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案，《汉书·艺文志》云：“《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则《春秋古经》与《经》不同。盖《经》即《公羊》、《穀梁》所据之《春秋经》，记载鲁隐元年至哀十四年间之事，凡二百四十二年；至于《春秋古经》，疑为《左氏》学者所称之古文经，所载史事至哀十六年“孔丘卒”为止，凡二百四十四年事。

一　“春秋”之名

相传孔子作《春秋》。然孔子之前，旧有“春秋”之目。盖上古时，凡记事之书，俱可名为《春秋》也。

孔颖达《左传正义》云：

“春秋”之名，经无所见，唯传记有之。昭二年，韩起聘鲁，称“见《鲁春秋》”。《外传·晋语》司马侯对晋悼公云：“羊舌肸习于《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礼·坊记》云：“《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又《经解》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诸文所说，皆在孔子之前，则知未修之时旧有“春秋”之目。其名起远，亦难得而详。

可见，迟至先秦时，诸国史书已颇名为“春秋”矣。

除孔氏所引书外，先秦古书已颇有言及“春秋”之书者。庄公七年《公羊传》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礼记·坊记》云：“《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此言鲁国有《春秋》也。又据《墨子·明鬼下》，周、燕、宋、齐俱有《春秋》。又，诸家多引《墨子》“吾见百国《春秋》”之说。可见，此时诸国俱有《春秋》。

此外，先秦时又颇有泛称《春秋》者。《管子·法法》云：“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管子·山权数》云：“《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韩非子·内储说上》云：“《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何为记此？”《战国策·燕策》载苏代语云：“今臣逃而纷齐、赵，始可著于《春秋》。”载乐毅语云：“臣闻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国语·楚语上》载申叔时语云：“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国语·晋语七》载司马侯语云：“羊舌肸习于《春秋》。”据此，当时凡言诸国史记者，俱名“春秋”矣。

盖“春秋”本国史之名，然其时私家著述，乃至后世史家，亦颇取“春秋”以名其书。先秦已有《虞氏春秋》、《吕氏春秋》、《晏子春秋》、《李氏春秋》等，此后，又有西汉陆贾《楚汉春秋》、东汉赵晔《吴越春秋》、晋司马彪《九州春秋》、习凿齿《汉晋阳秋》、孙盛《晋阳秋》(阳秋即春秋，避晋简文帝皇后郑春讳而改)与《魏氏春秋》、檀道鸾《续晋阳秋》、魏崔鸿《十六国春秋》、清吴任臣《十国春秋》等，则后世学者犹以“春秋”名诸史也。

先秦时，诸国史记不独以“春秋”为通名，又别有专名者。《孟子·离娄下》云：“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至于魏，则有《竹书纪年》。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云：“‘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则“春秋”者，又似为鲁史之专名也。

孔颖达《左传正义》云：

案《外传》，申叔时、司马侯乃是晋、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与“梼杌”。然则“春秋”是其大名，晋、楚私立别号，鲁无别号，故守其本名。

孔氏盖以“春秋”为通名耳。刘知几亦曰：“然则《乘》与《纪年》、《梼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史通·六家》）据此，则诸国史记皆有《春秋》之大名，至于《梼杌》、《乘》、《纪年》之名，不过别号耳。

可见，先秦时“春秋”之名，实兼有二义，盖既为鲁史记之专名，又为诸国史记之通名也。

其一，鲁史记之名。孔子因鲁史以作《春秋》，其名或因其旧。《汉书·艺文志》云：“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汉书·司马迁传》云：“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俱谓孔子前本有《鲁春秋》，孔子盖因之而作《春秋》也。其后，赵岐、卢钦、《隋书·经籍志》、陆德明、颜师古、苏轼、吕大奎、家铉翁、邵宝、王阳明等，皆从此说。

其二，诸国史记之名。《公羊传》徐彦疏引闵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感精符》、《考异邮》、《说题辞》具有其文。”盖自公羊家立场而言，孔子修《春秋》，乃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损益四代，而为通天下万世之新制，故不当独据鲁史，亦据诸国之史也。是以《春秋》据一国之史，亦足以施于万国也；虽取于二百四十二年断代之事，犹足以通诸万世也。

然不论《春秋》为鲁史记，抑或为诸国史记，俱记事之书也。洎乎孔子据旧史记而成《春秋》，“春秋”遂成一专名矣。且孔子作《春秋》，因史事而加王心，大异于记事之史，故公羊家谓《春秋》为经，实以《春秋》非仅详于史事者，实别有微言大义存焉。

是以孔子所成《春秋》，固为专名也。然其得名为《春秋》，当有不同于史记之义者。后世论孔子《春秋》之得名，大致有如下数说：

其一，错举四时为名。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云：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孔颖达疏云：

年有四时，不可遍举四字以为书号，故交错互举，取“春秋”二字，以为所记之名也。春先于夏，秋先于冬，举先可以及后，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见冬，故举二字以包四时也。“春秋”二字是此书之总名，虽举“春秋”二字，其实包冬夏四时之义。四时之内，一切万物生植孕育，尽在其中。《春秋》之书，无物不包，无事不记，与四时义同，故谓此书为《春秋》。

杜预虽张古学门户，然其“错举”说，则似平实近理，故皮锡瑞《春秋通论》亦谓“此说得之”。

其二，春生而秋成。《公羊传》徐彦疏云：

问曰：案《三统历》云：“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名《春秋》。”贾、服依此以解“春秋”之义，不审何氏何名《春秋》乎？答曰：《公羊》、何氏与贾、服不异，亦以为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而《春秋说》云“始于春，终于秋，故曰《春秋》”者，道春为生物之始，而秋为成物之终，故云“始于春，终于秋，故曰《春秋》”也。

