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1)

一九九一年七月底，妈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衰老了，身体也分崩离析地说垮就垮了。好像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不行了，连个渐进的过程也没有。

而妈可能早有预感。

妈去世后，唐棣学生时代的好友石晓梅对我说，六月份她来看妈的时候，就觉得妈明显地衰老了。妈去拿笔记本，想要记下晓梅的电话。可是刚拿出笔记本就茫然问道：“我拿笔记本干吗？”

晓梅说：“您不是要记我的电话吗？”

就是这次，妈伤感地对晓梅说：“我再也看不见唐棣了。”

晓梅说，以前妈也常说这样的话，但她从未介意，因为上了年纪的人常有如是之说。可是这次，妈再这样说的时候，晓梅觉得她是真的再也看不见唐棣了。

一九八七年妈得黄疸性肝炎以后，我每半年带她做一次B超，检查她的肝、脾、肠、子宫等等，医生每次都说她什么病也没有，一定能活到一百岁。

我虽然不敢奢望妈活到一百岁，我想她活到九十岁、九十五岁，是不成问题的。

我这样盲目地乐观，还可能是因为妈太自强、太不需要我的关照，什么事都自己做。就在一九八七年秋天因为黄疸性肝炎住进医院的前几天，她还自己步行到魏公村口腔医院看牙呢；

就在妈去世前的五六个月，还给我熬中药呢；

就连胡容都看出，一九八四年唐棣走后，妈老了一大截。一九八七年得了黄疸性肝炎后，又明显地老了一截。而我却总是看不到妈的衰老，我对她的关心，是不是连外人都不如？

医生的良好祝愿正中下怀地鼓舞了我、欢愉了我，从而也麻痹了我。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从而忽略了妈毕竟是八十岁的老人，以致我大意失荆州。这可能也是造成妈过早地去世的原因之一。

而且我那时不知为什么愚蠢地认为，那个半年一次的B超检查，就是妈整个健康状况的鉴定，既然做B超的医生说她什么病也没有，她就真是什么问题也没有了。我现在悔之晚矣地悟到，其实B超了解的只是腹腔方面的情况，其于心、肺、脑方面的情况还是一无所知。以我的智力，这本是略动脑筋就能想到的事，然而我却没有想到。

我算是大不孝了。

妈年事渐高以后，我并没有经常守在她的身旁，而是把她丢给小阿姨，或游走异国他乡、或应酬交际、或忙于写作、或去陪伴我的先生……以为有小阿姨在她身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尽管现在我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把妈的一点骨灰带上，可这还有什么用呢？在她老迈力衰，最需要我在她左右的时候，我却把她远远地丢下了。

一九九一年七月初我到黑龙江大庆采油七厂采访，她比我哪一次外出都更想念我。听小阿姨说，她不断地说：“张洁快回来了，张洁快回来了。”好像在为无人照应的自己鼓劲。

可是我在大庆给妈打长途电话，问她各方面情况如何的时候，她老是说：“没事，挺好的。”

有一次妈便结得特别厉害，急迫地念叨着：“张洁要是在就好了，张洁要是在就好了。”而我却远在大庆。

多少年来都以为妈的便结是老年人的通病，后来才知道，那是由于她的脑垂体瘤已经影响到了她的内分泌系统，从而影响了身体各系统的功能的缘故。

妈从不要求我的关照，从不抱怨我在她八十岁的高龄，还总是大撒手地把她丢给小阿姨。

妈终于禁不住对小阿姨这样念叨我，一定是因为身体异常不适，有一种到了紧要关头的直觉。

我在黑龙江呆了不过十几天。一到家就发现，短短十几天里妈就颤颤巍巍地塌了腰。走起路来磕磕绊绊，举步维艰，两只脚掌嚓嚓嚓地磨蹭着地面。裤带也常常忘了系，吊吊地拖垂在衬衣下摆的外面。

妈再不是那个不管什么时候都利利索索的妈了。

可我还是想不到，或不愿意那么想：妈是不行了。我还以为，或我宁愿以为她不过是在懈怠自己。

我说：“妈，您怎么这样走路？好好走。”

或者我在内心深处已模模糊糊地感到，妈也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尽管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妈能活到九十五，但是为什么一见妈那样走路我就心里发紧？我心里越是发紧，却越是轻描淡写地对妈说：“妈，好好走。”

妈就抵赖、隐瞒、解释着，说她脚底疼，或是鞋不合适，或是刚睡起来、刚坐起来，腿脚还没活动开……

也许妈心里早就明白，否则为什么老是找出各种理由来蒙混我，也蒙混她自己——那可怕的结局不可避免地快要到来。

那个时候妈大概就知道她已经不行了。可是她不肯对我说实话，她怕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一直是互相搀扶才挣扎过来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组成的这个队列，即将剩下我一个人了。

