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一

貞觀十九年(645)，唐太宗降伏了東突厥，被西北游牧部族推爲“天可汗”(Tängri Khaghan)，顯示了從“中國皇帝”到“世界皇帝”的飛躍，爲了真正地達到世界帝國，他在這一年春天開始了遠征高句麗的宿命之戰。而彼時的西方世界，是拜占庭帝國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Ⅱ)在位，這一年拜占庭將軍曼努埃爾(Manuel)帶領艦隊艱難地從阿拉伯人手中奪回了亞歷山大里亞港(Alexandria)。

同年六月，唐帝國東邊的倭國皇極女皇讓位給孝德天皇，後者在這一年開始了日本史上著名的“大化改新”政策。因爲被寫進了中學教科書，所以在日本，公元645年則是婦孺耳熟能詳。貞觀十九年，唐帝國南側的印度是戒日王(Harsa-vardhana)曷利沙帝國的全盛時代，以偉大的人格感動戒日王的唐巡禮僧玄奘，就是在這一年越過興都庫什(Hindukush)山脈，返回帝都長安。同樣是這一年，另一位僧人道宣完成了《續高僧傳》。而在中國中古注釋學上非常重要的顔師古，則在這一年溘然長逝。

僅僅從上述一個簡單的645年，可見中古的世界，内與外都充滿了微妙的聯繫與神奇的張力。而欲探求中古世界聯繫與張力背後的深層思想，我們無法繞開中古世界的文獻載體。可惜時逾千年以上，中古知識人所記録歷史、文學、學術的原始資料，對今天的學者來説——大多成爲了“佚籍”。

二

馬端臨《文獻通考序》云：

漢、隋、唐、宋之史，俱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豈亦秦爲之厄哉！

唐及唐以前文學、學術的研究，歷代學者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資料的缺乏。正如周勛初先生所云：“研究這一時期的學者，每嘆研究資料不足。”清儒考證學興起後，雖然在經史子集四部範圍内做了大量的輯佚工作，成績斐然，如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黄奭《漢學堂經解》、任大椿《小學鉤沉》、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王謨《漢魏遺書鈔》等等。然而在六朝隋唐的文史領域，依舊有很多問題限於文獻而無法展開討論。

就“輯佚”一學而言，自宋代即有之，如王應麟《玉海》等，及清朝爲大盛。如果做一個最簡單的劃分，可以列爲：

上表中的A“傳統典籍内部”，經過清儒的一番輯佚，幾乎達到了完璧，如章學誠的同族章宗源撰《隋書經籍志考證》，“積十餘年，采獲經史羣籍傳注，輯録唐宋以來亡佚古書盈數笈”。除此之外，吴派鼻祖惠棟的《九經古誼》與余蕭客的《古經解鉤沉》皆是其中傑作，唯後者被皖派鼻祖戴震批評將《論語義疏》收入“佚亡類”爲無識，而江藩《漢學師承記》又爲余蕭客辯護，可謂是關於“佚書”的一段公案。

B“廣義的出土文獻”則是一個巨大的治學範疇，近年的清華簡、北大簡等等，都屬於B。而從嚴格意義上的B中單獨劃出C“敦煌(吐魯番)學”，是因爲敦煌學的情況具有特殊性，可謂兼有域内與域外，近百年來，在文獻與方法上，都離不開國内與國際學者的參與。所以榮新江先生謂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敦煌學已經一躍而成爲世界學林中的一門顯學。比如，大谷探險隊西域所獲《李柏文書》(長23cm，寬27cm)，日本龍谷大學圖書館藏。2007年筆者參加京都地區“東方學會”時，得以第一次近距離親見此物，感慨良多。又如，日本的杏雨書屋藏有大量珍貴漢籍，敦煌文獻也十分可觀。杏雨書屋還贈送過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一套《敦煌秘笈》，是今後敦煌學新史料的重要一環。

