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士商互动背景下的宗族教化

徽商的崛起、儒学的价值转向、士商互动的社会环境，这一切既与宗族文化的影响有关，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徽州宗族的教化。士商互动背景下的宗族教化，型塑了徽州新的民性，培育了伦理与道德新风尚，成为近代乡村道德转型的先声。

一、科举教育目的拓展

徽州重视科举教化历史悠久，其形成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徽州宗族多从中原南迁而来，原本便是中原士族。这些大族承自中原传统士族文化，入仕是他们人生的最高追求。这些家族南迁之后，由于徽州大山环绕，封闭自足，古老的中原文化在徽州积淀下来。许多新安始祖本身便是从政者，如徽州黄氏宗族的始祖黄绩，东晋时期任新安太守，死后葬于姚家墩。黄氏家族就此开始在新安定居，“其后子姓蕃衍，列簪绂继诗书者，绳绳弗替”。

其次，徽州是朱熹故里，深受理学影响。自宋代以后，程朱理学兴起，朱熹创建了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学系统。其为学之要在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的思想更是深入人心。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徽州教育的发展、兴盛与朱子理学密切相关。徽州“益尚文雅，宋名臣辈出，多为御史谏官者。自朱子以后，为士者多明义理，称为‘东南邹鲁’”。作为“程朱阙里”，徽州始终坚持“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深厚的儒学背景，使得科举成为宗族的第一大事。因此，徽州宗族多是“以诗书训子弟”。《新安名族志》云：“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宛然俱在。”

科举教育是徽州宗族教化中最重要的内容。为培养人才，徽州宗族往往不遗余力，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于举业中。歙县许氏家规记载：

士之肆举业者，有志于科第者也。业之弗精，而能以应举及第者乎？饥寒困穷乱其心，吾未见业之能精也。营营内顾之私，衣食之累，悠悠岁月，浪过一生，而终于无成，甚可惜也。今后凡遇族人子弟肆习举业，其聪明俊伟而迫于贫者，厚加作兴；始于五服之亲，以至于人之殷富者，每月给以灯油、笔札之类，量力而助之，委曲以处之，族人斯文又从而诱掖奖劝之，庶其人之有成，亦且有光于祖也。况投我木桃，报以琼瑶，又何惮而不为乎？

对族中子弟，也都是从小严格要求。茗洲吴氏家典规定：“子弟己冠而习学者，须沉潜好学，务令所习精进，有日异而月不同之趣，如因循怠惰，幼志不除，则去其帽如未冠时。”徽州宗族要求子孙们努力上进，并尽全力支持，以求能有所成就。

徽商崛起前，徽州宗族重视科举教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亢宗，认为“族之有仕进，犹人之有冠冕，身之有眉目也”，坚信“非儒术无以亢宗，非读书不能显亲”。因此徽州“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对宗族而言，“读书期于用世，非为荣其身，增辉其族党也”。族中若能有子弟取得功名，不仅仅是光耀自身，而是为其宗族增加荣耀，“家之显贵，增光先世者皆由子孙读书知为善”。宗族“所赖以亢宗者在子，子宜努力公家，为先人光”，如“黄天爵，字一贵。幼严重，有气性，不伍群儿，志在亢宗”者不在少数。

徽州虽然历来重视科举教化，将亢宗作为科举首要目的，但明代以前的科举成绩并不突出。很多宗族因生存的压力，无法给科举提供较多的经济支持。

明中叶以后，随着商人的崛起与士商互动的频繁，不少宗族认为“盖一姓之人才，一族之盛衰系焉”，望族多是“累印绶若济济然，仕籍递登也”，兴起捐资助学之风。诸多宗族都将捐资助学作为“吾族气运之一大关也”，且科举教化目的有了拓展，入仕不再单纯为了亢宗和显名，还为了保障经商的权益，拓展商业资源，以求得名利双收。

在封建社会专制之下，任何一个阶级都只能依附权力才能更好地生存。商人地位尴尬，尤其需要官员的支持，以求得庇护与获得商业特权。我们可以从明末《士商要览》中“是官当敬”条窥见一斑：

官无大小，皆受朝廷一命，权可制人，不可因其秩卑，放肆侮慢。苟或触犯，虽不能荣人，亦足以辱人，倘受其叱挞，又将何以洗耻哉！凡见长官，须起立引避，盖尝为卑为降，实吾民之职分也。

徽商虽具“良贾”不负“闳儒”的情怀，但在官僚体制面前，其卑微的政治身份依然凸显，“商”不得不依附于“仕”。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他们政治投资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宗族子弟获得功名者会对经商者多加照拂，甚至能影响一些朝廷的决定并颁布利于商人经商的政策，使得徽州的商业经济得以继续繁荣。

此外，商人子弟接受科举教育跻身于太学生行列，并不一定有机会入仕，但他们“处于儒若贾之间”和“友天下豪杰长者”，能获得普通人难以达到的声望，可以提升家族的地位，成为士与商两个世界之间的媒介，进一步促进了士商互动。商人背景的太学生在明代中晚期已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势力。他们处于士与商之间，加速了双方的合流。商人地位的提升和儒学的转向都与此势力有深切的关系。

为鼓励族中子弟读书，宗族通过办义学、奖学资等方式培养聪颖子弟，“族之兴也，必有贤子孙为之纲纪，子孙之贤必先纳之党塾之中，俾读圣贤书，明义理之归。授之成法，宽之岁月，涵育熏陶，而后人才有所成就”。几乎每个宗族都设有义学、义塾、书屋等，“延师课子，倡兴文会”，且多“创立学田，垂之永久，使世世子孙有所凭籍……以教育一族之人才”。