所以妈的抵赖、隐瞒、解释里，总含着隐隐的歉疚。好像她不但不能再扶我一把，反倒把我一个人丢下，让我独自在这实在没有多少乐趣，甚至苦不堪言的人生里继续跋涉、挣扎，是她对我的一种背弃。

妈的两只眼睛，总是老泪凄凄的。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听信眼科医生的话，妈的视力不好，是因为长了白内障的缘故。而白内障一定要在它的翳子蒙上整个眼睛后才能手术。我们不懂，不懂也没问个明白，为什么十几年过去，妈的视力差不多等于零了，翳子还没有蒙上她的眼睛？

有两次胡容来看妈，恰好我不在家。她应声开门之后竟看不清是胡容，问道：“你找谁呀？”

胡容说：“姥姥，您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妈说：“哎呀，听声音才听出来是你。”

到一九九一年更是出现了重影。妈常说，有时能看见两个我，有时半夜醒来，老看见屋子里有人，或有几个小孩子在乱跑。“刚开始我还挺害怕，后来就习惯了。”妈说。

现在，不用念医学院我也懂了，一个人的眼睛如果查不出别的毛病，视力却越来越差的话，就应该考虑是否是瘤子压迫视神经的缘故。可是却没有一个念医学院的眼科医生想到这一点。说他们是庸医恐怕不够公正，只能说他们没有想到。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位能够研究一下，一个视力已经近乎零的白内障患者，她的翳子还蒙不上整个眼睛，是否和脑子里发生占位性的病变，压迫视神经有关？如果那样，妈早在她还可以承受手术的年龄就做手术的话，我现在还有妈。

妈的左肩更加歪斜了。

妈左肩的歪斜，可能是从一九八九年开始的。那一年五月十三号我去意大利的时候还没有发现，后来我从意大利转往美国，并在一九九〇年二月把她接到美国的时候，突然发现她的左肩歪斜了。不过那时远没有一九九一年夏天歪斜得这么厉害。我说：“妈，您的肩膀怎么歪了？”

妈辩解说：“这是因为右手老拄拐杖的缘故，右肩老撑着，左肩就歪塌下去了。”妈几乎不拄拐杖，拐杖拿在她手里只是心理上的一种依赖，哪里是什么“右肩老是撑着，左肩就歪塌下去”。她只是不肯承认那是衰老的象征。在她辩解的深处，恐怕隐藏着对衰老无力、无奈的忌讳，更主要的是她知道我不愿意她老。

我老是一厢情愿地觉得，妈还是拉扯着我在饥寒交迫、世态炎凉的日子里挣扎、苦斗的母亲。有她在，我永远不会感到无处可去，无所依托。即便是现在，我看上去已经是足够的强大、自立、独立的样子了。只有妈深知，这不过是看上去而已。

妈也一厢情愿地想着她不能老，更不能走。她要是老了、走了，谁还能像她那样呵护我、疼我、安慰我、倾听我……随时准备着把她的一腔热血都倒给我呢？

随时，我的眼前都能现出妈住进医院的前一天，坚持锻炼的样子：手杖依旧横空地握在右手，她常说：“我不拄，我就是拿着它壮壮胆。”不管命运如何安排，她要以八十岁的老身奋力延缓着依赖他物、他人那个时刻的到来；

发卡胡乱地卡在头发上。稀疏的白发，东一绺、西一绺地四下支棱着。妈是极要体面的人，不管条件、情况怎样，她总是把我和她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可是，早晚有一天人人都会有的，那个力不从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双臂勉力地、尽快地摆动着，好像还在协调地配合着快速、利索，其实举迈已经相当艰难的双腿；

妈晃动着双臂往前挣扎着，满脸都是对生命力，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的不明不白、不甘不屈，以及在这毫无胜利指望的斗争中、心力耗尽后的空虚。

妈明显地食欲减退，吃什么都不香了。

而以前妈的胃口总是很好，饭量比我还大。更让人不安的是，我要是不给她夹菜，她就光吃饭。给她夹了菜，她就光吃放在饭上面的菜。我要喂她，她又不肯，就只好把她碗里的饭菜拌匀了让她吃。

吃饭的时候，眼睛茫然地瞪着前方，不知其味地、机械地往嘴里填着。端碗、拿筷子的手也颤抖得厉害，已经不能准确地把饭菜送到嘴里去。连端碗的样子都变了，不是端，而是用左手的食指抠着碗边，把碗夹在食指、拇指和中指的中间。我纠正她几次，可是没用，下次她还是那么拿碗。

