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诗的抒情方法
诗歌的抒情方法主要有直抒胸臆与借物咏怀两种，今分别述之如下：
一 直抒胸臆
诗的抒情主人公是诗人自己。诗人往往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唐释皎然称：“沈约云：‘不傍经史，直举胸臆。’吾许其知诗者也。”[106]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确实说过“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的话。[107]看来沈约确实指出了抒情诗人在诗中直抒胸臆的特点。抒情诗是诗人通过自己的主观感受、思想感情和个性来反映社会和人生的，所以直抒胸臆是诗人经常采用的抒情方法。试读下面这首汉代民歌：
这首诗的构思非常巧妙，前三句直截了当地向恋人倾诉了自己对爱情的执着，接着又连续提出了五个不可能实现的自然现象，作为“与君绝”的条件，表面上是转折，实际上是前三句所表达的执着之情的深化。读罢，我们自然会体会到主人公火山爆发般的感情，以及她那泼辣的性格。
下面我们再以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为例：
幽州的治所在今北京市南郊大兴区，旧名蓟，故幽州台也称蓟北楼。陈子昂（659—700），两《唐书》有传，四川射洪县人，世为豪族，21岁入京，以进士对策高第，复献书阙下，拜麟台正字，迁右拾遗。公元697年，契丹叛乱，武则天派兵镇压，由其兄子建安郡王武攸宜总揽军事。陈子昂参谋军事，多次进谏，未被采纳，相反署以军曹。子昂知不合，因钳默下列，但兼掌书记而已，故登蓟北楼，创作了这首诗。后以父老解官归侍，诏以官供养。父卒，县令段简贪暴，闻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纳钱二十万缗，简嫌少，将子昂捕送狱中，最后死于狱中。
首句“前不见古人”中的“古人”并非泛泛而谈，而是实有所指。陈子昂在《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的序中做过介绍：“丁酉岁，吾北征出自蓟门，历观燕之旧都，其城池霸业，迹已芜没矣，乃慨然仰叹。忆昔乐生、邹子群贤之游盛矣，因登蓟丘，作七诗以志之。”七首诗的题目中所提到的“古人”就有燕昭王、乐生、燕太子、田光先生、邹衍、郭隗。《史记·燕昭公世家》介绍了燕昭王礼贤纳士的故事：
显然，此诗首句写无缘见到像燕昭王那样礼贤下士的君主的无比遗憾之情。次句写像燕昭王那样礼贤下士的君主也许还会出现，但是自己不可能遇到了。前两句从过去写到未来，为我们展现了无限的时间，而第三句又为我们展现了无限的空间。诗人正是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为背景，孤独地站在幽州台上，无人欣赏，无人理解，也无人过问。第四句，诗人写自己满怀抱负，却又无法实现，不得不流下伤心的眼泪。作者《登蓟丘楼送贾兵曹入都》诗有云：“孤负平生愿，感涕下沾襟。暮登蓟楼上，永望燕山岑。”表达了同样的感情。
武则天在政治上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普通知识分子看到了通过应试、从政、赴边建功立业的希望，所以对于普通知识分子来说，那是一个进取的时代，希望有所作为的时代。这首诗所抒发的强烈的思想感情，正是作者希望大有作为的愿望与现实产生碰撞所激发出来的。导火线是诗人登幽州台想到了燕昭王任贤用能的往事，正好与自己的遭遇形成鲜明的对比，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反差，因此满腔愤懑，喷薄而出。
《楚辞·远游》有云：“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显然都受到了这首诗的影响。此诗突破了当时流行的诗歌格律的束缚，自由地抒发了作者孤独与悲愤的情感，也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此诗的句式具有明显的散文化现象，堪称一首古代的自由体诗。
采取直抒胸臆的方式，抒情主人公就是诗人自己，作者往往直接表达自己的主观感受，所表达的感受往往又一泻无余，所以其表达的感情显得直接、饱满，因而也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抒情诗中反复出现的形象，是诗人自己。人们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如亦门云：
与此同时，诗人袁水拍认为抒情诗的作者还是一个正面人物的典型形象，他说：