《潭渡孝里黄氏宗谱》载：

一议鼓励读书，俟本祠钱粮充足之时，生童赴试应酌给卷资，孝廉会试应酌给路费，登科登甲入庠入监及援例授职者应给发花红，照例输资，倘再有余，应于中开支修开敦请明师开设堂学，教育各堂无力读书子弟。

子姓十五以上，资质颖敏，苦志读书者，应加奖励，量佐其笔札膏火之费。另设义学，以教宗党贫乏子弟。

徽州子弟也将宗族兴盛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为了鼓励读书，有些宗族还资金奖励。“学成名立者，赏入泮银三两，补廪贺银一两，出贡贺银五两，登科贺银五十两，甲第以上加倍。”

浓厚的儒学氛围与徽商财力的支持，使得明清时期徽州的科举成绩名列全国前茅。《歙事闲谈》中有提到：“吾乡山水甲天下，理学第一，文章次之，人知节俭，有唐魏之风。”黄宾虹说：“新安夙号程朱阙里，理学渊源，明清两朝以来，文章道德，艺能之士，均足凌轹江浙诸省”。赵吉士云：“自胜朝重科目之选，而吾乡之甲乙科显著，比肩接翼而起，一时立朝至有数尚书。”

如黄氏宗族可谓是“列簪绂继诗书者，绳绳弗替”。下表为明清时期黄氏宗族部分科举入仕子弟简况。

表中材料显示，黄氏宗族儒风兴盛，科举入仕者忠孝、耿介，惠政于民；且多融道德、文章、艺能于一身，具有典型的新安士人的品格。黄氏族裔的科举仕宦，无疑也为宗族经商积聚了重要政治与社会资本。

总之，在士商互动的大背景下，徽州宗族的科举教育除了传统“亢宗”的目的外，还有着强烈的通过获取政治资本，以开拓商业资源、庇护商人经商及其利益的目标，而有利于徽商的良性发展。

二、商业教育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为适应社会变化，传统的宗族教化发生了改变，与商业有关的内容开始纳入教化的范围，并成为重要部分，是徽州宗族教化最鲜明的特点。实际上，徽商的兴衰与宗族教化息息相关、互相推动，共同促进了徽州宗族的发展。宗族教化是推动徽州商帮形成的重要力量。它不仅为族中子弟提供商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更传递给他们精神力量。只有贯彻了这种精神力量的商人，才是真正的徽商。

商业教育的形成是士商互动背景下的必然趋势。随着生存环境的愈加严峻，以及商业活动的日益繁荣，经商成为徽州人的重要选择，但竞争也日趋激烈。宗族的重视与支持是徽商提高竞争力的重要力量。宗族不仅为经商子弟提供资金，还对他们进行商业知识、商业伦理教育，更将经商事迹撰入族谱，以最有力的形式支持商业的发展。

（一）商业知识与技能的培训

徽州宗族对经商虽有不同的规定，但都让子弟能够学会治生之术，获得谋生技能，避免游手好闲。徽州吴氏宗族强调：“族中子弟不能读书，又无田可耕，势不得不从事商贾，族众或提携之，或从它亲友处推荐之，令有恒业，可以糊口。总之，勿使游手好闲，致生祸患”。古歙城东许氏世谱要求：“生业者，民所赖以常生也……士而读，期于有成；农而耕，期于有秋；工执艺，期于必售；商通货财，期于多获。”许氏家族支持族中子弟士农工商任择一而做，强调无论何业，都必须认真对待，不能随意嬉戏游玩。潭渡黄氏宗族规定：“子弟未冠，必聘名师，教以孝悌忠信为主，若二十以外学业无成者，令其学习治生理财之方。”由此可见，“治生理财”是徽州宗族教化的重要内容。

与传统农耕比较，商贾要求掌握更多的商业知识，需要商人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准，正所谓“商贾之道，未有不学而能者”。明清时代出现了大批“商业书”，为经商者提供必要的商业知识。流行的商业书中徽州人士所编甚多，据李琳琦研究，主要有：

《一统路程图记》，又名《天下水陆路程》、《图经水陆路程图》等，八卷，明黄汴撰，隆庆四年（1570年）刊；

《三台万用正宗·商旅门》，明余斗象撰，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刊；

《新安原版士商类要》，简称《士商类要》，四卷，明程春宇编，天启六年（1626年）刊；

《新刻士商要览天下水陆行程图》，简称《士商要览》，三卷，明儋漪子编，天启六年（1626年）刊；

《江湖绘画路程》，清休宁商人编，手抄本；

《商贾要览》，十卷，清吴中孚编，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刊；

《徽州至广东路程》，清江有科编，手抄本；

《沐雨栉风》，清江明恒编，手抄本；

《贸易须知辑要》，炳记，清抄本；

《典业须知》，清浙江新安惟善堂刊；

《徽商便览》，吴日法编，民国八年（1919年）刊。

徽州经商者多，商业竞争也相当激烈，“操资交捷，起落不常……东家已富，西家自贫”。因此，徽州宗族重视子孙的商业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以求商道娴熟。汪道昆有云：“休歙右贾左儒，直以九章当六籍。”“九章”实为商业知识与技能的概括。

