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的起源

文化人类学研究始于欧洲人对非欧洲人的兴趣。

从“未开化”社会的生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研究人类文化的发展与变迁，这就是文化人类学的学科起源。

文化人类学曾被称为“民族学”（ethnology），在日语中，民族学与民俗学（folklore）的发音完全一致，有关这两者的区别问题曾经引发过一场严肃讨论。大多数人认为，民俗学研究的对象多是日本国内，而民族学则是对整个世界范围的研究。

在诸多学科领域均处于中心地位的近代欧洲人，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欧洲以外的诸如亚洲与新大陆地区的神话、宗教和生活习惯。开始于大发现时代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到了19世纪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

在文化人类学发展的初期阶段，受自然科学家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的影响，进化论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例如，为印第安人的土地权利辩护的律师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他通过实地考察印第安社会的婚姻和氏族制度，于1877年发表了著作《古代社会》。他使用“野蛮”“未开化”“文明”等术语区分人类进化的过程，认为在一夫多妻制形成以前，曾经存在过“乱婚”时代。

其后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同样在《物种起源》的影响下，著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文化人类学的创始人泰勒也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主张：在形成宗教之前，先有了泛灵论的观点，之后向多神教发展，最终进化成为一神教。

然而，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文化人类学领域逐渐出现了与进化论观点不同的研究，其中包括“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德裔文化人类学家博厄斯。博厄斯曾在西伯利亚的阿穆尔河到美国的哥伦比亚河之间的北太平洋地区实地调查，他强调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模仿”与“发明”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博厄斯始终坚持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认为文化是平等的，任何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这也成了后世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立场。

此外，传播主义认为，正如日本的稻作文化是经由种子的传播，从东南亚传到日本一样，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交流”与“传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德国的莱奥·佛罗贝纽斯在传播主义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圈”这一概念。

另一方面，英国的詹姆斯·弗雷泽放弃实地调查，采用文献学方法对巫术、仪礼、图腾崇拜（将动物等自然物视为祖先并加以崇拜）等进行了研究，著成《金枝》一书。该著作对后世的文艺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弑王”理论，至今仍被引用于王权论中。

文化人类学的发展

20世纪的文化人类学，在批判与发展“进化”和“传播”理论的过程中展开。田野调查的引入，促进了学科的成型。

1922年是文化人类学发生大变革的一年。出生于波兰的英国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在太平洋的特罗布里恩群岛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之后，于是年出版了《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一书。马林诺夫斯基深入当地生活，使用当地语言与当地居民交流，系统化地收集资料并进行分析，这种研究方法成为后世文化人类学的标准研究方法之一。

该书介绍了特罗布里恩群岛上一种名为“库拉”的礼仪性交换制度，交换的物品是贝壳制成的项链和手镯。马林诺夫斯基之后，大量的文化人类学家都曾以此为题展开研究。

同样是在1922年，英国的另一位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出版了《安达曼岛人》。拉德克利夫-布朗主要研究对个人行为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结构，开创了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

马林诺夫斯基与拉德克利夫-布朗共同创立的英国人类学，又称社会人类学，在之后的爱德华·埃文斯-普里查德等人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普里查德在其著作《亚赞地人的妖术、神谕与巫术》（1937）中，运用语义学的诠释方法，主张所有的社会制度都必须从该社会成员的信仰和价值观角度出发进行解释。

在法国，社会学家爱米尔·杜尔凯姆的外甥兼学生马塞尔·莫斯发表了《论赠予》（1925）。该书探讨赠礼和还礼的交换形式，开创了法国文化人类学的实证主义道路，对结构主义人类学的诞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博厄斯引导下的美国人类学界，逐渐从文化史研究转向了文化与个人的相互关系以及文化的动态性研究。例如，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文化人类学的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文化模式》一书中，继承了博厄斯的文化相对主义。以往的文化人类学家多以原始社会为研究对象，而本尼迪克特于1946年发表的日本文化论著《菊与刀》却选取了日本这一东方文化社会，探讨了情义和忠义等在日本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形态。此外，玛格丽特·米德也曾在多个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文化与人类的相互关系。

在日本文化人类学的发展方面，石田英一郎将大地母神的门类从日本追寻至希腊，著成《桃太郎之母》一书，阐明了“传播”于整个欧亚大陆的文化。之后的山口昌男经过在亚洲和非洲等地的实地调查，在《文化的两义性》等著作中，提出了“中心与边缘”等概念，说明从未开化社会到文化社会中所有领域的结构性状态，对其他学科领域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结构主义人类学的诞生

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运用，使得文化人类学成为20世纪的核心学科。

进入20世纪下半叶，文化人类学与宗教学、民俗学以及现代思想领域相结合，取得了多元化的发展。

其中，尤以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列维-斯特劳斯为之后的现代思想带来了最为深远的影响。

列维-斯特劳斯的早期著作《忧郁的热带》是一部有关其在南非旅行和调查的文学性作品。他在之后出版的《野性的思维》中指出：“未开化社会并不是野蛮或非文化，他们的智慧与文明社会是一种互相渗透、平行发展的关系。”该书既是一部结构主义著作，同时在重新认识未开化社会的思维这一点上，又是一部极富深意的宝贵作品。`

列维-斯特劳斯于1929年出版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讲述了因亲族乱伦禁忌而形成的外婚制。在之后的《今日的图腾主义》和《神话学》等著作中，他皆熟练地运用了数学、语言学和语义学知识阐述制度、宗教以及神话。列维-斯特劳斯被誉为“最伟大的人类学家”，是20世纪学科领域当之无愧的巨匠。

现代文化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记述风格不断丰富，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调查的方法论以及“文化记录”这一根本性工作。

