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易占卦爻辞

易占在商代后期与甲骨占卜并行于世，到周初开始流行并形成《周易》文献，春秋时期，易占取甲骨占卜而代之，成为最常见的占卜方式。易占共有六十四卦，以卦爻辞显示吉凶，它以数占和象占为基础，整合了龟卜、谣占等多种占卜形式。它们都在《周易》卦爻辞中显现出来。《周易》卦爻辞是一种多层次、有体系的文本形态，既有原始巫术思维的特征，也显现了一定的历史意识和辩证意识，还能反映出周初统治者深切的忧患意识，它是中国古代巫卜文献的代表，也是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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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的基本占卜符号是卦和爻，它以象征着天（）、地（）、山（）、泽（）、雷（）、风（）、水（）、火（）的八种卦形为核心，每卦三爻，每一爻以一横或断开的两横组成。八卦两两相重，得六十四卦，每卦六爻。每一卦和每一爻都有特定的“辞”，称为卦辞和爻辞，以指示吉凶。关于它们产生的过程，《易·系辞传下》云：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26]

包牺氏即伏羲，是远古传说时代的人物，所以，包牺氏作八卦的说法也只是一个传说。当代学者都从原始宗教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郭沫若说：“八卦的根柢我们很鲜明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孑遗。画一以象男根，分而为二以象女阴，所以由此而推演出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127]汪宁生据西南少数民族中流行的占卜习俗，推断说：“八卦原不过是古代巫师举行筮法时所用一种表数符号……若就筮法的开始来说决不会晚于卜法。只是卜法所用龟骨易于保存，筮法所用蓍草之类不能保存而已。”[128]他们都是将八卦看成是原始文化的产物，并由此断定要早于龟卜。

考古学者和古文字学家从商代一些陶器、磨石、青铜器、甲骨上也发现了筮数符号[129]。可知的刻有筮数符号的殷墟甲骨共有6片11则，武丁时期的几则都是三爻的单卦和四爻的互体卦，晚期的则主要是六爻的重卦[130]。其中四磨盘出土的大骨上铭刻的两行数字符号后分别有“曰隗”、“曰魁”字样，彭邦炯说：“这可能是当时的卦名与后来《周易》的卦名不同，但也可能是根据七八七六七六和七五七六六六得出的卦辞，有如甲骨占卜时，王看了卜兆后的‘王占曰……’相似。”[131]可见，筮数占卜至少在商代晚期已经流行。《礼记·曲礼上》有“卜筮不相袭”的说法，则筮占符号出现在卜辞上大约只起参考的作用。由于筮占在商朝并不占主要地位，所以一般推测它可能来自民间，或来自别的民族，它在甲骨卜辞中出现是上下层文化或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这些铭刻符号还显示，晚商时期，筮占正处在由八卦向六十四卦演变的过程中，此时的筮数还没有采取阴阳卦画符号，由数的奇偶演变为阴阳卦画可能要到周初才发生[132]。

周初筮占始兴盛，并最终取代了甲骨占卜，所以一般将筮占看作是周代文化的特点。《系辞下》云：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133]

又云：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134]

所谓“作”主要是指《周易》卦爻辞的编纂，《系辞》认为卦爻辞反映了商周之交时的社会状况，并且包含着明显的忧患意识。汉以后学者据此认为作易者即周文王和周公。《史记·周本纪》曰：“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135]《汉书·艺文志》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136]他们都认为文王将八卦演为六十四卦。孔颖达《周易正义序》指出爻辞多写文王以后的事，“又《左传》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谤，亦得为忧患也。验此语说，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今依而用之。”[137]此后，人多相信爻辞出自周公之手。文王和周公的时代也正是《周易》由草创而至于成立的时代，后世学者将《周易》的发明权归之于此二人亦是可以理解的。但认为文王演六十四卦和周公作爻辞，皆失之过实，今人多不采信。如高亨认为《周易》在周初编订，编者不可知，但可能经过文王或周公的修订，他说：

《周易》古经，大抵成于周初。其中故事，最晚者在文、武之世……其中无武王以后事，可证此书成于周初矣。至于最后撰人为谁，则不可知。后儒谓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与此书之内容无所抵触。其或文王、周公对于此书有订补之功欤？[138]

