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成长困惑的中国与世界

自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GDP稳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逐年上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计算， 2016年，中国GDP为11.2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14.9%，比2012年提高3.4个百分点。同时，中国制造业产出占世界比重超过21%，连续7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在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超过220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2015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达到7900美元，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4.9%。世界经济论坛《2015—201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国际竞争力在14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28位。

然而，走进新千年后，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经济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成长困惑。尤其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我国经济进入了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高速投资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阶段。在这一背景影响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诸多发展领域的动力和环境开始发生深刻变化，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

一是“稳增长”与“调结构”的两难困境。

中国自2010年第一季度，连续18个季度经济增长减速，持续长达四年多的增长减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遭遇。与此相伴，工业经济下行走势更为突出：2011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从13.9%的双位数水平，一路下降至2016年上半年的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从2011年的25.4%，甚至降至2015年的-2.3%。这些表明，当前中国经济“稳增长”任务十分艰巨。

同时，又正在经历“调结构”的“阵痛”。2003—2014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流向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年均投资增速分别为25%和24%。大量投资涌入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化工、纺织、金属、造纸等基本产业，使得这些行业的产能快速增加；而金融危机后市场需求低迷，但投资仍保持较快增速，最终导致过度投资。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为稳增长实施了大规模刺激计划，同步采取了信贷扩张和降息的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形成了大量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进一步刺激了钢铁、水泥、金属等上游产业的快速复苏和扩张。随后，还出台了“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促进钢铁、船舶工业、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石化、汽车、电子信息、物流等十大关键产业的增长和就业。这些刺激政策对于中国经济企稳回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毫无疑问也加剧了产能过剩。

但是随着经济刺激措施逐渐退出，产能过剩行业的销售收入增长率从危机前的30%下降至2014年的5%，税前利润增长率在2012年甚至下降至-8.9%，资产回报率持续恶化。比如有色金属业在2013年出现了最严重的下滑，回报率同比下降27%。

这意味着，“稳增长”要求做加法，需要维持一定的工业经济增速；“调结构”很多时候要求做减法，需要不断调减工业发展中过剩、落后的产能，对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了强大挑战。

二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双重竞争压力。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力图抢占高端制造市场并不断扩大竞争优势。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一方面，美、德、法、英等国最先嗅到了产业变革的气息，先后发布了《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工业4.0战略》《新工业法国计划》《英国工业2050战略》等；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利用更低的人力和资源成本，积极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附加环节转移。印度于2014年9月推出了“印度制造”战略，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外资，并改革劳动法规、简化审批程序等，意图利用本国的人口数量和成本优势，吸引外资在印度投资设厂，打造新一代的“世界工厂”。巴西等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也在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预计未来一个时期全球范围内围绕市场、全球技术、资本和产业转移的竞争将更为激烈，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甚至冲击。

三是传统比较优势递减和新竞争优势尚未形成的两难局面。

一方面，低成本优势快速削弱。低廉的土地、人力、税收、环境等生产要素是以往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来源。但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各种资源环境约束的逐步加强，中国经济的价格优势已经逐步削弱，投资回报率不断递减；另一方面，创新、品牌等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目前，中国创新能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大进步，但原始创新和核心创新仍然较为薄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各自创新活动目的分化，跨领域多主体的协同创新体系和有效机制也未形成。其中，制造业自主品牌市场认可度相对较低，与国际知名品牌相比，品牌附加值低、竞争力弱，顾客美誉度和忠诚度都有待提高。美国《财富》杂志研究表明，2015年苹果以占全球17.2%的市场份额拿到了全球手机智能市场利润的9成，而我国华为、小米公司产品虽然市场占有率为8.0%和5.3%，但利润份额却与苹果公司的产品无法相比。在2016年世界品牌500强榜单中，美国企业达227个，占全球总数的45.4%。中国为36个，居世界第5位，排在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四国之后，与中国是世界最大消费市场的地位不符。

四是经济发展绿色转型和创新驱动重任的双重叠加。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积累的生态环境问题正在全面凸显：一是环境承载能力达到或接近上限；二是人民群众对环境的承受能力接近极限。目前，中国70%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水污染的问题比较普遍。环境问题不仅威胁老百姓健康，还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导火索；三是推进绿色转型，既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重建的根本出路，同时也是把握“工业革命4.0”战略机遇的关键所在。未来能否通过加快新能源产业对经济发展基础进行系统性重构，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成为我国战略转型的重大挑战。

与此同时，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创新驱动成为最为迫切的战略任务。但很明显，我国并没有形成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规模相适应的自主创新优势：一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中国知识产权对外依存度高达60%，在核心技术方面甚至高达90%。2015年中国知识产权国际收入仅为10.8亿美元，而美国高达1246.7亿美元，是中国的115倍，中国仍然是知识产权收益赤字国。二是缺乏全球知名品牌。出口导向下的“中国制造”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加工”的代名词。在iPhone的价值构成中，中国工厂组装所获得的价值仅占成本的1.8%，而拥有核心技术的苹果公司所获得的巨额利润，使得每部iPhone对美国GDP的贡献达400美元。三是产学研脱节现象未有根本解决。中国研发人员数量全球第一，研发经费支出规模全球第二，国际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数量全球第三，PCT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全球第三，但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

