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臣之不易任与大臣之道

本书首章讨论具体的大臣之道，次章讨论抽象之心性之学。先从具体的“用”的角度入手，而后由“用”而明“体”，将大臣之道归为心性之学，这是基于政治作为实践性知识、默会性知识的特性，它不同于规则性知识，所以要先从“用”下手。史较之经，则是“用”相对更为显在的呈现，故对于大臣之道之讨论，也先从船山之史论入手，然后才及于其经解，由用而及体。讨论心性之学则次序刚好反过来，先经而后史，由“体”而及“用”。

中国古代政治的结构由君、臣、民所构成。作为最高权力的唯一世袭的君，其一言一行自然是一人而可影响天下。而作为君与民之间的臣，即主要由科举而产生的士大夫官僚群体，是政治的实际操作者，大臣，即今天所说的政治家，更在其中起关键性的作用。船山指出，“国必有所恃以立。大臣者，所恃也”，而“无人者，无大臣也”。由于“大臣”任天下之重，大臣之品格则需要极高的要求，这即是船山所提出的“大臣之道”。

在讨论船山的“大臣之道”之前，先讨论他对与“大臣”相对的其他几类士人、臣子的批评，以见士人在政治上种种易犯之过失，从而在儒家所要求的政治成熟方面对士大夫群体作出自我反省。同时也在比较中见“大臣”之不易为，见“大臣”之难得，阐明政治所需要的至高的实践的智慧，这也是船山所强调的士的自我要求。

船山在《读通鉴论》、《宋论》中对历史上各种士人、臣子的辨析与批评，以士大夫的政治成熟度、政治能力为标准，可析为：逃避政治的清高之士，不考虑政治后果的直谏之臣、妄人、意气之士、躁人，急于求成以至不择手段的功名之士、刻核之吏、矫诡之士、游士，政治能力不足的疏庸之士、鄙陋之臣等。

试举几例，如西汉提出削藩的贾谊、晁错，常被后世推崇为有先见之明，但却被船山视为“躁人”——自诧先觉，躁动不能俟，而激物之动以至流血成渠。汉文帝时，吴王欲反，后世皆推崇贾谊、晁错之忧心而日夜筹划，船山则表彰文帝持之定而能待，而贾、晁二人不能测文帝其中之所持，急而不能待，船山由此提出了政治家如何居静以消弭、化解政治危机于无形的重大问题，如船山所言：“吉凶之消长在天，动静之得失在人。天者人之所可待，而人者天之所必应也。物长而穷则必消，人静而审则可动。故天常有递消递长之机，以平天下之险阻，而恒苦人之不相待。智者知天之消长以为动静，而恒苦于躁者之不测其中之所持。”汉文帝可谓知时、知几，能“居静以不伤物”，而物“亦不能伤之”，并能“善动以化物”。相反，贾、晁二人“恃其一罅之知，物方未动，激之以动。激之以动，而自诧为先觉。动不可止，毒遂中于天下，而流血成渠。国幸存，而害亦憯矣”。船山因此强调有一罅之知者，“慎密以俟之，毋轻于言”，而天下之祸可以息，此乃是就政治责任、政治后果而立言。船山由此也将人们日常经验中的“静”与“躁”、俟与不能俟之对比上升到政治原理的高度。

一谈到政治实践，人们最容易想到，也是为政者最容易选择的是“功名之士”，船山批评功名之士志在功名而不闻君子之道，最终功不遂、名不贞，实乃自贻之，船山提出君子“为其所可为而已”，“无求成求可之躁愿”，这就触及到了政治的有限性，或者说是政治的边界这一根本问题，政治不能是为急一时而无所不为，故政治不能是无所不能的，而乃有俟时、听命于天，这也是君子区别于功名之士之所在，是为消极中之积极。

刻核之吏，即古之所谓酷吏，鸷击富者、强者而合于小民之仇富、嫉强的幸灾乐祸心理，故而为小民所称道，但却为船山所批评。船山以为百姓称道的北宋包拯为刻核之吏，谓“包拯用而识者忧其致乱，君子之远识，非庸人之所能测久矣”。船山在解释《周易》“大过”卦九三爻时，以包拯为过刚而不顾下属不能胜任之例。船山对于刻核之吏的讨论乃与其对百姓流俗之毁誉不可徇以及风俗的考量联系在一起，他指出君子之道，完全不同于申、韩之刻薄者，在于“不欲求快于一时之心也。心苟快，而天地和平之气已不足以存，俗吏恶知此哉？”他强烈批评酷吏激起百姓之戾气，而强调“养天下之和平”，政治之最终目的乃是化民成俗，养百姓和平之气，这是船山讨论政治的出发点。