商业知识与技能的传授方式多样。徽州许多宗族在蒙学教育中就加入了商业教育的内容，出生于徽商家庭的子弟更是从小耳濡目染商业活动。黄氏宗族规定：“子孙当轮随家长入城办纳粮差，置买物料”，组织子弟练习书记、算学等基础的数学知识，进行简单的技能培训。出生贫寒的子弟没有资金，大多到同族商人的店中当学徒。徽商吴荣“召门内贫子弟，悉授之事而食之”，以便族中贫寒子弟能够一边工作维持生计，一边学习经商知识，以待他日能够“分身而自为贾”。这不仅满足了徽商由于商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又帮助本族子弟积累经验，迅速成长。对子弟学徒，徽商们大都慷慨赐教，言传身教，促进了商业经验的广泛流传。

许多商人将自己毕生的经验撰写成书。商业书的出现使得徽州宗族的商业教育走向正规，成为商业教育的重要内容。商业书包括商业经营中的知识和技能，以及经商地的地理情况、物资生产、风土人情，还包括经商原则、商业道德等。如《商贾格言》包含了商业知识、商业技能以及商业道德等相关内容。

（二）商业精神的养育

徽州宗族教化是孕育徽商精神的摇篮。在商业教育中，徽州宗族重视精神的传递，希望族中子弟拥有不屈的创业精神，在挫折面前勇往直前。徽商精神传承自宗族教化，在商业教育中得到强化与发展，成为了徽商的最大特色。

（1）执着进取。徽商的执着进取精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经商的不屈不挠，二是对儒业的回归。徽州人从不轻易言败，宗族传递给子弟的不仅是祠堂和牌坊，还有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宗族要求本族子弟坚忍不拔、身体力行、敢于冒险、勇于拼搏。这种精神力量激励着徽州人不断前行。

任何行业都有成功与失败。徽商虽以血缘为纽带，商与商之间团结合作，但商场如“战场”，不是每个人都能一帆风顺。徽商对经商的追逐与读书人对科举的追求如出一辙，多秉持“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的精神在商海中不断搏击。徽商的执着精神有多重力量驱动。

首先，客观上由于徽州人多地少，无法像其他地方的百姓“耕读传家”，只能另寻他路以求生计，形成了“商读传家”的传统。徽州虽耕地少，却有丰富的木材、竹制品、茶叶以及文房四宝等自然资源，是早期徽商经营的主要货物。其次，徽州宗族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徽州子弟从小在宗族中耳濡目染，对经商不抱有偏见，甚至将经商看作是与入仕一样高尚的职业，从而促成江南一带形成“无徽不成镇”“钻天洞庭遍地徽”的盛况。商之于徽人，从一开始作为单纯的治生之法，在宗族教化的影响下，逐渐变成一种与科举并肩的人生使命。

（2）吃苦耐劳。徽商吃苦耐劳的品格有其历史渊源。徽州“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赡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农耕环境恶劣。在商业未发展的时期，为了生存，徽州人要比其他地区的人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勉强饱腹，还往往“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徽州人必须异常努力才能生存。吃苦耐劳成为宗族文化精神之一，以“戒游惰”约束子弟。反之，对偷懒游荡者，“长者宜携族共戒之，戒之不从者共治之，治之不改则共弃之，不与之入族”。徽州子弟形成了“耐苦劳，善积聚”的品格。徽商崛起，正是吃苦耐劳品质的驱动与品格体现。

徽州“民鲜田畴，以货殖为恒产”，出生贫寒的徽州少年，跟同族商人到外地当学徒，即“人到十六就要出门做生意”。

徽商创业过程艰难，“邑中土不给食，大都以货殖为恒产，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居贾则息微，于是走吴、越、楚、蜀、闽、粤、燕、齐之郊，甚则逖而边陲，险而海岛，足迹几遍禹内”。他们往往需要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岭南塞北，饱谙寒暑之劳；吴越荆襄，频历风波之险”。初期徽商经营的物品多以当地的土特产为主，“茶叶六县皆产，木则婺源为盛”。经营木材者需要深入崇山峻岭，经营茶叶者从选茶、卖茶，每一步骤都要亲自监督，不可懈怠。

徽商常要承担经营风险，“业贾者什家而七，赢者什家而三”；也要经历精神折磨，如“贾人娶妇数月，则出外或数十年，至有父子邂逅而不相认识者。”“他俗习懒习赚，有贾无副，则贾不行。其数奇败折，宁终身漂泊死，羞归乡对人也。”“男子冠婚后，积岁家食者，则亲友笑之。”激烈的竞争以及“少小离家老大回”而苦其心志的经历，非具吃苦耐劳品格者很难做到。

（三）勤俭持家

徽州虽商业繁盛，但宗族仍强调子弟要“勤穑事，敦愿让，崇节俭”，以致“新都勤俭甲天下”。黄氏宗谱规定“当思家业之成难如升天，须以俭索是绳是准，不得与人炫奇斗胜，即使富贵年高亦不得以丝帛为裹衣行缠之类，暴殄天物”。族中子弟要时刻谨记创业的艰辛，不能炫富，谨遵节俭的美德。

程氏宗族禁奢靡，“制财用之节量入为出，积家之有无，以给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费，皆有品节，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费，禁奢华，常须存赢余以备不虚”。去除不必要的开支，应当存有积蓄，以备不时之需。徽州女人尤其节俭，“居乡者数月，不占鱼肉，日挫针治缝纫绽”。徽州人勤劳上进，开源节流，杜绝浪费。即便是家境殷实的徽商家庭，也力持勤俭之德，女主人往往闲暇之时便“退入于房，治麻枲，具衣裳”。许多经商家庭都是“然其家居也，为俭吝而务畜积。贫者日再食，富者三食，食惟饘粥，客至不为黍，家不畜乘马，不畜鹅鹜”。有一青衿士“走长途而赴京试，则一褐至铀，芒鞋跣足，以一伞自携，而吝舆马之费。闻之则皆千万金家也”。

