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儒学在古代史上的显微跌宕

一、秦代仁义不施而迷信严刑酷法

先秦儒学经历了孔、孟、荀三家的发展，至战国后期显示其博大精深的优势。正当它可以在统一的秦朝发挥作用时，却遇上了秦始皇，要反儒家之道而行之。秦国用商鞅变法，国富兵强。始皇执政，吞并六国，建立起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建立郡县制和一系列法律制度，是有历史贡献的。但他迷信武力，以为有强大政权军队，又收缴了天下兵器，江山便固若金汤，开万世基业，于是废弃孔子之道，也不用兼综百家的《吕氏春秋》，却以吏为师（吏不是思想之师，只是执事之人），以法为教（法不是立教之学，而是治国之具），严刑酷法，刻薄寡恩，滥用民力，偶语《诗》、《书》者弃市，焚儒学和百家之书，坑杀议政的儒士约四百六十人，结果传之二世而亡国。

贾谊《过秦论》指出：“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始皇不实行孔子仁义之道，而以残暴临民，失去了民心（“天下苦秦久矣”），又不懂得打天下和治天下要用不同的方略，他的焚书坑儒猛烈冲击了三代礼乐文明和六经文化的传承，恢复起来相当艰难。这就是深刻的历史教训。唐代章碣《焚书坑》诗曰：“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批判秦始皇毁坏传统文化，仇视有识之士，与民众为敌，失去了治国的根基和维系民族的思想纽带，必然导致政权覆亡。

二、汉代推崇孔子，表彰六经

汉立之初，刘邦和陆贾有一番“马上得天下能不能马上治之”的讨论，陆贾认为“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史记·陆贾列传》），所以不能废弃六经。陆贾和贾谊都看到国以民为命脉，治国要礼法并重。汉初文景之治六七十年，用儒道结合的黄老思想治国，政治上缓和官民矛盾，经济上让百姓休养生息，文化上在秦火之后抢救民间存留的六经典籍，收揽经学人才，接续三代礼乐传统，为汉代兴盛奠定了基础。

到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尊崇儒学为国家指导思想，强调大一统，把儒家经学升为官学。“五经”之学发达，制定新的礼乐制度，贯彻于政治、教育与社会民俗。这实际上是儒法并用。汉代礼学大兴，《孝经》流行，提倡以孝治天下，又与西域交流（张骞与班超先后出使西域），遂出现盛世气象。苏武出使匈奴，因变故被困，誓不投降，决不“屈节辱命”，视死如归，痛斥叛汉者，被流放北海牧羊十九年，历尽艰苦，誓志不改，愿为国“肝脑涂地”，终于得到单于敬重，回归汉朝，表现出士大夫“杀身成仁”、“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见《汉书·苏武传》），乃是儒家志士仁人的表率。董仲舒宣扬“五常”，使之成为中国人的基本道德规范，有很大功劳。汉代的贡献是建立了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华文化格局，确立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

但董仲舒提出“三纲”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汉书·董仲舒传》）。这是宗法等级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不是孔孟的仁和思想，又把“三纲”与“五常”嫁接在一起，带来儒学的过度政治等级化弊病，减损了它的仁爱忠恕精神。汉代经学出现神秘化、繁琐化，生命力下降。武帝不用《淮南子》，使中央集权不给开明分权以空间，造成君王个人高度专制。两汉之间，王莽建立新朝，把孔子礼义仁恕之道当成实现个人称帝野心的工具，“色取仁而行违”，激化了社会各种矛盾，遂不足二十年而灭亡。《汉书·王莽传》把他与秦始皇并列，说：“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亢龙绝气，非命之运。”

东汉恢复元气，德治有所实施，民生有所改善，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借着西汉积累的礼义传统，国运又近二百年，王充《论衡》有“宣汉篇”，加以称颂。东汉提倡谶纬经学，章帝时，官方推出《白虎通义》，确立“三纲六纪”，明确规定：“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强化了人们对君权、族权、夫权的服从。

汉代末年，政治腐败，特权世袭，名教礼法成为教条，民不聊生，人心离散，遂有黄巾起义，三国鼎立，国家分裂，出现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但中华文明并未断绝，民族精神依然存在。如诸葛亮在《后出师表》表达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就是“仁以为己任”的体现，鼓舞着后世仁人志士为国效力。

三、魏晋南北朝儒佛道三教关系的调试

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不宁。佛教兴盛、道教壮大、玄学流行，中华文化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儒家主导地位受到冲击，新的格局在不断调整中，儒学如何与佛老相处尚未厘清，儒道佛三教既冲突又融合，处于探索前行之中。国家不能统一，故乱世多于治世。学术上出现玄学经学，如何晏《论语集解》、王弼《周易注》，尝试吸纳道家元素解释儒经。魏晋玄学围绕“自然”（道家概念）与“名教”（儒家概念）讨论，有的主张“名教本于自然”（何晏、王弼），有的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阮籍），有的主张“名教即自然”（郭象），从不同角度探讨人的自然性情与社会礼教之间的关系，寻找合理的平衡点。

四、唐代形成儒为主导、佛道辅助的新格局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多民族关系趋向和睦。隋短唐长。唐代一方面儒学在吸收佛老中复兴，建立科举制度并编纂《五经正义》；另一方面佛老开始吸收儒学，出现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和新的道教教派重玄学，使文化主体性与开放性相统一，形成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鼎立与互补的新格局，加上多教并立，这个格局一直延续到清代末年。

