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徽州宗族与徽商兴起

徽州位于安徽、浙江、江西三省交接处，明清时期包括歙县、黟县、婺源、休宁、绩溪和祁门六县。关于徽州的自然环境，赵吉士说：“郡处万山，百货皆仰于外。陆则肩担顶荷之夫，沿崖陟岭，虽隆冬而汗雨彳亍；水则溯流推挽，从急湍石濑中负舟以上”。封闭的地域，使徽州成为避祸之地；贫瘠的资源，却创造了辉煌的徽州宗族文化，推动了徽商的崛起。

一、徽州宗族文化

徽州宗族多来自中原。据《新安名族志》记载，新安80余个大族中有60多个家族陆续于东汉末年、西晋末、唐末以及北宋末年等战乱时期迁徙而来。

徽州境内“东有大鄣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扼。即山为城，因溪为隍。”“自睦至歙皆为鸟道，萦纡两旁，峭壁仅通单车。”四面环山、水路惊险的自然环境使徽州成为了一个相对安宁的地区，也因此成为中原士族理想的避难场所。南迁的各大族须将本族人员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天灾人祸，以获得生存资源，中原传统宗族文化得以发扬光大。李琳琦指出：随着北方大族的不断迁入，徽州的社会文化结构中逐渐形成了两个颇为突出的特点，这就是：“最重宗法”和“理学第一”。

中原大族原本就有强烈的宗法观念和严密的宗族组织，南迁后更是强固了原有的宗法制度。“家乡故旧，自唐宋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无不秩然有序”“士习蒸蒸礼让，讲学不辍，诵说诗书，比户声名文物，盖东南屈指焉”。他们聚族而居，崇尚儒学，“旧家多世系，唐宋来不紊乱。宗谊甚笃，家有祠，岁时嘉会在焉。人重去其乡，婚姻论门第，辨别中上等”。徽州宗族文化日益浓郁。

徽州宗族文化兴盛，还有赖于朱子学的强化。徽州作为“程朱阙里”，学者在诠释朱子学方面独树一帜，形成以伦理纲常为核心的“新安理学”。“新安理学”成为宗族制定族规、祖训的理论依据。

在宗法制度严谨的徽州，“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掺入者”，以至于形成“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义子异姓不得紊乱宗支，婚姻不缔于不重之门”的宗族传统。

祠堂是宗族文化最重要的物质载体。“徽州多大姓，莫不聚族而居，而以汪、程为最著，支祠以数千计。”徽州祠堂多规模宏大，装饰精美。《歙县志》记载：“邑俗旧重宗法，聚族而居，每村一姓或数姓；姓各有祠，支分派别，复为支祠，堂皇闳丽，与居室相见”。

祠堂的大量出现与当时的社会变迁有关。明中叶以降，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外出经商子弟日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徽州的宗族结构。为巩固宗法制度和宗族群体，徽州宗族建造了大量族祠、支祠和家祠以联宗睦族。祠堂成为徽州宗族的重要象征。此外，撰修族谱也是强化宗族文化的重要途径，“族必有谱，世系数十代”，有些大宗族“奉先有千年之墓，会祭有万丁之祠，宗裕有百世之谱”，形成了祠堂、族谱、祖墓三位一体的宗族文化有形载体。

徽州传统宗族文化以“纲常名教”为核心，“五常为人伦之重，而三纲又为五常之重也”，将三纲置于人伦之道中最重要的位置。“父为子纲”规定，“百善孝为先”“人子于父母，不得不愉色婉容，以欢其情；承颜顺意，以适其志；或其惑于宠嬖，厚于庶孽，而情有不均，为之子者，但当逆来顺受而已，不敢于自较也”。“夫为妻纲”要求，“妇人之道，从一而终，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潭渡黄氏宗族就规定，“风华肇自闺门，各堂子姓当以三从之道训其妇，使之安详恭敬，俭约操持，奉舅姑以孝，奉丈夫以礼，待娣姒以和，抚子女以慈，内职宜勤，女红勿怠，服饰勿事华靡，饮食莫思饕餮，勿搬弄是非，勿凌厉婢妾，并不得出村游戏，如观剧玩灯，朝山看花之类，倘不率教，罚及其夫。”在森严的宗法制度之下，徽州出现了大量的节妇烈女，不乏可歌可泣者。

三纲五常之外，徽州诸宗族恪守《家礼》中的规定和要求，秉承“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的传统，形成“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每遇初三、十八日聚子弟于祠，申以孝悌姻睦之义”的宗风，对宗族子弟控制力不断加强，形成典型的宗族文化。

二、徽商崛起

徽州“地隘斗绝，厥土騂刚而不化。高山湍悍少潴蓄，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农耕环境相当恶劣。徽州府志也记载：“本府万山重，不可舟车，土地少，户口多，土产微”。

在中原士族南迁之初，由于人口较少，徽州土地尚能满足大多数人的生存需要。因“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籼，不宜稻梁。壮夫健牛，日不过数亩……新都故为瘠土，岩谷数倍土田，无陂池泽薮之饶，惟水庸为搰搰，即力田终岁，赢得几何”，故徽州人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耕种上，才能获得勉强够用的粮食。随着人口的增多，徽州人只能辟山林以农业，“深山穷民，仰给杂粮。早出皆耕于山，耦樵于林，以警狼虎；暮则相与荷锄负薪以归”。尽管已经“大山之所落，多垦为田，层累而上，指至十余级”，却依旧“不盈一亩”，“农终岁勤劬，亩不获一口之入”。每年所收粮食，仅供数月，生存艰难。