而李镜池认为卦爻辞编成于西周晚期的巫卜之手，他说：

关于作者问题，我们的看法是：《易经》卦、爻辞是编纂成的，有编者，姓名失传，可能是周王室的一位太卜或筮人，即《周礼·春官·宗伯》所说“掌三《易》”的人。编纂时间约在西周中后期。[139]

以上二人的说法各有道理。现在看来，从甲骨文中看到的筮占符号并没有卦爻辞，《周易》的卦爻辞编订当始于周初，由于最终成书较晚，所以带有后世的痕迹，但卦爻辞的主要内容确如高亨所说，是文武之前的事。编辑者则只能如李镜池所言为巫卜。

总结来说，筮卜是流行于商末民间的一种占卜方式，到了西周时期，才在社会上层盛行。由于历史的原因，周人并用卜和筮，《左传·僖公四年》有“筮短龟长”的说法，通常是大事仍用龟占，小事或民间才流行筮占。“筮短龟长”不过是尊古思想的反映，表达的是一种古典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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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周初太卜和筮人据何而编辑了《周易》的卦爻辞呢？李镜池认为是后人“集许多材料，编成一书，供占者参考”[140]，但是什么样的材料呢？由于无任何史料说明，我们只能根据卦爻辞自身来探寻它的来源。

龟卜据甲骨裂纹形态来判定吉凶，而易占则是通过对蓍草的处理获得数字的组合，得出特定的卦象，并根据卦象推出吉凶。两者的相同之处都是根据一些抽象的象征符号进行推测。《周礼·春官·大卜》云：“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141]所谓“三兆”和“经兆之体”应该指裂纹的不同形态。这些数字可能出自周人的夸张，但贞人一定会对不同裂纹进行分类、标识，不然占卜就很难进行。《史记·龟策列传》说兆体有所谓头见足发、头仰足肣、首仰足开、外高内下、内外相应等区别，并有呈兆、柱徹、横吉、渔人、根格、载所等名目。这些不同的兆体就是吉凶符号，只有通过对这些符号的解读，才能将其意义显示出来。所谓“其颂皆千有二百”就是对不同兆体的释读文本。显然，龟占原理和易占并无什么不同。屈万里曾指出，卦画上下的顺序和甲骨刻辞的顺序相同、易卦反对的顺序受甲骨刻辞左右对贞形式的影响、易卦九六之数起于龟纹等[142]。从这些现象中我们还不能得出易卦和龟卜有渊源关系，但至少可以说明，筮占很可能受龟卜的影响。

卦爻辞中关于吉凶判断的部分，如“吉”、“元吉”、“凶”、“悔”、“吝”、“贞”、“厉”、“无咎”等，即李镜池所说的“贞兆之辞”或高亨所说的“断占之辞”，可以照甲骨卜辞之例，称为占辞。甲骨文占辞中亦常有“利”、“吉”、“大吉”、“上吉”、“有它”、“无尤”等，与卦爻辞占辞类似。有学者指出两种占辞在“句法”和“成语”上的继承关系，如卜辞有“贞我旅吉”，卦爻辞有“旅贞吉”等[143]。所以，《周易》占辞有可能从甲骨占卜用语继承而来。

龟卜与筮占在表述内容上亦有相同之处。1979年陕西扶风出土的编号为H3［2］·1的龟腹甲上部刻有两条命辞：“思即于休命”和“思即于永冬”，连劭名即以《周易·大有·象》之“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和《周易·归妹·象》之“君子以永终知蔽”来解释。他认为，H3［2］·1腹甲左中刻辞“保贞，宫，吉”即《周易·讼》九四之“渝，安贞，吉”，右下刻辞“此由亦此亡，用由逋妾”即《周易·讼》九二之“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而T1［4］·1牛胛骨的两组命辞中的“又言”，在卦爻辞中都取象于坎，胛骨中占辞“曰既丧，劭，迺融”义同于《周易·讼》初六之“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144]陈蔚松认为周原85号卜甲中数字卦与《周易·蛊卦》相对，其刻辞亦与《周易·蛊卦》初六“厉终吉”相合，而周原9号卜甲“大出于川”刻辞与《周易·蛊卦》卦辞“利涉大川”为同一事[145]。由此看来，卜辞和易卦爻辞确有相互影响关系。