案《左传》孔疏引贾逵语云：“取法阴阳之中，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此说本出于刘歆《三统历》。《汉书·律历志》云：“歆究其微眇，作《三统历》及《谱》以说《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夫历春秋者，天时也，列人事而因以天时。传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故有礼谊动作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故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刘歆、贾逵、服虔之说，似与杜预不同。然徐彦以《公羊》、何氏之说与贾、服不异，而谓《春秋说》亦然。盖春生秋成，万物受中以生，而人君动作亦当不失中，此先民共有之世界经验，宜乎今古文家所同也。

若此二说，则孔子以“春秋”名其制作，取义殆同于诸国史记，似未见别有深义焉。故后世颇有学者别考“春秋”之深义者，有如下数说：

其一，以《春秋》当一王之法，其命名有赏刑、褒贬之义。董仲舒《春秋繁露·四时之副》云：“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郑樵则曰：“取赏以春夏，刑以秋冬。”又曰：“一褒一贬，若春若秋。”此义盖出于襄二十年《左传》与《周礼·春官》。

其二，与《春秋》成书时间有关，即春作而秋成。徐彦疏引《春秋说》云：“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月，书成。以其书春作秋成，故云《春秋》。”然徐彦本人不同意此说，庄七年疏云：“旧解云‘孔子修之，春作秋成，谓之《春秋》’者，失之远矣。”此说专以“春秋”得名系于孔子，然孔子前实有“春秋”之通名，则此说甚狭，尤未必合于旧史之义。此说虽出公羊家言，然与《公羊传》引“不修《春秋》”之文不合。

其三，“奉始养终”之说。此说出于《论衡·正说篇》，云：“春者，岁之始；秋者，其终也。《春秋》之经可以奉始养终，故号为《春秋》。”

其四，“与日月并行而不息”之义。此徐彦疏之另一说也。

哀十四年传：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

何注：待圣汉之王以为法，乐其贯于百王而不灭，名与日月并行而不息。

徐疏：制作《春秋》之义，谓制《春秋》之中赏善罚恶之义也。……《春秋》者，赏善罚恶之书，有国家者最所急务，是以贯通于百王而不灭绝矣，故孔子为后王作之。云“名与日月并行而不息”者，谓名之曰《春秋》，其合于天地之利，生成万物之义，凡为君者不得不尔，故曰“名与日月并行而不息”也。

盖《春秋》之义，圣王之法也。斯义斯法，虽因春秋三世之诸国史记旧文，历春至秋，三时而成，然其“赏善罚恶”之功，则流播于千秋万世，春去秋来，生生不息，故君子所乐在乎此也。此说既得“春秋”通名之义，又深探圣心，得孔子制作专名之义。是以诸说中，此说虽有扬高凿深之嫌，然亦属近理。

近人于省吾《岁时起源初考》别有一说，谓上古时仅春、秋二时，而无冬、夏二时，故古人以春秋总括一年。古史以“春秋”为名，良以此焉。

二　孔子与《春秋》

《春秋》本为旧史，不过记事之书而已，后经孔子之笔削，遂得为经矣。盖经虽承旧史，然非为记事而作，以其别有圣人之义例存焉。此说实为今、古文家所共许，自古皆然，非若今日治孔子者，专据《论语》，而不知有《春秋》，适自狭陋耳。

庄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霣如雨。《公羊传》云：

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则曷为谓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

可见，《公羊传》明谓《春秋》有“修”与“不修”之别。盖“不修”之《春秋》，即孔子所据旧史也；若今《春秋》所见“星霣如雨”一语，实出孔子所修也。

不修《春秋》有二。其一，鲁史记也。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云：“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即此说也。且《春秋》上记隐，下至于哀之获麟，所记史事全以鲁为主，则《春秋》显与鲁史记最有关系。

其二，百二十国宝书。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序》云：“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又，《公羊传》徐疏引闵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孔颖达《左传正义》引沈文阿语云：“《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此数说皆以孔子兼采诸国史记，至有百二十国书之多。

至于君子修《春秋》，亦有二说：

其一，孔子作《春秋》。此说最为普遍，无论今、古文家，俱无异辞。如《春秋繁露·俞序》云：“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春秋纬·考异邮》云：“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握诚图》云：“孔子作《春秋》，陈天人之际，记异考符。”《元命苞》云：“孔子曰：丘作《春秋》，始于元，终于麟，王道成也。”《演孔图》云：“丘作《春秋》，天授《演孔图》。”《说题辞》云：“孔子作《春秋》，一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因史记作《春秋》”。《盐铁论·相刺》云：“孔子曰：……东西南北七十说而不能用，然后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万世之后，天下折中焉。”《说苑·贵德》云：“于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至公》云：“（夫子）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芥之恶，人事浃，王道备，精和圣制，上通于天而麟至。”扬雄《剧秦美新》云：“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发。”《论衡·超奇》云：“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又云：“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定贤》云：“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书虚》云：“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齐世》云：“至周之时，人民久薄，故孔子作《春秋》。”《效力》云：“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删五经，秘书微文，无所不定。”可见，汉人莫不视《春秋》出于孔子也。

今人尚信《孟子》，其中有谓“孔子作《春秋》”之语。至于《公羊传》，其中实有明文。如上引庄七年《公羊传》所言“君子”，汉人多以为指孔子。王充曰：

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时鲁史记，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者，谓孔子也。孔子修之，“星霣如雨”。（《论衡·艺增》）

则《公羊传》尚未明言孔子修《春秋》，而王充乃申言之矣。

又，昭十二年，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公羊传》云：

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其词则丘有罪焉尔。”

前言孔子削旧史而成《春秋》，此则言孔子以《春秋》为信史而笔其旧也。据此，“孔子作《春秋》”，《公羊传》可谓言之确凿矣。近人熊十力亦云：“是孔子自明述作之怀，为七十子之徒转相传授，《孟子》、《公羊》并见称引，绝不容疑。”

