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晚清“今文学”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关涉

由上述可知，梁著清学史三种有关晚清今文学叙述的差异，更多地与三者对康梁一派的定位和评价的不同有直接关联。以下试条理三著中有关康、梁、谭的叙述，以资比较。

1.《近世之学术》

《学术》述康有为学术渊源及特色，云：

吾师南海康先生，少从学于同县朱子襄先生（次琦）。朱先生讲陆、王学于举世不讲之日，而尤好言历史法制得失。其治经则综糅汉宋、今古，不言家法。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颇出自井研（廖平），不可诬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畴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则言义。惟牵于例，故还珠而买椟；惟究于义，故藏往而知来。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也。改制之义立，则以为《春秋》者，绌君威而申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去内竞而归统一，革习惯而尊法制。此南海之言也。畴昔吾国学子，对于法制之观念，有补苴，无更革；其对于政府之观念，有服从，有劝谏，无反抗。虽由霸者之积威，抑亦误学孔子，谓教义固如是也。南海则对于此种观念，施根本的疗治也。三世之义立，则以进化之理，释经世之志，遍读群经，而无所于阂，而导人以向后之希望，现在之义务。夫三世之义，自何邵公以来，久暗曶焉。南海之倡此，在达尔文主义未输入中国以前，不可谓非一大发明也。南海以其所怀抱，思以易天下，而知国人之思想，束缚既久，不可以猝易，则以其所尊信之人为鹄，就其所能解者而导之。此南海说经之微意也。而其影响波动，则既若此。近十年来，我思想界之发达，虽由时势所造成，由欧美科学所簸动；然谓南海学说无丝毫之功，虽极恶南海者，犹不能违心而为斯言也。南海之功安在？则亦解二千年来人心之缚，使之敢于怀疑，而导之以入思想自由之途径而已。

康氏之学，影响及于谭嗣同：

自兹以还，浏阳谭壮飞（嗣同）著《仁学》，乃举其冥想所得、实验所得、听受所得者，尽发之而无余，而思想界遂起一大革命。[116]

故康、谭之学，实代表清学发展（“古学复兴”）的最新、最后阶段——先秦学的阶段。

二十年来，南海言孔子改制创新教，且言周秦诸子皆改制创新教（见南海所著《孔子改制考》卷二、卷三）。于是孔教宗门以内，有游、夏、孟、荀异同优劣之比较；于孔教宗门以外，有孔、老、墨及其他九流异同优劣之比较。凡所谓辨，悉从其朔，故先秦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

具体而言，康氏之学，自有系统，其所以排斥古文，与廖平（井研）大不相同。

南海尊《礼运》“大同”义，……谓子游受微言以传诸孟子，子夏受大义以传诸荀子；微言为太平世大同教，大义为升平世小康教。因此导入政治问题，美孟而剧荀，发明当由专制进为立宪、共和之理。其言有伦脊，先排古文以追孔子大义，次排荀子以追孔子之微言，此南海所以与井研异也。井研为无意识之排古，南海则有所为而排之，以求达一高尚之目的也。

其对孔子的重新评价，成为思想界革命——思想自由的先导。

挽近学界，对于孔子而试挑战者，颇不乏人。若孔子之为教主与非教主也，孔子在三千年来学界之功罪也，孔子与六家九流之优劣比较也，孔子与泰西今古尊哲之优劣比较也，莽然并起，为学界一大问题。顾无论或推尊之或谤议之，要之其对于孔子之观念，以视十年前，划若鸿沟矣。何也？自董仲舒定一尊以来，以至康南海《孔子改制考》出世之日，学者之对于孔子，未有敢下评论者也。恰如人民对于神圣不可侵犯之君权，视为与我异位，无所容其思议，而及今乃始有研究君权之性质。夫至于取其性质而研究之，则不惟反对焉者识想一变，即赞成焉者之识想亦一变矣。所谓脱羁轭而得自由者，其几即在此而已。