有的人可能觉得《登幽州台歌》没有形象可言，其实诗人遗世独立的形象还是非常鲜明的，他是那么孤独、寂寞与悲愤。
采用直抒胸臆的方法，也反对高呼空洞的口号，相反要求尽可能地用生动的形象与画面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试读郑板桥的《酷相思·本意》：
宋人叶绍翁《游园不值》诗云：“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此词首二句反其意而用之，因为心上人已经嫁给了别人。第三句化用了《诗经·郑风·东门之》“其室则迩，其人则远”的诗意，因为已经名花有主，可望而不可即了。诗句兼用了对比与夸张的手法，将恋人他嫁的遗憾之情充分表现出来了。四五两句写自己的相思不可救药，因为恋人已经成为他人的妻子，属于自己的只能是无尽的相思。
下阕写愿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首句写有一吐为快的感情基础，次句写有一吐为快的思想准备，第三句写又遇到了一吐为快的机会与环境。但是四、五两句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两个人见了面，并不是没有说一句话，而是没有说一句心里话。究其原因，当然与人生机遇、封建礼教，乃至婚姻制度有关。所有这一切都留待读者去思考了。
上面几首诗中诗人的自我形象，都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他们所抒发的情感似乎也只是一己之欢乐。其实，诗人所抒发的感情应当既具有个性，也具有共性，如艾青所说就是“个人的痛苦与欢乐，必须融合在时代的痛苦与欢乐里；时代的痛苦与欢乐，也必须糅合在个人的痛苦与欢乐中”，“诗人的‘我’，很少场合是指他自己的。大多数的场合，诗人应该借‘我’来传达一个时代的感情与愿望”，[110]只有这样才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艾青本人的抒情诗做到了这一点，如他的《我爱这土地》：
此诗作于抗日战争初期。当时我国的大片土地正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蹂躏，英勇的中国人民正在奋起抗战，这首诗也就充满了那个时代中国人所普遍具有的情感。在祖国的怀抱里，诗人把自己比喻成一只鸟是非常恰当的。“嘶哑的喉咙”几个字含义很丰富，一是表示谦虚，二是表示竭尽全力，三是表示已经唱了很多很多。“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化被动为主动，充分表现了诗人要为祖国献身的精神。这首诗的一组排比句写得既有气势，又有层次与变化：一是表现了我们的祖国受到了侵略，二是祖国的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三是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正在奋起反抗，特别是第四句，表现了祖国的无比美丽，当然也就表现了诗人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全诗十句，第一节八句，第二节两句，表面上看，此诗在结构上不匀称，实际上是诗人的故意安排，主要是为了突出最后两句所凝结成的中国人所普遍具有的爱国情感，诗中的“我”既是小我，又是大我，是小我与大我的结合。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见，诗人即使采用直抒胸臆的方法，也尽可能地利用形象来抒发自己的感情。有些诗表面上形象不够丰满，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实际上诗中的形象就是诗人自己，我们从诗中不难看出诗人像一尊雕塑立在幽州台上，面对苍茫而辽远的燕赵大地，抚今追昔，为怀才不遇而伤心地流着眼泪。阿垅说过：“假使说诗也应该有典型的人物，那么这个典型人物就是诗人他自己。”“诗人自己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是代表着特定的社会内容的。”[111]应当说陈子昂在《登幽州台歌》中所塑造的诗人自己的形象是富有典型意义的。诗人所抒发的情感，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具有共性色彩。上述各诗无不如此。
二 托物抒怀
诗歌用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除了直抒胸臆外，诗人还常常借物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或者说将自己的感情藏在景物、事物之中。前人已经指出过这一点，如明人宋濂说：“诗，缘情而托物者也。”[112]清人刘熙载说：“昔人词咏古、咏物，隐然只是咏怀，盖其中有我在也。”[113]如现代诗人徐放的《相思》：