又，哀十四年，西狩获麟。《公羊传》云：

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

此谓孔子作《春秋》甚明，且谓孔子《春秋》，非详于记事，乃制义也。

其二，周公成《春秋》之书法。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云：

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

今文家尊孔子，以《春秋》义例悉出于孔子。然古文家欲尊《左氏》，乃有周公发凡之说，盖以义例之大端归于周公也，是以孔子虽修《春秋》，不过遵循“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而已。

可见，三传唯《公羊传》有“孔子作《春秋》”之明文，又谓获麟为异，盖天示以周之将亡也，是以孔子因以伤“吾道穷矣”，遂作《春秋》。据此，孔子作《春秋》之时间，当在哀十四年。何休注云：

麟者，太平之符，圣人之类，时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将没之征，故云尔。

盖麟本圣人之类，而孔子以麟自比，乃伤斯文将坠，此道不行，遂作《春秋》以垂法后世焉。故徐彦疏云：

《公羊》以为哀公十四年获麟之后，得端门之命，乃作《春秋》，至九月而止笔。

然公羊家尚有一说。晋孔衍（369－423）另有《公羊传》本，其中有云：

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今麟非常之兽，其为非常之兽，奈何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然则孰为而至？为孔子之作《春秋》。（《左传正义》孔疏引）

显然，此传本与何休所据《公羊传》不同，其对“获麟”之解释，亦与何休不同。盖此本以孔子作《春秋》，成素王之功，故麟为瑞应而至也。据此，孔子实前于获麟而作《春秋》也。

范宁亦同此说。其《穀梁传》序谓“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来应。因事备而终篇，故绝笔于斯年”。杨士勋伸其说云：“杜预解《左氏》，以为获麟而作《春秋》。今范氏以作《春秋》然后麟至者，以麟是神灵之物，非圣不臻。故《论语》云：‘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礼器》云：‘升中于天，而凤皇降，龟龙假。’《公羊传》曰：‘麟有王者则至。’《援神契》曰：‘德至鸟兽则麒麟臻。’是非有明王，则五灵不至也。当孔子之世，周室陵迟，天下丧乱，岂有神灵之物无故而自来？明为仲尼修《春秋》，麟应而至也。然则仲尼并修六艺，何故不致诸瑞者？”

然此说与汉代《左氏》说同。案哀十四年孔疏云：“贾逵、服虔、颍容等皆以为孔子自卫反鲁，考正礼乐，修《春秋》，约以周礼，三年文成致麟，麟感而至。”又，杜序孔疏云：“服虔云：‘夫子以哀十一年自卫反鲁而作《春秋》，约之以礼，故有麟应而至。’”徐彦疏亦云：“《左氏》以为鲁哀十一年夫子自卫反鲁，十二年告老，遂作《春秋》，至十四年经成。”盖徐氏据《左传》推定孔子于哀十一年反鲁，十二年告老，遂作《春秋》，至十四年经成。故杨士勋云：“先儒郑众、贾逵之徒，以为仲尼修《春秋》，约之以《周礼》，修母致子，故独得麟也。”可见，贾、服之徒，盖以孔子先作《春秋》而致麟也。（司马迁尚有一说，盖以孔子厄于陈、蔡时作《春秋》，则在哀六年，而与获麟绝无关系。）

对此，杜预颇不谓然，其《春秋经传集解》序云：

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穀梁》无明文。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危行言孙，以辟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

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盖伤时王之政也。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先儒以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经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诬。据《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数，故余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于所起，为得其实。至于“反袂拭面”，称“吾道穷”，亦无取焉。

盖汉魏人习于孔子素王之说，不独今文家，虽古文家亦然。贾逵《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郑玄《六艺论》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春秋经传集解》序孔疏引）此诚杜预所讥也。今文家谓孔子伤麟死而作《春秋》，则孔子以麟自况也；而古文家谓孔子成《春秋》而麟来，麟为书成之瑞应。麟死，则周为新矣，故孔子作《春秋》；麟来，则《春秋》成，而为新王矣。二说实同，皆以孔子为素王也。

故杜预谓二说俱非。盖孔子伤周政之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其欲制作久矣；其后感麟之至，自叹圣人生非其时，道无所行，功无所济，与麟死相类，乃作《春秋》矣。是则杜预犹取《公羊》“感麟而作”之说，至于《左氏》之汉师旧说，则以为妖妄近诬矣。

《春秋》文辞简约，若不通以传，则不过流水账簿而已，别无深意可寻，焉能以经视之哉！至于释经之传，则有《公》、《穀》、《邹》、《夹》等，其中以《公羊》陈义最高，且书法曲折，思辨入微，遂得先立于学官矣。观乎有汉一代之政治施设，虽颇仍秦旧，然其大纲，毕竟由《公羊》绎出。其后两千年间，《公羊》虽未尽为独尊，学者亦不尽为颛门之学，然上至朝廷之议论，至于政治之规摹，下及百姓之日用，概莫不见《公羊》施化之溥博矣。

三　口说与载籍

孔子据鲁史旧文作《春秋》，而其微言大义，则口授之，至汉乃著于竹帛，斯为《公羊传》也。徐彦疏云：

孔子至圣，却观无穷，知秦无道，将必燔书，故《春秋》之说口授子夏。度秦至汉，乃著竹帛。

盖孔门弟子中，传经最有功者，莫过于子夏。《孝经钩命决》谓孔子“以《春秋》属商”，而此后传此经者，主要在公羊氏一门。故后儒将《公羊传》溯源于子夏，尚属近理。

至于孔子口传而不载籍者，徐疏犹据谶说，以为孔子避秦燔书之祸故也。然此说实出于何休《解诂》。隐二年，纪子伯、莒子盟于密。《公羊传》云：“纪子伯者何？无闻焉尔。”《解诂》云：