20世纪40年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没有文字的“未开化”社会，深入到了日本和欧洲的农村、渔村的日常家庭生活。到了5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的城市也逐渐成为研究的对象。70年代初，出现了“城市人类学”这一概念。

在写作风格方面，科林·特恩布尔放弃了传统的客观性叙述，运用富有叙述者主观性色彩的写作风格发表了大量的民族志。进入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民族志开始将研究焦点放在具体的个人上。

20世纪70年代，在研究的方法论方面，要求文化人类学研究脱离殖民地主义和军事行动的呼声日渐高涨，人们开始关注研究者的伦理道德问题。出生于巴勒斯坦的美国文学家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1978)一书中指出，正是西方的殖民霸权赋予了西方学者任意歪曲东方社会的权利。萨义德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激起了学界对人类学发展的反思浪潮。

文化人类学门类

文化人类学的学科位置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分类

20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反思“调查者们奔赴不同的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记录成书”是否能代表文化人类学自身的真正意义。1986年，詹姆斯·克利福德等人合著的《写文化》应运而生。

以欧洲人对非欧洲人的兴趣为起点的文化人类学，与医疗、生物科学、全球化、环境等现实问题相结合，实现了学科的不断壮大，取得了新的发展。

入门者须知

田野调查

人类学家长期居住于某一地区，在与当地原住民共同生活的过程中进行系统化的调查研究。以长期观察性的田野调查为主的实证性研究，是文化人类学的一大特征。

马林诺夫斯基于1922年发表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开创了这一文化人类学的标志性方法论。自此以后，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研究成为文化人类学独特的学科传统。

功能主义人类学

创始人是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布朗继承了杜尔凯姆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将社会和文化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研究各个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在整体中的功能。

诸教混合主义（syncretism）

指不同宗教信仰的折中、调和。“syncretism”一词源于希腊语“synkretismos”（克里特岛城市联盟），相传“克里特岛上的人们虽然内部不和，却能够一致对外”，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在“Kretes（克里特）”的基础上，将克里特人的这一现象称为“synkretismos（克里特岛城市联盟）”。

鬼

在中国，鬼指的是人死后的灵魂。然而在日本，关于鬼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例如，在《日本书纪》中，鬼是“吃人的东西”。在镰仓、室町时代的讲经曲《小栗判官》中，鬼则是一种名为“鬼鹿毛”的马。专从京都抢贵族少女吃的“鬼吞童子”，也可以看作是鬼的一种。而关于山鬼的传说，则又与柳田国男的“山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偶像崇拜

偶像指用木头、土或金属塑造的神像。犹太教尤其禁止偶像崇拜，早期的基督教也曾开展过偶像禁止运动（反拜像之争）。

文化传播主义

文化传播主义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认为文化并非是在一个民族内部独立发展形成的，而是由其他地方传播而来的。在文化传播主义出现以前，人类学家们在进化论的影响下，坚信所有民族的文化基本都是以相同的方式形成的。

首次对进化论观点提出质疑的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泰勒运用统计学方法，证明了文化现象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人文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将文化要素分布绘制在地图上，认为文化是随着民族的迁移不断地传播开来的。如今，文化传播已经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分，然而它也并不足以解释文化形成的全部过程。

通过礼仪（initiation）

在一些原始社会和未开化社会，少年少女成年之时，会被要求在一定的时间内通过某种困难的考验，以此作为他们被认可成人的标志。这种考验就称为“通过礼仪”（initiation）。

道化（trickster）

出现于世界各地的神话和民间传说中，擅长使用各种计策和骗术的恶作剧者，既有破坏性的一面，又有创造性的一面，与欧洲的小丑十分相似。

山口昌男的《道化的民俗学》等研究道化的著作出版后，trickster（道化）引起了学界乃至普通大众的兴趣。长久以来，在山口的“中心与边缘”理论中处于边缘地位的道化，对处于中心地位的人类社会起着一种活性化的作用。

《桃太郎之母》

石田英一郎于1956年出版的著作。桃太郎与金太郎等少年英雄为什么没有母亲？怀着这一疑问，石田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发现正如希腊神话中的阿芙洛狄忒与厄洛斯是一对母子一样，桃太郎的背后也潜藏着类似古代地中海地区大地之母的形象。之后，石田又进一步考察了包括“圣母怜子”中怀抱耶稣遗体的圣母玛利亚在内的母子神信仰。

詹姆斯·弗雷泽

1854年生于苏格兰，父亲是一名商人，并且是虔诚的长老会派基督教徒。弗雷泽曾就读于格拉斯哥大学，后在剑桥大学主修民俗学和神话学。弗雷泽于1890年发表的经典著作《金枝》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众多的文学和影视作品都曾从中汲取灵感。据说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也曾读过此书。

夸富宴

在卡尔·马克思提出了“交换”这一概念之后，以莫斯的《论赠予》为代表，关于人类社会的交换、交易、赠予问题成为研究的一大主题。马林诺夫斯基所论述的“库拉”概念，是一种使用贵重装饰品在诸岛间交换流通的形式，具有稳定社交的功能。而莫斯所研究的夸富宴，实则是一种竞争性的交换形式。社群中的赠答竞争越演越烈，最后人们甚至通过挥霍掉自己最贵重的东西来达到更高的夸富目的。

游牧民

游牧与农耕是平行发展的，还是牧农生活并存的团体，一段时间生活在欧亚大陆内部的草原地带，一段时间又迁移至海岸边的农耕地带形成的？对于这些问题，石田英一郎经过一系列细致认真的调查之后，认为是农耕社会的人们携带着羊等家畜迁移至草原地带，逐渐发展形成了游牧民。