徽商精神是徽州文化的精髓，世人以“徽骆驼精神”代之，寓意徽商有着骆驼般的精神。在创业的过程中，徽商似骆驼一样长途跋涉，不惧风霜雨打；在守业的过程中，徽商似骆驼一样吃苦耐劳，勤恳努力，一点点积聚财富；在遭受打击的时候，徽商顽强坚韧，执着进取，不甘放弃。“徽骆驼精神”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在徽州人中不断流传，成为徽州文化的重要部分。

综上可见，士商互动背景下，徽州宗族已将商业职业教育及商人品格养成作为宗族教化的重要内容，形成了徽商特有的商业伦理精神，推动了徽州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古老的宗族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三、伦理教育

道德教化历来是宗族教化最重要的一部分。明代以前，徽州宗族道德教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约束族中子弟的行为，教化内容大多是忠君敬族、孝敬长辈。明清以后，在士商互动环境的推动下，宗族伦理教化的内容与功能有所拓展。

（一）尽忠心

徽州宗族的道德教养首先是重视宗族子弟们的爱国情怀。潭渡黄氏宗谱有载：“子弟如有出仕者，又当蚤作夜思，实心办理正务，以报国为务，抚恤下民实如慈母之保赤子，有申诉者当哀矜恻怛平心静气。务得其情为之平反，勿得任性苛虐。”黄亚光先生也说黄氏宗族曾规定：“不忠不孝者会被逐出宗族；做官不良者也会被逐出宗族，并从乡贤祠中除名；乱世死于战场者，冠以忠烈之名，永享后代香火，有当逃兵者，逐出宗族。”璜上程氏宗谱记载：“忠厚为传家本分。”潭渡黄氏宗族族法云：“圣人治天下，必自宗法始。宗法不立，民事日烦，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对大多数宗族来说，宗族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宗法立，则天下可治。尽忠爱国是宗族传承悠久的道德品质，为国尽忠是道德教化的首要内容。明清之际，清军入关。黄氏宗族子孙黄明邦为全忠义之名，宁死不屈。

徽州子弟为国尽忠的表现首先体现在从政上。徽州子弟大都严以律己，不仅从善为民，更是正义之士。如潭渡黄氏子孙“黄文炜，字飞赤，号雪鸿公，为人恺悌廉明，遇事正直不阿，前后三罹不测，皆懂而后免”。同族子孙“黄湛，字子静，更字希仁。从陆文裕学，工书法，任湖广景陵知县。生平惟义命自安，不肯枉道以事人，遂致仕归”。《歙事闲谈》云：“书吏操作之弊，是处皆然，徽州则否。充是役者，大都巨姓旧家，藉蔽风雨，裹粮而往，惴惴焉以误公为惧，大憝、巨猾，绝未之闻，间有作慝者，乡党共耳目之，奸诡不行焉，则非其人尽善良也，良有聚族而居，公论有所不容耳。”

尽忠心并非仅局限于为官者，徽州宗族也要求普通宗族子弟要有爱国之心。潭渡黄氏宗族云：“义烈先生黄明邦，字君亮，以丹青雕镂自给。形体侏儒，性复偏僻，呼庐纵酒，放浪不羁。顺治乙酉，张总镇兵下令改服，不肯剃发，自经不死，自颈又不殊，乃以剃刀自断其喉而卒。”黄明邦可谓是忠义之士的代表。

（二）敬祖宗

祭祀祖宗是宗族最重要的活动，敬祖宗是每个宗族子弟必须严格遵守的族规。新安黄氏族谱记载：“祖功宗德百世不可忘也，黄氏之族本，降霞以四六公为始祖，而诸族分迁，有宗宜各以其时致祭。无得有缺安葬之处时加省察，最宜立石碑墓前以志之，使后世得有所考。若以境地而出卖与他人，是不孝之大者也，鸣于公以治之，弗得视为子孙”。因此，徽州宗族将祭祀祖宗视为宗族大事。

潭渡黄氏宗族对祭祀祖先有着严格的要求：“祭祀祭口务宜豐洁祭器，务宜洗滌乾净杯筋，务必照祠中神主之数，金银纸钱和须足数。祖先所享惟此灌地一滴之酒，乃往时率用时，酒是种种，义文但取餙观绝无如再之，诚嗣后三爵内及奠酒概用醇豂，不可仍前慢。祖其祭日文会务必须先到，检点礼仪并立纠，仪二人绊罕以免祭时僣趁失仪，散祭时不得违例多饮，喧哗嚷闹。其祭器俱应查点明白，有未备者，应酌议买补，俱开入祭器薄内。”黄氏宗族还规定：“谱世系大率以迁居始祖为一世，黄氏系以绩公为一世。”洪氏宗族也有记载：“盖祖宗而享其祀，必降以繁祉，而子孙皆享其福。祖宗而不歆其祀，则子孙之精神与祖宗精神呼吸不通，而欲其灵贶休嘉子孙其逢吉也，不亦难乎？”