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传统的科举入仕或者耕地务农已无法满足徽州人的生存需要，外出经商成为生存的必要选择。“盖新安居万山之中，土少人稠，非经营四方，绝无治生之策矣”，也因此“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

徽州人经商可追溯到东晋时期，但尚未形成经商风气。南宋，徽州经济得到发展。据黄亚光先生口述，南宋设都临安。徽州毗邻临安，近水楼台，徽州人往来临安徽州两地经商。徽州经济在百年时间内获得了巨大发展。因此可以肯定，徽州经商的风气在南宋时期已见端倪，甚至已经出现了一批著名徽商，比如朱熹的外祖父祝确。南宋百年徽州积累的财富，为明清时期徽商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但徽州商帮尚未形成。许承尧在《歙县闲谈》中曰：“吾许族家谱载，吾族于正统时已出居庸关运茶行贾，似出贾风习已久。”据此，徽州人开始经商的时期要远早于明嘉靖年代，但经商还未能成为徽州社会的主流。

16至17世纪的百年间，徽商获得较快发展，嘉靖时形成商帮。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北京歙县会馆的建立，可以看做徽商成帮的标志。汪道昆在《太函集》中写道：“吾乡业贾者什家而七，赢者什家而三。”徽州人从商风气渐盛，有俗语曰：“人到十六就要出门做生意。”当时的徽州“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歙休两邑民皆无田，而业贾者遍于天下。”经商对徽州人而言，是生存之道。

徽商兴起也与徽州文化务实与包容有关，“商读文化”流传已久。明代，徽州学者就提出士商乃殊途同归的思想，对商处于四民之末提出了质疑。汪氏统宗谱有载：“古者四民不分，故傅岩鱼盐中，良弼师保寓焉。贾何后于士哉！世远制殊，不特士贾分也，然士而贾其行，士哉而修好其行，安知贾之不为士也。故业儒服贾各随其矩，而事道亦相为通，人之自律其身亦何艰于业哉。”自然环境的生存挑战，儒、商界限的模糊，“良贾何负闳儒”的情怀，造就了徽商的崛起与辉煌。

很多成功徽商“津津行德施于州闾，泽及乡党。非但廉贾，其实商名儒行”，促进了宗族繁荣。“今寓内乔木故家相望不乏，然而族大指繁，藩衍绵亘，所居成聚，所聚成都，未有如新安之盛者。盖其山川复阻，风气醇凝，世治则诗书，什一之业足以自营。”徽商与宗族教化互相推动，不仅促进了当地宗族教化事业的发展，壮大了徽商队伍，也促进了士与商之间的交流。

随着经商人数增多，商业竞争日益激烈，宗族对徽商的作用日益显现。为共同抵制外商，徽州人大多与同族兄弟子侄合作，秉着“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的精神，以实现内部合作。激烈的商业竞争使得单个徽商孤掌难鸣，从而寻求宗族的庇佑，而宗族的介入使得徽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获得更大的发展。

宗族对徽商的另一帮助是通过宗族制度控制徽商群体，不会发生因个人利益而使团体分崩离析的情况。徽州独特的人文环境、深入每个人精髓的宗族文化、崇尚理学的历史风气，使得徽商具有其他地域的商人所没有的人格特征。相较于其他商帮，徽商体现出更强的一致性与合作性。

徽州宗族重视商业的发展，尤其是在士商平等这一思想精神的感召下，经商无疑是“士”之外最好的选择。许承尧说：“商居四民之末，徽俗则不然”。汪道昆更指出，“吾乡左儒右贾，喜厚利而薄名高。”徽州人经商往往不是个人活动，其背后是宗族力量的支持。

强大的宗族文化是徽州商帮能列十大商帮之首的重要因素。为使族内子弟获得生计，徽州宗族除了支持科举入仕，也支持经商治生。这种支持除了价值上对经商的认同，以及基础商业知识的教导，还有资金上的帮助。此外，对在外经商的徽州商人而言，宗族还是其最有利的靠山和垄断武器。宗族是徽商能够在江南一带造就“无徽不成镇”的内在力量。

清代，徽商开始涉及盐业。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人口的增多，盐的需求量日增，清朝政府又采取了一些恤商的政策，经营盐业获利丰厚。许多徽商聚集扬州，垄断盐业，获取巨额利润。同时，由于盐业受政府控制，徽商与官员之间的交流愈加频繁，徽商的经营范围也进一步扩展，长江流域的贸易几乎被徽商垄断。徽商会馆的普遍建立是徽商财力雄厚的标志与结果。会馆不仅为徽商提供休憩的场所，还建有义学讲堂供子弟读书。此外，徽州地区宗祠牌坊遍立，建筑恢弘精美，也是徽商崛起及其与宗族互动的结果。

清道光中叶之后，在内外交困的政局与动荡的社会环境挤压下，徽商走向衰落并最终解体。由于徽州盐商失去了世袭的行盐专利权，加上鸦片战败，清政府须向外国支付巨额赔偿，向徽商追要积欠的盐课，许多徽商因此破产。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长江中下游沦为主要战场。以长江沿岸贸易为主的徽商遭重创，长江一带“向之商贾今变而为贫民，向之小贩今变而为乞丐”。历史上因为地势特殊而成为避战之地的徽州，却成为太平天国的主战场，遭遇战火的洗劫，许多城镇“男丁百无一二”。至此，延续近四百年的徽商盛世不再，走向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