言无闻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时远害，又知秦将燔《诗》、《书》，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记于竹帛，故有所失也。

又，定元年，春，王。《公羊传》云：“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解诂》亦云：

此孔子畏时君，上以讳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

《公羊传》说甚明，而邵公“辟害容身”之说，实可从中衍出。则自传、注、疏以下，皆以《公羊传》本于孔子口说，至于其中缘由，则因孔子避祸故也。即便揆诸今人之情，此说亦属近理也。

考《公羊传》一书，何休以为“齐人语”者，凡二十四处，唯“是月”一条为“鲁人语”。可见，汉人以《公羊传》为齐学，则未为诬也；且以口说故，乃杂有齐人之语。如隐五年注云：“登，读言得。得来之者，齐人语也。齐人名求得为得来，作登来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庄二十八年注云：“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齐人语也。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齐人语也。”盖《公羊传》若早著于竹帛，当不若是杂有齐人语也。

又，《春秋经》多有阙文，而《公羊传》常以“无闻焉尔”释之，此亦口说之证。故襄二年疏云：“《公羊》之义，口授相传，五世以后方著竹帛，是以传家数云无闻焉尔。”盖《公羊传》文体采用问答形式，足为口说之确证，其有阙者，不过弟子无闻于师故也。

徐疏又引戴宏序云：

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

戴序叙述《公羊传》传授次第，最为明白。公羊家颇乐引其说，盖以师徒授受之确，足以证《公羊传》之真也；至于《左氏》，则“则师徒相传，又无其人”，故不得不尚文字也。

《汉书·艺文志》著录《公羊传》十一卷，班固自注曰：“公羊子，齐人。”颜师古注曰：“名高。”此说至宋罗璧始有异论。罗璧《拾遗》云：“公羊、穀梁自训高、赤作传外，更不见有此姓。万见春谓皆姜字切韵脚，疑为姜姓假托。”然《四库提要》驳其说云：“邾为邾娄，披为勃鞮，木为弥牟，殖为舌职，记载音讹，经典原有是事。至弟子记其先师，子孙述其祖父，必不至竟迷本字，别用合声。璧之所言，殊为好异。”又云：“程端学《春秋本义》竟指高为汉初人，则讲学家臆断之词，更不足与辨矣。”廖平因谓公、穀俱为卜之双声，羊、梁又商之迭韵，以为齐、鲁同音异字，实均子夏一人。

其实，《礼记·杂记》中即有“公羊贾”之人，或疑公羊贾即《论语》之公明贾，而公羊高即《孟子》之公明高也。公明高，盖曾子弟子也，亦从子夏受经。盖羊与明音近，此说或可通。《汉书·古今人表》有公羊、穀梁列四等，必实有其人可知。可见，旧说未可轻议也。

至于口说之载籍，徐疏据戴宏序，以为景帝时始著于竹帛。此说于《公羊传》文亦有证焉。哀三年，《公羊》之经作“季孙斯、叔孙州雠帅师城开阳”，而《左氏》作“启阳”，徐疏以为，“开者，为汉景帝讳也”。可见，《公羊》著于竹帛，当在景帝时，或在景帝后也。又，案《汉书·外戚传》，景帝六年，立太子荣母为皇后，大行奏疏引《公羊》云：“‘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号宜为皇后。”段熙仲以为，大行非博士，无与于口授，其所称引必据载籍也。可见，《公羊》著于竹帛，当在景帝六年前。又，《韩诗外传》文字多有与《公羊》同者，而韩婴与董子同时，则知《公羊》著于竹帛当不晚于此时。

《四库提要》以为，《公羊传》不尽出于公羊高，至于著竹帛，则悉本注、疏之说，以为“《传》确为寿撰，而胡毋子都助成之”也。

四　授受源流

1. 先秦

《春秋》诸传中，《公羊》最早行于世。其授受源流，最初盖出于子夏。《史记·孔子世家》云：“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孝经钩命诀》云：“以《春秋》属商”。商，子夏字也。董子《春秋繁露·俞序》载子夏语云：“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史迁《太史公自序》亦引子夏此语。徐彦谓孔子以《春秋》口授子夏，又引戴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可见，子夏不独为《公羊》先师，实传《公羊》之初祖也。

子夏之后，善言《春秋》者莫过于孟子。孟子以后，荀子论六经要旨，亦及《春秋》。刘师培尝考二书同异，谓“何邵公所作《解诂》，亦多用《荀子》之文”。其后，董子《繁露》之文，颇有同于《荀子》者。如《循天之道》言古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杀内”，又言“新牡十日而一游于房”，与《荀子·大略》霜降逆女、冰泮杀内、十日一御之说合；《玉杯》言三年之丧二十五月，与《荀子·礼论》“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之文同；又，《竹林》言“先王之制，有大丧者三年不呼其门，顺其志之不在事也”，亦与《荀子·大略》“父母之丧，三年不事”之义合。董子乃《公羊》先师，其说丧礼、昏礼与荀子俱合，而荀子之学出于子夏，则荀子抑或传《公羊》之先师欤？

徐彦引戴宏《春秋说》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又，隐二年何休注云：“《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时远害，又知秦将燔《诗》、《书》，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记于竹帛。”皆以先秦传《公羊传》者，皆公羊氏一门。然《公羊传》中又颇记子沈子、子司马子、子女子、子北宫子、高子、鲁子之语。其中，沈子语见隐十一年、庄十一年及定元年传文；司马子语见庄三十年传文；子女子语见闵元年传文；子北宫子语见哀四年传文；高子语见文四年传文。而“鲁子”凡六见，即庄三年、二十三年、僖五年、十九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传文，远较其余先师为多，似不合常理。对此，黄开国以为，“鲁子”非指一人，实为“鲁地治《春秋》的学者的通称，应该主要是对《穀梁》学的先师的尊称”（参见黄开国：《公羊学发展史》，第47页）。可见，先秦传授《公羊》者，殆未必尽出于公羊氏也。