在宗族的教化下，敬祖宗成为子弟最重要的信仰。宗族始祖受永世香火供奉，始祖是宗族最重要的根。“人之生也，本为之祖，统之以宗，散之为族。祖也者，吾身之所由出，犹木之根也。有生之道莫先于尊祖”。新安黄氏宗族的始祖为晋元帝时期的新安太守黄绩，而歙县潭渡黄氏宗族的始祖为黄璋。黄璋乃新安黄氏二十一世子孙，于唐朝时期迁至潭渡，故称为潭渡始祖。作为新安太守的后代，潭渡黄氏宗族与其他黄氏分支于万历年间，“修黄墩太守公塋”。黄宾虹曾感慨：“缅惟我祖宗，孝行发祥，积德行仁。讲学能文，入官不废，彬彬礼让，兴与里敞。由是建兴祠宇，修明谱牒，诸凡义举，莫不争先，何其盛也！”即便是到了近代，黄氏子弟依旧对始祖念念不忘。敬祖给予了宗族存在的依据，也是宗族子弟的精神支柱。

（三）孝父母

中国自古以来便将孝视作做人之本。西汉时期，孝还作为做官的评价标准。孝也是宗族最重要的道德教化内容之一。徽州宗族传承自中原士族，不仅保持着原有的宗族制度，更是在理学之后得到了强化。孝文化成为徽州文化的重要部分。徽州各宗族通过族谱、宗祠、祭祀以及义学等方式传递着孝文化。新安黄氏族谱有载：“事父母，欲敦孝行，须要讲明子职，而画之以勤。古之事父母者，问寝视膳无间，冬温夏清靡不体察，坐立必谨，唯诺必慎，出人事务必以告过，有疾病汤药不离左右。”徽州钱氏宗族强调：“为子孙者常念罔极之恩，须知孝养之道。”徽州府志记载：“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许氏族谱有载：“报本返始，以申孝思。”

徽州宗族认为，孝是道德之基础，孝是子弟行事做人最基本的准则。对于不孝不悌者，各宗族都有相应的惩罚措施。歙县许氏规定：

我族之人率其日用之常，其谁不为孝悌，苟拘于气禀，染于习俗，灭天理而伤人伦，亦不免于不孝不悌也。但其始于小过，贱流于恶，不可不开其自新之路。今后于不孝不悌者，众执于祠切责之、痛治之，庶几惩己之愆，图将来之善。昔为盗趾而今亦可为尧舜之徒矣。其或久而不悛、恶不可贷者，众鸣于公，以正其罪。

黄氏宗族也有记载：

一议惩恶：子姓有不孝不悌，改伦伤化，确有证据者，公议贵逐共，无确据而挟私诬罔者，即以共罚罚之。

钱氏宗族规定：

族中若有不孝者，族众惩治，再犯不悛者，公逐出祠。

对于不孝者的惩罚，宗族之间大同小异，最严重的惩罚便是逐出宗祠。这对当时的人而言，是宗族施加的最严厉的惩罚之一。

为了更好地传承孝文化，徽州宗族族谱不仅记载孝的要求、内容和相应的准则，还将宗族历史上孝行优异的人载入宗谱，或整理成杂著，以供后人参考学习。黄氏族谱记载了不少孝行感人的子孙如下。

黄芮，公字思仁，生母程氏早卒，继母洪氏抚育之。建中初，洪氏疾，医罔效，公刲股肉羹进，疾遂愈。贞元间，父没，号泣昼夜不绝，终身庐于溪北墓所。墓上产芝十四本，木连里者四。刺史庐公上其事，诏旌其门，制曰：“歙县黄芮母病刲以愈疾，父丧庐墓以终身，号泣之声，昼夜不绝，详異之迹，遐还或知，非至诚动天，何由臻此？朕甚嘉焉，宜族表门闾，以褒正杰。”

黄芮的孝行不但感动了族人与刺史，还感动了天子。又黄文瓒，“每旦必越溪宁亲。妣程太夫人闵其子徒涉，始造舟以通往来，人咸德之，名其地曰潭渡”，潭渡之名由此而来。

还有宗族子弟为孝而放弃功名。“黄玺，字邦信。少隶郡庠，少参公劝为援例入南雍。晚跻仕途，判陈州，令新蔡，治孝为民大所称颂。念母老，致仕归省，益励于学，感事与思，广物适志。”即便不能放弃功名，子弟也多能亲自侍亲。“黄训，字尹言，更字学古。少多胆量，读书过目成诵。为诸生即嗜古文，以韩为师法。嘉靖己丑年进士，令嘉兴，多惠政。官至湖广按察副使。事亲孝，老母病萎不能起，公亲扶持，十易寒暑不废。”有些孝子甚至以身殉孝。

黄福佑，字士亨。明初广徵俊义，公以人材选，因托病不出。既而下令辞疾避徵者，皆当获罪，以身殉孝，时年三十有九。

黄士杰，年十七失怙。母罗孺人遣公偕二弟就学于吴仲龄先生，用能悉通儒书，尤精星易之学。性孝友，吴先生为作《友爱堂记》。洪武初，求人才甚急，有司以公名闻，乃不得已，托星易避地于宣城。有吴姓者，为怨家所愬，事连公，以触禁网，当远戍，惧遗祸家人，乃投绩溪县狱，仰药卒。

黄氏宗族还记载了很多孝行之事迹。

黄寿奴，字彦康，士彰公子。少孤，能自刻厉读书，至于杨廖岐黄之术，皆能窥其奥。……以孝行闻乡里，至资仁公尤笃于事亲。黄禛祺，字仲。幼失父母，家道中囧，昼则服贾，夜归读书，因以充裕。事继母孝。事兄禛祖父如事父，处二弟禛倪公、禛祥公尤笃爱。二亲丧在浅土，俗人惑于地理之说，不克襄事。君曰：“是不难。”取其书读之，不数月，了其义曰：“蔡西山、吴临川，不我诬业。得地于歙之东乡江村湾葬焉。”

