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　漫游与李白范型

上一讲我们谈了“隐逸与终南捷径”，无论是真正的隐逸，还是终南捷径，都表现了唐代文人生活的一些基本情形。这一讲，我们重点来看唐代文人的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漫游与干谒。我们先看漫游之风的文化背景。

与此前的文人相比，漫游是唐代文人，特别是初、盛唐文人非常重要的一种生活选择。我们讲过，唐代的文人，包括中国此前的文人，主要指的是那些熟悉经史、能作诗赋的人，他们腹中有诗书，下笔能成章。而文章要做得好，一是要多读书，二要多游历。游历的好处很多，首先是可以结交更多有学问、有见识的人，与他们切磋学问。所谓学问，不仅要学，而且要问，“问”是“学问”非常重要的一环，缺它不得。同时在游历中还可以师法自然，从名山大川中吸取无形的养料，来怡情养气。孟子就说过：“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这个“气”既来自主体人格的内在充实，也来自广袤的自然界，来自名山大川无形的能使人增长精神气质的气韵。唐代文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王勃在《越州秋日宴山亭序》里就说道：“是以东山可望，林泉生谢客之文；南国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气。”屈原的作品之所以写得那么好，与他生长在南国，目睹秀美的山川景色不无关联。由于游历可以助长文气，所以中国人就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说法。从做文章的角度来看，游历是文人天生就应该具有的秉性。

同时，文人的希望在仕途，其理想是做位极人臣的宰相。做官不能在家做，就要出门奔走，无论是那些在家的文人，还是那些在山中读书的文人，都要到外边去奔波、去游走、去见世面。而这种奔波、游走，不是一时一处就能够见效的，所以就有了长时段的游历。后人把这种历时较长、范围较广的游历，称之为“漫游”或“壮游”。在唐代，特别是初、盛唐，文人群体性的漫游形成了一股非常汹涌的风潮。

要出外漫游，需要哪些条件呢？大概有这么几点：

首先是安全。因为无论是游学还是游宦，都要离开熟悉的家园到陌生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是也潜藏着危险，如果外出非常不安全的话，那么游历的人就不会那么多了。心理学家认为：人都有天生的自我保存、寻取安全的需要。在漫游风气非常浓郁的初唐和盛唐，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应该说，社会秩序稳定，治安情况良好，远行之人无须为自己的人身安全担忧。据《通典》记载，当时“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哪怕走一千多里路，也不必带任何兵器。《唐语林》记载当时的情况，是“路不拾遗”。这恐怕是漫游风气得以形成的一个基础条件。

漫游除了安全，还要交通便利。唐代的交通怎么样呢？可以说非常发达，这和当时贸易、商业的兴盛有直接关系，城市与城市之间都有四通八达的大道连接。据《唐六典》记载：全国驿路总长将近五万余里。东边到汴宋，西边到岐州，路边都有肆店待客，“酒馔丰溢”。而且店中有驴出赁，你如果走累了，可以出钱雇上一头驴，倏忽之间就是数十里，人们把这叫“驴驿”，就是有驴的驿站。从南边的荆、襄，到北边的太原、范阳，西边直达蜀川，到凉州，都有客店，“以供商旅”。《册府元龟》记载得更明确：“千轴万艘，交通往来，昧旦永日。”说那时的水路白天晚上都有客船运送客人。有路好走才能一路走好，唐代文人外出漫游，总不能老用自己的双脚来丈量全部的漫游旅程，有车、有船才能够走得更远，才会有更多的人乐意漫游。恐怕这是漫游风气得以形成的第二个条件。

外出安全、交通便利从侧面反映了经济的繁荣，所以繁荣的经济是漫游的另一个条件。唐代国力强盛，从初唐到盛唐，农业有长足的发展，这从人口的增长和农田的开垦就可以看出。据史料统计，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全国有多少人口呢？有615万户。天宝十三年（754），就增加到了近962万户。五十年间平均每年增长70多万户。这个增长速度应该是非常之快了。人口增加了，耕地必然相应地会扩大。天宝年间的实际耕地面积，大概在800—850万顷之间。不但原先农业发达的中原地区的垦田增加，即使那些僻远的荒地也得到了开垦。所以在元结的诗文集《元次山集》里，就有一条《问进士》，说：“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在辽阔的地域，哪怕是高山绝壑，也都有耕种田地者在。由此来看，唐代的耕地和人口都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