船山在对往往被人所称道的士人、臣子做出精微的批判、辨析后，显示出大臣、社稷之臣之不易得。

船山专门提醒欲大有所作为的大臣要特别注意：“情愈迫者，从事愈舒；志愈专者，咨谋愈广；名愈正者，愈正其实；断愈坚者，愈周其虑。”

集思广益，而功不必自己立，这自然是大臣之道，船山指出也有不尽然者，非光大宅心而忠忱不渝者，不能知之。船山提出定社稷安危之事机决于俄顷的状况下，大臣当离人而任独，而不为擅权，他分析群僚之中实无可相赞助者：“若夫宗社之所以安，大臣之所以定，奸邪窥伺于旁，主心疑贰于上，事机决于俄顷，祸福分于毫厘，则疏远之臣民，既非其所深喻；即同朝共事，无敢立异而愿赞其成者，或才有余而志不定，或志可任而才不能胜。徒取其志，则清谨自矜之士，临之而难折群疑；抑取其才，则妄兴徼利之人，乘之而倒持魁柄。如是者，离人而任独，非为擅也。知之已明，审之已定，握之于幽微之存主；而其发也，如江、河之决，不求助于细流。是道也，伊、周之所以靖商、周，慎守其独知，而震行无眚，夫孰得而与之哉？”船山认为三代以还，能做到这样的，只有北宋历仕仁宗、英宗、神宗的大臣韩琦一人而已。

当时宋英宗已长大，而母后之帘不撤，宵小持其长短，谤谮繁兴，以惑女主，而英宗之操纵，在其掌中，作为群相之首（即首相）的韩琦除了自己，朝中大臣实无可分担者：“非独张升、曾公亮、赵概之不能分任其死生，即文、富二公直方刚大之气，至此而不充。故‘决取何日’之言，如震雷之迅发，而叱殿司以速撤；但以孤忠托先君之灵爽，而不假片言之赞助。其坐政事堂，召任守忠，斥其恶而速驱以就窜，必不以告赵概，而制之以勿敢异同。”船山感慨以如此非常而须当机决断之事，若咨谋于百官，会议于堂皇，腾书于章奏，求其事之不败而不能。他由此赞扬韩琦之知光大而独任于己为臣道之极致：“其志之贞，盟于梦寐；其道之正，积于生平；其情之定，忘乎生死；其力之大，发以精神。功何必不自己成，名何必不自己立，而初无居功立名之心，可揭日月以告之天下。《易》曰：‘或从王事，知光大也。’知光大者之独行而无所恤，乃可以从王事，臣道之极致也。”船山比较后来南宋赵汝愚未能做到这点，他非韩侂胄不足以立功，但事权却失，虽有朱子，也不能善其后。船山再次强调：“无乐取人善之虚衷，不足以经庶务；无独行其志之定识，不足以任大谋。刚愎自用者，及其临事而待命于人。斗筲之器，所受尽而资于瓶盎，必然之势也。”

大臣之独知而独任，是为进。大臣也不是一味地进，船山同时又提出“大臣之道，不可则止”，这并非只是保身为哲，实是以静制天下之动，而使小人自敝。船山强调“惟独立不受人之推戴，乃可为众正之依归”。北宋名臣司马光不能止“儿童走卒”挟己以争上，因而为船山所批评，船山指出“夫新法之病民，迫欲司马之相以蠲除之者，犹情理之正也。然而朝廷之用舍，国政之兴革，岂此喧呶一往之气所可取必者哉？”船山在此所批评的年轻士子、贩夫走卒挟大臣以争上，及其以喧呶一往之气一定要达到改革国政之目的，自然不只在北宋司马光时，在此之前有东汉党锢之祸，之后晚明东林党、晚清公车上书，都是一体相承的，而船山对于大臣与“儿童走卒”同样的政治不成熟的批评则尤具启示。