这首诗题为《相思》，如何表达自己的相思之情呢？诗人没有直抒胸臆，而是选择了屋檐底下的一双燕子。徐放为“七月派”诗人，很早就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后因受到“胡风事件”的牵连，下放劳动，受到批判。此诗表现作者身心虽然不断受到折磨，但是只要一有条件，就表现出对过正常的家庭生活的渴望，也表现了人的生命力是难以扼制的。
不少诗还为我们描写了一些生动的画面，从表面上看画面上没有“我”，实际上“我”的思想感情就藏在诗人所描写的画面中。如刘禹锡笔下的《乌衣巷》：
据《景定建康志》卷十六记载：“乌衣巷在秦淮南。晋南渡，王、谢诸名族居此。时谓其子弟为乌衣诸郎。今城南长干寺北有小巷曰乌衣巷，去朱雀桥不远。考证：《丹阳记》曰：乌衣云起吴时乌衣营处所也。”又《六朝事迹》卷二云：“晋咸康二年作朱雀门，新立朱雀浮航，在县城东南四里，对朱雀门，南渡淮水，亦名朱雀桥。”朱雀为南方七宿的总名，七星像鸟，南方在五行中属火，故名。取名朱雀桥表明桥在城南，而城南一直是南京最繁华的地方。首句写南京最繁华的地方，都长满了野草，而且野草都开花了，可见是多么地衰败。次句写“乌衣巷口”日薄西山时的惨淡景象，作者特地选择六朝盛极一时的“乌衣巷”作为描写对象，比较容易构成鲜明的对比。三、四两句通过旧时王谢豪宅变为普通的百姓人家这一典型事例，写出世事的沧桑变化，尤为巧妙的是作者将燕子作为这一巨大变化的见证人，将变化前后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更有说服力，也更有艺术感染力。经过安史之乱，唐代由极盛而转为衰败，许多诗人都感受到了这一点。怎样来表达自己的沧桑之感呢？诗人选择六朝被隋朝灭亡后由极盛而衰败的金陵，又在金陵城里选择了由极盛而衰败的乌衣巷，又在乌衣巷选择了由极盛而衰败的王、谢家族豪宅的变化，并且又故意写燕子看到了这种变化，无疑完美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诗中未提兴亡，而诗人的兴亡之感仍然从诗歌形象中洋溢了出来。
人们抒发豪迈之情往往采用直抒胸臆的方法，也不尽然，如唐代诗人陈羽的《从军行》：
《唐才子传》卷五称：“羽，贞元八年，礼部侍郎陆贽下第二人登第。”首二句，通过“冻泥裂”，梧桐树不仅叶落，而且连枝梢都被风吹折了等具体描写，写出了西北边陲天寒、地冻、风大的恶劣环境。内陆湖泊多可称海，故“海畔”当泛指西北边塞，而非确指青海湖畔。三句通过笛声写将士们不畏艰苦的乐观情绪。由声寻人，第四句通过“红旗直上”写将士们一往无前的豪迈气概。诗人对将士们的乐观情绪与豪迈气概的赞赏之情也就溢于言表了。
诗人也常用人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感情，简单一点的就是一幅人物素描，或者一张带有风景的人物照，如元稹的《行宫》：
这首诗虽然只有20个字，却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首句至少有三层意思：行宫是皇帝出巡时的临时住所，里面的宫女获得皇帝眷顾的机会当然很少；古行宫是很久以前的皇帝曾经有可能住过的地方，也就是说皇帝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光顾过这个地方了；寥落古行宫，说明该行宫早就在皇帝的视野之外，长期不受皇帝的重视，因此显得冷冷清清。
次句至少有四层意思：行宫里的花没有人欣赏；行宫里的宫女没有人垂爱；用宫花比喻宫女，宫花在寂寞中自开自落，宫女也在寂寞中由少女变成了老妇；用宫花的鲜艳来反衬宫女心境的寂寞。
三、四两句也有好几层意思：宫女头上的白发是由黑发变成的，可见她们在行宫里已经度过了漫长的岁月；这些白头宫女还寂寞地活着，而许多宫女更加不幸，已经不在了；因为封闭，没有新鲜信息，这些白头宫女们只好说着古老的、已经说过了无数遍的话题，而这正好说明她们无话可说，为了打发寂寞的时间，又不得不无话找话；她们的内心世界已经由希望变成了失望，转而又变成了绝望，最后到了麻木不仁的程度。《庄子·田子方》篇说“哀莫大于心死”，而这正是痛苦到了极点的表现。
白居易写过一首《上阳白发人》，该诗原注：“天宝五载以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贞元中尚存焉。”诗中有“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的话。他还上书《请拣放后宫内人》，略云：“伏见大历已来四十余载，宫中人数积久渐多。伏虑驱使之余，其数犹广。上则屡给衣食，有供亿糜费之烦。下则离隔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事宜省费，物贵遂情。顷者已蒙圣恩，量有拣放，闻道路所出不多……伏望圣慈，再加处分。”[114]可见皇宫中长期存在着的饱受“幽闭怨旷之苦”的宫女是一个颇为诗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元稹在《行宫》一诗中，对那些寂寞的宫女们也表达了深切的同情。