D“域外所藏文獻”，大抵又可以分爲西洋(歐美)與東洋(日韓)，對於日藏漢籍的關注，在晚清民國時代就已經興起，第一流的學者多有涉獵。比如劉承幹、吴士鑑合注的《晋書斠注》130卷，吴士鑑在序中提出此注乃仿裴松之注《三國志》，並舉出自己的十大凡例，其中第九曰“廣證”，他舉的例子是：

古時外域見聞曠絶，史家撰述，展轉傳訛。日本近在海東，彼國史乘未嘗流入中土。自黄氏遵憲撰爲《國志》，網羅詳贍。知重罪族滅之説，乃失之誣。晚近敦煌石室，流沙竹簡，遺文故籍，類皆魏晋之典章。瓜沙之地記，攟而拾之，裨益良多。

可見日本典籍與敦煌遺書是《晋書斠注》“廣證”的兩大塊。該書始撰於清光緒三十年(1904)，刻書刊於民國十七年(1928)。在這一時段，敏鋭的中國學人已經充分意識到“域外漢籍”的重要性(如上述吴士鑑引文提及羅振玉影印鳴沙石室古書與黄遵憲的《日本國志》)。

非常可惜的是，上述晚清民國學人利用域外漢籍的趨勢，進入到新中國以來，由於諸種原因，與海外學術交流的一度中斷而停滯不前。故而，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不少研究六朝隋唐文史的中國學者嘆息“巧婦難爲無米之炊”的同時，日本方面却保存著大量的珍貴資料——六朝隋唐漢籍舊鈔本。

三

張之洞《輶軒語·語學·論讀書宜求善本》云善本之義有三，其三爲“舊本，一舊刻，一舊鈔”。據東洋史學者大庭脩博士的考證，前秦帝國敗於淝水之戰後，帶來北亞細亞世界格局的大動亂。這一動亂引發了五胡時代第一次大量文物、漢籍東渡日本的浪潮。在刻本時代尚未到來之前，大量漢籍以鈔本的形式流傳日本。比如：西晋時期，百濟的王仁爲日本帶去《千字文》以及《論語》，成爲史料所載第一批傳到日本的漢籍。進入隋唐時代之後，遣唐(隋)使、留學生(僧)來到中國後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購置、鈔録漢籍。這些舊鈔本被珍藏於日本寺廟、私人文庫等中，輕易不予示人。

滄海桑田，九州禹域之内，很多重要資料都已失傳，却在日本這方異域土壤得以保存。特别是木版印刷術開始之後，中國本土的六朝隋唐漢籍舊鈔本逐漸散佚。早在宋太宗時代，日本僧人奝然帶來的鄭氏注《孝經》一卷以及任希古《孝經新義》一卷，就已經讓宋代士大夫大吃一驚。清代中後期，日本遺存典籍除《論語義疏》之外，如太宰春臺校訂的《古文孝經孔傳》，山井鼎撰、物觀補遺的《七經孟子考文》等日本漢學家著作陸續地進入中國學界，給清儒帶來不小的衝擊，也被收入了《四庫全書》。王鳴盛嘗感慨而言：“日本尚文，勝於他國。”

距今約一百年前到達日本京都的楊守敬、羅振玉等前賢，同樣驚嘆於這些舊鈔本的珍奇。他們大力展開對這些舊鈔本的收集、編輯和出版工作。諸多成果，體現於《古逸叢書》和臺灣影印的《羅雪堂先生全集》中。其中如《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文選集注》、《世説新書》等，至今依然有詳加研究的必要。楊守敬、羅振玉之後，陸陸續續又有重要鈔本漢籍被發現。如京都大學影印本《毛詩》、《漢書》(《食貨志》、《楊雄傳》等)殘卷、興福寺藏南朝《講周易疏論家義記》等等，都是有待仔細校勘、考論的重要六朝隋唐文獻。

京都大學冨谷先生曾帶我參觀過吉田山麓的王國維故居。王國維對於新史料也是非常留意，而收入《觀堂集林》中關於經史新文獻的考證，大多發端於寓居京都時代。王國維先生曾經説：“異日發明光大我國之學術者，必在兼通世界學術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決也。”剖析王先生這段論述可知，在研究中國傳統學問時，從史料到文化層面，都應當有比較大的關懷，不能畫地爲牢。

