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先秦时期的谏议与政治兴衰
谏议是古代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中一个极为活跃的因素，直接关系到政治的清明与否和国家的兴衰。《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中《景公问忠臣之事君何若晏子对以不与君陷于难》称：
景公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公不说，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贵之，君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可谓忠乎？”对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奚死焉；谋而见从，终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难而死之，是妄死也；谋而不从，出亡而送之，是诈伪也。故忠臣也者，能纳善于君，不能与君陷于难。”
通过上文可知，晏子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眼光，清楚地认识到了谏议与政治兴衰的密切关系。西周以及吴国、齐国的兴衰即为典型的例证。
一、谏议与西周的兴盛和衰亡
前11世纪，兴起于渭水流域的周人在首领周武王的率领下出兵消灭了殷商。周武王为了巩固统治，实行分封制，设立三监。灭商以后仅仅两年，武王就病逝了，其弟周公姬旦摄政，辅佐年幼的成王。经过数年征战，周彻底摧垮了殷商的残余反抗势力，使周王朝真正确立了对广大东部新征服地区的统治。周公还进一步分封诸侯，并制礼作乐，为西周王朝的统治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此后，成王和康王时期，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刑错四十余年而不用”，社会安定，西周王朝达到了鼎盛时期，史称“成康之治”。此后的昭王通过南征，穆王通过西行，虽然使周王朝与南方和西方少数民族的联系进一步密切了，但这仍是西周王朝由盛而衰的起点。
恭王以后，西周的国有土地制度井田制中出现了新的私有制因素，后又经过懿王、孝王、夷王，到了厉王时期，西周王朝每况愈下。厉王时社会矛盾尖锐，民怨沸腾，他最终被国人赶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国人暴动”。从前841年开始，经历了十余年的“共和行政”后，周宣王即位。他励精图治，取得了对西方和南方少数民族战争的胜利，被誉为“宣王中兴”。但这只是西周王朝的回光返照，到其子幽王时，西周王朝终于在内外打击下灭亡了[22]。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这一过程就会看到，进谏与纳谏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兴盛时期，必有明君与名臣相结合，如成王时有周公，召王、康王时有召公、毕公，臣下能够积极进谏，君主也能从谏如流，方能形成所谓“盛世”之局面。在王朝走下坡路乃至衰亡时期，君主对臣下的谏言往往不能择善而从，敢于直言的大臣也较少。
西周初期的中央政权是以太保和太师作为首脑的。他们掌握着朝廷的军政大权，并负有教养太子和年少国君的责任。周武王去世以后，成王即位，由武王之弟周公姬旦辅政。周公是当时杰出的政治家，除制礼作乐外，对成王也是谆谆教导，《尚书》中的《无逸》一文就是他在还政与成王之后，担心成王贪图享乐、荒废政事而写的告诫之词。该文一开始就提出“君子所，其无逸”的观点，强调“无逸”必须“先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然后引用了周之先王和殷商时期的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论述“无逸”的重要性，最后教导成王勤于政事的方法。他在代替成王发布的《多士》一文中也分析了夏商两朝兴亡的原因。
召公在《召诰》中也总结了夏商灭亡的教训，勉励成王施行德政。成王亲政以后，对周公的谏诫一直不敢忘记，时常以《无逸》和《多士》等提醒自己，不敢骄奢淫逸，小心谨慎地治理国家。当时周王朝经过数年经营，敌对势力多被消灭，被分封的诸侯成为周王朝的屏藩，所以成王时天下比较安定。
康王即位以后，召公和毕公辅政。召公名奭，是周族中的长老，康王时任太保。《尚书·康王之诰》中记载了召公对康王的一段谏言：
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诞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毕协赏罚，戡定厥功，用敷遗后人休。今王敬之哉！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
康王当即接受了他的谏言，表示自己一定会继承文王、武王的遗德，使其“昭明于天下”，保住西周王朝的基业。