南海又有《大同学》，

其渊眇繁赜之理想，恐尚非今之青年所能几也。[117]

2.《清代学术概论》

《概论》对康、梁、谭记述如下。

（1）“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其思想曾受到廖平的影响。

有为最初所著书，曰《新学伪经考》，诸所主张，是否悉当且勿论，要之此说一出，而生影响有二：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第二，一切古书，皆须重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一大飓风也。《伪经考》大体皆精当，其可议处乃在小节目。

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

《伪经考》出甫一年，遭清廷之忌，毁其板，传习颇稀。（其后有崔适者，著《史记探源》《春秋复始》二书，皆引申有为之说，益加精密，今文派之后劲也。）

有为第二部著述，曰《孔子改制考》；第三部著述，曰《大同书》。此二书者，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

有为治《公羊》，不龂龂于其书法义例之小节，专求其微言大义。

定《春秋》为孔子改制创作之书，谓文字不过其符号，如电报之密码，如乐谱之音符，非口授不能明。又不惟《春秋》而已，凡六经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删述者误也。孔子盖自立一宗旨而凭之以进退古人、去取古籍。孔子改制，恒托于古。尧舜者，孔子所托也，其人有无不可知；即有，亦至寻常；经典中尧舜之盛德大业，皆孔子理想上所构成也。又不惟孔子而已，周秦诸子，罔不改制，罔不托古。老子之托黄帝，墨子之托大禹，许行之托神农，是也。近人祖述何休以治《公羊》者，若刘逢禄、龚自珍、陈立辈，皆言改制，而有为之说，实与彼异。有为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故喜言通三统，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也；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有为谓孔子之改制，上掩百世，下掩百世，故尊之为教主；误认欧洲之尊景教为治强之本，故恒欲侪孔子于基督，乃杂引谶纬之言以实之；于是有为心目中之孔子，又带有神秘性矣。《孔子改制考》之内容，大略如此。

《改制考》之意义在于：教人读古书，当求义理；所谓义理，又非言心性，乃在古人创法立制之精义；于是汉、宋学皆吐弃，为学界别辟一新殖民地。语孔子所以伟大，在建设新学派（创教），鼓舞人创作精神。《伪经考》既以诸经中一大部分为刘歆所伪托，《改制考》复以真经之全部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来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虽极力推挹孔子，实则夷孔子于诸子之列；所谓别黑白定一尊之观念，全然解放，导人以比较的研究。

“二考”皆整理旧学之作，《大同书》则为创作。有为早年，即“欲自创一学派”，以三世之义说《礼运》，升平为小康，太平为大同。“有为著此书时，固一无依傍，一无剿袭，在三十年前，而其理想与今世所谓世界主义、社会主义者多合符契，而陈义之高且过之。呜呼！真可谓豪杰之士也已。”“而有为始终谓当以小康义救今世，对于政治问题，对于社会道德问题，皆以维持旧状为职志。自发明一种新理想，自认为至善至美，然不愿其实现，且竭全力以抗之遏之；人类秉性之奇诡，度无以过是者。”

（2）对于“今文学派”为猛烈宣传者，则梁启超。启超年十三，与其友陈千秋同学于学海堂，治戴、段、王之学。康有为以布衣上书被放归，举国目为怪。千秋、启超好奇谒之，一见大服，执业为弟子，共请开馆讲学，则所谓万木草堂是也。

“有为不轻以所学授人。草堂常课，除《公羊传》外，则点读《资治通鉴》《宋元学案》《朱子语类》等，又时时习古礼。”千秋、启超弗嗜，则相与治周秦诸子及佛典，亦涉猎清儒经济书及译本西籍，皆就有为决疑滞。“居一年，乃闻所谓‘大同义’者，喜欲狂，锐意谋宣传。有为谓非其时，然不能禁也。又二年，而千秋卒，启超益独立自任。”