但易占和龟卜显然不是同一类东西。李镜池《周易筮辞续考》说：“卜辞有卜辞的贞兆术语，《周易》有《周易》的贞兆术语，虽或相似，而大较则不同……卜辞贞兆的次序，是很规则的，先贞后兆，很少例外。《周易》则贞兆之次序极不规则，先兆后贞的例很不少。”[146]比较起来，《周易》占辞比较具体，由于它经过专人整理，所以在每一卦内部和各卦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而龟占只是一事一断，表述形式也比较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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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卦爻辞除占辞外，其他部分主要是描述一个或多个具体的事件或形象，所谓吉凶即从事象中推导而出。李镜池将卦爻辞中的事象分为两类：“象占之辞”和“叙事之辞”，而高亨则分为三类：“记事之辞”、“取象之辞”和“说事之辞”。其中“象占之辞”和“取象之辞”意义相近，指的都是卦爻辞中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特殊形象。李镜池的“象占之辞”包括“日常生活上偶然发生不寻常的现象”和“自然界鸟兽鱼虫以至于天象的变化”两部分，强调事象的奇异和变化特征；而高亨的“取象之辞”包括“就物取象”和“就人取象”两部分，强调事象的形象性特征，他推测“《周易》先有图象，后有文辞”。二人在自然物象这一部分意见一致，比如都认可乾卦中的飞龙是“象”等。但在人事方面略有出入，如李镜池认为“大过”九二爻中“枯杨生稊”是象占之辞，而“老夫得其女妻”是叙事之辞[147]；高亨则认为“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皆为取象之辞[148]。总的说来，他们所谓“象”的基本范围是差不多的，其核心功能是象征取义。

《周易》卦爻辞依象取义，这是甲骨卜辞中所没有的，也最能代表卦爻辞的特色。《尚书·洪范》曰：“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149]其中前五项：雨、霁、蒙、驿、克，应该是兆体的名字，它们与八卦之天、地、山、泽、雷、风、水、火相仿佛。果如此，龟卜也应该有自己的象征系统。只是这一说法出自周人，它可能仅是一种想像，也有可能是周人对商代甲骨占卜作了一定的发展，但从现存的甲骨卜辞中看不到这样的“象”。我们或可认为龟卜反映了早期自然宗教中的禁忌思维，其裂纹形态的正常与否只是显示出吉凶，或吉凶的程度。而八卦本身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是象征思维的产物。那么，这些物象为何能预断吉凶呢？李镜池从《汉书·五行志》之“杂占”类受到启发，他说：“‘象占’一词，是我新定的，意思是指所有物象之变化或显现，人们见了，以为跟他有密切的关系，因而探究神旨，推断吉凶的一种占验。这物象也包括天文星相及人事之变化在内，其范围比《汉志》之杂占为广。”[150]这一说法是极有道理的，实际上我们也可将伏羲画八卦的过程看作是一种象占。至于星占、望气、梦占、面相甚至灾异谴告等等，无不是各类象占。《史记·殷本纪》记载“有飞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惧”[151]，《左传·僖公十六年》记载当“六鹢退飞过宋都”时，宋襄公问“是何祥也，吉凶焉在”[152]，此皆是以鸟类行为来预言吉凶。那么，《周易·渐卦》之“鸿渐于干”、“鸿渐于磐”、“鸿渐于陆”、“鸿渐于木”、“鸿渐于陵”，自然也可被用来预测人事吉凶。又《诗经·小雅·斯干》云：“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维虺维蛇。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153]可见动物的出现，可以预言男女的吉凶。于雪棠在论《中孚》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时，注意到《史记·匈奴列传》中所载匈奴人“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之事[154]。显然，匈奴人的候星月本身就是象占，“月几望”则是战争之兆，而“马匹亡”又意味着战争停止，所以预示“无咎”。那么，“月几望，马匹亡”是两个前后继起的象占。由此可以看出，象占是上古时期常见的一种占卜方式。王充《论衡·遭虎篇》云：

古今凶验，非唯虎也，野物皆然。楚王英宫楼未成，鹿走上堦，其后果薨。鲁昭公旦出，鹆来巢，其后季氏逐昭公，昭公奔齐，遂死不还。贾谊为长沙王傅，鸟集舍，发书占之，曰：“主人将去。”其后迁为梁王傅。怀王好骑，坠马而薨，贾谊伤之，亦病而死。昌邑王时，夷鸪鸟集宫殿下，王射杀之。以问郎中令龚遂。龚遂对曰：“夷鸪野鸟，入宫，亡之应也。”其后昌邑王竟亡。卢奴令田光与公孙弘等谋反，其且觉时，狐鸣光舍屋上，光心恶之，其后事觉，坐诛。会稽东部都尉礼文伯时，羊伏厅下，其后迁为东莱太守。都尉王子凤时，麕入府中，其后〔为〕迁丹阳太守。[155]