昭王即位后，曾统帅六师南征楚国，但其在汉水中被淹死，几乎全军覆没，使周王朝的军事力量受到了很大削弱。穆王即位后，一些少数民族开始拒绝向周纳贡，周王朝开始从全盛走向下坡路。穆王就想出兵征讨犬戎，大臣祭公谋父对此竭力加以谏阻。但穆王不听，坚持出兵，虽取得了胜利，但收获很小，并且还使西周王朝在边远少数民族中的威信大大降低了。
西周又经历了恭王、懿王、孝王、夷王四位君主后，历史上有名的暴虐君主周厉王即位。他不仅生活极其腐化，整日沉湎于酒色，而且十分贪婪，整日盘算如何聚敛更多的财富。他垄断山林川泽，禁止民众到山林川泽谋求生路，其中的产品全部归自己所有，公开与民争利，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这样最终只会导致周王室的衰亡。于是，一个叫芮良夫的大臣就对厉王提出了批评，劝他要远离像荣夷公那样的奸佞小人，废除“专利”的各项规定。
芮良夫首先恳切地说：“荣夷公只看到眼前的一点儿蝇头小利，而不顾这会给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大王您如果继续听他的建议，国家可就危险了。虽然好利是人的天性，但利是天地万物生成的，人人都可以利用，怎么能让天子垄断呢？这种做法只会招致天下百姓的愤怒。”
芮良夫接着说：“为国君者要想很好的君临万民，就要给人民广开财路，才能获得他们的拥戴，时刻担心做不到这一点会招致百姓的怨恨。先祖文王就是一再将福泽赐给天下百姓，从而得到了民众支持，成就了周的基业。而现在大王却要推行专利，使归附的人越来越少。如果不赶快罢免臭名昭著的荣夷公，那么江山就很危险了。”
周厉王对芮良夫的建议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不仅没有疏远芮良夫，反而提拔他当了周王朝的卿士，继续推行“专利”之策，结果搞得民怨沸腾，谤言四起。周厉王得知天下对自己有严厉批评，于是让人监视百姓，一旦发现有敢批评自己者，一律严加治罪，迫使百姓“道路以目”。召公得知后，立即加以谏阻，批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要厉王广开言路，放弃专利，但厉王依旧一意孤行，根本不予采纳。
厉王的“专利”之策虽然增加了部分收入，但大大失去了民心。前841年，愤怒的“国人”——包括平民和一部分贵族，在宗周一哄而起，手持武器包围了王宫。厉王被迫从后门逃到了彘地（今山西霍县一带），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国人暴动”。这次暴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当时不仅国人，就连一些中下级官吏和军队都对他不满。但厉王丝毫听不进臣下的谏言，反而变本加厉，所以最终被赶出王宫，客死他乡，同时也使西周的统治基础被严重动摇。即使后来出现了所谓的“宣王中兴”，西周的衰亡已无可挽回了。
二、谏议与春秋时期吴国霸业的兴衰
春秋时期，由于东周王室日渐衰微，其控制诸侯的能力和直接拥有的军事力量也日益丧失。与此同时，各诸侯国却在急剧发展自己的势力，不断征伐和吞灭周围的小国，先后有齐、晋、秦、楚、吴、越等诸侯国都因国势增强而积极从事争霸的活动。当时从事争霸的诸侯国君大都能选任贤能，广开言路，择善而从。如齐桓公就进一步发展了太公确立的“尊贤尚功”之策，重用管仲、鲍叔、隰朋、宁戚、东郭牙等人，善于纳谏，成为其成就霸业的重要保证。晋文公对随他一起流亡的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等也是言听计从，最终回国即位并称霸。秦穆公也是重用贤才，甚至从奴隶中选拔百里奚，并再三向他求教，百里奚方才向他谈了自己的主张，君臣连续谈了三天，秦穆公十分信服，就把秦国政事交给百里奚管理。
春秋后期，北方各国之间的争霸已日渐平静的时候，僻处长江下游的吴国经过若干代的发展，迅速崛起，参与到争霸中，在阖闾时强盛一时，旋即走向衰亡。吴国的兴衰充分证明了君主能否纳谏是影响国家盛衰的重要因素。
吴国的崛起是从吴王寿梦开始的。前585年，寿梦即位为国君。他是一个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君主，曾利用朝见周天子的机会到各诸侯国考察学习他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在与之交往的中原各先进国家中，晋国对其影响最大。晋是当时中原各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是与楚国争霸的唯一对手。由于吴国力量日益壮大，加上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引起了晋国的重视。
晋国认识到，可以利用吴国从后方牵制楚国，于是在寿梦二年（前584）派使者访吴，与吴国建立联系。吴国原是楚国的臣属国，为摆脱楚国的控制，也急需一个强大的外援。双方一拍即合，于是晋派兵车30乘到吴国，帮助其训练军队，使之走上了叛楚独立，开拓疆土的道路。《左传·成公七年》载：“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寿梦也改称吴王，并数次参加诸侯大会，逐步走上了争霸之路。
