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贫穷田舍汉

贫穷田舍汉①，
庵（俺）子（自）（真）孤栖（凄），
两共前生种，
今世作夫妻②。
妇即客舂祷（擣）③，
夫即客扶犁④，
黄昏到家里，
无米复无柴，
男女空饿肚⑤，
状似一食斋⑥。
里正追庸调⑦，
村头相催□（迫？）。（原文此处为□）
（襆）头巾子路（露）⑧，
衫（角）（衫）皮（裨）开⑨，
体上无褌袴⑩，
足下复无鞋。

〔考释〕

①“贫穷田舍汉”

“汉”即“汉子”。“田舍汉”犹同“庄家汉”，是劳动人民间的称谓，与前首诗中的“田舍儿”，在语义和语气上有些不同。

唐宋时代，农民或市民往往互以“汉子”相称，妻子有时也称丈夫为“汉子”。

但由于官僚文人和地主老爷对农民的轻视，因此在他们口中，这一称谓却成了表示轻蔑的骂人话。

刘餗《国史异纂》：

“李昭德为内史，娄师德为纳言，相随入朝。娄体肥行缓，李屡顾待不即至，乃发怒曰：‘可耐杀人田舍汉！’”

陆游《老学庵笔记》：

“今人谓贱丈夫曰汉子。”

②“两共前生种，今世作夫妻”

佛教俗言：“二生种因，一生受果。”诗本此，故称“两共前生种，今世作夫妻”，意为“前两世共同种因，故今世配作夫妻”。

③“妇即客舂擣”

“客”是自“客作”衍出。“客作”即雇工，因为是给别人工作，故称“客作”。“客作”一词，由来已古。

《西京杂记》：

“匡衡家贫勤学，邑人大姓文不诀，家富多书，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偿。主人怪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

《三国志》魏志：

“焦先，……饥则出，为人客作，饱食而已，不取其直。”

《北史》邢邵传：

“刑家小儿常客作章表。”

《五行记》：

“谯郡县袁双，家贫客作。”

《辍耕录》：

“今人之指雇工者曰客作。”

“妻即客舂擣”，意为“田舍汉之妻作雇工给人舂米”。当时，贫穷妇女给人作雇工是很普遍的。

王仁裕《玉堂闲话》：

“齐州刘十郎……壮年时穷贱至极，与妻佣舂自给。忽一宵舂未竟，其杵忽然有声，视之已中折矣。夫妇相顾愁叹，久之方寐。”

《广古今五行志》：

“长安中，……汝阳县妇人，年二十二三许，造一大家门曰：‘新妇不知所适；此须人养蚕，故来求客作。’”

《灵怪集》：

“郓州司法关某，有佣妇人姓钮。关给其衣食，以充驱使。”

《酉阳杂俎》：

“有一妇人，容色惨悴，服装雅素，方向灯纫缝。……曰：‘妾本秦人，姓张氏，……常造雨衣与胡氏佣作。’”

④“夫即客扶犁”

此句意为“贫穷田舍汉当雇工给人种地”。这说明，这位“田舍汉”是个失去“口分田”和“永业田”的雇农。

唐初实行授田制。封建国家授给十八岁以上的丁男田地一百亩，丁男则每年向国家交纳“租”若干、“调”若干，并服劳役若干日。

《新唐书》食货志一：

“（唐）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老及笃疾、废疾者，人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当户者增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死者收之，以授无田者。”

这种“按口授田”的制度，被后人称作“均田制”。

武后时，由于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土地兼并日益剧烈。到玄宗即位之后，这一制度已无法维持。就在开元、天宝年间在广大农村中出现了众多的大地主，而广大的贫苦农民失去田地，沦为雇农。

《全唐文》卷二百四十七：

“天下编户，贫弱者众，亦有佣力客作，以济糇粮。”（案：时为武后长安四年，公元704年。）

《金唐文》卷三百一：

“国家……仓廪未实，流庸未返，俗困兼并。……寒而无衣，饥而无食，庸赁自资者，穷苦之流也。”（案：时为开元元年，公元713年。）

唐玄宗《置劝农使诏》：

“百姓逃散，……旋被兼并，……积此艰危，遂成流转，或因人而止，或佣力自资。”

唐玄宗《绶逋赋诏》：

“贫下百姓有佣力买卖与富儿及王公已下者。”

唐玄宗《听逃户归首敕》：

“黎氓失业（产业），户口凋零，忍弃枌榆，转徙他土，佣赁取给，浮窳求生。”

本诗所描写的正是这时期的社会情况。

⑤“男女空饿肚”

“男女”，意为“孩子”、“儿女”（考释见第四篇《穷汉村》注①）。

⑥“状似一食斋”

佛教戒律：“不过中（中午）食，为斋。”上午的饭名叫“斋食”；上午吃毕，下午绝食，名叫“吃斋”。其用意，是为了防止和尚或尼姑饱暖思淫欲，所以戒律规定晌午之后便不许再吃食物，以免夜间想入非非不能收其放心焉。从而，和尚们用自我挨饿的手段，保证对如来的皈依。苦行僧则更变本加厉，不仅过午不食，而且一天只吃一顿饭，名为“奉行一食斋”。

《涅槃经》：

“菩萨当以苦行自诫其身，日食一胡麻。”

《翻译名义集》：

“今释氏以不过中食为斋，亦取其防邪讫欲。”“佛言曰中后不食有五福，一少淫，二少睡，三得一心，四无有下风，五身得安隐。”

