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己欲立而立人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崇高的人生理想的是孔子，孔子的人生理想就是“仁”。“仁”的观念包含内容很广，但基本宗旨却很简明；“仁”的思想境界很高，但又是简易切近的。孔子平时不经常讲“仁”，但由于孔子关于仁的论述很重要，所以大部分被收集到《论语》之中。《论语》全书不过一万字，而“仁”字就出现百次以上，可见孔门弟子对孔子的仁学是相当重视的。

孔子的学生经常向孔子请教有关“仁”的问题。有一次，孔子的一个学生子贡问孔子说，如果有人能够对人民普施恩惠，救济万方，那怎么样，够得上“仁”了吧？孔子说，如果那样就不只是“仁”了，简直达到了“圣”的境界，恐怕尧舜都难以做到。究竟什么是“仁”呢？孔子接着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里所谓的“立”，即三十而立之立，意思是有所成就而足以自立；这里所谓的“达”，即通达之达，意思是处事接物顺通无阻。所谓仁，就是自己希望自立于社会也让别人立于社会，自己希望事事成功也让别人事事成功，这也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原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孔子关于“仁”的最为完备的解说，这一解说不仅说明了“仁”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而且说明了“仁”与“圣”的区别。孔子认为施恩惠于天下是“圣人”的行为，需要特殊的条件和地位，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而“仁”的原则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实行的，因而可以作为对一般人的普遍要求，可以成为调节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总之，“圣”是完美之人格，“仁”才是最高之道德。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从积极方面来讲的，若从消极方面来说，从自己所不愿意的方面来说，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问孔子，有没有一句话可以作为终身的行动准则呢？孔子就告诉他：“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另一个学生问孔子怎样做才符合仁，孔子也提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可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仁”的基本原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另一个方面或另一种表述。

孔子曾对他的一个学生曾参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别的学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曾参就对他们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孔子认为自己的学说有一个贯彻始终的基本观念，据曾参的解释，这个基本观念就是“忠”和“恕”。“忠”就是对待人、帮助人真心诚意；“恕”就是对人宽容谅解。具体说来，孔子所说的“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所说的“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之道概括了“仁”的两个方面，是孔子哲学中贯穿始终的道德规范。

“仁”的基本宗旨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根本上讲，这就体现了“爱人”的原则。当孔子的学生樊迟问到仁的内容时，孔子就只告诉他“爱人”二字，即要求对人有同情心，有关心别人的真情实感。然而“仁”又不是无是非、无原则的爱，不是姑息之爱，而是“爱人以德”，所以仁者有时也会恶人，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对于别人的喜爱、厌恶，都要有一定的准则，这一定的准则就是“礼”。“礼”是关于社会生活的具体规范、准则和仪式。孔子讲过“克己复礼为仁”，强调必须以社会生活的公共准则约束自己才能实现“仁”，也就是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让自己的一切言行都纳入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

“仁”是孔子的最高道德规范，“仁德”统帅着其他诸德，如“智、勇、恭、宽、信、敏、惠”等，但“仁德”又不同于其他诸德。孔子一再以“仁、智、勇”三者并举，认为“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孔子还常以“仁”与“知”对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显然，孔子认为“仁”高于“智”，但不包含“智”。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虽崇尚仁德，却不轻视知识与学习，他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论语·阳货》），指出仅有仁德而不注重学习，就会流于愚钝，道德修养不能代替其他方面的学习与锻炼。孔子既重视道德教育，又强调学习知识；既强调以德育统帅智育，又反对以德育代替智育，这都是很有见地的。

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规范，阐明“仁”的基本内容，强调“仁”在道德行为中的重要意义，这是孔子的突出贡献。虽然“仁”不是孔子自己创造的道德观念，但孔子赋予“仁”以新的明确的道德内涵，使“仁”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学体系的奠基石。孔子创立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观念为什么在当时能吸引那么多人、在后来能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呢？

首先，这是因为“仁”的观念境界崇高，而又很容易实行。“仁”是最高的道德规范，“仁人”是最有道德的人，实现“仁”便达到了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然而“仁”又没有丝毫的神秘性，实践“仁”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条件。比如达到“智”需要一定的天资和学习条件，达到“圣”更需要特殊的机遇和特殊的才干，而达到“仁”却只要“能近取譬”就可以了，也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这是一般人都不难做到的。所以“仁”的观念既能倍受推崇，又能为人普遍接受。

其次，“仁”的观念兼顾人我两个方面，最有利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仁”既不是单方面对自己的要求，也不是单方面对他人的要求。“仁”一方面要求自立、自达，即自强不息，有所建树；另一方面又要求“立人”“达人”，即“助人为乐，成人之美”；既有对自己的勉励和约束，也有对他人的关心和帮助。这样“仁”的观念既克制了利己主义，又不同于苦行僧式的利他主义。实行“仁”不会妨碍每个人的正常发展，不排除从别人那里得到支持和帮助，所以一般人都乐于接受“仁”的观念。

最后，仁的观念包含了“爱人”的原则，虽然这种爱不可能是无差别的，而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点的有远近亲疏层次的，但也包含了对一般人民的重视。孔子说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匹夫即是庶民。一般人各有自己的意志，这种意志是不可侵犯的，这种对于一般人的独立意志的肯定和重视是有重要意义的。在宗法社会里，所谓爱人必然是有等级性的，对不同阶层的人来说，爱有不同的方式和内容，对统治阶级中的人要恭敬、诚实、勤敏，对劳动人民则要宽容和慈惠，宽容则可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慈惠则容易统治和役使民众，所以“仁”虽不可能要求消灭剥削和压迫，却要求减轻剥削和压迫，这也是“仁”的观念得以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

基督教中也有道德金律的表述，《圣经》中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应该怎样对待别人（Do as you would be done by），这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相通的，这说明孔子所提出的“仁”的道德观念是有相当普遍的意义的，与西方国家的道德观念是有一致之处的，但孔子所概括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态度却更为积极，内容更为丰富，远非《圣经》中的格言所能相比，而且孔子的“仁”的道德体系不借助于宗教的力量却能如此广泛地产生影响，这也是值得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