人在论女性时所说的那样：“上帝创造了她，就是叫她来爱，来维护这个世界。她是上帝的化生厂里一架‘爱’的机器。”贾母便是适例。唯其如此，她便常和以阶级等差为原则的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格格不入，难以相容。在矛盾冲突中，她不但没有“克己复礼”，处处恪守封建名教，反而对直接危害其母爱的旧礼教旧道德进行排拒、改良，越“礼”、破“礼”，她曾对贾政说：遇到难处，就该“越些礼办事”。这虽是在处理宝玉的婚姻问题时说的，但是带有普遍意义，是贾母对于“礼”的基本原则。在一次晚餐中，她让尤氏的丫头银蝶和尤氏等人一块吃饭，称：“等你们离了我，再立规矩去！”（第75回）就是说：在她这里有时候是无须那种老“规矩”的。黛玉进贾府后，她原拟将宝玉挪出去，让黛玉与她同住。但宝玉说不必挪出去，愿与黛玉同住一屋。贾母“想了想”，竟然同意了。作为封建贵族之家的老祖宗，她岂能不知男女“七岁不同席”的老规矩。这是男女“大防”，封建礼教的“铁律”，所以她要“想一想”。结果是：破掉这一礼。

在人际关系上，她借母爱之伟力，尽力填平“代沟”“性沟”。她的爱是襟怀宽阔的，不但有爱无类，而且常常逆旧观念而行之，把她的爱最大限度地倾注出来。她打破了“男尊女卑”的“天理”，她对凤姐的支持，对李纨的怜爱，对秦氏的喜爱，她把所有的贾府孙女都安排在自己身边亲自教养，而且调教得很出色，对湘云、黛玉亦复如此，女孩儿们都是她的“心肝儿肉”。就是对远房穷本家的四姐儿、喜鸾，亦无两个标准。她八十大寿，两个女孩来拜寿，她对她俩如同家里的姑娘一样看待，为防止家人歧视她们，她说了一段极为严正的话：“我知道，咱们家的男男女女都是‘一个富贵心，两只体面眼’，未必把她俩放在眼里。有人小看了她们，我听见了可不依！”她那个时代，本是以富贵取人的时代，而贾母却深恶之痛绝之，并反其道而行之，不但反复叮嘱，而且层层落实，一丝不苟。对此，不管人们作怎样迂曲的“分析”，都是难以否定其博爱情怀的。

她常和小儿女们共创共享人生欢乐，和青少年们相处得那么融洽、亲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能多方设法填平代沟、性沟，而且善于以身作则，不让自己成为小儿女们寻求欢乐的障碍。螃蟹宴中，因风大，王夫人让她不要久留，她想的却是小辈们：“我怕你们高兴，我走了，又怕扫了你们的兴。”芦雪庵诗会时，因天冷风大，没有请她参加，但她却自个儿来了，一到场就发表声明，反复强调说“你们只管照旧玩乐吃喝”, “我也来凑个趣儿”。她要大家：“就如同我没来时一样才好，不然，我就走了！”她把自己视为她们当中的一员。为了创造欢乐的氛围，她甚至以自己幼时的隐私和头上的伤疤说笑逗乐，莲舌生花，令人解颐！每遇贾政等老爷们在场妨碍孩子们身心自由时，她总是适时地把他们支开，然后对宝玉和姑娘们说：“你们乐一乐罢！”“让姑娘们乐一乐！”于是众儿女立刻欢跃起来，“如同开了锁的猴儿一般”。这开“锁”的人就是贾母。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有时她竟故意不让贾政们离开，而要他们也参与娱乐活动，甚至要贾政当众说笑话，说不好还要挨罚。贾政说笑话，这本身就是个大笑话，乐得小儿女们心里直痒痒。在和小辈相处中，贾母不但不倚老卖老，作威作福，而且在自己有失误时，不管和谁有关，她都能及时公开认错，并且切实纠正疏误。这种精神境界，有力地消解了古稀老母与青少年之间的代沟。对于家教，她是断然反对贾政的棍棒教育法的。贾政往死里打宝玉，在贾政看来是大义灭亲，是严父教子，但贾母却愤然抗争，如同母狮一般凶猛，绝不苟同。这中间体现的原则是：母爱是不顾一切的。她敢于冲决“夫死从子”的“天理”，对贾政大发雷霆之怒。她的话中有一句尚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关注，她责问贾政：“你说你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怎么教训你来着！”这句话很含蓄，但像一个掌心雷一样有力。个中详情，小说中没有正面交代，但有侧面补笔，赖嬷嬷曾对宝玉说：“……当年，老爷小时挨你爷爷的打，谁没看见的？还有大老爷，也是天天（挨）打。”这说明，其一，在贾母看来，“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原则是失败的；其二，当年作母亲时，贾母就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从无情的棍棒下拼死救出儿子；其三，贾政贾赦们有什么资格摆出光宗耀祖的面孔来？这不但补出了贾母的母爱史，而且表明她的母爱是恒久的、发展的。正是这样的母爱，为宝玉黛玉等人的叛逆性格筑起了一道挡风挡雨的墙。