启超治《伪经考》，时复不慊于其师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

启超谓孔门之学，后衍为孟子、荀卿两派，荀传小康，孟传大同；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汪中说）；二千年间，宗派屡变，壹皆盘旋荀学肘下，孟学绝而孔学亦衰。于是专以绌荀申孟为标帜，引《孟子》中诛责“民贼”“独夫”“善战服上刑”“授田制产”诸义，谓为大同精义所寄，日倡道之；又好《墨子》，诵说其“兼爱”“非攻”诸论。

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其后启超亡命日本，曾佑赠以诗，中有句曰：“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质多举只手，阳乌为之死。”此可想见当时彼辈“排荀”运动，实有一种元气淋漓景象。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巨。

其后启超等之运动，益带政治的色彩。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自著《变法通义》，批评秕政，而救敝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时发民权论，但微引其绪，未敢昌言。嗣同与黄遵宪、熊希龄等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聘启超主讲席，唐才常等为助教。启超至，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先是嗣同、才常等，设南学会聚讲，又设《湘报》（日报）、《湘学报》（旬刊），所言虽不如堂中激烈，实阴相策应。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于是湖南新旧派大哄，叶德辉著《翼教丛编》数十万言，将康有为所著书，梁启超所批学生札记，及《时务报》《湘报》《湘学报》诸论文，逐条批驳。而张之洞亦著《劝学篇》，旨趣略同。戊戌政变前，某御史胪举札记批语数十条指斥清室、鼓吹民权者具摺揭参，卒兴大狱。嗣同死焉，启超亡命，才常等被逐，学堂解散。盖学术之争，延为政争矣。

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义，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启超以为，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伪书也，皆原本于此等精神。以清儒论，颜元几于墨矣，而必自谓出孔子；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而必自谓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为必托古？诸子何为皆托古？则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启超盖于此三致意焉。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

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启超常称佛说，谓“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故其生平著述极多，皆随有所见，随即发表。彼尝言：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此其事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启超务广而疏，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著述，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启超虽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中间又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识者谓启超若能永远绝意政治，且裁敛其学问欲，专精于一二点，则于将来之思想界尚更有所贡献，否则亦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而已。”

（3）晚清思想界有一彗星，曰谭嗣同。嗣同幼好骈体文，缘是以窥今文学。其诗有“汪魏龚王始是才”，可见其向往所自。又好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自交梁启超后，其学一变。自从杨文会闻佛法，其学又一变。其所谓新学之著作，则有《仁学》。

《仁学》之作，欲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而更使适于人生之用，真可谓极大胆极辽远之一种计划。嗣同幼治算学，颇深造，亦尝尽读所谓格致类之译书，将当时所能有之科学知识，尽量应用。又治佛教之唯识宗、华严宗，用以为思想之基础，而通之以科学。又用今文学家“太平”“大同”之义，以为“世法”之极轨，而通之于佛教。嗣同之书，盖取资于此三部分，而组织之以立己之意见。其驳杂幼稚之论甚多，固毋庸讳，其尽脱旧思想之束缚，戛戛独造，则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

嗣同根本地排斥尊古观念，对于中国历史，下一总批评曰：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当时谭、梁、夏一派之论调，大约以此为基本，而嗣同尤为悍勇。“此等论调，近于诡辩矣，然其怀疑之精神，解放之勇气，正可察见。”

《仁学》下篇，多政治谈。其篇首论国家起源及民治主义，实当时谭、梁一派之根本信条，以殉教的精神力图传播者也。又鼓吹排满革命，词锋锐不可当。《仁学》之政论，归于“世界主义”，其言曰“春秋大一统之义，天地间不当有国也。”篇中此类之论，不一而足，皆当时今文学派所日倡道者。[118]

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近三百年学术史》不同于前引《学术》《概论》，并无专门论述康、梁思想学术的部分。其散见于各章者，汇辑如下。