2. 西汉

汉景时，《公羊传》由公羊寿与其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史记·儒林列传》云：

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

胡毋生老归教授于齐地，受其学者必夥，然唯公孙弘以取汉相而显于世耳。

公孙弘，菑川薛人。武帝初，弘年已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后病免归。元光五年，复以贤良文学征，以策对擢为第一，拜为博士。后位至丞相，爵平津侯。《汉书·儒林传》谓弘受胡毋生《公羊春秋》，本传则谓弘“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汉志》著录有《公羊杂记》八十三篇，不知即《杂说》否？

其时明《春秋》者，又有董仲舒。仲舒，赵人，少治《春秋》，景帝时为博士。《汉书·五行志》云：“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则胡毋生与董仲舒，俱以治《春秋》而为博士，而仲舒尤为儒者宗矣。

然董仲舒之学，授受不明。汉人以胡毋生、董仲舒平列，如《汉书·儒林传》谓二人“同业”，郑玄《六艺论》亦以胡、董并称。然至徐彦，乃以仲舒为胡毋生弟子，“胡毋生本虽以《公羊》经、传传授董氏，犹自别作《条例》”。胡毋生之书，既有《公羊章句》，又有《条例》，而仲舒受于子都者，盖《章句》耳，至于《条例》，至汉末何休乃远绍之。观乎董书，有“《春秋》无达辞”之说，殆疏于条例之学耳。

其后治《公羊》者，多出于仲舒之门。《汉书·儒林传》云：

胡母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而董生为江都相，自有传。弟子遂之者，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吕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长史，唯嬴公守学不失师法，为昭帝谏大夫，授东海孟卿、鲁眭孟。

班固此说，极易致人误会。盖仅据此段文字，褚大、嬴公、段仲、吕步舒等，既可视为胡毋生弟子，亦可作董仲舒弟子。若如前说，整个两汉公羊博士官学，悉为胡毋生之传矣。范晔即持此说，曰：

齐胡母子都传《公羊春秋》，授东平嬴公，嬴公授东海孟卿，孟卿授鲁人眭孟，眭孟授东海严彭祖、鲁人颜安乐。（《后汉书·儒林传》）

其后，《隋书·经籍志》亦祖范说。

案，《史记·儒林列传》云：“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又云：“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可见，史公明以吕步舒等为仲舒弟子也（《史记》之殷忠与《汉书》之段仲，当是一人。《史记集解》引徐广曰：“殷，一作段，又作瑕也。”“殷”与“段”，殆字形相近而误）。又，《汉书·眭弘传》云：“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可见，《汉书·儒林传》所叙次诸弟子，当承“董生为江都相，自有传”一语而来。又，郑玄《六艺论》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严彭祖及颜安乐，安乐弟子阴丰、刘向、王彦。”陆德明《释文序录》云：“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吕步舒，皆仲舒弟子。”皆直谓褚大、嬴公以下为仲舒弟子，足见范晔误读班书也。

仲舒弟子颇众。据《汉书》本传，仲舒“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可见其弟子之夥。弟子遂者，有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吕步舒，唯嬴公“守学不失师法”。嬴公传孟卿与眭弘。（《史记》、《汉书》以孟卿、眭弘俱为嬴公弟子，《后汉书》则以嬴公传孟卿，孟卿传眭弘，亦误。）

孟卿，东海人。从萧奋学礼，又从嬴公受《春秋》。弟子有后苍、疏广等，世传《后氏礼》、《疏氏春秋》，皆出孟卿也。后苍说《礼》数万言，号曰《后苍曲台记》。疏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汉书》本传称其“少好学，明《春秋》，家居教授，学得自远方至。征为博士、太中大夫。”广授管路。其子孟喜，从田王孙学《易》。

眭弘，字孟，鲁国薛人。据《汉书》本传，弘“少时好侠，斗鸡走马，长乃变节，从嬴公受《春秋》。以明经为议郎，至符节令”。昭帝时，弘推《春秋》之义，以为“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帝命”，因受诛焉。其后，宣帝即位，以应弘“从匹夫为天子”之说，乃征弘子为郎。又据《儒林传》，弘有弟子百余人，唯严彭祖、颜安乐为明，然质问疑谊，各持所见。弘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弘死，彭祖、安乐各颛门教授，由是《公羊》有严、颜之学，俱立于学官，而董学亦因分为二矣。

严彭祖，字公子，东海下邳人。宣帝时为博士，尝为河南、东郡太守，以高第入为左冯翊，迁太子太傅。《汉书·儒林传》称其“廉直不事权贵”。严氏之著述，《汉志》未见著录，《隋志》则著录有《春秋公羊传》十二卷，新、旧《唐志》犹著录有五卷。《隋志》又著录其《春秋左氏图》十卷，两《唐志》则作《春秋图》七卷。

颜安乐，字公孙，一字翁孙。鲁国薛人。眭弘姊子。安乐家贫，为学精力，官至齐郡太守，后为雠家所杀。《汉志》著录其《公羊颜氏记》十一篇，然未见于《隋志》，疑此时已佚矣。

彭祖以后，据《汉书·儒林传》，“授琅邪王中，为元帝少府，家世传业。中授同郡公孙文、东门云。云为荆州刺史，文东平太傅，徒众尤盛”，则彭祖传王中，而中授公孙文、东门云也。