婆媳关系是封建家庭中最复杂难处的人际关系之一，婆媳往往是对立的。媳妇们总是左右支绌，动辄得咎，终日如履薄冰，甚难做人。但贾母却没有这种恶劣心态。她认为家常过日子，婆媳原该和和乐乐。对于大小媳妇，她从不念紧箍咒，而是施以母爱，连年轻媳妇们羞于启齿的闺中情怀，她都想得周全，安排妥帖。中秋之夜，尤氏陪她一会儿，她就叫尤氏回去与贾珍“团圆”去，尤氏说她要陪老太太一夜，贾母说：“使不得！你们小两口儿，今夜也要团团圆圆的，如何为我耽搁了！”元宵之夜，她对贾蓉说：“蓉儿，你和你媳妇坐一处，倒也团圆了。”被抄家后，贾赦、贾珍去服刑前来向贾母请安，贾母也没忘记关照：“你两个且各自同你们媳妇说说话儿去罢！”母爱在这里已有了重视人性的深度。虽然贾母没有理论语言，但就实质而言，她的言行是与王夫之、戴震等人的思想同源的。她引导了人的正常情欲的复苏，为母爱增添了新的历史因素。对于大小媳妇，她也有批评指教，但基本上是慈母式的教导。不过，当已经蜕化为男权奴隶的邢夫人为贾赦谋求人财两得，阴谋讨鸳鸯作妾，充当说客时，贾母忍无可忍了。对贾赦，她认为是糟蹋人家女孩子；对邢夫人，她是极严峻的，上纲上线，直捅本质：“你替你老爷说媒来了？你倒也‘三从四德’，只是这‘贤惠’也太过了！”“三从”“四德”“贤惠”本是封建妇德最重要的规范，但这些都成为贾母讽刺的对象。这就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贾母的母爱并不是无原则的溺爱和没有历史内容的糊涂账。它表明，曹雪芹已让贾母突破某些樊笼，不再在传统的范围内反传统，已经开始超越传统的樊篱。这是具有历史震撼力的。

毋庸讳言，贾母对宝玉、黛玉是有所偏爱、溺爱的，但这是有其具体而深刻的原因的：一是宝玉生得奇特，引起她的特别垂爱；二是宝玉酷似她早逝的丈夫，黛玉是她最疼爱的女儿贾敏的唯一遗孤，对于一个老年寡妇、一个隔代老妇人来说，她要寻求爱的宣泄渠道，自然要把双重的爱转移到宝、黛身上；三是宝玉是她亲手抚养大的，他和黛玉都很孝顺贾母，她自然要格外施爱于他们。这原是很自然的。