《旧唐书》李憕传：

“憕子源乃依寺僧，寓居一室，依僧斋戒……随僧一食，已五十年。”

牛肃《纪闻》：

“泾县尉马子云……逃于南陵僧寺中，常一食斋。天宝十年卒于泾县。”

《旧唐书》冯元常传：

“元淑，则天时为清漳令，……所乘马，午后则不与，云：‘令其作斋。’身及奴仆，每日一食而已。”

当然，诗中的“状似一食斋”，是形容雇农夫妇的儿女长年累月的在忍受饥饿。

⑦“里正追庸调”

“庸”、“调”是唐前期赋役的名目。唐前期，根据“授田制度”采用“租、庸、调”税法。

《新唐书》食货志一：

“（唐）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凡授田者，丁岁输粟二斛、稻三斛，谓之‘租’。丁随乡所出，岁输绢二匹，绫、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蚕乡则出银十四两，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折合）为绢三尺，谓之庸。”

不难看出，所谓“租”（征粮）、“调”（征绢布）、“庸”（劳役代金），都是附隶于授田制上的，是据户口“籍帐”征收的。

随着土地兼并的日渐剧烈和授田制的破坏，天宝十四年（755）之后，“租调庸”税法已无法推行。肃宗、代宗朝（756—779）官府另征新税，税名繁多，各地不一，正税有“亩税”、“青苗税”、“地头税”；杂税则不可胜计，甚至征茄子税。代宗广德元年（763），“始以亩定税”，到德宗建中元年（780），明令实行两税法。

《新唐书》食货志一：

“广德元年，……凡亩税二升，……又率户以给军粮。至大历元年（766），……天下苗一亩税钱十五，……号青苗钱。又有地头钱，每亩二十。又诏，上都秋税分二等，……五年（770）始定法：夏，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税四升；秋，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税三升。……青苗钱，亩加一倍。”

《新唐书》食货志二：

“德宗相杨炎遂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易卖，贫富升降不实。其后国家侈费无节，而大盗（安禄山）起。兵兴，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自代宗时（763）始以亩定税。”

《全唐文》卷四百六十五：

“天宝季岁，羯胡乱华，海内波摇，兆庶云扰，版图堕于避地，赋法坏于奉军。……赋役旧法，乃受圣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为便。兵兴之后，供亿不恒，乘急诛求，渐堕经制……扫庸调之成规，创两税之新制。”（案：陆贽，唐玄宗天宝十三载生，德宗时宰相。）

由此证明，天宝十四载之后，租庸调税法实际上已被废除。

本篇民歌所描写的“贫穷田舍汉”夫妇，已失去“口分田”和“永业田”，靠雇耕赁舂维持生活（这符合开元后的农村一般情况），却仍须交纳“租庸”：显然，这是天宝末期之前的旧税制。以此论断，本篇民歌当是玄宗开元、天宝时代的作品。

⑧“襆头巾子露”

“襆”应作“幞”。“幞头巾子”是包头布。

刘肃《大唐新语·厘堇》：

“用全幅皁向后幞发，谓之幞头，周武帝才为四脚，武德（唐高祖年号）以来，始加巾子。”

赵彦卫《云麓漫钞》：

“幞头之制，本曰巾，古亦曰折，以三尺皂绢向后裹发。晋宗曰幕后。后周武帝遂裁出四脚，名曰幞头，逐日就头裹之。又名折上巾，唐马周（太宗时相）请以罗代绢。”

俞琰《席上腐谈》：

“幞头起于周武帝，以幅巾裹首，故曰幞头。幞字（音伏），与幞被之幞同，今讹为仆。”

《集韵》：

“幞，帕也。幞头即帊首，即今包头。”

唐时，一般劳动人民也扎“幞头巾子”。

《唐六典》卷六：

“丁奴（二十以上六十以下男奴），春，（发给）头巾一。”

《梦溪笔谈》：

“幞头，一谓之四脚，乃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二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故亦谓之折上巾。……庶人所戴头巾，唐人亦谓之四脚。盖两脚系脑后，两脚系颔下，取其服劳不脱也。无事，则反系于顶上。”

“幞头巾子露”，意为“包头布破露”。

⑨“衫角衫裨开”

唐时，人民夏穿“衫”冬穿“袄”。当时的衫近似后世的袍，帷较短，长仅掩膝。唐朝“服制”规定：劳动人民穿白布做的“四袴衫”，前后左右各开一直缝，以便于劳作。

《新唐书》车服志：

“太宗时，马周上议：‘礼无服衫之文。三代有深衣，请加襴、袖、褾、襈，为士人上服；开骻，名缺骻衫，庶人服之。’即今之四袴衫也，盖自马周始。”

《新唐书》车服志：

“太宗时，……一命以黄，再命以黑，三命以，四命以绿，五命以紫。士服短褐，庶人以白。”

《新唐书》车服志：

“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皁。”

韩愈《赛神》：

“白布长衫紫领巾，差科未动是闲人。”

“衫角”即衫下摆。“衫裨”即布衫的接连缝合处。

唐时庶人布衫本已有四袴（四个开缝），当“衫角衫裨开”之后，已无衫的形状，成了布条流苏。这是形容“贫穷田舍汉”衣服的褴褛。

⑩“体上无褌袴”

“褌”是有裆的裤子。“袴”是套裤，只有裤腿，无裤裆，无裤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