三十年代，章太炎先生在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提到日本藏足利本隸古定《尚書》時説道：“雖非孔壁之舊，而多存古字，亦足寶矣。”其高足弟子黄季剛先生亦謂：“近日敦煌所出書與日本所印爲吾國失傳之書，皆可補遺。”這些遺存在日本的寶貴的漢籍鈔本涉及面極廣，爲現代學者再現六朝隋唐的文學、社會狀況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原本無法涉及的學術領域，也可由此長驅直入。所以，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所長張伯偉先生在談到“域外漢籍研究”的意義時，曾經明確指出：“它們的價值不亞於上世紀發現的敦煌鈔本古籍。”

在日藏漢籍舊鈔本的研究上，楊守敬、羅振玉、王國維等前輩學者取得了讓當時日本一流學者敬佩的成就。他們在收集、編輯、出版的同時，寫出了很多具有極高學術價值的舊鈔本漢籍序跋與解題。目前，國内外學界利用日本所藏的漢籍文獻資料，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在國内，嚴紹璗教授對於日藏漢籍率先進行了篳路藍縷的研究工作。日本方面，早期京都學派的内藤湖南、狩野直喜也爲漢籍舊鈔本作出了大量基礎性研究(影印出版、撰寫題跋等)。日本東洋學界經過第一、二代的努力之後，目前也在積極探索舊鈔本的研究新方向。比如，廣島大學的小尾郊一、斯波六郎、森野繁夫等學者，都先後對於日藏《文選》諸種舊鈔本作出了優異的研究。

清儒、民國學者及日本近代漢學家在研究舊鈔本時，文獻方面的考論較多。受前賢，特别是清儒治學方法的影響，現當代學者面對漢籍舊鈔本時，對於“文史校勘”、“遺文輯佚”等方面也投入了較多的研究。毋庸置疑，對於六朝隋唐漢籍舊鈔本來説，校勘、考訂等文獻學研究無疑是不可迴避的基礎性工作。然而在此之後，應該向何處作進一步探討和深化？

阮元《十駕齋養新録·序》：“學術盛衰，當於百年前後論升降焉。”——一百年後的學人，如何看待我們今天研究“域外漢籍”？余英時先生有一本隨筆，叫《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關於域外漢籍，我想：目前中日韓學界，大抵都處於文獻整備階段，或許十年、十五年後，也會遇到中國古代史學界一樣的“十字路口”——接下來該怎麽繼續研究？中日韓等東亞的學者均在努力探索，他們在聯繫漢籍舊鈔本分析中國學術文學的方法和思路都值得藉鑑。此外，北美學者也有關於手鈔本漢文化的研究著作可資藉鑑。

四

面對如此寶貴、豐富的漢籍舊鈔本資源，在認真整理遺存的基礎上，努力探尋全新的學術領域，進行更廣闊深入的思考，十分必要。本書的寫作，也是基於上述理想，力圖善用這些寶貴的文化遺産，並有所創新。之所以將題目定爲《六朝隋唐漢籍舊鈔本研究》，主要有四方面的考慮：

一、域外所藏六朝隋唐漢籍舊鈔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目前學術界文獻資料的匱乏。這一點，已在上文詳述。

特别需要强調的是：早期中古中國的書籍載體存在三個時段：簡牘、鈔本、刻本(詳本書第二章第一節)。我們目前的古典文獻學知識，九成以上是建構在“刻本(版本)文獻學”基礎上，相對於唐及唐以前的簡牘和鈔本時代，這樣的文獻學知識不但是非常不足的，而且某些場合甚至會對新史料産生一定程度的誤導作用。本書的著眼點是“鈔本時代”，其處理對象、處理方法與處理結論，均與刻本時代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