贾母的母爱并不是以宗法血亲关系划界的，她的母爱已泛化到了她所能达到的范围，可以说，已达到了“情不情”的程度。对于她遇到的每一个孩子，她均表现出爱怜之心。对身边的丫头鸳鸯、晴雯、傻大姐等，她无不疼爱，见到秋纹身体瘦弱，便生爱怜之心：“可怜见的，生得单柔！”对刘姥姥的外孙板儿，对演戏、吹笛子的小艺人，她都施以关爱。清虚观的小道士冲撞了女眷，遭到凤姐的打骂，贾母闻知，忙道：“快带那孩子来，别唬着他！小门小户的孩子，都是娇生惯养的，哪里见过这个势派？倘或吓着他，倒怪可怜见的，他老子娘岂不疼呢？”她照例作了一番具体的叮嘱、安排。没有一颗博大的爱心，是不可能达到这一境界的。

爱幼和敬老是一体的，是母爱的两翼。对刘姥姥，贾母一见如故，一声“老亲家”的招呼语，就把她和刘姥姥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一个是一品诰命夫人，贾府的老祖宗，一个是从乡下穷困农家来告穷的老农妇，其地位本是天悬地绝的，但贾母总是主动问长问短，诚心夸奖刘姥姥，同时，又诚心自嘲自贬，不矫不饰，恳切诚挚，使人如坐春风，感受到了人间之爱的温馨。对李婶、族中老妯娌乃至张道士、王太医等老辈人，贾母均表现了尊老之情。

三、从婚姻观和女性价值观方面看

对宝玉择媳之事，贾母反复强调：她的标准是婚姻当事人的模样儿、性格儿，而不是出身高低、富贵与否，甚至特别指出：“不管她家根基、富贵”,“就是那家子穷，也不过帮他几两银子就完了”。姑且不说这是否是针对皇商薛家说的，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择媳标准是闪烁着时代精神的。她首先考虑的是当事人自身，而不是家族状况与利益、婚姻的政治影响和义务，封建婚姻最重要的标准“门当户对”也被否定了。不管贾母是否具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但其反传统的基本倾向是鲜明的：对于把迎春嫁给有权有势的孙绍祖家，她是反对的；第84回写有人来贾府说媒，说张老爷家“富贵双全”，但张家小姐性格儿不好，贾母当即断然否决了。

婚姻观历来是与女性观直接相关互为因果的。在女性观、女性价值观方面，贾母常是别开生面，与流俗迥异的。

与“男尊女卑”观念相反，贾母对女孩儿始终是疼爱有加的。她说得很清楚，对儿女辈，她最疼爱的是女儿贾敏，而非儿子贾赦、贾政。有时，即使是宝玉亦莫能外，她把宝玉看都未给看的两件陈设品给了宝钗，她把宝玉也没让穿的凫靥裘斗篷给了宝琴，她把孙女们都放在身边亲自教养，使她们有了爷们不可企及的优长之处，“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并非泛语。贾政说：“老太太实在真真是理家的人，都是我们这些不长进的闹坏了！”政老爷此语倒说到了是处。持家是母亲之天责、本能，贾母有一整套持家方略，突出的特点是：抓大放小，一生唯谨慎，大事不糊涂。关键时刻，她总是挺身而出，独当一面，显现出大家风范。可以说，她是中国母亲持家风范的集大成者。到了老年，她坦然追求现实的人生享受，但她又能瞻前顾后，能上能下，没有陷入享乐主义之泥坑。当贾府总危机爆发时，她说：“是我早知道了的。”人们都抱怨凤姐惹祸，但贾母不这么浅薄，她一直认为“那些事原是（他们）外头闹起来的”，是“他们爷儿两个”干的勾当。贾府被抄，老少爷们一筹莫展，凤姐病重失势，唯她于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挑起持家重担，说：“只好我替你们打算罢了！”她将“做媳妇时到如今积攒的东西都拿出来”，让全家人能活下去。但作为持家老母，她并未忘记历史教训和对于爷们的警惕，散余资并非天女散花，而是向女性方面倾斜的，以防爷们再度挥霍。散余资后，她并没有“知道穷了，就着急的要死”，她把人生穷通看得很透，所以能处变不惊，从容应付。