以上宗谱中所记孝行事迹，既是对宗族子孙孝道的肯定、褒奖，也为后人提供了诸多学习、模仿的道德榜样。

（四）重义气

忠孝节义是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的道德价值观。与敬祖宗及孝父母一样，重义气是徽州宗族教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徽州宗族将“义”贯彻到宗族子弟的日常生活中。每逢初一、十五的聚会，“义”也作为宣讲的重要内容。长辈族人也将有义之士的事迹口口相传。有关“义”的教化涉及多方面。明清时期，“义”是徽商经营的重要准则。

徽州宗族将义的有关规定载入族谱，规定每个宗族子弟都必须牢记。新安黄氏族谱载：

千万人之身，其初一人也，五服九族，各以亲疏……为同宗冠婚则相庆，死丧则相吊，疾病患则相扶持。诸凡几时往来聚会，必有常仪不得废。至于孤寡尤所矜恤，其贫而无以自存。弱于力而不振者，家长宜集族人共救济而护持之，俾之不失所；若有肆为凌虐以至设计陷害绝人嗣，续而毁人家室，皆得罪于祖宗者，鸣公究治在所不貸。

规定涉及到宗族生活的诸多方面，要求同宗之间互相扶持，不得欺压。上以祖宗之名，下至往来聚会，对于欺压弱者之人，必定严惩。

为使后代子孙能够谨遵族规，感受义行，宗族将族中有义之人载入族谱，以供后人瞻仰。潭渡孝里黄氏族谱记载了多位宗族历史上的义士不顾自身安危，不为名权，只为解决民患。文中说道：

黄孝则，字诚夫。幼孤事母尽孝，兄远贾弗归，抚其子若孙如己出。时值宋末，招讨使李铨欲辟从事，不起。后潜与铨谋复宋祚，会元兵入境，铨遁去，留育铨女善嫁之。至元间松源潜口等村寇乱，监郡马思忽往讨，就公访询，以公言但擒渠魅而返。余党复炽，公单车入贼营招降之。监郡请官于朝，弗受。

黄塾，字伯庠。弃儒而耕，经籍不去手，每对景题咏以见志。精岐黄术，施药饵以周贫病，元季号儒医，曩有遗文藏于家。

黄禛倪，字仲序。以父高志弗仕，益敦行谊于乡，众推长者。早孤，与兄仲原、仲禧、弟仲述，同营家政。遭时中窘，累经忧患，历涉艰难，服贾服农，不遑暇逸。兄弟互相戒饬，孜孜勤俭，誓以撑持门户、不替前人家声为己任。虽极穷困，好贤款宾，曾不少懈。自是家声甚振。

黄允契，庠名建中。事母孝，竭力以供滫瀡，务致其欢。事诸兄怡怡，庭无间言。伯叔早卒，视群贤姪忠诲如己出。仲旅清源被诬，千里赴难，事始得白。事诸父惟谨，季父龙田公以孤儿宣托之。教必以礼，导必以正，不一存亡易心。平居寡言笑，落落难合。及与之交，若饮醇醪。常以正纲常为念，遇贞节孝义，多为表章焉。

黄允周。幼颖异，绩学不倦，有济时之志。父卒年仅十七，二仲甫髫，公独当户，遂废举业，内事二母，督二仲学甚力，俱补弟子员。时倭躏东南，少保胡公督师吴越，得专辟召。先是承宪副之职，以故人子辟居幕府，公顾多大略，所发策皆奇中，少保爱之。讲特奏补官，谢曰：“周何足辱荐牍？且二慈垂白，安能久在行间，以怡朝夕尤？”遂谢去。及少保祸作，多所株及，而公脱然事外，人感服其先几。妻卒，年未强仕，遂不娶，日偕知交，觴咏自适。

族谱中先祖的义行事迹，无疑对后世子孙起到榜样作用，激励黄氏子孙重义睦族，嘉言懿行代继有人。义行也成为徽商之间相互帮助的精神力量来源。

（五）遵礼仪

徽州宗族重视礼仪，认为“安民善俗莫善于礼，婺所习有文公《家礼》”，要求子弟在日常生活中“以礼接人，以义应事”。

盖自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焉，故曰：“礼者，天地之序也。”又曰：“礼者，理也。”先王知理之不可易也，乃设其器、制其物、为其数、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乐之具，盖其本在于养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动视听之间，家国天下均莫能离也。

休宁茗州吴氏宗族，朔望有塾讲，四季有族讲，雍容于一堂之上……大要以朱子为宗旨而旁及于近世诸大儒之书，以四礼为大纲而致谨乎步趋进退周旋之际，祛世俗之谬伪，行古道于今日。黄氏家族认为，“俗多鄙陋而人心嚣杂，由于不习礼教也”“家长宜于每月朔望，子弟通儒业者，集众人而讲明之。当其事至时，则细陈软条，使其依之而行，或贫富不相等，斟酌之务中乎。礼而自家庭以至乡党及亲朋来往时，时有拜跪、有揖让、有留接，献酬义文具备，不得略须。”“传家以诗书为重，非止掇巍科登显仕计也，所以著礼义、崇廉耻、维持纲常、教敦厚。人心风俗其泽百世不泯，成为望族。黄氏之族，子孙繁衍宜多立教塾，仿古者人生八岁大小学法，人人使习句读，知书数。于其中有俊秀子弟，则教之通经书、大义习、举子业，尤载延名师，以礼接待，事事俱要有体。”宗族子弟在日常生活中皆要以礼接待，读书不仅为了功名，更是为了懂礼。