唐代中国文化走向东亚（如鉴真东渡日本）与西域（如发展丝绸之路），出现新的盛世。佛、道二教补充了儒家不重来世之缺，但二教的基本宗教道德是认同儒家的，而且用神道扩大了“五常八德”的影响。

唐代的贡献是展现了儒家治理国家的实践力量和开放包容的品格与宏大气象。唐太宗确立了儒学在治国理政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也发挥佛、道教的安宁民心、改良民俗、稳定秩序的作用。吴兢《贞观政要》卷六记载唐太宗的话，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他还在别处说过：“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唐太宗既有武功，又懂文治。他总结隋朝速亡的教训，依据孔子儒家的思想，牢记民如水、君如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的警言，能够用贤纳谏，修身崇俭，均田薄赋，改善民生，繁荣商业，建立学校，实行科举，同尊华夷，巩固边防，沟通中印，为盛唐奠定了牢固的基础。玄奘法师西去印度取经成为中外文化交往史上的佳话。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于此时传入。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开元、天宝年间，唐朝国力达到鼎盛。然而玄宗后期骄奢纵欲，沉迷于声色享乐，不能居安思危、慎终如始，任用宦官和奸臣，如孟子所言：“无礼义，则上下乱。”于是发生安史之乱，唐朝走上衰弱。

中唐时期的韩愈有鉴于思想界儒弱佛强的形势，著《原道》，倡导儒学复兴，提出儒家道统论，推尊孟子与《大学》，成为宋代新儒家兴起的先声；其《师说》提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为千古不易之论。但他为维护儒学而攘斥佛老，要对佛教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行政灭教手段，路径全错了。柳宗元、刘禹锡则主张儒佛并用、互补。李翱著《复性书》，用佛家的方法来修养儒家的心性，又推崇《中庸》，成为宋明道学的先驱。

唐末政治腐败，厚征巨敛、民生凋敝，外有藩镇、内有党争，遂导致五代十国乱世五十余年。

唐代是诗的高峰，它是在中华优秀文化沃土上出现的。杜甫是“感时花溅泪”的诗圣，李白是“举杯邀明月”的诗仙，王维是“我心素已闲”的诗佛，各自体现了儒、道、佛的气象。

五、宋元明孔子儒学的繁荣与不足

宋辽金西夏元明清时期，“四书”重于“五经”，形成“十三经”格局。三教合流进入理论层面，在融会佛道中出现新儒家即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成为主流思想，达到理论的一个高峰。社会生活中礼法成为生活方式，使四朝保持礼义之邦，皆有繁荣时期。但礼强仁弱，天理强人情弱，内圣强外王弱，常常忽视民生之本，故不断有离乱发生。儒家经学有汉学与宋学之分，有训诂与义理之别。宋儒太重心性之学，于是出现反弹，兴起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实学思潮，强调经世致用、明体达用。

北宋大儒张载有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志士仁人的座右铭。范仲淹《岳阳楼记》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直在鼓舞着中华精英为国家建功立业。朱熹注《四书》，以“生意”说仁，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是其精彩处；有诗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这源头活水就是孔孟的洙泗之学。

成吉思汗未接触中华文化时，凭借游牧铁骑西征列国，建立横跨欧亚军事大国，表现出扩张战争的残酷性、野蛮性。高道丘处机西行雪山会见大汗，用儒家“敬天爱民”和道家“清心寡欲”劝诫之，减少了杀戮（见《元史·丘处机传》）。后来成吉思汗及其子建立的西域诸汗国分崩离析，只有其孙忽必烈建立的元朝，由于采用了儒家礼义教化，推崇“四书”，认同华夏正统，虽有民族压迫，仍能延续国祚近百年。

明代朱元璋强化君主专制，开始兴文字狱。成祖时期较为开放，遂有郑和下西洋的和平之旅。王阳明强调“致良知”和“知行合一”，挺立个性和主体意识，弥补理学的不足。他要成就一个活泼自主的人生，他的重要贡献是把社会问题归结为人性的陷溺，解救之道便是良知的发现、提升和生命教育。他批评那些不珍惜孔子真精神的人是“不识自家无尽藏，沿街持钵效贫儿”。明后期以王艮为代表的左派王学泰州学派及李贽之学有非凡气势，张扬个性，赞美真情，挣脱枷锁，敢想敢说，提倡童心，回归民间，造成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宋明理学传入朝鲜和日本，朱子学、阳明学流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儒学经由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译介，传至欧洲，积极影响了启蒙运动思想家。

六、清代孔子儒学生命力的萎缩与探路

明清之际，黄宗羲反对君主专制主义，主张建立有民主、平等思想萌芽的开明政治制度（《明夷待访录》）。顾炎武敏锐察觉到儒学精髓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血肉联系，指出“亡国”与“亡天下”不同，“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亡天下就是整个民族文明的灭亡，所以“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日知录·正始》）。王夫之主张天理寓于人欲，提倡“公天下”的民本主义。清中期则有戴震反对道学，批判“以理杀人”。

但乾嘉以来，由于文字狱大兴，学人远离经世之学而把精力转移到考据学上，致力于经典文献整理和文字考订、音韵、训诂上，虽为学术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但脱离现实关切，不能使儒学义理与时俱新，加上科举考试进一步落入八股，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缺乏人文关怀，读经成为利禄的敲门砖，儒学的精神生命日益萎缩。

宋明以来，部分儒者提倡愚忠（“天王圣明，臣罪当诛”）、愚孝（“天下无不是之父母”），二十四孝中有“郭巨埋儿”，伤天害理、悖逆人情，乃大不孝，是为糟粕。道光年间，龚自珍《己亥杂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深深感受到了时代对人才的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