如果从当时的产出来看，当时的布帛产量应该是非常高的，这在天宝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据有关统计，唐朝税收绢布折合公制计算，已经达到了1.72亿平方米，也就是说当时全国每人可以分到3.5平方米的布帛。这还只是税收数，实际上它的产量要远远大于这个数字。至于粮食产量，《通典》里也记载了，说是天宝八年，全国各地粮仓储备的粮食达到9606万余石，其中仅含嘉仓一处的储粮就达到了583万多石。这样一个数字，应该是非常高了。1969年的时候，曾经发现了含嘉仓的遗址，从那里找到了炭化谷子50多万斤。由此可见，史书记载是比较真实的。所以《资治通鉴》里边也说了：“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这样的一种富足状况，诗人也有非常形象的描述。比如杜甫《忆昔》诗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充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说是开元全盛日的时候，小村子里都藏有万户人家。稻米、粟米非常充实，而且道路上没有豺虎、没有危险，所以你远行的时候不要去占卜，任何时候都可以出行。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对开元年间那种丰足繁盛情景的一个形象描写。所以经济繁荣对漫游就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一个结果就是出行不带粮食，只要有钱，到哪个地方都会有口饭吃。而且因为物质丰富，物价低廉，即使用钱买也花费不多。这样就免去了像上古时期庄子所说的那样一种情况：“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庄子·逍遥游》）试想一下，背着干粮口袋走天下，恐怕漫游者就不会很多了，而且也不会形成风气。

这么看来，特殊的身份使文人乐于漫游，安全的世界使文人敢于漫游，富庶的社会使文人能够漫游。有了这样的一些基本条件，唐代文人漫游的风气就形成了。于是四通八达的山程水驿之间，一把剑、一囊书，文人的身影来去匆匆。在长亭、短亭之间，文人们可以说一路走、一路唱，把前人唱过的歌曲，唱出了独特的韵味；把前人没有唱出来的心声也唱了出来，唱得那么美，唱得令后人难以为继。

了解了漫游风气形成的这样一些基础条件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漫游的方式。

漫游，从字面意义来说，就是没有既定目的地游走，好比王维在《终南别业》里说的那句话：“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漫游其实是有目的的，而且有时它这个无目的本身也可以形成一种目的。各人漫游的目的、过程，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就形成了漫游不同的类别。

比如很多唐人都作了送别诗，这个送别诗往往就是送人出去漫游。像王勃写了《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他就是送杜少府到蜀地去宦游。还有相当数量的科举考试者，在考试之前有人送他，在考试之后，落第了，也有人送他。这就形成了宦游、科举游或落第游。还有一些诗人送方外之人去云游，比如像刘长卿写过《送方外上人》这样的诗。云游，道教也称为游仙，或者是游山，类型很多。在这样一些方式中，以干谒求官期间的漫游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也最富政治文化内涵。比如，杜甫写过一首《壮游》，回忆他以前少年时期的游踪：“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从小时的“出游翰墨场”，到后来的“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再到南游吴越，最后回到咸阳。这里的咸阳，代指长安。为什么最后要到咸阳呢？因为这是唐代的帝都，只有到这里，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类似杜甫的这样一种漫游经历，唐人基本上都曾有过体验。而漫游的典型，恐怕要数李白。

李白早年在四川家乡的时候，就喜欢游。他在后来作的《感兴八首》里说：“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吹笙吟松风，泛瑟窥海月。”这里所说的“仙游”，很有一些神仙道化的色彩，表现了李白从小就具备的一种性情和爱好。到了二十四五岁的时候，他从蜀中出发，经夔门，过三峡，来到了中原大地，来到了吴越，开始了辞亲去国、仗剑远游的行程。在李白的一生中，漫游可以说是他最为显著的特点。在李白身上，我们几乎能够看到大多数唐代文人漫游的类型。