寿梦死后，吴国统治集团内部因王位继承问题产生矛盾，使吴国国力受到很大影响。吴王僚十二年（前515）春，公子光借吴大举伐楚之机，派专诸刺杀了王僚，自立为王，即吴王阖闾（或作“阖庐”）。阖闾即位时，吴国社会经济虽有一定发展，但和中原先进诸侯国相比还是比较落后的。正如他所言：“我国局限在东南之地，距离中原地区较远，地形险阻，气候湿润，又有江海之害，国君没有防守的设施，民众没有什么依靠，仓库没有建立，田地也没有开垦。”面对这种落后局面，他为“兴霸成王”采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措施。
首先是重用人才，尤其是外来人才。吴是一个后起的国家，本国人才缺乏，所以阖闾非常重视其他诸侯国来吴的人才，对他们高度信任，授予其高官重权，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国语·楚语》就说阖闾重视人才，“闻一善若惊，得一士若赏”。从楚国亡命吴国的伍子胥年少时习文，长成后又习武，两方面都很出色，从而能够“文治邦国，武定天下”；他还能克制自己的怒火，能够容忍污蔑，忍受耻辱，即使蒙冤也不争辩，是一个能成就一番大事的贤才。阖闾一登上王位，就任命他为“行人”，让他与谋国政。他不仅自己对伍子胥言听计从，还下命令说：“国内不论贵贱老少，有不听从伍子胥教训者，就等于不听寡人的命令，就是死罪，决不赦免！”
除此之外，阖闾还接受了伍子胥向他推荐的人才：一是“善为兵法”的著名军事家齐人孙武。孙武向阖闾献自己所作兵法十三篇，受到阖闾赏识，被任命为将军，统率吴国军队，对吴国军事上的胜利起了巨大作用。《史记·孙子列传》说：“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二是同样从楚国亡命吴国，但博闻强记、能言善辩的伯嚭，被阖闾任为大夫。阖闾手下一时人才济济。
阖闾即位之初，还虚心向伍子胥请教安君治民之策。他问：“安君治民，有什么办法呢？”伍子胥回答说：“凡欲安君治民，建立霸业，成就王业，既使近处之人服从，又能制服远方之人，必须先立城郭，增设防守器具，充实仓廪，整治好军用仓库。”对此，阖闾非常赞同，并付诸实施。首先，大力建筑城郭，以增强防御能力。阖闾时，吴国相继修建了许多大小城郭。据《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当时有“吴大城”、“吴小城”、“伍子胥城”、“复城”、“鸿城”、“湖城”、“俪溪城”、“巫俪城”、“干城”、“摇城”、“古城”、“海盐城”、“武城”、“无锡城”、“齐乡城”等。其次，积极发展农业生产，鼓励农民开垦土地，兴修水利，建仓储粮，使户口增加，五谷丰登，国库逐渐充实。迅速增强的经济实力为吴国争夺霸权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再次，注意发展手工业，尤其是青铜兵器的冶铸有了飞跃性的发展，铸造出了著名的干将、莫邪青铜剑。《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说：“干将者，吴人也，与欧冶子同师，俱能为剑也……以故使剑匠作为二枚：一曰干将，二曰莫邪。莫邪，干将之妻也。干将作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槖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战国策·赵策三》说：“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薄之柱上而击之，则折为三；质之石上而击之，则碎为百。”精良武器的大量制造使吴国“兵甲坚利”，日益强大。
吴国在经济发展、国力增强的基础上，开始积极谋划称霸的战略。伍子胥统筹全局，权衡得失，根据楚国政乱、越国力弱、齐晋道远的情况，向吴王提出“从近制远”的战略原则，其中心是先破楚，后服越。对于楚国，伍子胥仔细分析了双方的实际情况，认为敌强我弱，吴军虽然屡败楚军，但还不足以打垮楚国，因而向阖闾提出了“扰楚”、“疲楚”的游击战术。《左传·昭公三十年》记伍子胥曰：
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
阖闾采纳了伍子胥的这个建议，从前511年到前506年，吴军多次出击，“吴人侵楚，伐夷，侵潜、六。楚沈尹戌帅师救潜，吴师还。楚师迁潜于南冈而还。吴师围弦，左司马戌、右司马稽帅师救弦，及豫章，吴师还。始用子胥之谋也。”[23]这一战术发挥了预期的作用，三支吴军轮番袭击楚国，政出多门的楚国没有人敢独自承担责任，只能倾巢出动抵御吴军，结果只是使得楚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最终使楚国被拖垮，“楚于是乎病”，为后来的破楚入郢之战创造了条件。
阖闾九年（前506），吴国联合唐国、蔡国与楚在柏举决战，五战五胜，直捣楚都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宫，昭王奔随”[24]。当时若无秦兵救援和越兵袭吴，阖闾被迫撤兵，楚几乎亡国。吴王阖闾能够打败强楚，盛极一时，与伍子胥、孙武等人的辅佐和阖闾对他们能从谏如流密不可分。《史记·伍子胥列传》就称：“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正当吴国在阖闾统治下国势蒸蒸日上时，前496年，阖闾征讨吴越，在檇李（今浙江嘉兴南）之战中受伤而死，其子夫差即位。