其一，第四章“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下）”，论及光绪间之新思想时，云：

那时候新思想的急先锋，是我亲受业的先生康南海（有为）。他是从“常州派经学”出身，而以“经世致用”为标帜。他虽有很奇特很激烈的理想，却不大喜欢乱讲。他门下的人，便狂热不可压制了，我自己便是这里头小小一员走卒。当时我在我主办的上海《时务报》和长沙时务学堂里头猛烈宣传，惊动了一位老名士而做阔官的张香涛（之洞），纠率许多汉学宋学先生们著许多书和我们争辩。学术上新旧之斗，不久便牵连到政局。康南海正在用“变法维新”的旗号，得光绪帝的信用，旧派的人把西太后拥出来，演成“戊戌政变”一出悲剧。表面上，所谓“新学家”完全失败了。

其二，同一章（第四章）论及戊戌政变后的新思想运动，云：

新思想的中心，移到日本东京，而上海为之转输。其时主要潮流，约有数支：第一，我自己和我的朋友。继续我们从前的奋斗，鼓吹政治革命，同时‘无拣择的’输入外国学说，且力谋中国过去善良思想之复活。第二，章太炎（炳麟）。他本是考证学出身，又是浙人，受浙东派黄梨洲、全谢山等影响甚深，专提倡种族革命，同时也想把考证学引到新方向。第三，严又陵（复）。他是欧洲留学生出身，本国文学亦优长，专翻译英国功利主义派书籍，成一家之言。第四，孙逸仙（文）。他虽不是学者，但眼光极锐敏，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

“要之，清末思想界不能不推他们为重镇，好的坏的影响，他们都要平分功罪。”

其三，第十三章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经学”之《公羊传》，述晚清公羊学，云：

晚清则王壬秋（闿运）著《公羊笺》，然拘拘于例，无甚发明。其弟子廖季平关于公羊著述尤多，然穿凿过甚，几成怪了。康先生（有为）从廖氏一转手而归于醇正，著有《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等书，于新思想之发生，间接有力焉。

其四，第十四章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辨伪书”一节，记述清人辨伪书之著作，云：清初最勇于疑古的人应推姚立方（际恒）。其专为辨伪而作者有《古今伪书考》。“此后专为辨证一部或几部伪书，著为专篇者，则有：阎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惠定宇的《古文尚书考》；万充宗（斯大）的《周官辨非》；孙颐谷（志祖）的《家语疏证》，范家相的《家语证讹》；刘申受（逢禄）的《左氏春秋疏证》；康长素先生的《新学伪经考》；王静安（国维）的《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崔觯甫（适）的《史记探原》。”“康先生书总结西汉今古文公案，对于刘歆所提倡的《周官》《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非东晋晚出者）、《尔雅》等书皆认为伪。”[119]

比较以上梁著清学史三种有关康、梁、谭的记述，至少可见如下不同：

其一，关于康有为的地位，《学术》虽不回避康氏与今文学集大成者廖平的渊源关系，但更强调康学对今文学的超越和自得，以显示康、谭一派作为清学之最高阶段——先秦学的地位和影响；《概论》以康有为作为“今文学”运动之中心，并予以今文学集大成者之头衔，实际上则予“今文学”运动以晚清学术思想中心的地位；《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康有为不过是新思想的“急先锋”，其作用和影响或大受限制或在不议不论之列。

其二，关于康有为的学术评价，《学术》侧重于康氏“改制”“三世”义的阐释，于康氏著作，突出《改制考》，略及《大同学》（即《大同书》），《伪经考》则避而不谈；《概论》较全面而详细地介绍康氏“二考”与《大同书》，并从思想解放的角度予以了正面的评价；《近三百年学术史》对康氏著作介绍简略，并力图将其归入清学的“学术”系列。

其三，《学术》称康、谭派，不及梁，对谭氏介绍亦简略；《概论》称康、梁派，予梁“今文学猛烈宣传者”的角色，并用较多篇幅介绍其生平、剖析其思想；对谭嗣同也有较为详细的叙述；《近三百年学术史》述及梁启超处不多，除延续《概论》“猛烈宣传”的说法之外，更突出其在清末思想界的地位，就此而言，梁氏的地位及“独立性”较《概论》有了新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