随着时代的进步，诗中的妇女形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现代诗人应修人的《麦陇上》：
此诗以朝阳、绿野为背景，歌颂了具有江南地方特色的劳动之美、劳动妇女之美。诗的第一、二、四句最后一个字，重复运用一个“上”字，既押韵，又充分显示了现代口语的特点。再如当代诗人邓康延笔下的《等待》：
恋爱中的少女是最美的，此诗以夕阳为背景，写一位少女如约，并充满希望与欢乐地在等待着自己恋人的到来，去共享下班后的快乐时光，她只有幸福的期待，没有丝毫的忧虑，也没有任何做作与掩饰。这当是时代所赋予她的光彩，所以让诗人由衷赞美。
还有不少诗，特别是一些叙事诗，没有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字面上不但没有出现抒情主人公“我”的形象，相反还描述了其他人物，这些诗中的诗人是否就没有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呢？不是。人物不过是景物的组成部分。事物往往是一些景物，特别是人物在连续运动中造成的。所以诗人会采用叙事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前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如宋人魏泰说：“事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115]试以汉代无名氏古诗《上山采蘼芜》为例：
人们虽然不知道这首诗的作者是谁，但读了这首诗，大家都会知道作者对喜新厌旧的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持批判态度，而对被丈夫遗弃的妇女给予深深的同情。这首诗的构思十分巧妙，全诗16句，只用了头三句，就简略地交代了双方会面的场景，各自的身份，并引出对话。其余13句详细记述了对话的内容。而在13句对话中，只有一句是弃妇的问话，其余12句都是故夫的回答。用故夫自己的话来批判喜新厌旧现象，显然更具有说服力。此诗的语言与审美观也颇符合劳动人民的身份。
下面我们再以一首新诗为例，试读黄永玉的《天安门即事·说是从丰台来的》：
黄永玉，1924年出生，湖南凤凰人，沈从文的同乡，土家族。青少年时代在东南各省流浪，在福建读过中学。自学绘画、木刻。40年代初，刻了不少诗插图。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有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出殡的那一天，出现了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场面。清明节前后，首都及全国各地群众又自发地聚集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沉痛悼念周总理。这首诗在取材方面具有独到之处，它不写干部，不写知识分子，不写工人，不写城市居民，而写农民，写远郊农民，写一群衣衫褴褛的远郊农民，写一群排不成队伍的一路哭号着走来的远郊农民。作者还采用了特写的方法，写到了“排在最后的是一个/抱着婴儿的妇女/和一个牵着她衣角的女孩”，因此这群人也就具有了极其广泛的代表性。此外，作者还专门强调了“他们的花圈用稻草和野花扎成”。这同人们常常租用殡仪馆中的塑料花圈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里，我们见不到任何形式化的东西，全都是人们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这就把悼念周总理的全民性、自发性、由衷性给充分表现出来了。诗中采用递进的排比形式与隔离反复的修辞方法，增强了诗歌所要表达的哀伤情绪。当然，作者经过精心剪裁与加工的艺术形象，主要还是用来表现自己对周总理的崇敬与对“四人帮”的愤恨之情。
显然，利用客观事物与其他人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更加耐人寻味，取材更加广泛，写作方法也更加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