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阅读史（第二版）
- 洪子诚
- 2700字
- 2020-07-09 20:28:50
“当代”的契诃夫图像
契诃夫在“当代”（指的是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界的地位有些“微妙”。根据李今女士的研究，1907年就有契诃夫小说的汉译（《黑衣修士》），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他的第一本汉译小说集。但契诃夫在五四时期和1930年代初并没有受到特别关注。1930年代末到1940年代，对他的翻译、出版开始“系统化”“规模化”，并对当时的小说、戏剧创作产生重要影响11。这种“集体性”影响的发生，与当时中国作家“沉潜”心理意向，和写作向着“日常生活”倾斜有关。我在上高中之前，从未读过他的作品，不知道柴霍甫就是契诃夫。记得第一次和他相遇，是在《文艺学习》上。1954年4月，由中国作协主办的这份文学杂志创刊时，封面印有鲁迅先生的头像，第二期便换成了高尔基。于是便猜测接着将会是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从俄苏文学在当时的显赫地位看，似乎更有可能的是普希金、托尔斯泰，或者是1950年代被众多中国诗人奉为榜样的马雅可夫斯基。这些猜测全都落空，面前竟是戴着夹鼻眼镜、蓄着山羊胡子的陌生老头（当时以为有六七十了，后来才知道他去世才44岁；这样的年龄，放在“新时期”还是“青年作家”）。自然，之所以选择契诃夫，可能也跟他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定为1954年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有关。这一期的《文艺学习》除了评介契诃夫的文章外，还附了他的小说《宝贝儿》。读过之后却没有觉得怎么好……
1940年代的确是中国文学界“发现”契诃夫的年代，如同有的研究者所说，他对中国小说、戏剧的走向“成熟与深沉”，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3这个时期，是抗战初人们激动兴奋之后，消除某种幻想而趋向清醒的时期。作家发现，契诃夫用来揭示悖谬思想、情境，表现偶然、“孤立”事件和遭遇，传达某种复杂思绪、情感的有效性。当然，对不同的作家来说，存在不同的“影响”；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契诃夫。我们在巴金、师陀、张天翼、曹禺这个时期的创作（如《北京人》《第四病室》《寒夜》）中看到契诃夫留下的“印迹”，和在胡风那里看到的差异颇大。胡风1944年的题为《A.P.契诃夫断片》14的文章，既是他和他的朋友（“左翼”的某一派别）对契诃夫的“当代阐释”，但也是阐释者的“自我阐释”；既是契诃夫画像，也是胡风自画像（或者是“自我”的投影）。在主要由“驳论”构成的文字中，一一批驳了中国“僵硬了的公式主义的批评家”（大概是“左翼”的另一派别）加给契诃夫的种种“恶谥”——“旁观的讽刺者”“悲观主义者”“怯懦者”“没有内容没有思想”“客观主义者”……之后，胡风说，持这种看法的人是“因为麻木了的心灵不能够在他底讽刺、他底笑里面感受到仁爱的胸怀”。在塑造他的契诃夫形象时，他使用了“诚实”“仁爱的胸怀”“含泪者至人底笑”等胡风式话语。他甚至借用鲁迅的话，（有些不着边际地）称他“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走……但他举起了投枪”。这样的“战士”的、新时代“预言家”相貌的契诃夫，有可能让这个时期的曹禺、巴金、师陀认他不出。不过，他们与胡风也应该有着共识，这就是，那些“平平常常的人生，不像故事的故事，不像斗争的斗争”，也有着深切的人生真相；对那“逆流的日子”里的“日常生活”悲剧性的揭示，和与此相关的“简单的深刻”的文体，也有它们的不容轻慢的价值。
进入1950年代，1940年代发掘的这种思想、艺术经验变得可疑、不合时宜起来。乐观主义、明朗、激烈冲突和重大事件，是“当代美学”的几个基本点。等待着契诃夫这样的作家的，如果不是被彻底“边缘化”，被忘却，那就需要有新的阐释。如果我们还喜爱某个作家，需要他的“遗产”来为当代的文学建设助力，那么，就必须提出与这个时代的文学标准、时尚相切合，或能够相通的理由。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契诃夫评价，说起来像是在延续胡风的观点（在将有点抽象的人性内容替换为阶级涵义之后），其实是基本仿照当时苏联主流批评家15的模式和尺度。一方面是强调他对“旧生活”的批判性，把他称为“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赞扬他对旧俄沙皇统治下的虚伪、黑暗生活作了深刻揭露，尖锐批判；另一方面，则指出由于未能形成“完整、正确的世界观”，没有与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结合，而产生阶级、时代局限（脱离政治的倾向，作品中“忧愁、悲哀的调子”，就是这种局限的表现）。16提到他的“强的一面”的同时，之所以不能忘记他“弱的一面”，是为着不至于导致将“旧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混同，模糊先进的“无产阶级文学”与“资产阶级文学”根源于阶级、世界观的区别；如爱伦堡（在他的《司汤达的意义》中）、秦兆阳（在他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中）在1950年代所犯的“错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