李白的漫游，首先与他的心性有关。什么心性呢？一是好仙尚侠。在初盛唐的时候，侠风甚盛，相当一批诗人都写过《侠客行》《少年行》这样的诗作歌颂侠客，对侠客济危扶难、仗义疏财的性格表现出了极大的羡慕和追求。李白少年的时候，确确实实是以侠自任的。据说他曾有过“手刃数人”的经历。《新唐书·文艺传》就记载李白“喜纵横术，击剑任侠，轻财重施”。李白的好友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也说他“眸子迥然，哆如饿虎，或时束带，风流蕴藉”。另一个友人崔宗之在《赠李十二》这首诗里，说李白“袖中有匕首，怀中茂陵书。双眸光照人，词赋凌《子虚》”。从这样一些描绘来看，李白的两只眼睛非常有神，神态也颇为潇洒，袖中匕首，怀里文章，亦文亦武，充满了英风豪气。李白非常羡慕那种“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的生活，曾写诗说：“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很有一点大侠的风采。李白的性格有时候非常容易激动，他说：“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赠张相镐二首》之二）“有时忽惆怅，匡坐至夜分；平明忽啸咤，思欲解世纷。”（《赠何七判官昌浩》）这样一种激切的性格、粗犷的豪情，原始野性般的生命冲动，使得李白不能不漫游，不能不离开家乡去闯世界。后来李白在《上韩荆州书》中回顾自己的早年经历，说：“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这种情形，正是青年李白思想性格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

李白的漫游当然也与他崇高的人生理想、远大的志向有关联。在蜀中的时候，李白就养成了这样一个追逐高远的心性。到了25岁，他离开蜀地漫游全国，才使得这种理想的追求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清晰。他在酒隐安陆时写有一篇书信，叫《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其中借用寿山的口吻来表白自己的志向：

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将欲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

这里的口气非常之大，要“申管、晏之谈”，像管仲、晏婴那样去辅佐帝王，“谋帝王之术”。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士人的最高人生理想就是做帝王师。比如早期的姜子牙、张良、诸葛亮、王猛等等，都是被后人称为“帝王师”的人物，他们与帝王的关系，在亦师亦友之间。李白非常歆羡这样一种境界，希望能够来到帝王座旁，给他出谋划策，发挥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才能。所以他一再声称：“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赠钱征君少阳》）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很高远的理想，李白不能不漫游，不能不在漫游中来制造名声，以赢取高位。所以他从蜀中出游之后，就来到了湖北，来到了武昌，然后又漫游了江苏、安徽等东南地区，最后“仰天大笑出门去”，来到了长安，进入了朝廷。来到朝廷之后，他漫游的目的大部分就实现了，他也为此很得意了一段时间，但是由于朝廷政治斗争的复杂，时间不久，就有一些谗言出现，唐玄宗也逐渐地疏远了李白。最后李白请求还山，唐太宗也就赐金放还了。在过了近三年的长安生活之后，李白又一次踏上了东游的途程。

离开朝廷后，李白经过洛阳，到了开封，有汴京之游。在汴京，和高适、杜甫结伴游梁园，之后与杜甫并肩东下，来到了东鲁。在山东他们游玩得非常兴奋，这由他们当时写的一些诗可以看出。当时的情景怎样呢？“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离开了山东之后，李白又南下越中，即现在的浙江。在临游之前，写下《梦游天姥吟留别》这篇名作，表现了他“须行即骑访名山”的愿望，也展示了他“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品格。

李白的一生是在漫游中度过的，他离开四川之后，就再没有回去过。日本学者松浦友久曾经对李白离开四川就没有再回去的原因作过探讨，说他为什么没有回去？而且最后在李白被流放到夜郎途中，已经到了夔门了，到了白帝城了，离他的家乡已经不远了，为什么还不回去？松浦先生从李白的早年经历等一些远源谈起，最后归结为李白有一种客寓的性格，即做客在外、寄寓在旅途这样一种心性。整个李白，就是一种“客寓意识”的结晶，他就是天生的一个旅人，直到逝世，也是被埋在安徽当涂的青山这块异乡的土地上。在《李白传记论——客寓的诗思》一书中，松浦指出：“李白由‘谪仙’形象被肯定、增幅了的‘客寓意识’，最终在他对客寓之地亦即坟墓之地——当涂的青山——的选择中终结了。”

回首李白的一生，当年出蜀的时候，在江陵遇到了司马承祯，他便写了一篇含有深刻寓意的《大鹏赋》，把自己比作翱翔九天的大鹏。到了晚年临终之际，他又写了一篇《临路歌》，仍以大鹏自比：“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这是李白的绝笔，其中再次用了一个“游”字。游，漫游，从仙游到壮游，从得意游到失意游，李白就是一个行进在人生不同驿站的旅人。他的一生，是对唐代漫游文化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