二、鎖定“六朝隋唐”時代，主要出於如下考慮：

首先，從文學、經學、藝術等多方面來看，六朝隋唐時代作爲一個整體，是續秦漢之後，中國文明的又一次大發展時期。新的文化萌芽不斷湧現，舊有的學術思想也在産生變化。依照“内藤假説”(Naitō Hypothesis)的比喻，六朝隋唐中世是中國學藝的壯年；那麽，六朝隋唐文學、學術對於我們認識中國古典學問初中期的實態(比如佛家“格義”與義疏學的關係等)，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利用日本所藏的關於六朝隋唐的舊鈔本典籍，可以在文獻研究的基礎上，重新估量六朝隋唐的文學、學術及其背後的思想理論。

以《論語義疏》爲例，它在十八世紀回傳到中國，很快得到中國一流學者的高度重視，從中可以窺見六朝時代儒、道精神交匯的實況。又比如，本書也將展開討論的《講周易疏論家義記》這一鈔本，藉此可以較爲真實地還原《五經正義》成立之前、六朝齊梁之際江南的義疏體經學情形。

其次，六朝隋唐學術不僅是此後中國學術的經典存在，漢魏六朝士大夫的形象也幾乎是隋唐以及此後中國文人型官僚的典範。柳詒徵先生《中國文化史》把六朝隋唐統一歸入“中古文化”。這種“中古文化”風尚不單單存在於中國，也遠播日本、朝鮮半島、越南等亞洲國家。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教授在其所著Nobility and Civility 一書中指出，西方觀點看東亞文明的發展早已不妥。東亞人，特别是東亞古代知識人之間的交流，必須仔細認取。

比如中國中古讖緯、術數之學，在知識理性興起的宋代以後幾乎失傳。然而，此學傳播至朝鮮半島、日本並在那裏重新繁衍發展。那珂通世説過，中國的“辛酉革命”等緯學思想構建了日本古代史的重要方面。“天理圖書館83周年記念展”展出過諸如唐鈔本《毛詩正義》殘卷、弘仁十四年(823)鈔本《文館詞林》、天平十三年(741)鈔本《翰林學士詩集》等等，美不勝收，我特别留意到隋代精熟陰陽讖緯的蕭吉《五行大義》之天平鈔本也在展櫃中，卷末鈐了一方日本仿戰國古璽文印“天下無雙”。可見古代日本人對五行讖緯之學的熱衷。

本書透過日藏六朝隋唐漢籍舊鈔本典籍與《日本書紀》等日本文史典籍的比較研究，可以分析古代(公元九世紀前)東亞世界(特别是中日之間)通過漢籍學習得到的共同價值觀與民族特色。

三、以文本細節考證與綜合研究爲本書之主要研究方法。

文本的細節考證。相較於形形色色的西洋文學理論，毋寧説“文本細讀”在中國學術内部即已有之，如章太炎、黄季剛對《説文》、史漢典籍的前後精讀可見一斑。而被譽爲“漢學天皇”的吉川幸次郎，之所以一生服膺黄季剛，也是因爲黄先生一語答出《經典釋文》“釋舊作某”爲何意。

文本細節的重視、精讀、考證，是近年來文史學界的新風向。在中文領域，如2014年於北京中國社科院成立的“周秦漢唐讀書會”，其崇尚的宗旨之一，就是文本的細讀。重新考量文本細節處所藴含的中古知識、思想與學術。因爲呈現在今人面前的唐及唐以前的文本(簡牘時代、鈔本時代)，存在著一個不斷變動和建構的過程。故而劉躍進先生提到過：“抛開現存的觀念，根據鈔本還原歷史。”正所謂“漢學之所以可畏者，在不放鬆一字”。

至於説綜合研究法，程千帆先生曾提倡過“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他在《答人問治詩》中云：“通過創作、閲讀、欣賞、批評、考證等一系列方法，進行探索。”張伯偉先生也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導言》中提出“以文獻學爲基礎的綜合研究法”。本書將遵循這一“綜合研究”的方法，嘗試在文本精讀、文獻整理的基礎上，進行廣泛、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根據英國學者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的觀點，學者所討論的歷史上的“事件”，應該作爲一個res gestae(行動、活動事蹟)來考查。它擺在今日學者面前的任務，是試圖回答人類在某一段過去所作所爲的問題。余英時先生把柯林伍德的這種理論闡釋爲“外在性”(the outside)與“内在性”(the inside)的統一。菊池英夫《隋唐帝國與東亞世界·總説》裏面也提到：“文化的傳播並非文化本身之事，實際上是以中國與周邊諸民族的國際性政治關係爲背景産生的。”本文需要處理的“六朝隋唐漢籍舊鈔本”，將在文獻學的基礎上，結合六朝隋唐文學學術之實態，進行層層剥筍式的綜合研究。