贾母不但自己是持家能手，而且还积极支持孙媳凤姐、孙女探春持家，贾府的“脂粉英雄队”的形成，显然是贾母直接培养和支持的结果，是她的女性价值观的体现。

对于贾政逼着宝玉读书做官，她是大不以为然的。她明确对张道士说：“他（指宝玉）老子逼着他念书，生生儿的把个孩子逼出病来了。”同时，她却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黛玉一来，她便问她念什么书，对见多识广的宝琴一见就十分喜爱，她曾不无炫耀地对刘姥姥夸奖惜春会画画。到了潇湘馆见到案上设着笔砚，书架上放满了书，刘姥姥以为是哪个哥儿的书房，老太太笑指黛玉说：“这是我外孙女儿的屋子。”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对于女孩儿们的诗歌创作和欣赏活动以及各种游艺之事，她都给予热忱的支持、鼓励和赞助，在她那里，“女儿本分”论、“杂书坏心”论等等是没有踪影的。对《牡丹亭》《西厢记》等戏曲艺术精品，她不但自己十分欣赏，耳熟能详，而且也让女孩儿们欣赏。行酒令时，黛玉急不择言，说出了《西厢记》《牡丹亭》中的句子，宝钗不但当即予以警示，随后又加拷问，但贾母却并不在意。由于她艺术欣赏经验十分丰富，为了不让天真纯洁的孩子们受到精神污染，对《凤求鸾》这类低级、庸俗甚至包藏祸心的作品，她是禁止的。她坦言，有时为了解闷，她也听几句，但孩子们一来，“就忙着止住了”。她不但让孩子们知其坏，而且让他们知其所以坏。她指出：“这些书就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她还指出：“把人家的女儿说的这么坏，还说是‘佳人’，编得连个影儿也没有了。”就是说，这些作品从内容到艺术，都是低劣的，是胡编乱造的。她还尖锐地指出：编这种书的人，有的是心理阴暗的，是有见不得人的目的的。应该说，这是所有有责任心的母亲的共同心声。

四、从审美观方面看

母亲是生命的孕育者，也是美的培育者。贾母正是这样一位生命之花、人生之美的孕育者、赞赏者和呵护者。不管对自然美、艺术美，还是对女性美，她都充满兴趣并有非凡的鉴赏力。

女性是人类自身美的重要载体，是人类自我审美的主要对象。但是封建社会的总的原则却是抹杀、扼杀女性美的，对女性美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态度。

王夫人是一位被男权中心主义文化腐蚀了的母亲，她对女性美的态度和贾母是完全对立的。晴雯是自幼即被贾母喜爱和赏识的丫头，但是，她的标致、伶俐、巧手、巧嘴、爱强、会打扮等，在王夫人心目中都是丑的，甚至是罪恶，她悍然声称“我一生最嫌这样的人”，并且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袭人说得倒明白：“太太只嫌她生得太好了。”“太太是深知这样美人似的人，心里是不能安静的，所以很嫌她，像我们这样粗粗笨笨的倒好。”这确是王夫人对女性美的基本观点、基本态度的概括。在她那里，美的就是丑的，丑的却是美的；美的要毁灭之，丑的要赞美之。由此可见，她的心理已阴暗到何种地步！所以，迫害了晴雯之后，她又绞尽脑汁，对晴雯进行恶毒的诬陷，借以欺骗老太太。但是，老太太还是说：“晴雯这丫头，我看她甚好，言谈针线，（别人）都不及她。”对于王夫人所说的晴雯“变坏”了，老太太是持怀疑态度的。

对宝琴之美，贾母是极赏的。当宝琴披着凫靥裘斗篷出现在雪坡上时，身后又有个丫头抱着一瓶红梅。贾母一见，立刻发现了这个人物美和自然美完美结合的画面，忙向众人说：“你们瞧，这雪坡儿上，配上她这个人物儿，又是这件衣裳，后头又是这梅花，像个什么？”经她一指点，众人立刻明白，都说：“就像老太太屋里挂着的仇十洲的《雪艳图》! ”贾母却摇头笑道：“那画的哪有这件衣裳？人也不这样好。”人们自然不会忘记，这生活中的《雪艳图》之所以比画更美，是与老太太的培育和发现直接相关的。对其他姑娘，她的基本态度亦无不如此。