夫差即位之初，念念不忘父仇，任命伯嚭为太宰，操练士卒，图谋伐越。前494年，夫差率军在夫椒（今浙江绍兴北）大败越军，攻入越国。越王勾践遣使臣文种贿赂伯嚭，卑辞乞和，表示情愿称臣归附。伯嚭因收受越国贿赂，建议夫差答应越国请求。伍子胥立即进谏，认为越国并不是真心实意与吴国交好，而是以退为进，最终的目的是要灭亡吴国。现在吴国应乘胜追击，灭掉越国，永绝后患。他还恳切地论述了吴、越不能共存的观点：
夫吴之与越也，仇雠敌战之国也。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将不可改于是矣。员闻之：陆人居陆，水人居水。夫上党之国，我攻而胜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车。夫越国，吾攻而胜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灭之。失此利也，虽悔之亦无及已！[25]
夫差不听伍子胥的劝告，同意与越讲和。伍子胥感慨地说：“越国十年生聚，再加十年教训，不过二十年，就会把吴国灭掉了。”当越王勾践夫妇到吴国为吴王作奴仆谢罪时，伍子胥又劝夫差杀掉勾践，夫差不但不听，反而将勾践放回了越国。从此，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在文种等人的辅佐下暗中积蓄力量，准备复仇，并制定了灭吴的九条计策，其中之一就是“强其谏臣，使之自杀”[26]，可见越国对伍子胥等谏臣的忌惮。对于其他计策，伍子胥都及时识破并一再告诫吴王不要被越国的表象所惑。他说越国进献质地优良的木材，目的在于耗费吴国的人力物力；越国献美女是要使吴王沉湎于声色；越国请籴谷，意图使吴国国库空虚。对于伍子胥的意见，夫差一概置若罔闻。
打败越国后，夫差专力进攻中原，并准备大举伐齐。前484年，吴王夫差出兵伐齐，走出胥门，来到姑苏台的时候，忽然感到困倦，就在姑苏台小睡了一会儿。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章明宫看见两口锅光烧火却不蒸东西；两只黑狗在吠叫，一会儿向南，一会儿向北；两把铁铧竖直插到了宫墙上；流水浩浩荡荡地流过宫墙；前面的院子里横生梧桐，后房的锻工将风箱拉得切切作响。夫差醒后就找来伯嚭，让其为自己占梦。
擅长察言观色的伯嚭听了，立即向吴王道贺说：“这是大王出兵伐齐获胜的吉兆。我听说‘章’就是德行昭彰，‘明’就是破敌之功卓著，两锅蒸而不炊是大王的盛德之气有余，两狗一南一北吠叫是四方诸侯来朝，两把铁铧插于宫墙是农夫耕田，流水越过宫堂是说各国进贡的财物多得放不下，前园长出梧桐象征着吹奏乐器技艺的高明，后方锻工鼓风象征宫女在奏乐。”吴王听后非常高兴，当场赏赐了伯嚭，但他心中仍然不踏实，于是又请了另一个宠臣王孙雒前来占梦。王孙雒自称不懂占梦之事，于是推荐了著名的占梦家公孙圣代替自己。
公孙圣入宫后，听了吴王的叙述，就对吴王说：“臣如果不说实话，性命和名声都能保全，如果说了实话，肯定要死于大王面前。”吴王说：“你帮我仔细占卜一下，是吉就说吉，是凶就说凶，不要随意迎合我。”公孙圣回答说：“臣听说‘好船者必溺，好战者必亡’，今天我就不顾性命，以实相告，请大王慎思之。你梦中的‘章’是说作战不能取胜，张惶失措地逃跑，‘明’是说丧失清醒的头脑，走向昏昧黑暗；蒸而不炊是说大王吃不到熟食；两只黑狗对叫是说君王死后灵魂不知所往，也是不吉之兆；两把铁铧插于宫墙预示着越国人要攻入吴国，破坏吴国的宗庙，断绝吴国的社稷；流水浩浩荡荡流过宫堂意味着宫室空虚；前园长出梧桐，由于桐树心空，不能制成日常用具，只能用来做木俑，用于陪葬；后房锻工鼓风像是在叹息。整个梦的境况都是不吉祥的。希望大王能够按兵修德，立即停止征伐齐国的行动，这样祸患就可以消解。另还要派太宰伯嚭和王孙雒到越国谢罪，那么吴国就可以安全存在下去，大王也可以免死。”
夫差听了公孙圣的话，勃然大怒，立即命大力士将公孙圣锤死。公孙圣临死前大声喊道：“我这是因忠言进谏而获罪，身死无辜啊！我死后，不要让家人埋葬我，而是将我扔到山里，让我在后世化为声音。”夫差听后，让人将公孙圣的遗体扔到姑苏城西北三十里的蒸山，并恶狠狠地说：“让豺狼吃掉你的肉，野火烧掉你的骨头，东风吹散你的骨灰，看你还怎么化为声音。”通过夫差对待公孙圣的态度，可看出他对忠谏之言一概拒绝的态度。
吴军北上前，越王勾践率领三千越国士兵来送行，并让他们随吴军出征。此时，吴国上下都很高兴，只有伍子胥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向夫差陈析利害，把越国视为心腹之患。他说：“越国对于吴国来说，就像人有致命的腹心之疾一样。越王勾践从来没有忘记要打败吴国，他坚持训练军队，时刻在寻找消灭我们的机会。现在大王不把越国当成主要敌人，反而要对远在中原的齐、鲁两国用兵。如果把齐、鲁两国比作人体的疾病，只不过如同皮肤上生的疥癣罢了。他们怎么能远涉江淮来与我国争夺地盘呢？将来一定是越国夺取吴国的土地。”夫差不仅不听劝谏，为避免伍子胥继续谏阻，便在伐齐前派他出使齐国，欲借齐人之手杀掉他。由于伍子胥担心吴国的前途，所以他在出使齐国时，将儿子托付给齐国鲍氏照料，自己返回吴国。伯嚭趁机向夫差进谗，说伍子胥将儿子留在齐国是对吴有了二心，夫差听信了谗言，就派人给伍子胥送了一口剑，让他自裁。伍子胥临死前说：“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在吴国东门上，让我看看吴国是怎样被越国灭亡的。”夫差闻言大怒，命人将伍子胥的尸体装在革囊里投入江中，即使伍子胥的预言成真，也不会让他看到。伍子胥在不被吴王信任的情况下，耻于明哲保身，而以国事为重，舍命直谏。《越绝书》卷六称“子胥至直，不同邪曲。捐躯切谏，亏命为邦；爱君如躯，忧邦如家；是非不讳，直言不休，庶几正君，反以见疏！谗人间之，身且以诛”。对于这一点，孔子的高足子贡曾作过公正的评论：“夫子胥为人精诚，中廉外明而知时，不以身死隐君之过，正言以忠君，直行以为国，其身死而不听”[27]，因此，“胥执忠信，死贵于生”[28]。
