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诗是抒情的文艺体裁

人们喜欢将文学艺术的体裁分为叙事、抒情两大类。前者如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叙事性影视剧等，它们可以利用故事情节打动人；而诗歌则是后者的主要形式，它要以情动人。金人元好问说：“有所记述之谓文，吟咏情性之谓诗，其为言语则一也。”[3]看来他已经注意到了两者之间的差别。

人们早就认识到了诗歌旨在抒情这一本质特征，“抒情”一词在《楚辞·九章·惜诵》中就已出现了。该篇一开头就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西汉庄忌《哀时命》也说：“志憾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属诗。”[4]西汉刘歆《七略》亦云：“诗以言情。”[5]《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曰：“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颂其言为之诗，咏其声谓之歌。”陆机《文赋》明确指出：“诗缘情而绮靡。”钟嵘《诗品·总论》还采用形象化的语言对此作了精彩分析：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霜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还直截了当地说：“诗者，吟咏情性也。”总之，持此观点者代有其人，难以枚举，今人臧克家说得尤为鲜明：“诗歌在文艺领域上独树一帜。旗帜上高标着两个大字：抒情。叙事诗也不能忽视这个特点。”[6]

文艺创作都离不开感情因素，但是诗歌则要求具有饱满的感情。明人焦竑指出：“诗非他，人之心灵之所寄也。苟其感不至，则情不深；情不深则无以惊心而动魄，垂世而行远。”[7]明末清初之金圣叹也说：“诗非异物，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获已，必欲说出之一句话耳。”[8]“胸中无所甚感，而欲闲取景物而雕镌之。岂非诗之蠹哉？”[9]现代诗人艾青对此作了精辟的阐述：

作为诗，感情的要求必须更集中，更强烈；换句话说，对于诗，诉诸于情绪的成分要更重。别的文学作品，虽然也一样需要丰富的感情，但它们还可以借助于事件的发展的逻辑的推理，来获得作者思想说服的目的；而对于诗来说，它却常常是借助于感情的激发，去使人们欢喜与厌恶某种事物，使人们生活得更聪明，使人们的精神向上发展。[10]

可以说一切好诗都是真挚情感的自然流露。白居易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11]陆游说：“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12]他指出了满怀激情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性，特别强调悲愤之情，显然打上了他那个时代的烙印。

感情活动是人们通过感官对于外界事物的反应，所谓感情实际上就是指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心理反应，顾随结合诗歌创作谈到过这个问题，指出：“所有抒情诗的核心内容毫无例外地是诗人主观地抒写自己的情感。但人的情感不能无因而生；它有着产生它的客观存在，情感也是客观事物之反映。”[13]这种反应的结果当然会有所差别，也许导致欢乐，也许导致忧愁。前者如杜甫的《绝句二首》其一：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八分析道：“上二句见两间莫非生意，下二句见万物莫不适情。于此而涵泳之，体认之，岂不足以感发吾心之真乐乎！”这首诗是广德二年（764）在成都创作的。起初，杜甫已经携妻子前往阆州，正打算离开四川，恰好他的老朋友严武重新镇守四川，特地邀请他回成都，这样他在生活上有了依靠，在仕途上也有了希望，所以见到的江山都显得非常亮丽，见到的花草都散发着芳香，见到的禽鸟也都显得非常惬意。后者如宋祁的《秋塘败荷》：

去时荷出小如钱，归见荷枯意惘然。

秋后渐稀霜后少，白头黄叶两相怜。

诗人离开时，新生的荷叶只有铜钱一般大小，惹人喜爱；回来后见到荷叶已经衰败了，于是惘然若失，随着秋后霜降，连残荷也愈加稀少了。诗人从荷叶变化的过程，联想到自己已经度过了少年、中年而步入衰老的阶段，于是赋予败荷以人的情感，既各自同情自己，又相互同情对方。

抒情还要抒发真情实感，明人徐渭指出：“古人之诗本乎情，非设以为之者也。……夫设情以为之者，其趋在于干诗之名。干诗之名，其势必至于袭诗之格而剿其华词，审如是，则诗之实亡矣。”[14]徐渭是反对“为赋新诗强说愁”的。

明人袁宏道明代诗人缺乏真情实感的模拟之作给予了批评，而对民歌等抒发真情实感的诗作则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指出：“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秆》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15]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第八章“诗的构思”中还要专门讨论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