至于安乐一系，据《汉书·儒林传》，“安乐授淮阳泠丰次君（泠丰，或作阴丰。据毕沅《传经表》：“《六艺论》‘泠’作‘阴’，诸书皆本之，未知谁误。”）、淄川任公。公为少府，丰淄川太守，由是颜家有泠、任之学。始贡禹事嬴公，成于眭孟，至御史大夫。疏广事孟卿，至太子太傅，皆自有传。广授琅邪管路，路为御史中丞。禹授颖川堂溪惠，惠授泰山冥都，都为丞相史。都与路又事颜安乐，故颜氏有管、冥之学。路授孙宝，为大司农，自有传。丰授马宫、琅邪左咸。咸为郡守九卿，徒众尤甚。宫至大司徒，自有传”。又据郑玄《六艺论》，安乐弟子尚有刘向与王彦。

马宫，字游卿，东海戚人，历官太守、大司徒、太师等职，与王莽相善。王莽篡汉，马宫为太子师。《汉书》本传称其“治《严氏春秋》”，然《儒林传》又称其为泠丰弟子，则属颜氏安乐一系也，二说未知孰是。

孙宝，字子严，颍川鄢陵人。据《汉书》本传，宝奏疏多用《礼》、《论语》，用《春秋》者仅一处。

左咸，与王莽相友善。据《汉书·王莽传》，王莽立六经祭酒，而咸为《春秋》祭酒。

3. 东汉

东汉建武初，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而《春秋》有严、颜二博士，然以严氏为盛。据范晔《后汉书·儒林传》，习《严氏春秋》者有丁恭、周泽、钟兴、樊儵、张霸、甄宇、楼望、程曾、郅恽、徐穉等。

丁恭，字子然，山阳东缗人。习《公羊严氏春秋》。建武初，为谏议大夫、博士，封关内侯。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当世称为大儒。太常楼望、侍中承宫、长水校尉樊鯈等，皆受业于恭。

樊儵（？—67），字长鱼，南阳湖阳人，以外戚封侯。父宏，为光武之舅，封长罗侯。《后汉书》本传谓儵“就侍中丁恭受《公羊严氏春秋》”，又谓其“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侯学’”。门徒前后有三千余人，其中，颍川李修、九江夏勤，皆位至三公。

张霸，字伯饶，蜀郡成都人。《后汉书·张霸传》谓其“七岁通《春秋》”，后师樊儵，受《严氏春秋》，遂博览五经。又以樊氏所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更加删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为“张氏学”。年七十，以疾卒。其子楷，字公超，张霸中子。《张霸传》称其“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门徒常百人”，然“隐居弘农山中，学者随之，所居成市”。撰有《尚书注》。年七十，卒于家。（按：前汉又有东莱张霸，据《汉书·儒林传》，世所传《百两篇》者，即出于张霸，盖霸析合《尚书》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天子所藏中书校之，非是。）

周泽，字稚都，北海安丘人。少习《严氏春秋》，隐居教授，门徒常数百人。建武末，征试博士。中元十年，拜太常。

钟兴，字次文，汝南汝阳人也，少从丁恭受《严氏春秋》。光武时，“诏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复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诸侯从兴受章句”。封关内侯，兴自以无功，固辞不受。

甄宇，字长文，北海安丘人。习《严氏春秋》，教授常数百人。建武中，征拜为博士。甄传业于子普，普传子承。承尤笃学，未尝视家事，讲授常数百人。诸儒以承三世传业，莫不归服之。其后，子孙传学不绝。

楼望（20—100），字次子，陈留雍丘人。官至大司农。少习《严氏春秋》，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儒林传》称其卒时“会葬者数千人，儒家以为荣”。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受业长安，习《严氏春秋》，积十余年，还家讲授。著书百余篇，皆五经通难，又作《孟子章句》。

郅恽，字君章，汝南西平人。《后汉书》本传谓其“及长，理《韩诗》、《严氏春秋》，明天文历数”。

徐穉，字孺子，南昌人，学《严氏春秋》、《京氏易》、《欧阳尚书》，兼综风角、《河图》、《七纬》诸学，与陈蕃相友善，朝廷屡征不就，耕稼而食。

刘佑，字伯祖，中山安国人。学《严氏春秋》、《小戴礼》、《古文尚书》。

闾葵班，字宣高，处士，治《严氏春秋》。

祝睦（96—164），字符德，济阴己氏人，治《韩诗》、《严氏春秋》，官山阳太守。

孔宙（102—163），字季将，为孔子十九世孙孔融之父，治《严氏春秋》。其子融，《隋志》著录有《春秋杂议难》五卷。

樊敏，字仲达，巴郡太守，治《严氏春秋》。

严訢，字少通，东牟侯相，习《严氏春秋冯君章句》。《冯君章句》之名，仅见于《严訢碑》及杜佑《通典》。杜佑《通典》云：“冯君八万言章句。”（引自朱彝尊：《经义考》卷一七一。）

习《颜氏春秋》者较少，仅有张玄、唐檀数人而已。

张玄，字君夏，河内河阳人。《后汉书·儒林传》称其“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清净无欲，专心经书，方其讲问，乃不食终日。及有难者，辄为张数家之说，令择从所安。诸儒皆伏其多通，著录千余人”。会《颜氏》博士缺，玄试策第一，拜为博士。后以兼说《严氏》、《冥氏》，乃罢其《颜氏》博士。

唐檀，字子产，江西南昌人。《后汉书·方术传》谓其“少游太学，习《京氏易》、《韩诗》、《颜氏春秋》，尤好灾异星占。后还乡里，教授常百余人”，著有《唐子》二十八篇。

此外，东汉尚有一些公羊学者，师承不明，似不属严、颜二家。

李育，字符春，扶风漆人。《后汉书·儒林传》谓其“少习《公羊春秋》。沉思专精，博览书传，知名太学，深为同郡班固所重。……常避地教授，门徒数百”。李育虽为今文学者，然亦颇涉猎古文学，曾读《左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传惟称习《公羊春秋》，不名严、颜。《儒林传》谓其“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章帝建初元年，举为议郎，后拜为博士。四年，诏与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李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汉末何休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与《穀梁废疾》。李育、羊弼既为博士，当不出严、颜二家之外，然邵公作《解诂》，乃追述胡毋生条例，而对严、颜深致不满，则何氏或别有所受焉。康南海则以为，“董子之学见于《繁露》，胡毋生之说传于何休”（张伯桢：《南海师承记》，见于《康有为全集》附录），亦以邵公宗胡毋生也。