杀掉伍子胥后，夫差更加积极地推进其争霸中原的计划，为防止再有人谏阻，他还下令说：“寡人伐齐，有敢谏者死。”太子友知道伍子胥忠而不用，太宰伯嚭佞而专政，想要直言进谏，又恐遭遇不测，只好采用讽谏的方式来提醒夫差。一天早晨，他拿着弹弓从后园来见夫差，夫差看到他浑身都被水沾湿，就惊诧地询问原因。太子友说：
适游后园，闻秋蜩之声，往而观之。夫秋蝉登高树，饮清露，随风
挠，长吟悲鸣，自以为安，不知螳蜋超枝缘条，曵腰耸距，而稷其形。夫螳蜋翕心而进，志在有利，不知黄雀盈绿林，徘徊枝阴，
微进，欲啄螳蜋。夫黄雀但知伺螳蜋之有味，不知臣挟弹危踯，蹭蹬飞丸而集其背。今臣但虚心志在黄雀，不知空塪其旁，暗忽坠塪中，陷于深井。臣故袷体濡履，几为大王取笑。[29]
这就是著名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这时夫差已经听不进任何忠言了。
鲁哀公十三年（前482），勾践趁夫差赴黄池会盟诸侯的时机，率大军分两路伐吴，迫使夫差卑辞求和。前475年，越国再次伐吴，围攻吴国都城，历经三年，打进吴国都城。夫差率人逃往姑苏台上，最终自杀身亡，吴国的霸业就此终结。临死前，夫差想到了当年因为进谏而被赐死的伍子胥，羞愧难当，痛心疾首地说：“如果死者无知，倒也算了；倘若死者有知，那么我有何面目去见伍子胥呢？”
综上所述，阖闾能够重用伍子胥等人，从谏如流，开创了吴国的霸业，到其子夫差即位后臻于极盛。同时，伴随而来的是夫差的日益骄奢和得意忘形，根本听不进伍子胥等人的“正言直谏”，一味听信伯嚭等人的谄佞之言。他在生活上奢侈腐化，不恤民力，在战略上舍近求远，连年北上争霸，为越乘其国内空虚入吴创造了条件，最终被越消灭，终结了自己的霸业。
对于阖闾的纳谏和夫差的拒谏，当时人就有评论，楚大夫蓝尹亹对令尹子西说：“夫阖庐口不贪嘉味，耳不乐逸声，目不淫于色，身不怀于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闻一善言若惊，得一士若赏，有过必悛，有不善必惧，是故得民以济其志。今吾闻夫差好罢民力以成私好，纵过而翳谏，一夕之宿，台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从。夫先自败也已，焉能败人？子修德以待吴，吴将毙矣。”[30]通观吴国争霸的历程，君主能否重用贤能，认真纳谏成为影响其兴衰的重要因素，阖闾的兴起和夫差的败亡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
三、谏议与战国时期齐国的威宣盛世[31]
齐康公十九年（前386），田和被周天子正式任命为齐侯，史称田齐太公，齐国的姜氏政权完全被田氏取代。田和以后，经历了其子田剡、其孙田午，到前356年，齐威王田因即位。威王在位37年，任用邹忌为相，改革内政，使田齐逐步实现了国富民强。他还任命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先后取得了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胜利，力挫强魏，建立王业。齐宣公时，西攻秦，北破燕，南伐楚，使齐国威震天下，成为战国七雄之冠。齐威王和齐宣王所创造的齐国发展史上辉煌繁荣的时代就被称为“威宣盛世”。
齐威王和齐宣王所处的是一个动荡的多元竞争的时代。各诸侯国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施展谋略，人才就成了成败的关键。在这种形势下，各国都竞相招揽人才。齐威王和齐宣王继承了齐立国以来“尊贤尚功”的传统，在这一方面尤为突出，齐威王更是视人才为宝。《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
（齐威王）与魏王会田于郊。魏王问曰：“王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梁王曰：“若寡人国小也，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朌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
正是由于其视人才为宝，所以才使招揽天下贤士的稷下学宫在他们在位时发展到了极盛。他们不仅能招徕贤才，而且能广开言路，以宽广的胸怀接纳进谏者，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使自己的施政能够尽量减少缺失，从而做到政治清明，国家富强。总之，谏议对齐国“威宣盛世”局面的出现有重要作用，齐威王即位以后施政态度的变化和齐宣王与稷下先生的交往可清楚地反映这一点。