从这一段引文来看《周易》的一些卦爻辞，如“豮豕之牙”（《大畜》六五）、“虎视眈眈”（《颐》六四）、“羝羊触藩”（《大壮》九三、上六）以及“鸿渐”、“鸣鹤”等，无不与此相类，皆可据之以断吉凶。《周易》卦爻辞中那一组组物象之辞，包括了动物如龙、鹿、豕、虎、马、羝羊、明夷、鸿、鹤，植物如茅茹、枯杨、棘，器物自然如车舆、井、鼎、坎、雨、河水，人物状态如婚姻、需（等待）、困顿、眇跛、噬食、观颐、劓、登升、身体各部位，等等，这些意象或单独或呈系列变化状出现，都是为了显示吉凶，因此也都是象占。象占是社会各阶层普遍信仰的一种巫术行为，而又主要发生在民间。直到现在，民间仍然有很多物象吉凶观念。有象占，自然也就会有较为固定的占辞，如“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之类，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周易》将它们收集起来，并排列到各卦爻辞中，就形成了“象占之辞”或“取象之辞”。可以说，这是对中国早期文化中象征体系的一次集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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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再看叙事之辞。李镜池将卦爻辞“象占之辞”和“贞兆之辞”之外的部分都归于“叙事之辞”，而高亨则就这一部分内容分为两类：“记事之辞”和“说事之辞”。高亨的分法是有道理的，因为有些卦爻辞，如《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谦》九三“劳谦，君子有终”等，所描述的都是品行状态，而由此推断出来的吉凶也是一种伦理判断，是社会理性发展初期产物，无什么神秘意味。所以高亨说它们“迳举人之行事以示休咎，比前两者为显明而直切也”[156]，这些都是“说事之辞”。那么，所谓“记事之辞”在高亨看来就是“记载古代故事以指示休咎”。在这些“古代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前代史事。

顾颉刚最先揭示出一些卦爻辞中包含有商代或商周之际的历史事实。他认为《大壮》六五和《旅》上九中的“王亥丧牛羊于有易”、《既济》九三和《未济》九四中的“高宗伐鬼方”、《泰》六五和《归妹》六五中的“帝乙归妹”、《明夷》六五中“箕子明夷”、《晋》卦辞中“康侯用锡马蕃庶”，都有具体史实可考；他还指出《升》六四、《随》上六、《既济》九五大约是说文王事。另有十二条卦爻辞“似乎在称说故事”，只是难以确考，如《同人》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等[157]。此论一出，学者纷纷赞同，并对顾说进行发挥、修正，近年来出版了多部著作论述《周易》为系统记录古史或商周史的文献[158]。我们虽然不赞成《周易》就是一部史书，但《周易》中记载了相当多数量的前代或商周之际的历史则是明显的。这些古代史事在筮占中又起着什么作用呢？我们可以从《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中找到一个实例：

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宣信于诸侯，今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对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战克而王飨，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159]

这个占筮中的两个卦爻辞都与古史有关。前一项应该是龟卜，所谓“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可能是指兆体同于黄帝所卜，也可能就是一种兆辞。龟卜而有兆辞，商代不见，可能是西周以后龟卜有所变化的情形。后一个易占爻辞曰“公用享于天子”，也应该是古史记载。这两个古史都被用来比附目前的情形，它比单纯的吉凶要更为具体地展示出某种可能的情景。这说明，当时人相信历史是不断重演的，历史事实具有示范意义，人类总是在不断地重复着前人的命运。这就是《系辞》所揭示的“彰往而察来”的意思，它应该是商周变革以后的思想。是“以史为鉴”思想的萌芽，但还没有脱离原始宗教，其思维方式基本同于上段所说的“象辞”。《周易》卦爻辞收录了历史故事，并赋予这些历史故事以现实意义。