班超（31—102），字仲升，扶风平陵人，班彪子。李贤注引《东观汉记》云：“超持《公羊春秋》，多所窥览。”而其兄班固汇辑《白虎通义》，其中《春秋》义多引《公羊》说，至其所撰《汉书》之《律历志》、《五行志》亦十数次称引董仲舒之说。

杨终（？—100），字子山，蜀郡成都人。《后汉书》本传谓其“年十三，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习《春秋》”。当时唯《公羊春秋》立于学官，则杨终于京师所学，自当为《公羊春秋》也。杨终尝上书章帝，谓“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阁故事，永为后世则”。其后白虎观会议，盖起于杨终之议也。其时终因事系狱，博士赵博、校书郎班固、贾逵等，乃谓终深晓《春秋》，学多异闻，终乃得与于白虎观会议。著有《春秋外传》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万言。其本传略载其论议，颇用公羊义。

王充（27—104），字仲任，会稽上虞人。《后汉书》本传称其“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班氏父子皆习《春秋》，充受业于太学，则亦受《公羊春秋》也。观其《论衡》，多用《公羊》义可知。不过，充亦颇用《左传》、《穀梁》说，此盖其“好博览而不守章句”也。

冯绲，字鸿卿，巴郡宕渠人。《后汉书》本传谓其“少学《春秋》、《司马兵法》”，李贤注引《谢承书》云：“绲学《公羊春秋》。”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叙述《韩诗》派时，谓有冯绲碑云：“少耽学问，习父业，治《春秋》严氏、《韩诗》仓氏。”

公沙穆，字文乂，北海胶东人。《后汉书·方术传》谓穆“长习《韩诗》、《公羊春秋》，尤锐思河洛推步之术”。

第五元先，京兆人，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郑玄尝师事之。

徐淑，字迫进，广陵海西人。习《孟氏易》、《公羊春秋》、《礼记》、《周官》。

荀爽（128—190），字慈明，一名谞，颍州颍阴人。荀子十二代孙，荀淑子。幼而好学，年十二，能通《春秋》、《论语》，耽思经书，至于庆吊不行，征命不应。延熹九年（166），拜郎中。《后汉书》本传谓其“后遭党锢，隐于海上，又南遁汉滨，积十余年，以著述为事，遂称为硕儒”。董卓时，为司空，与司徒王允等谋诛董卓。著《礼》、《易传》、《诗传》、《尚书正经》、《春秋条例》，又集汉事成败可鉴戒者，谓之《汉语》。又作《公羊问》及《辩谶》，并它所论叙，题为《新书》。凡百余篇，今多所亡缺。延熹九年对策，爽引《春秋》经传，多用《公羊》义，亦稍涉《左氏》，而《穀梁》则不用一条。其《公羊问》，阮孝绪《七录》及两《唐志》著录为《春秋公羊问答》五卷，《隋书·经籍志》云：“《春秋公羊传问答》五卷，荀爽问，魏安平太守徐钦答。”故从其著述及对策来看，爽应为公羊学者。

李咸，字符章，汝南西平人，习《鲁诗》、《春秋公羊传》、《三礼》。

綦母君，东莞人，治《公羊春秋》。

赵昱，字符达，琅邪人。从綦母君学《公羊春秋》，至历年潜思，不窥园圃。

尹宙（115—177），字周南，《尹宙碑》谓其“治《公羊春秋经》，博通书传”。

戴宏，字符襄，济北刚县人。生于桓、灵之季，然不见于《后汉书·儒林传》，唯《吴佑传》有云：“（佑）迁胶东侯相，时济北戴宏父为县丞，宏年十六，从在丞舍。佑每行园，尝闻讽诵之音，奇而厚之，亦与为友，卒成儒宗，知名东夏，官至酒泉太守。”案佑与梁冀、李固、马融同时，则宏亦当与陈蕃、何休同时也。徐彦疏引戴宏《春秋说》序，此为《公羊传》在先秦传承之最早记载。何休《公羊解诂》序云：“恨先师观听不决，多随二创。”徐彦以为，“此先师，戴宏等也。……今戴宏作《解疑论》而难《左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义决之，故云‘观听不决’、‘多随二创’者，上文云‘至有背经、任意、反传违戾’者，与《公羊》为一创；又云‘援引他经失其句读’者，又与《公羊》为一创。今戴宏作《解疑论》，多随此二事，故曰‘多随二创’也。”由此可见，戴宏尝撰《解疑论》，以攻《左氏》，然不得《左氏》之理也。玉函山房辑有《解疑论》一卷，仅三条，一则述《公羊》源流，一则可略见其《春秋》学。

刘睦，袭封北海靖王，少好学，博通书传，光武爱之。著有《春秋旨义终始论》。

五　大义与微言

“微言”与“大义”之名，最初见于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其言曰：

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

其后，《汉书·艺文志》亦云：“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微言者，《汉书》李奇注云：“隐微不显之言也。”颜师古注云：“精微要妙之言耳。”皆未达清人说“微言”之旨。）盖用刘歆之说也。可见，微言与大义二词，本出于古文家言。范宁《穀梁传》“序”云：“盖九流分而微言隐，异端作而大义乖。”其说稍不同，然俱以微言与大义不同也。

且据刘歆之说，唯孔子及身始有微言，至其没而微言遂绝；若七十子者，唯能传孔子大义而已，至七十子之后，则大义亦相乖离矣。可见，微言高于大义也。是以后世公羊家以微言、大义别三传高下，亦未始不出于刘歆之言也。