船山将司马光与东晋谢安、唐郭子仪作一比较：“谢安石抗桓温，却苻坚，而民不知感。郭子仪厄于程元振，困于鱼朝恩，而众不为伸。”船山在此非常精到地提出了政治家之或用与或不用，都不应由百姓为之欢呼拥护或为之伸张为判断的重要问题，否则就可能引发种种意想不到的政治后果。真正的政治家，乃是其功成而不为百姓知、不为百姓感，那么政治家个人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在船山看来，大臣即大政治家乃是独任，乐天知命而不忧，其政治乃是有所持守，反求诸己，出于内在之性，即天命之谓性，性之善，不是为了显赫的声名与权力。现代为政者已颇难体会船山所谓“民不知感”、“众不为伸”所蕴含之绝大政治智慧，反而是以或潜或显之表演来主动追求民之感。故政治虽说是处理群体之生活，但政治家个人之政治决断、行为选择却不以透明公开为追求目标，相反却是孤立自任的——独自一人静正地做政治决断，并预先独立承担政治之后果，所以尤其需要优秀之政治品格，即大臣之道。

郭子仪最终能平定安史之乱，船山分析在于其“平情”，而允为唐之社稷之臣。郭子仪对于权势之去来，人主之疑信，乃至功之成与不成，皆平情以受之。平情之“坦然无我”、“可为则为，不可为则止”，超越了功名之士之必“求成求可”。而“平情”作为船山所提出的大臣之道，揭示了政治家既然选择以政治为志业，权势之来去就是政治中应有之义，情就不能不平，名则不可求，相反还可能承受无名、恶名，总之是坦然无我，并不求自我表白、甚至不求自我洗刷冤屈。

“正”，是船山所以为的大臣之道，唐狄仁杰可为典范。狄仁杰事武则天而终复唐之社稷，一般人都会认为狄仁杰之所以能得武则天之心，武则天唯狄仁杰之言是听，树虎臣于左右而武则天没有疑心，他一定是“委曲以用机权”，以得当于武氏，而后使为己用。船山考证于狄仁杰之生平，认为完全不尽然，狄仁杰“无不正之言，无不正之行，无不正之志而已矣”。船山由此提出，“所谓社稷臣者无他，唯正而已矣”。他精微地辨析，以机权制物者，物亦以机权应之，君子固不如奸人之险诈，而君子先倾；以正自处，立于不可挠之地，而天时人事自与之相应。

船山强调“当危乱之世，镇之以静，虑之以密，守之以大正，而后可以为社稷之臣”。大臣之镇静、虑密、大正，方可化解政治危机于无形，船山之论可谓深得治道极精之义，迥出众大儒之上。

治道之大用，为“用贤而兴教”，所以尽早培养、造就政治人才以储为国家之柱石，他日成为国家可堪大受的接班人，方不惘大臣之道，船山以此批评东晋大臣谢安。谢安“任桓冲于荆、江，而别使谢玄监江北军事，晋于是而有北府之兵，以重朝权，以图中原，一举而两得”，后来淝水之战之胜实依靠北府兵，船山赞扬此举可谓“谟猷之远者”，可见其“知立国之弘规”。但他秉持国政十年，担心名位太重而遭人怨忌，所以“不私之于子弟”，但走到另一极端，“惴惴然求以弭谤”，而不及早培养可为国家大用的接班人，最终临事周章，亦其必然之势。由此批评谢安“量不弘而虑不周，有靖国之忠，而惘于大臣之道，安不能免于责”。

船山在《宋论》中对“大臣之道”有一归纳：“国家之政，见为利而亟兴之，则奸因以售；见为害而亟除之，则众竞于嚣。故大臣之道，徐以相事会之宜，静以需众志之定，恒若有所俟而不遽，乃以熟尝其条理，而建不可拔之基。志有所愤，不敢怒张也；学有所得，不敢姑试也。”船山常感叹知“治道”者甚少。

大臣之道的这些德行，正是允为大臣者区别于各种士，也区别于貌似大臣者的关键处，它显示出真正成熟的政治，显示出责任之重，对政治后果之承担，它是政治品格与政治能力的一体，是至高的政治实践的智慧。在此，船山对于“至善”的诠释特别值得重视，他将“至善”释为“皆得咸宜”，强调行为的结果，曰：“何以谓之德？行焉而得之谓也。何以谓之善？处焉而宜之谓也。何以谓之至善？皆得咸宜之谓也。不行胡得？不处胡宜？”由此可见至善与大臣之道之合一。

躬行大臣之道的允为大臣者，其居静、俟而消弭危机于无形，区别于直谏之士、意气之士、躁人、妄人等士人的不考虑后果，他们或是出于道德理想主义，或是出于意气，但在不考虑后果上却是共同的；其持大正、平情、静、图远大、养天下之和平，区别于功名之士、刻核之吏、矫诡之士、游士等的不择手段而坏人心；其独任、密、规之远大，区别于政治能力不足的疏庸之士、鄙陋之臣，更区别于逃避政治的清高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