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贫富差距

2009年年初，美国纽约州审计署例行公告显示， 2008年华尔街雇员年终奖金总计高达184亿美元，较2007年的329亿美元下降了44%，但仍和2004年华尔街鼎盛时期相若。此时，美国财政部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已经为华尔街注入了2000亿美元资本，美国众议院也刚刚通过了8190亿美元的刺激经济方案。刚刚履新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读报方知悉事件，大为震怒，“这是不负责任的极致，这是可耻的，我们需要那些求助政府的华尔街人士，表现出一点克制，一点纪律和一点责任感。”他斥责，华尔街高层总会有赚得利润的时候，“但不是现在。”

曾位列美国五大投行之一的美林证券2008年全年亏损高达270亿美元，其中仅第四季度就亏损了150亿美元。但据《纽约时报》披露，在美林被美国银行并购前，美林高管于2008年12月仓促瓜分了40多亿美元的奖金。而按照惯例，美林应在次年1月分红。显然，为了拿到“最后一笔红利”，美林高管把分红时间提前了。与此同时，媒体发表文章质问已经破产的雷曼兄弟公司CEO理查德·富尔德近5亿美元的个人资产，“你的公司破产了，你却有4.8亿美元。这公平吗？”要求这位让6390亿美元资产灰飞烟灭的金融家做出解释。更可悲的是，在美国政府史无前例地出资850亿美元援救美国国际集团（AIG）的数天后，这家保险业巨头的高管人员却跑到加利福尼亚一处全美最豪华的度假胜地消遣。发票显示，AIG向这个度假胜地支付的总费用是44万美元。一位民主党议员说：“他们修手指甲、做美容、修脚趾甲、享受按摩，付账的却是美国人民。”

8年过去了，这种局面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在加深。2017年3月15日，纽约州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显示，华尔街奖金池在2016年增长2%，达到239亿美元，实现三年来的首次增长。其中，人均奖金增长1%，达到13.8万美元，自1985年以来累计涨幅高达890%，当前水平是联邦最低工资标准的7倍。相比之下，美国联邦最低工资标准在过去30年里只上涨了116%。更扎眼的数据显示，2016年华尔街的整体业绩增长让2016年美国GDP1.6%的增长相形见绌。2016年全年，纽交所成员公司的经纪业务税前利润增长21%，达到173亿美元，创下四年来的最高水平。另据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的最新数据，2016年美国银行业总盈利增长4.9%，达到1713亿美元。受益于固定收益交易收入激增，美国最大的六家银行的利润在2016年攀升至930亿美元，达到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意味着，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至今10年，美国金融业这个曾经的溺水者已经踩着牺牲者甚至救援者的尸体成功上岸。

华尔街金融家们敢于一边吃着救济、一边领着天价薪金，原因很简单，金融业已经主导甚至某种程度上绑架了美国全球经济霸权的运转。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金融业增加值比重超过传统的制造业，随后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当前，尽管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美国金融业占GDP比重仍然稳定在20%以上。而且，美国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趋势明显，非金融企业中金融业资产的数量迅速上升，由1970年4000多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近20万亿美元。非金融业企业利润中来自金融渠道的比重也大幅增加。美国金融业的强大不仅表现在国内金融业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不断提高，也体现在其全球第一的金融规模上。2011年，美国股票、债券、银行资产市场规模合计达到6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值的25%，是刚刚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8%比重的四倍。

金融业的迅速膨胀使美国经济活动的核心，由物质生产过渡到金融产品、金融资产等财富的管理、流动和增值。据估计，如今全球来自金融机构的资本，只有15%左右用于实体经济投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担任英国金融服务局主席的阿代尔·特纳开诚布公地说，“纵观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和英国，资本市场和银行部门为新的投资进行融资的作用在下降，这个系统里的大部分钱被用于放贷购买现有资产如住房、股票和债券。”

经济金融化的趋势导致的最直接结果就是不可遏制的贫富差距。自2013年开始，美联储做了一项调查，旨在“监测美国消费者的金融和经济状况”。2016年美联储询问受访者，紧急状况下如何掏出400美元应急？回答是：4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要么借钱，要么卖点东西凑钱，否则压根拿不出400美元。与美联储的数据相呼应，美国银行利率网站2014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38%的美国人可以用他们存下的钱来支付起1000美元的急诊费或者是500美元的汽车修理费。美国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2015年发表的两份报告显示，55%的美国家庭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来弥补一个月的收入损失，而56%的人说他们会担心自己的财政状况，71%的人担心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日常开销。面对日益窘迫的收入压力，美国《大西洋》月刊将之称为“美国中产阶级的难言之隐”。

2016年，美国家庭平均收入上升至56516美元，比2015年增加了2800美元。尽管是1998年以来的最大增幅，但它依然低于2007年的水平。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调查，1950年至1973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提高了97%，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平均收入上涨了95%。调查认为，这一时期的美国经济体系比较公正。但是，1973年至2013年的40年里，尽管劳动生产率上升了80%，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实际平均收入却只上涨了4%。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17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平均年收入为130万美元，主要是靠工资获得收入。但最富的0.1%的人，往往依靠金融商品赚取利润，其中0.01%的人则多为对冲基金经营者或资本家。比如，全球500强企业负责人的年收入一般约在1820万美元至2730万美元，对冲基金经营者的年收入在1.8亿美元至2.7亿美元，最高甚至达到36亿美元至46亿美元。法国经济学者托马斯·皮凯蒂（著有《21世纪资本论》——编者注）的研究结果显示，过去30年，美国社会底层的50%人口实质收入增长率“接近为零”，但美国金字塔尖1%的人群收入增长却超过300%。