宗族对礼仪的规定上至四礼，下至日常生活。“范家以四礼，曰冠婚丧祭。”休宁黄氏规定：

冠、婚、丧、祭，礼之大者。文中子曰：“冠礼废天下无成人矣，婚礼废天下无家道矣，丧礼废天下忘其亲矣，祭礼废天下遗其祖矣。故日用常行此为切要。祖训相传以来，禁邪巫，守正礼，不伤财，不失事，不废时，明白简约，人人得以随分自尽，仪节具在，一按礼制而可知也，胡不勉而行焉。”

萧氏家族则记载：

我族自敌公以来颇称殷盛，诸凡孙子更宜礼义相先，谦恭和厚。冠、婚、丧、祭一遵文公《家礼》。出入进退，往来交际，与凡家常起居，事上接下，不可轻率放旷，愆仪败度，有失世家体面，得罪亲朋。

潭渡黄氏宗族规定：

至十六岁方行冠礼，照所定冠仪遵行……子弟未冠者，不得以字称，必延聘明师教以孝悌忠信为主。

许氏宗族有载：

冠者，成人之道也。方童子之时，加冠于首，而责其成人，顾不以礼率之，申命以戒之，盛服以期待之，而遽欲其尽成人之道，不亦难乎？……今后春、秋二祭，礼生习礼，定于前期二日演习冠礼，务要节文习熟，礼度閒雅，将冠之子弟，舆其秉礼之父兄族长正副集众于祠，举而行之，庶童子知所以为成人，而他日所就，未可量也。然非特有力而秉礼者之事，至于无力者，从俗可也。

元旦五鼓拜谒家庙，族人少长咸集，鼓三通，礼生唱礼，挨次序立，四拜礼毕，照行埓排列，昭穆相封，拜毕，尊行立，次行拜，尊行答，揖退。次行立，第三行拜，次行答，揖退。以次挨行递拜，毋许参差不香。及不拜者查出，议罚。

茗州吴氏宗谱记载：

是在读书好礼之君子，痛革时俗之非，而后考古昏礼之意，行媒受幣，日月告君，齐戒告鬼神。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俾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将天地之大义、人伦之大经。王化从此始，礼乐从此兴，家之盛衰，国之治乱，皆于是乎在也。

四礼之外，宗族对日常生活之礼也有着严格要求。绩溪眉山吴氏宗族规定：

至若饮时，各照昭穆坐定，礼生出班宣讲圣谕六条，众各静坐听讲，毋许喧混，讲毕坐饮，饮毕，同入寝堂谢胙，分班作揖。礼毕，焦贯而出，习成彬彬诗礼家风。

这样才能“见其父老秉礼而服义，其子弟循矩而蹈规，一族如一家”。

“仁所以修内，礼所以修外”，只有内外兼修才能成为彬彬君子。徽州宗族道德教化资源根植于传统儒家文化，在士商互动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是忠、孝、义、礼，抑或敬祖睦宗，都是滋养徽商精神的财富，成为徽商“贾道”的核心道德要素。儒家的知识和宗族伦理在徽商身上获得了统一。

小结

在传统农耕文化的环境中，新伦理、新道德的孕育需要新的经济基础的土壤。徽商的崛起与士商互动，为徽州乡村社会伦理道德转型提供了内驱力。徽州宗族文化所蕴含的“忠孝仁义”道德教化资源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日新又新”的特质结合，推动了新伦理、新道德创生，并扎根于徽州大地。

明中叶以后，徽商的崛起为宗族教化提供了资金支持，宗族祭祀活动制度化，大量刊印族规、宗谱、家典等书籍，推广族学、家礼，日渐形成了网络化、规制化的教化系统。

徽州人在从商之前多受过儒学教育。许多有名的商人由于家贫，不得不弃儒从商。但是，儒家文化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印记直接影响到日后的商业活动。徽商重义气，重名而轻利。这种在徽商中普遍存在的义利观除了与当时的儒学转变有关，还与他们从小耳濡目染的宗族教化息息相关。宗族的道德教化是徽商“义”的基础。

明代，儒学家关于义与利的关系进行了新辩论。义利之辩最早始于孔子，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是以重义还是重利来评价一个人。在孔子以及之后诸多儒学大家看来，义与利是不可相容的。自16世纪开始，由于商人的增多，更重要的是士与商之间越来越频繁的互动，一些儒学家开始重新思考义与利的关系。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出生于商贾之家，认为义与利不再是对立不可相容的，而是可以共存的。义利之辩也不再存在于士阶层当中，商人也以义利观作为自己的经商准则。从明代的义利之辩中可以发现，“儒家社会思想的新发展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商人化’的刺激”。

徽商根据长期经营活动，结合自身文化修养，在儒学义利观的基础上发展出具有地域特色的义利观。在商业活动中，徽商多以“诚笃不欺人，亦不疑人欺”为经商准则，认为“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忠诚立质，长厚摄心，以礼待人，以义应事，故人乐与之游，而业日隆隆起也”。徽商对客户重义，对同行也重义，徽商之间常互帮互助。

徽商重义，同时也兼顾利。徽商对利持肯定态度，鼓励经商便是最好的证明。对大多数徽商而言，士与商只是异术而同心。故此“丈夫虽锐意经史，即寄情江湖间，各就所志，期无忝所生而已”。经商也好，儒士也罢，不过是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的职业不同而已，坚持“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