四、作爲“視角”的域外漢籍舊鈔本。

與以往治中古文史偶一爲之不同，本書討論的對象，大抵均爲域外漢籍舊鈔本，從廣義上看，以紙爲載體的域外漢籍也可以與新出簡牘、碑刻墓誌一樣，視爲“新史料”。書寫材料的變化勢必會帶來撰寫、傳遞與閲讀三大方式的改變。其背後所藴含的知識、思想與社會學術之變化，也是本書關注的重心。

2008年，以本書主體部分構成的博士論文提交南京大學文學院。第二年春天答辯時，張寅彭先生有一句評語是：

本題眼識甚高，每能識其關節處，新義迭出，如以日藏舊鈔本爲“西端”，而與敦煌所藏爲“東端”比較論之。

當時提出舊鈔本的“東西比較視野”頗爲寂寥，自己埋頭校勘，難覓知音。答辯之後，我非常幸運留校工作，也漸漸得知海内外一些學友亦有此治學志向。

2016年春季學期，我擔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客座副教授，故地重游，思緒萬千。期間受成田健太郎學兄之邀，赴東京大學作了一場“中國中古文史與域外漢籍研究”的演講，主要内容即是本書的導論和第一章。講座後由成田兄陪著參觀了東京博物館“黄金阿富汗——守護絲綢之路上的珍寶”特别展，古代阿富汗被稱爲“文明的十字路”。我個人認爲，鈔本研究如果也有“十字路”的話，那麽應該存在兩個“東西”，一個是“小東西”，即本書中將日藏舊鈔本(東)與敦煌鈔本(西)的比較研究；另一個是“大東西”，即是將亞歐大陸東端中國的古鈔本(東)納入中亞、西亞以及歐洲的古鈔本文化史(西)的視野去考察，後者也是筆者今後努力的一個方向。

五

從不同的視域、方法來審視中國中古的文本載體，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解釋。先秦文學是不是先秦人寫的？比如尾崎雄二郎氏認爲：不是！是漢人“寫”的。漢魏樂府是不是漢魏人寫的？比如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認爲：不是！是南朝人“寫”的。唐詩是不是唐人寫的？比如荒井健認爲：不是！是宋元人“寫”的。

上舉這些新問題當然並非學界定論，但是可以窺見用典籍文本視角審視中國中古學術的巨大魅力。筆者2013年11月15日在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作了題爲Reconsider T'ang Empire's Manu-script Culture and East Asia的報告。總之，六朝隋唐的文化及其與東亞世界的聯繫，是到了Reconsider的時候了。

具體來説：本書擬分三篇十二章。從考論“漢籍”、“舊鈔本”以及“漢籍交流”的實態入手，並且分析六朝隋唐漢籍的存佚與研究狀況。並大體按照傳統四部分類順序，重點選取日藏六朝隋唐漢籍舊鈔本中較爲重要的《講周易疏論家義記》、僞《古文尚書》、《禮記子本疏義》、《孝經述議》、《翰苑》、《秘府略》、《琱玉集》、《弘決外典鈔》等殘卷進行考證剖析。另外，本書主要采用“鈔本”一詞，對於“寫本”一詞持保留態度(原委詳參本書第二章)，讀者審焉。

陳寅恪在《敦煌劫餘録序》説：“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爲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相比於有百年學術傳承的“敦煌學”，我想：經過民國學人初步開墾，中遇斷絶，近十來年重新興盛的域外漢籍舊鈔本，也會是這個世紀的“新潮流”。

熊十力謂讀書思索時當“沉潛反復，從容含玩”，章太炎先生謂下筆爲文時當“和理在中，孚尹旁達”。上述這十六個字，是本書寫作時所努力企求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