贾母反对爷们的骄奢淫逸，暴殄天物，但这绝不妨害她对正常生活中美的追求，她十分关注对女孩儿的爱美之心和审美能力的培育，为黛玉的潇湘馆换窗纱、为宝钗重新装饰居室都是显例。对于宝钗那种丧失少女的爱美热情、缺乏生命光彩的“素净”“俭朴”，她是难以忍受的。面对宝钗那近于寡妇式的居室，她摇头直言：“那使不得！”她认为：“年轻的姑娘们，屋里这么素净，也忌讳。”读者极少看到她对女孩儿作如此直言不讳的批评。接着，她又讲了她的居室美化原则：“要很爱素净，少几样倒使得”, “只怕俗气，好东西也摆坏了”，要“又大方又素净”。而且又不用重金现购：“有现存的东西，为什么不摆呢？”也就是说，宝钗居室那样素净是违背正常生活之理的，不能容忍的。所以她当即吩咐按上述原则，取几件装饰品来，替她装饰。她还现身说法，要姑娘们学会收拾、美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游大观园时，李纨送来一大盘菊花，贾母首先自己拣了一朵大红的簪在鬓上，又忙回头招呼刘姥姥：“过来戴花儿！”真是英雄老去心犹健，风流不让小儿女。

对于自然美和艺术美，贾母均善于发现之、欣赏之。对于天上人间诸景俱备的大观园，她常领着人们去游览，而且常游常新；她深爱在那美妙的情境中欣赏艺术美，使自己进入完美的艺术欣赏境界，获取最美妙的艺术享受。听音乐，她指出：在藕香榭中隔着池水听，效果最佳。因为通过一池碧水的过滤，音色更纯净、乐声更清亮了。中秋赏月，她提出：必得去凸碧山庄。赏月时，她说：“如此好月，不可不闻笛。”她很善于将大自然中的良辰美景和艺术美交融为一体。继而她又补充说：“音乐多了，反失雅致。”于是她提议只吹奏笛子；吹奏时要远远的慢慢的，以此美声来陪伴人们赏月。为培育演奏者饱满的艺术情绪，她又让人送去月饼、热酒。当艺人进入角色。笛音从桂花树中呜呜咽咽、悠悠扬扬飘来时，贾母亦渐入佳境，超越了人间的功利，进入忘我的艺术欣赏之境。与其说她是在欣赏，不如说她是在参与一次音乐美的创造活动。第54回写她让芳官唱《寻梦》时，她有意识地要在戏曲音乐伴奏艺术上进行改造、创新，结果，使得在场的人无不称奇道绝。已如上述，对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低劣之作，她是敏锐的，是不让小女儿们受其毒害的。

应该说，贾母的思想、精神境界，也是与她精于审美直接相关的。用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话说，就是：“在艺术欣赏中，自己也随着提高了。”

诚然，老太太是一位相当高雅的艺术欣赏者，但是，她对于通俗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很欣赏，她是一位民间艺术欣赏者、评说者，就如同她在生活中一样，能上能下，上下自如，体现了一个老祖母的艺术向度和雅量。雅俗相兼是她审美的基本原则，把雅和俗很妥帖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适合家庭成员中各个不同层次的人的审美需求，从而使艺术在家庭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活力，使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说笑话、猜谜语、行酒令等等，她都兴致很浓；对于太太小姐们很雅的酒令，她赞赏，对于刘姥姥的富有泥土香味的俗令，她也很赞赏。刘姥姥按照自己的生活编的令词，贾母听了，连连称赞，说：“说的好，就是这么说！”因为“本色”“通俗”也是一种艺术风格；在艺术形式艺术风格上，真正懂得艺术的人，总是主张百花齐放，以丰富多彩为贵的。给家庭生活，特别是小儿女们的生活带来多姿多彩的内容和色调，也许正是这位老祖母的审美观的落脚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