徽商经营获利后，总是会回馈宗族，行义举。顺治六年，“清兵鼎革，屠戮极惨”，黄氏子孙黄克念，“与程青来奭，皆业鹾商，捐资掩埋，建白骨塔”。还有诸多黄氏义士谨遵族义，为宗族献一己之力。

黄玄豹，字惟文，号心齐，晚号隐南。幼有儒行。从父贾淮右，心计非其所长，不果于遇，无少怨悔。遂以所学，施之家焉。篆茔图，纪派系诸睦族之事，巨细毕举。

黄宾虹之父黄定华，字定三，号鞠如，清太学生。生平多才善断，性伉直，重交与，心口如一，居无私蓄。凡于义举，及周人缓急，无不慷慨。如捐金诸兴金陵歙馆，独力建贻安堂祖龛，倡修春晖堂。

此外，“黄延皓，字算之。晚岁遂割腴田百余亩，以赡族之贫者，仿范归而增损之，别置祭田二十亩、学田三十亩，又建义会以为出纳之所。”“黄以正，原名以徵。清雍正四年建立盐义会，捐资独建一所，得邀议叙，至赈还逋、助葬完婚、施棺掩骨、设渡修桥，数十年力行不怠。”“黄履昊，行四。居扬州阙口门，有容园。乾隆中慨捐己资，置田于邑之东乡梅渡滩、西乡莘墟等处，以岁之收获，给族中之四穷”等。

徽州的女人也很重情重义，徽商的成功离不开背后徽州妇女的支持。她们不仅替夫孝顺公婆，善待姑嫂，抚养子女，还提供资金支持丈夫经商。“宋氏，黄惟文室人也。幼婉嫕敏慧，父母甚怜爱之。及笄，归惟文，适家中落。乃尽出簪珥衣饰为资斧。附托营生殖。惟文以家艰，绝意进取，从贾维扬，孺人总家政。”“黄家祉以讐家构祸，产没家破。方孺人出死力撑柱，匿子女依母氏余安人，以免于难。是时其子方九龄，孺人以女红不给，虽倍极老卒，冬夏无少缀，犹恐其子力学弗笃，乃藏其履，俾肄业于刀尺之旁。既而学成名著，欲伏阙上书，讼公冤，中道间，释而放，系非所者凡十四寒暑。尝与湖州张采舒先生翬为患难交，因寄其室于公，孺人亲之入娣姒。”

徽商的义利观是在士商互动背景下形成的新道德，虽创生于明清之际，然已具有近代新道德之面貌。这一道德既是徽州社会对商人们的要求，也是商人自律的结果。新义利观的形成与徽州重视儒学教化息息相关，同时也顺应了儒学转向的潮流，既有商人积极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也有社会环境的促进。

士商互动背景下，徽州宗族对族中入仕者的教化充满政治关怀，教育子弟做“廉吏”与“循吏”。黄宾虹曾概括：

道德者，“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可以赅之。学问则国家治乱兴亡之迹，人情善恶邪正之类，皆须体察而来。智识则事有大小轻重之殊，理有是非曲直之辨，懵者漫不加察，而明哲者，谨之于微，利己利人，胥是道也。

宗族要求为宦者在“忠”的基础上，还要“廉”“仁”，因此徽州素来有“出为廉吏者什七”之说。潭渡黄氏宗族规定：

世之士而仕者，富贵非无巍然于朝廷，功名非无赫然于天下，至求其正己以格物，则知人安民之谟，一德无逸之训，寥寥无闻。豪杰之士，不恒有于天下，而亦父之所以教子者，局画于近小之咎哉！大用君以还大教其子，而其子乃入于近小而不耻，是子之罪也。

在徽州宗族的严格要求下，徽州入仕子弟时刻以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德政于民，化一方吏治。黄氏子弟黄约：

嘉靖丙午中乡榜，铨部得广信府推官，廉慎自矢，循声腾达，都宪胡公疏荐之。历署铅山县、黄州府通判，俱有善政。年逾耳顺，雅志邱园，致仕还乡。

嘉靖时期任湖广参政的游震：

罢采矿、采木，损税榷，停积逋，掣民壮，裁调发。

任四川参政的叶天球：

撤淫祠，葺儒学，诲生徒，正婚丧，表乡贤，奖孝士，明烈女，风厉化导不啻一养而己。

黄氏子弟黄昌辅：

字相宜，幼慧。中咸丰辛亥乡榜，壬子貲捐知县，而扬城遽陷，奉太夫人居于乡，慨然有投笔之志。同治壬戌调武昌。严中丞闻君至孝，擢署汉黄德道、湖北按察使，兼布政史。当在武昌任，先后七年。如立善堂，减典利，开粥厂，设救生船，修江岸，建造黄鹤楼，凡益于民者，莫不捐廉成之。生平工诗善画，曾延何子贞太史绍基、郑学湖先生珊于其署，扬榷书画。性慷慨好施与，凡徽扬族人，及亲戚故旧来楚，赖以成就者甚多，而奉事胞兄，尤肫且挚。丁卯自都回省，途中见病妪，抱周岁孩，奄奄一息，将弃之路。君使人雇乳缊，挈回而养之。稍长延名师，名曰尔嘉。

总之，“科举仕宦与商业致富，对于徽州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若践更’，相互为用。这是徽州在历史上能够全面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两个支点”。徽州宗族道德教化扎根新安儒学土壤，借助宗族文化，通过徽商的行贾与徽州子弟的宦迹，远播中华大地，承担了中华中古伦理道德向近代转换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