齐威王即位以前，是齐国发展相对稳定的时期。他得以在宫廷里养尊处优，无所事事，过着灯红酒绿、放荡不羁的生活，并没有学习处理国政的经验。当他成为国君后，由于不知如何操持朝政，就将朝事完全委托给卿大夫。《史记·滑稽列传》就称其“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这样一来，他身边就慢慢聚拢了一些佞幸之臣，朝政也落到了这些人手中。他们拉帮结派，以邪压正，打击排挤刚正不阿的官员。一时间，朝内外溜须拍马、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的恶风盛行，国内出现了百姓怨声载道的危机局面。然而，这些佞幸之人却希望齐威王继续沉沦下去。
面对威王的醉生梦死，不理朝政，许多正直之人都十分忧虑。由于威王被一群佞幸之臣包围着，对要求觐见的人审查很严，另外齐威王整日沉湎于酒肉女色之间，对于那些逆耳忠言也不想听，所以这些忠正之臣想见到他是很难的，但他们还是想方设法接近威王，首先是淳于髡用隐语进谏，接着是邹忌以谈琴道论政。
一天，一位其貌不扬、身材矮小的人来到王宫门口，口称要向齐威王进献“隐语”。这个人是齐国杰出的辩论家、政治家淳于髡。原来，齐威王有个癖好，喜欢用“隐语”，就是打哑谜，在叙述事情时，不把本意直接说出来，而是用别的话加以暗示。淳于髡针对威王的这一爱好，用隐语去劝说威王：“国内有一只大禽鸟，停歇在大王的宫殿里，这只鸟三年又不飞又不叫，大王知道它要干什么吗？”齐威王知道淳于髡是在讽谏自己，心领神会地回答说：“这只鸟啊，不飞就罢了，一飞就会冲天；不叫也就罢了，一鸣就会惊人。”说罢，立即一改以前的作风，回朝理政。齐威王为了表示自己立志开创大业的决心，表达他一鸣惊人的志向，专门铸造了一个青铜敦，叫“陈侯因齐敦”，上刻铭文79字：“皇考孝武桓公，恭哉，大谟克成。其惟因齐扬皇考，绍
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答扬厥德。”表达了他建立霸业的决心。
齐威王虽然立志一鸣惊人，但耽于逸乐的君王习性是不会因为淳于髡的一次讽谏就能改变的。淳于髡也在继续寻找机会劝谏齐威王走上励精图治的正途。齐威王八年（前349），楚国大举进攻齐国。威王立即派淳于髡到赵国去求救兵。他到赵国后，借到了十万精兵和千乘战车。楚国得知后，立刻就退兵了。淳于髡不辱使命，使齐国避免了一场战祸。齐威王十分高兴，在王宫里大摆酒宴，为他庆功。
威王问：“先生喝多少酒才能醉呢？”淳于髡回答说：“臣喝一斗能醉，喝一石也能醉。”威王笑着问：“先生喝一斗就已经醉了，怎么还能喝一石呢？其中的道理能说给我听听吗？”淳于髡煞有介事地说：“如果在大王面前，承蒙大王赐酒，执法官吏站在一边，纠察失仪的御史站在身后，我胆战心惊，不知所措，只能低头伏地饮酒，喝不了一斗就会醉了。如果是我父母亲的贵客来家，我挽起衣袖，弯曲着身子，手捧酒杯在席前侍奉；客人不时把喝剩的酒赏给我。我则屡屡端着酒杯敬酒，不时抬起身子，唯恐失礼，这样喝不到两斗就醉了。如果多年不见的知音挚友突然相会，还是那么情深意笃，志同道合，高高兴兴地回忆过去的事情，各许心腹，毫无顾忌，这样大约喝上五六斗也就醉了。如果是乡里间的聚会，男男女女杂坐在一起，慢慢地细斟缓饮，久久留连不去，又作投壶、六博的游戏，配对比赛，呼朋唤友，无所拘束，男女拉着手也不会被处罚，眉目传情也不会被禁止，前面地上有失态的姑娘丢下的耳环，背后有失落的簪子；我沉湎于欢乐之中，尽情享乐，就是喝上八斗也只醉二三分。饮酒直到傍晚，天黑下来了，酒也残了，一部分客人已经离席而去，剩下的酒菜拼在一起，大家挤在一起，促膝而坐，鞋子混杂在一起，杯盘弄得乱七八糟，酒菜洒得到处都是，堂上的灯烛已经熄灭，主人送走了其他客人，将我单独留下推杯换盏，尽情调笑，女人的罗襦衣襟解开了，散发着阵阵香和热，这个时候，我高兴到无以复加，对什么都忘乎所以，一喝就可以喝一石。这就是说，酒喝得太多就容易出乱子，欢乐到极点就会感到悲哀，一切事情都是这样，所以什么事情都不能过分，过分了也就衰败了。”淳于髡通过这样的饮酒经来讽谏齐威王不要过度享乐。威王听后立即醒悟过来，当即下令停止长夜之饮。
邹忌也是齐国一位才冠一时的杰出学者，他知道齐威王很喜欢音乐，就抱着琴去拜见威王。邹忌摆好琴后，只是调试了一下琴弦，却不演奏。齐威王就问他为何按琴而不弹呢？他回答说：“我不只会弹琴，还懂得弹琴的道理呢！”齐威王便让他讲讲弹琴的道理。邹忌便从弹琴讲到了安邦治国之道，他说：“大弦急弹时如春风般温和，是象征国君；小弦明辨而清，是象征国相；手把弦抓得紧而又轻轻地放开，是象征政令；和谐的声音大小相辅而成，曲折而又不相干扰，是象征四时；声音往复而不乱，象征政治的昌明；声音连续径行，象征着国家之存续。所以说，能将琴音调理好，天下就能大治。治理国家，没有比五音的道理更明白的。”邹忌在这里用大弦、小弦和各种弹奏的技巧为喻，向齐威王说明国君、相、政令、四时、政治清明和昏乱、国家存亡的道理，用五音之理解释治理国家、安定人民的要谛，生动形象且又深刻，加上态度诚恳，最终打动了齐威王，齐威王就将邹忌留在宫中，与之谈论治国安民之道。三个月后，邹忌被威王任命为国相，辅佐齐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严罚重赏、整顿吏治，尊重人才、选贤任能，发展稷下学宫等，使齐国日渐强盛。