然“微言”与“大义”之内涵，至清人乃得明确界说。皮鹿门《春秋通论》云：

《春秋》有大义，有微言。所谓大义者，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

自公羊家而言，《春秋》之义，既有大义，又有微言，二者不同。

皮氏又云：

惟《公羊》兼传大义、微言，《穀梁》不传微言，但传大义，《左氏》并不传义，特以记事详赡，有可以证《春秋》之义者，故三传并行不废。

其先，班固有“汉初学《左氏》者，惟传训诂”之语，皮氏据此，乃谓《左氏》“初不传微言、大义可知”，以《左氏》本不过记事之书而已。至于《穀梁》，但传大义，不传微言。盖自公羊家视之，《公羊》优于《穀梁》、《左氏》，而为《春秋》之传者，正在此也。

“微言”与“大义”此种内涵，或可溯源于孟子。《孟子·离娄下》云：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则《春秋》不专记齐桓、晋文之事，又别有义焉，实出于孔子王心所加也。

又，《孟子·滕文公下》云：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按公羊家旧说，“罪我者”，以孔子无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行天子褒贬进退之事，此所谓微言也；“知我者”，《春秋》诛讨乱臣贼子，大义凛然，人所共见，此所谓大义也。

盖大义者，犹今人所谓“普世价值”也。天不变，道亦不变，君臣父子之纪纲，数千年以来，莫之能易，此即大义也。故孔子持之以褒贬进退当世大人，直陈其事，张大其义而已。唯以讳尊隆恩、避害容身之故，又不得不为此“微似之语”。此为微言一也。《春秋》据鲁而叙齐桓、晋文之事，然“隐公人臣而虚称以王，周天子见在上而黜公侯”，此“王鲁”之说，乃书法之尤可怪者。此为微言二也。孔子当晚周之衰敝，欲拨乱反正，遂损周文而用殷质，然以无位之故，不得不托《春秋》以明制作之本意，且垂法于后世也。是则“素王改制”者，为微言三也。何休“三科九旨”之说，独《公羊》能发之，而《穀梁》、《左氏》唯明大义，不达斯旨，故“三科九旨”者，亦微言之四也。

以上诸项，皆公羊家之旧说。此外，清孔广森尚有一说。

桓二年，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传》曰：“内大恶讳，此其目言之？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孔氏《春秋公羊通义》释云：

复发传者，与益师义异。彼为详略例，近辞详，远辞略；此为讳例，近辞微，远辞显。各有所施也。

又，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孔氏《通义》释云：

世疏者其恩杀。若桓之无王，庄之不复雠、纳鼎、归宝，文姜淫泆，皆得质言之以立其义。移于所见之世，则义有所尊，恩有所讳。定公受国于季氏，不敢明其篡；昭公取同姓，不忍斥其恶。是以《春秋》正名分、诛乱贼之大用，必托始于所传闻世而后可施也。近者微辞，远者目言，以义始之，以仁终之，别其世而不乱，斯异其辞而不糅。

孔氏盖以《春秋》之义为一，即正名分、诛乱贼也。然恩有隆杀，尊有远近，三世自当异辞。故此义得申于所传闻世，无所忌讳，斯为大义；而屈于所见之世，“不敢明其篡”，“不忍斥其恶”，斯为微言。《春秋》当一王之法，虽常抑于所见世，然犹得伸于所传闻世也。

是以孔氏所谓微言者，即《传》所谓“微辞”也。定元年，春，王。《传》云：“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

至于司马迁言孔子著《春秋》，不切论当世而微其词也，“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史记·匈奴传赞》）、“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十二诸侯年表序》），亦微辞也。又，《十二诸侯年表序》谓铎椒为《铎氏微》，司马贞《索隐》释云：“名《铎氏微》者，春秋有微婉之辞故也。”则微辞者，微婉之词也。董子《春秋繁露》有言“婉词”者，亦与此义同。

又，荀子谓“《春秋》之微也”，“《春秋》约而不速”（《荀子·劝学》），“《春秋》言是其微也”（《荀子·儒效》），皆以《春秋》之微在其言辞也。而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谓孔子作《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其义亦同。凡此，又以《春秋》“一字褒贬”之文为微言也。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玉杯篇》释“微”有二义：一为微言，如逐季氏言又雩、逄丑父宜诛、纪季可贤，及诡词移词之类，即史公所谓“忌讳之辞”也。另一为微旨，如劝忠则罪盾、劝孝则罪止之类，盖事别善恶之细，行防纤芥之萌，寓意微眇，使人湛思反道，比贯连类，以得其意，所以治人也。《荀子》杨倞注云：“微，谓儒之微旨。一字为褒贬，微其文，隐其义。”则微旨者，即“一字褒贬”之法也。苏氏颇嫉清季诸儒之说“微言”，曰：“近人好侈微言，不知微言随圣人而徂，非亲炙传受，未易有闻，故曰‘仲尼没而微言绝’。若微旨则固而推而得之，而一以进善绝恶为主，非必张皇幽渺，索之隐怪也。”则苏氏以为，后世治《春秋》者，只可推求微旨，不可妄道微言也。

关于本书的底本与译注体例说明如下：底本采用1980年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之《春秋公羊传注疏》的经、传文本；经文、传文之前加【经】、【传】标识，以清眉目；因《公羊传》为专门之学，必须依靠何休之《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的解释，方能彰显其中的微言大义，故在注释中尽量保留何氏的见解；《公羊传》素来重视“以例解经”，故而在注释中尽量详细说明《公羊传》之条例；《公羊传》对于史实记录相对简单，有关的历史背景的阐释，主要依据注疏的说法，兼采《穀梁》与《左氏》，二传说法与《公羊》不符之处，则不采用，以避免枝蔓；因注释比较详细，故而白话译文但求简洁，以直译为主。

曾亦序于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