《周易》记事之辞中有一部分与史事无关。如《贲》六四关于婚姻场面的描述：“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爻辞描写了一个迎亲的场面，它不大可能是作为取象之辞出现的，因为它是一件正常的事。如果要说碰到一场婚礼对一个人会有什么预兆的话，那也不用如此详细地描写娶亲的场面。还有如《夬》九三“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等，看起来既不是一个有启示意义的场景，也难以断定是一个历史事件。此外，高亨认为卦爻辞中的一些“亨”字，都是对一些享祀之事的记载，因此也是记事的。以上记事之辞往往只描写一个场面，可能是针对某一具体事件，如婚礼是否顺利、能否遇雨等，所做出的预言。虽然它们不具有什么启示意义，但也是人们日常生活所关心的，所以常付诸筮占。高亨说：“筮人将其筮事记录，选择其中之奇中或屡中者，分别移写于筮书六十四卦爻之下，以为来时之借鉴，逐渐积累，遂成《周易》卦爻辞之一部分矣。”[160]朱伯昆亦认为：“《周易》中的卦爻辞，就其素材说，是从大量的筮辞中挑选出来的。”[161]而原始的筮辞往往就事论事，所以，某次占婚礼就可能留下《贲》六四的爻辞，某次占旅行又可能留下《夬》九三的爻辞，因其应验，所以保留整理成固定的卦爻辞，这颇同于甲骨卜辞的验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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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类卦爻辞值得我们注意。它们可能是取象，也可能是记事，但它们又明显表示出歌谣的特征来。如《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等。这些歌谣在《周易》中颇不少见，李镜池认为可达全书的三分之一[162]。傅道彬通过对一卦之内的爻辞“进行自上至下的竖式分析”，又读出一些歌谣，并作有笺注[163]。黄玉顺进一步认为《周易》六十四卦无不含有歌谣[164]。虽然他们对歌谣的具体认读有可商之处，但《周易》爻辞中有不少歌谣是确定无疑的。很多学者认为这些歌谣与《诗经》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比《诗经》更为古老。高亨云：

近儒以为繇借为谣。《尔雅·释乐》：“徒歌谓之谣。”谣，古字作圆。《说文》：“圆，徒歌。从言，肉声。”因筮书之卦爻辞及卜书之兆辞，大抵为简短之韵语，有似歌谣，故谓之谣……考卜筮之繇，古亦谓之“颂”。《周礼·大卜》云：“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郑注“颂，谓繇也。”此卜书兆辞称“颂”之证。又《占人》云：“占人掌占龟，以八簭占八颂，以八卦占簭之八故。”所谓“八颂”，孙诒让谓“颂是筮辞之名”（《周礼正义》），甚是。此筮书卦、爻辞称颂之证。此两者所以称为颂，孙诒让谓“其文皆为韵语，与诗相类，故亦谓之颂”。其说至确。兆辞与筮辞，因其与诗相类而称为颂，以此类推，自是因其与歌相类而称为谣，此亦繇借为谣之旁证也。[165]

高亨认为，所谓卦爻辞本身亦以歌谣得名，则《周易》与古歌谣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那么，为什么在《周易》卦爻辞中会出现这么多歌谣呢？

在巫术思维中，人们相信语言尤其是韵语的神奇魅力，相信它能够诱导鬼神的活动，常在祭祀活动中使用韵语。如《伊耆氏蜡辞》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166]这则咒语就是韵语。《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167]就是说诗歌和音乐是人神沟通并达至和谐的手段，因而具有神性，有占卜的功用。《国语·晋语六》说：“风听胪言于市，辨祅祥于谣。”[168]是说通过歌谣可以判断吉凶，即所谓谣占。谣占的传统在历史上一直延续很久，人们相信童谣、谚谣可以预言重大社会变故。如《国语·郑语》记述了一则流行于周宣王时的童谣：“檿弧箕服，实亡周国。”[169]而这一歌谣预言了褒姒的诞生以及最终亡周的故事。再如《国语·晋语二》记载：

献公问于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对曰：“童谣有之曰：‘丙之晨，龙尾伏辰，袀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火中而旦，其九月十月之交乎？”[170]

晋献公通过童谣择日以灭虢，显示了他对童谣所包含着的神秘预言的信奉。一般说来，谣占的传统来自民间，历史悠久，它在《周易》编纂时期应该十分流行，巫史将其作为一种占卜资料，经过搜集整理而成为《周易》卦爻辞的一部分。

由上分析，我们可以断言，《周易》是由巫卜人员结合多种占卜方式编排而成，在它的卦爻辞中至少包括了象占、谣占、史事和占筮实录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因此，《周易》的卦爻辞显得有些杂乱，甚至有相互抵触之处。《周易》卦爻辞显示出以象征和历史比附为主的多方面综合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