邹忌发现群臣和百姓都言行谨慎，不敢议论政事，为使齐威王广开言路，鼓励全国吏民积极进谏，他最终由自己的身边之事想出了一个良策。一天，邹忌入朝拜见齐威王，给威王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他说：
一天早晨，臣穿戴完毕，对着镜子端详自己，顺口问妻子说：“我和城北的徐公相比，谁更漂亮？”妻子说：“你漂亮极了。徐公哪里比得上你呢！”由于徐公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臣不相信自己比他还漂亮，于是又问小妾说：“我和徐公比，谁更漂亮？”小妾说：“徐公怎么比得上你呢！”臣又问客人，客人也说徐公不如我漂亮。第二天，徐公来到臣家中，臣仔细观察，并对镜自照，觉得自己还是不如徐公漂亮。到了晚上，臣躺在床上反复琢磨，方才悟出了其中的道理。
邹忌接着向齐威王讲述自己的思考所得：“臣知道自己实在不如徐公漂亮，可是我的妻子爱我，妾怕我，客人有求于我，所以都异口同声地说我比徐公美。臣由此想到，如今齐国国土地方千里，有120多座城池，宫中的后妃和侍臣没有一个不偏爱大王，朝廷里的臣子没有一个不害怕大王，国境之内，没有人不对大王有所求！爱大王、怕大王、有求于大王，抱有这三种心态的人最容易对大王说谎话。在大王面前，大王的话对的是对，错的也是对，没有不对的时候。由此看来，大王太容易受蒙蔽了！”
齐威王听了邹忌入情入理、极有说服力的推理后，认识到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立即下令说：
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32]
诏令一出，全国掀起了议国事、进忠言的热潮，群臣都来进谏，一时间门庭若市，进谏的人很多。几个月以后，间或还有来进谏的。一年之后，即使有人想提意见，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齐威王不断采纳这些意见，修正国家的政令，使齐国得以迅速发展。
齐威王在国内纳谏正身，在各诸侯国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燕国、赵国、韩国、魏国得知这一消息后都十分震惊，纷纷派使者到齐国朝见，愿与齐国结盟。齐威王悬赏纳谏，比一般的纳谏显得更高人一等，这一举措为齐威王的成功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齐国迅速强盛起来，齐威王也积极投入到列国争雄的事业中去。前334年，徐州相王，魏、齐互相承认对方的王号，齐国的争雄达到了一个高峰。前320年，齐威王去世，齐宣王即位，在位19年。当时威王余威尚存，如何巩固和发展齐国的霸主地位，是齐宣王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在他即位伊始，就承继了威王招揽人才的传统。他对士人的作用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对稷下学宫的发展采取了更为开明的政策，使其实现了空前繁荣。学宫里云集了众多的天下名士，其中有记载的就有76人被封为上大夫，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田巴、鲁仲连等著名人物都在其内，孟子、荀子等著名的学者都在此主持过学术活动。齐宣王让这些学者不任政职而专门议论学术，著书立说，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关于兴衰治乱的原因，为自己决策提供参考。齐宣王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仅仅在形式上招揽天下贤士，而且对于慕名而来的稷下先生除在生活上和地位上给予高度尊崇之外，对他们的谏议言行，无论是逆耳还是顺耳，都能不惜大王之尊，努力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齐宣王即位后，有一天，宫门口来了一个人，毫不客气地扬言要见宣王。他是齐国有名的耿介之士王斗。齐宣王听说王斗要见自己，便派接待宾客的近侍请他进宫。王斗却说：“我如果快步向前去拜见大王，那就等于是贪慕权势；如果大王出来见我，那就是礼贤下士，大王愿意选择哪种形式呢？”近侍回去报告了宣王，宣王便快步来到宫门迎接王斗进宫。
宣王对王斗说：“我奉祀祖庙，守卫国家，听说先生是个直言不讳、勇于谏诤的人。”王斗说：“大王听说的关于我的情况有些夸大了。我生于乱世，侍奉昏庸无道的君主，怎么敢直言正谏呢？”齐宣王听到王斗将自己称为昏庸之君，脸上当即显出了怒容。王斗知道齐宣王非常敬仰春秋时齐桓公的功业，于是又对宣王说：“从前齐桓公九次会盟诸侯，一举匡正天下，天子授予他侯伯之位，让其统率诸侯，他喜欢的东西有五件，而大王喜欢的东西却只有四件。”齐宣王听王斗说自己与齐桓公有相同之处，怒容渐渐消散，说：“我愚笨，见识短，守护国家尚且担心有不到之处，怎么会有四件事与先君相同呢？”
王斗见齐宣王已经上钩，就指出齐宣王与齐桓公都喜欢马、狗、酒、色，但齐桓公喜欢贤士，而齐宣王却不喜欢贤士。齐宣王说：“如今没有贤士，我喜欢什么呢？”王斗说：“世间没有麒麟和