妈的脑子里，好像什么都装不进去了。

妈终日倚在沙发上昏睡，任门户大开。

到现在，妈那昏睡的样子还时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特别是那一天，我走进她的房间，见她睡得简直昏天黑地。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干这干那，她也不曾感到丝毫的干扰。她那毛发日渐稀疏的头（妈的头发本来就少，但是不秃），枕在沙发的扶手上。那张沙发是我们经济上刚刚翻身的时候买的，式样老了一点。扶手比较高，所以她的脖子窝着，下巴自然杵在了颈窝上。嘴巴被杵在颈窝上的下巴挤得瘪瘪地歪吊着，气也透不畅快地呼呼有声。全身差不多摊放在沙发上，好像那不是一个有生命的躯体，而是没有生命的血肉。

妈不再关心锁没锁门，会不会丢东西；不再像过去那样，不

管谁，哪怕是我进门，也要如临大敌地问一声：“谁？！”

就是跟我到了美国，住在我任教那个大学区最安全的教职员公寓里，对公寓里其他人出入不锁门的现象，妈也总是放心不下，多次让我提醒他们注意锁门。我只是随口应承着，并没有认真去做。妈见没有成效，就“提醒”不止。弄急了我就会说：“锁门干什么，谁能来偷咱们或是抢咱们呢？咱们有钱吗？没有。公寓里的家具人家也不会要；咱们的衣服即便偷去也没法穿，尺寸不对。再说，咱们俩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不对那些歹徒的胃口，您就放心吧。”

妈一生处在无所依靠，不但无人保护，还要保护我的情况下，对门窗的严紧自然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情结。不过她在世的时候我并没有求其甚解，甚至觉得这种过度的谨慎纯属多余。直到妈过世以后，当我细细回顾她的一生的时候，才有些许的感悟。

就连妈平时赖以解闷的电视也不再吸引她了，虽然电视如她醒时那样总在开着。也不再暗暗地为我关心天气预报，因为我和小阿姨每日要在先生和母亲两处交替地来回穿梭。

既然我已身为他人之妇，就得谋为妇之政。晚上过先生那边去给他做晚饭，以及恪尽我其他的为妇之道；一早再从先生那边过到母亲这边来，所谓的陪伴母亲、服侍母亲，给母亲做一顿中饭，外带在电脑上打字挣钱养家。所以妈老是希望天气晴好，免得我这样窜来窜去地被风吹着、被雨淋着、被太阳晒着……提醒我及时地加减衣服。妈去世后，再也没人为我听天气预报，让我注意加减衣服，或是出门带伞了。

所谓的陪伴母亲也是徒有其名。满头大汗地进得门来，问一声安，和她同吃一顿早餐之后，就得一头扎进电脑。不扎进电脑怎么办？写作既是我之所爱，也是养家糊口的手段。

不知道为什么家庭负担那么重，常常觉得钱紧。家里难得吃一次山珍海味，又少着绫罗绸缎，更没有红木家具、纯毛地毯。一应家什尽量寻找“出口转内销”，力求别致而又花钱少。妈更没有给我什么负担，不但没有给过我什么负担，直到妈去世的那一天，还在倾其全力地贴补我。她的每一分养老退休金都花在了我们的身上。最后，她每月的养老退休金已有一百五六十元之多。

十多年前，当妈还没有这么多退休金，而我的月收入也只有五十六块钱的时候，以她七十岁的高龄，夏天推个小车在酷热的太阳底下卖冰棍，冬天到小卖部卖杂货，赚点小钱以贴补我无力维持的家用。那时候卖冰棍不像现在这样赚钱，一个月干下来，赚多赚少只能拿二十多块钱，叫做补齐差额。即卖冰棍或卖货的收入，加上退休工资不得超过退休时的工资额。但对我们来说，这二十多块钱，就是一笔很大的收入了。

只是在我有了稿费收入以后，妈才不上街卖冰棍、卖杂货了。记得我将第一笔稿费一百七十八块钱放在她手里，对她说“妈，咱们有钱了，您再别出去卖冰棍了”的时候，她瘪着嘴无声地哭了……

到现在，我的眼前还时常浮现出那些又大、又浓、又重、又急的泪滴。当时，妈坐在我们二里沟旧居朝北那间小屋的床上，那张床靠墙南北向地放着，她面朝西地靠坐在顶着南墙的床头旁……

但是好景不长，后来我们经济上稳定了，可是妈更操心了。

早餐也很简单，一杯牛奶、一个鸡蛋而已。一杯牛奶能喝多长时间？这就是妈盼了一夜的相聚。给母亲做饭也赶不上给先生做饭的规模，一般是对付着填饱肚子即可。比起母亲，先生毕竟是外人，我该着意行事。这也是母亲的家教，自己家里怎么苦，也不能难为外人。这和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莫教天下人负我的理论正好相反。而母亲到底是自己的亲娘，不论怎样，她都不会怪罪我、挑我的理。不但不会怪罪、挑理，甚至千方百计地替我节省每一个铜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