五是经济下行风险和社会矛盾的双碰头现象。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经济运行的矛盾和风险明显加大。这不仅表现为部分行业的严重产能过剩，以及地方债务和房地产泡沫的快速积累，而且反映在结构调整滞后、生态环境危机因素增多、创新能力不足等结构性矛盾加大了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尤其是一段时期以来，国内市场流动性过剩，一些金融机构借银行理财、信托投资的名义在追逐“钱生钱”的虚拟游戏，造成实体企业严重“失血”。有测算表明，目前小微企业获得的贷款在全部贷款中的比例仅20%。而实体经济经营困难，反过来又使金融部门不愿介入，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严重影响整体经济的健康。与此相伴，当前中国贫富差距依然较大，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格局固化引发的社会利益矛盾与社会冲突在一定范围内有所突显。此外，由于公共服务仍然短缺，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社会不公、社会信用缺失等，导致社会问题增多，老百姓抱怨增多，群体性事件表现突出。特别是，受经济结构转型和国家经济危机冲击影响，过去经济高速增长“一俊遮百丑”的时代成为历史，经济下行压力开始与社会矛盾碰头，正在使一些潜在的社会风险因素有可能积累加大并浮出水面。

六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双双遭遇“天花板”。

就“看得见的手”而言，曾经依靠政府主导和全面政策刺激拉动GDP增长的边际效应明显递减，且难以为继。但从地方到部门，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甚至一度有自我强化的趋势。中央地方关系仍以经济总量为导向，政府职能的转变远未到位，政府转型尚未破题。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不分的行政权力结构，权力运行不规范、难以有效制约，权力与市场结合得到了制约但没有在制度层面根除，政府自身利益倾向等矛盾和问题仍然突出。

就“看不见的手”而言，市场是一种分工交易体系，包含了一系列的基础制度，包括法治、契约、有限政府等。然而，在相当长时期里，市场在国内的理论和实践中都被当作一种资源配置的工具，带来了政府替代市场的危险。把“看不见的手”作为工具，意味着利用市场是一种权宜之计：如果市场作为工具的效果在某些时候低于其他工具，那么作为工具的市场就有可能被干预。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如果认为市场带来的问题多于其他问题，市场甚至有可能被抑制或者被放弃。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后，某些中国地方和政府部门甚至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看得见的手”替代“看不见的手”的施政苗头。具体表现在，政府仍然掌握着主要生产要素的配置权，相当多的资源还不能实现有效的市场配置；国有资本投资扩张缺乏有效市场约束，尽管“非公36条”和“新36条”明确了“非禁即可”的基本原则，社会资本仍然面临体制和利益多方面的“玻璃门”；“看得见的手”频繁干预“看不见的手”，“增长主义”政府倾向不断挤压市场配置资源的空间。

这些成长中的烦恼抑或发展中的困惑，强烈暗示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日趋紧迫。早在新世纪之初，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就注意到中国外需依赖型和资源消耗型发展模式隐藏的风险和矛盾，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力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甚至在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中央宏观调控就开始加大调整转型力度。然而，囿于当时社会准备不足，而未得以全面贯彻执行。

也正是因为饱受传统发展模式的制约，中国一度成为国际金融危机最大的受害国之一。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外贸依存度33.1%，数据回落到了18年前的1999年。事实上，我国外贸依存度2006年达到64.8%的历史峰值后，提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两年就已开始下滑，直到今天倒退到18年前，说明这场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极其剧烈，以致成为导致中国经济增速2010年后不断降低的关键影响因子之一。所有这些也同时印证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发展转型的内在紧迫性，一直是现阶段和未来相当长时间主导中国经济社会变革的核心内因。

中国发展遭遇的这种困惑和烦恼，同样在国际社会范围内迅速扩展。从发展矛盾看，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最突出的变化就是，一方面，全球化迅猛发展，使得各国发展所需要的协调深度和广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任何单边或双边的方式都无法解决诸如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抑或气候和环境等全球性问题，必须是多边的集体行动；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冲击下的发达国家的国家治理日益分裂和破碎，西方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思维意识不断强化，正在加大全球发展的协调难度。

尤其是西方发展模式急剧衰颓，世界各国发展共识日趋分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人类社会中道德信仰迷失和宗教极端势力泛滥相共存，人类面对着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大抉择。为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实践者和研究学者，都开始反思和寻求新道路、新理念和新理论，以期重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未来何处去？亟待发展新思想、新信念、新理想的明灯指引。

审视21世纪以来演变出的这个复杂的世界格局，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全球的变化与中国紧密关联，而中国日益全球化的发展特质也决定了：要搞好全球的治理，就要搞好占1/5世界人口的中国的治理。中国内部的治理搞好了，那么全球的治理也就有了希望。如果中国内部治理搞不好，全球的治理也很难有前途。因为不管中国干好干坏，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就在那里，不是想不想出头、想不想取代谁的问题。

正是在这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沧海横流时刻，十八大报告向世人宣告“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既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宣言书，也是13亿多国人为实现民族复兴大业对执政党的时代要求，更是中华民族再次为人类发展探索全新道路拉响的启航汽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