耳那样的好马，但大王车驾的四匹马已经备齐了；世间没有良犬，但大王的猎狗已经备齐了；世间没有西施那样的美女，但大王后宫仍然充满了嫔妃。大王虽有尊重贤士的美名，但并不真正喜欢贤士，为什么担心没有贤士呢？”宣王说：“我关心国家，爱护人民，本来就希望得到贤士来治理国家。”王斗说：“您所说的忧国爱民，比不上大王喜欢一尺绉纱。”宣王似乎明白了王斗的用意，但仍要王斗将自己的过失讲清楚。
王斗说：“大王让人做帽子，不让身边那些受宠信的人去做，而是让裁缝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裁缝才能做好这一件事。现在大王治理国家，凡不是身边受宠信的人一概不用，所以说大王的忧国爱民不如喜欢一尺绉纱美锦。”
齐宣王听了王斗的分析后，豁然开朗，意识到自己虽然极力招揽士人，却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于是对王斗说：“寡人有罪于国。”齐宣王很快就选拔了五位贤士担任官职，从此群贤毕至，齐国逐渐走向大治。
齐宣王即位后，曾大兴土木，不仅建造了明堂，而且宫殿规模十分庞大，占地达100亩，堂上有300扇门，凭借齐国这样的大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了三年都没有完成，使得百姓怨声载道，群臣都不敢劝谏。这时，一个叫春居的士人觉得如此下去会危及齐国存亡，于是去见宣王说：“楚王荒废了先王留下来的雅正之乐，却沉缅于轻浮不庄重的礼乐，请问楚国算是有贤明的君主吗？”齐宣王作了否定的回答。春居又问：“数以千计的所谓贤臣却没有敢劝谏的，请问楚国有贤臣吗？”宣王回答说没有。春居进一步追问：“如今大王修建规模庞大的宫殿，劳民伤财，群臣却无人敢谏阻，请问大王算是有贤臣吗？”齐宣王只能承认自己没有贤臣。春居见宣王如此回答，就说：“请大王允许我离去吧！”说完扭头就走。齐宣王恍然大悟，赶忙站起来说：“春子，春子，回来吧！您为什么这么晚才来谏阻我呢？”他还对史官说：“快记下来！我不贤德，喜欢修建宫殿，是春子阻止了我。”在这里，春居用引导的办法，巧妙地一步步使宣王自己认识到所作所为的错误及危害性，促使他下令停止了宫殿的建设。
由于宣王优礼贤士，以至于齐国有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闾丘卬在路上拦住宣王要求官职。宣王说：“你年龄还小，不能做官。”闾丘卬回答说：“不是这样，从前颛顼十二岁时就治理天下，秦国的项橐七岁就当孔圣人的老师，由此看来我是没有才能，而年龄已不小了。”宣王说：“从来没有额骨只有八寸的小马驹子能够背负重物走路的，由此看来，士人只有发白头秃才能任职办事。”闾丘卬说：“不对。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骅骝骥是天下的骏马，让它们和野猫、黄鼠狼在锅灶之间比试，它们未必跑得快；天鹅仙鹤一飞冲天，让它们跟燕子、蝙蝠在房檐下面或屋子中间比试，它们动作未必灵活；辟闾巨阙是天下最锋利的宝剑，砍石头剑刃不会缺损，刺石头剑尖不会折断，若用它们来和稻草干比一比拨开眼睛取出细屑，他们用起来未必方便。由此看来，那些发白头秃的先生跟我又有什么差别呢？”
宣王听了后，觉得闾丘卬虽然年轻，但见解不凡，便说：“你既然有这样的才能，为什么不早来见寡人呢？”闾丘卬直言不讳地说：“鸡和猪的喧哗吵闹把钟鼓的声音淹没了，云霞布满天空，就把太阳、月亮的光辉掩盖了。大王身边小人太多，我一直无法接近你，所以到现在才见到您。《诗经》中说：‘听见谁说顺耳的话，你就提拔；听到有人诽谤哪一个，你就贬黜哪一个。’我怎么能得到任用呢？”宣王拍着车轼说：“寡人有过错。”最终，宣王委派闾丘卬出任东阿地方长官。由宣王对待闾丘卬那样的年轻人的态度，足可看出他的从谏如流和对士人的优礼。
齐宣王与孟子的交往也可反映他对谏议的态度。孟子是著名的稷下先生之一，宣王时曾经两次到齐国推销自己的“仁政”主张，但处于群雄争霸形势下的宣王是无法采用孟子的“仁政”主张的，故对之不感兴趣，但这并未影响他对孟子的基本态度。孟子听说宣王爱好音乐，就去谒见他，劝他要与民同乐，以使天下归服。齐宣王也曾向孟子请教怎样识别平庸之辈，孟子告诉他说：“国君选拔人才时要注意左右亲近的人都说好的，众大夫都说好的不可轻信，只有全国人都说某人好，才应仔细去了解他，如果发现他确实有才干，再任以官职。”宣王同意孟子的主张。当孟子向宣王灌输王道主张时，齐宣王只是搪塞说好，但当孟子要他去实行王道时，齐宣王却以自己好货好色为由拒绝了。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到，齐威王和齐宣王在礼贤下士和招贤纳谏方面都是比较突出的，他们都以比较宽广的胸怀来对待臣下的谏言，成为积极纳谏的一代英主。与之相适应的是，当时齐国涌现出了一大批敢于直言进谏的臣下，尤其是稷下学宫的兴盛为这批人议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他们还拥有极高的谏议技巧，如淳于髡、邹忌、王斗、春居等人在进谏方式上都有独到之处，进谏的成功率也比较高。拥有较高谏议技巧且敢于直谏的臣下与善于纳谏的君主结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了中国谏议史上的典范和佳话，为战国时期齐国“威宣盛世”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