巨大的贫富差距又与政治腐败不可避免地粘连在一起。旅美日本国际政治分析家伊藤贯指出，美国政治被华尔街的金融家所操纵。民主党虽然宣传自己是“工人的伙伴，百姓的伙伴”，但实际上在过去27年里，美国金融业者一半以上的政治捐款，特别是对冲基金经营者七成以上的政治捐款，都流入了民主党的腰包。另一个坚硬的事实是，20世纪70年代之前，只有3%至4%的议员离职后成为说客。而现在，众议员中有42%的人、参议员中有50%的人，在离职后成为进行院外活动的说客。“希望成为说客而财源广进的议员们，在任职议员期间就为业界团体的利益通过法案，制订预算。”伊藤贯的结论是，“就这样，议员与产业界相互勾结，政治生态越来越腐败”，美国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有理由为“美国社会不公平”感到愤怒。

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山巅上光辉之城”被巨大的贫富差距攻陷之时，世界贫富差距早已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2016年11月22日，瑞士瑞信研究院发布的《2016年全球财富报告》称，占全球总人口73%的底层广大群体，共拥有全球财富的2.4%，但最富有成人的前10%拥有全球资产的86%。2017年1月16日，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发布的研究报告进一步验证了全球贫富差距令人震惊的现状：目前以微软始创人比尔·盖茨（美国，净资产750亿美元）、Zara创始人奥尔特加（西班牙，670亿美元）、“股神”巴菲特（美国，608亿美元）、电讯大亨卡洛斯·斯利姆（墨西哥，500亿美元）、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美国，452亿美元）、“脸书”共同创始人扎克伯格（美国，446亿美元）、甲骨文主席埃利森（美国，436亿美元）和彭博社创始人布隆伯格（美国，400亿美元）为首的全球前8大富豪，其坐拥的资产总和，相当于占世界人口一半的、约36亿最贫困人口的财富总额。

报告提醒说，在2015年，全球50%的底层人口所能支配的财富，约等于全球前67个富豪的资产总和。但到2016年，贫富两端的差距却更加悬殊，过半人口拥有的所有资产已经比不上全球前8名富豪的财富。这意味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更加恶化了全球财富分配，不但没有降低贫富差距，反而助长了富人的财富增值，缩水了底层人口的财富，使得贫富差距形成的阶级越来越难逆转。比如，在未来20年内，全球前500位富豪传给继承者们的财富总值或超过2.1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将比印度的年度GDP还要多。报告称，资源分配结构失调的主要原因包括税制不公、企业失控的逐利文化以及裙带资本主义恶性循环等等。“我们面临的情况是，一些亿万富翁实际缴纳的税款往往要比为其工作的秘书和清洁工还少。”乐施会政策顾问马克斯·劳森说介绍说，乐施会曾在2016年的报告中提及，一些跨国公司和富豪精英将个人财富转移至“离岸避税天堂”，这种做法使政府流失了“能够用于解决贫困和（贫富）差距的宝贵（财富）资源。”

与此相伴，全球债务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飙升。瑞信研究院发布的《2016年全球财富报告》重点揭示了全球财富金字塔底部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目前全球约9%的成人是净债务人。据估计，一半的成年人拥有的财富不超过2222美元，而世界金字塔底层的人中约20%的人拥有的财富不超过248美元。这一底部群体的44%是债务人，平均净债务是2628美元。事实上，国际金融协会2017年4月初公开的统计数字显示，过去十年来全球包括家庭、政府和公司在内的债务总额增加了70多万亿美元，2016年达到创纪录的215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325%。其中，2016年年底美国联邦债务总额达19.5万亿美元，与十年前美国债务总额相比翻了一倍有余。2017年联邦预算显示，2017年美国总债务预计将超过20万亿美元。但对美国政府而言，这仅仅是个小数。按照美国政府问责局前总审计长、美国彼特·皮特森基金会总裁兼CEO大卫·沃尔克估计，如果把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等所有隐性债务统统加在一起，2007年美国的实际债务总额高达53万亿美元。加上2007年后美国国债6万亿美元的增加量，总计59万亿美元以上。这还不算多。如果再把诸如“两房债券”那样实际是“美国政府担保”的债务，以及美国各州政府、市政府、县政府所发行的债券也有20万亿美元（2007年年末美国国债协会SIFMA统计）。这就是说，能算出账来的美国债务总额高达79万亿美元，2016年全球GDP不过74万亿美元而已，这就是说，仅仅美国一家，已经使全球负债率超过了107%。

毫无疑问，21世纪以来，包括西方发达经济体，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普通民众被0.1%甚至0.01%的巨富阶层挤压成了输家。

“我们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历史学家早就断言，经济快速发展使社会变革成为必需，经济发展易获支持，而社会变革常遭抵制。我们不能因此踟蹰不前，而要砥砺前行。我们也要从现实中寻找答案。”正如习近平主席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所言，“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启示我们，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需要加强协调、完善治理，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